当我们想起老师时，我们想到什么？复旦校友忆恩师

我在复旦时有三位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位是本科的老师，高翔教授。我从他身上提炼的一个关键词是“热爱”。他非常地热爱教学工作，也非常地热爱学生。这种热爱是发自肺腑的真挚，他非常关心学生的成长，不管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学术上。

第二位老师是我在硕士一年级时的导师龙英才教授。我硕士阶段读物理化学专业，我从龙老师的身上感受到一种老一辈科研人员对科研的专注。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时龙老师已经60多岁， 仍然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亲自去修一个行将报废的科研设备，尽可能以最小的代价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第三位老师是我的硕士二、三年级时的导师贺鹤勇教授。报考研究生的时候，贺老师是刚刚回国的年轻导师，从他身上我学到的是严谨，当时实验室里面的设备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包括一些玻璃仪器也是到别的实验室回收利用的。在这么简陋的条件下，贺老师一点没有放松对实验设计和实验结果的严格要求。比如当时有一个非常难的实验，需要将丙烷密封在玻璃管中，必须在液氮冷冻的条件下用火焰枪对旋转的玻璃管进行操作。贺老师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直到顺利完成实验。在写论文的阶段，他为学生斟词酌句地审稿，保证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和论文的质量。我后来无论是读博、做博后，还是回到工业界从事科研工作，都一直以贺老师为榜样来要求自己和团队。

随着学术兴趣的不断聚焦，顾卓雅在硕士阶段师从钟扬教授，从事动植物基因组分析和进化研究，并获得了前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交流的机会。博士期间，她继续深耕生物信息学。

导师钟扬教授的影响让她至今难忘。在组会讨论时，他从不吝啬对学生的天马行空想法的鼓励；在那些深夜，他和学生们一边制作数万份植物标本，一边谈笑风生；年复一年，他奔赴西藏收集种子，在极端环境中坚持科研。钟扬教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探索精神的践行者，他的言行传递着对自由探索的鼓励、对科研的坚持、对自然的好奇和心怀天下的情怀。正是这样的精神，激励着她在求学和工作中不断前行。

做毕业论文时，张化选择的主题是关于近代爱国诗人张维屏。在章培恒先生的指导下，她每天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最终将这个诗人的所有作品、所有担任过地方官的府县地方志全部看过，并做成许多卡片。正是复旦这种严谨的学风奠定了她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价值观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丰富了自身的精神内核。

局部解剖课罗宝国老师的敬业精神令蔡明琰至今难忘。解剖教学中，学生面对复杂的人体结构，常常难以辨认，而老师总能准确指出每一处结构，专业扎实得如同“百科全书”。更令她感到动容的是老师因长期从事解剖教学，手指磨损严重，甚至指纹几乎消失。多年后老师到医院就诊，明明医院里的许多医生都是自己的学生，却仍像普通患者一样排队，不愿麻烦任何人。这份专业、谦和与自持，都让她深受感动。

令熊太茂至今深感幸运的是，求学期间，他得到了两位“一级教授”的亲自授课。眼科的郭秉宽教授讲授眼科学总论，流行病学的苏德隆教授将流行病学的实践经验融入理论授课。“苏教授会结合自身的工作经历讲解流行病学思维，他那种‘将学问落到实处’的态度，对我日后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深耕子宫内膜异位症这一“谜一样的疾病”。博士阶段，在导师刘惜时教授与郭松伟教授的引领下，龙琦琦一头扎进这片亟待探索的医学领域。两位导师敏锐洞察到，子宫内膜异位症待解难题众多、研究价值巨大——这一判断，也被后续的医学发展所印证。

谈及职业成长路上的引路人，龙琦琦坦言，张绍芬教授与刘惜时教授对她影响至深。两位性格迥异的前辈，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特质——极致的钻研精神。张绍芬教授在特殊年代里坚守求学初心，一步步成长为硕导、博导，终身保持着对医学知识的热忱与求知欲；刘惜时教授则在妇科手术从开腹向微创转型的关键期，从日本请来教授示范学习。为了练就精湛技艺，她把医院的废弃器械带回家，每日坚持练习100个腹腔镜打结，硬生生将复杂手术的时长从七八个小时，逐步缩短至两小时。前辈们的坚持与精进，深深烙印在龙琦琦心中，成为她日常工作的行为准则。

国际政治专业的课堂非常生动，大师云集。韩玉婷说：“我脑海中能回忆起好多老师，到现在他们还是活跃在复旦的课堂。”最让韩玉婷印象深刻的是蒋昌建老师。蒋昌建老师学生时代曾在1993年的著名辩论赛“狮城舌战”中获得“最佳辩手”的称号，后任教于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当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2003年左右上“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专业课时，蒋老师授课非常生动，甚至有很多外系的同学来旁听。

2012年，周妮放弃基本确定的医院工作，考入西南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硕士一年级学期末，她在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硕博士答辩会上第一次认识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安介生教授，结合个人的背景，对安教授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浓厚兴趣。2015年，她如愿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为安介生教授的博士生。

在复旦的四年，周妮将博士论文方向锁定为“明清湖广苗疆政区与军事地理研究”。她坦言，跨专业背景曾让初期研究充满挑战：“安老师总是鼓励我们保持自己的节奏，不要因为压力而失去对学术的热爱。他每周组织学术讨论，引导我们深入思考，建立问题意识。”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她的学术研究实现了量变到质变，最终完成博士论文，并获得答辩委员会高度评价，在毕业后成功立项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

博士毕业时，周妮原计划返回重庆工作，但安介生教授的“苦口婆心”改变了她的轨迹。“导师认为我跨专业学习七年实为不易，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不从事专业研究有些可惜，可能会留下遗憾，所以自博士预答辩之后一直建议我继续深耕学术。”恰逢云南大学中国边疆学方向招收师资博士后，在导师推荐与家人支持下，她又一次选择放弃已有的工作机会，赴滇发展，继续为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奋斗。

谈到在管院学习的经历，王功学感念师恩，尤其是对包季鸣教授怀有深厚的敬意。他特别提到，包教授的教学不仅局限于理论知识，更启发他深刻思考何谓真正的领导力。商人逐利，但利润、成本等概念是底层和基础的追求，企业家精神和使命感更为重要。如何利用自身的能力带领企业在行业深耕、创造更多的价值并奉献社会，这是包教授一再传达的理念。良师如明月在夜，指引着王功学不断前行。除了包教授，王功学还对钱世政教授、鲍勇剑教授等表示感谢，他们的教导让他在学习过程中受益匪浅。

幸嵘的职业生涯始于骨科医生。他在华西医院完成了硕士学业和短暂工作后，慕名而来到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攻读博士，师从董健教授。

“创业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他说道，“虽然从医生到创业者的跨度很大，但热爱是我最大的驱动力。”他也指明了创业的困难之处——尝试创业者不但需要全面的知识储备，还应具备强大的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于他而言，这一切不仅源于自主学习，更离不开学生时代的磨炼和当医生的经历。复旦求学期间，导师董健教授严谨治学的态度，科研中严格把控细节追求完美的坚持，临床上一切为了病人的奉献精神，都对自己产生了深深的影响……正是这些品质与终身学习的精神，让他不断接近“面面俱到的领导者”，在创业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提起自己的导师，马晶晶语气里透着崇敬。“我的导师是陈波斌教授，他是血液科教授、主任医师。因为对他有一些崇拜，所以我才选择了血液科。他非常有人格魅力，不仅专业很强，而且人也非常和蔼可亲，对我的帮助很大，影响很深远。”聊到这里，马晶晶讲起她亲身经历的故事：那时她刚去急诊实习，遇到陈教授值夜班会诊，看到他行云流水般诊断和鉴别诊断分析思路，一问一答之间就给一位全血细胞减少待查的病人找到了方向，这种能力和定力让她很崇拜，她发现书本中抽象难懂的血液知识在陈教授那里变得十分简单，寥寥几句就能给病人诊断清楚，也及时给病人减少了病痛的折磨。这次经历给马晶晶的印象尤为深刻，也为她决定挑战自己、前往血液科工作奠定了基础。

2015年起，唐珏师从封进教授开启了在复旦的博士生涯。谈及进入封老师门下，他提及了“幸运”二字。在他看来，注重研究对于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的现实启示与政策含义，是复旦经济学院的传统，也是封老师尤为看重的。在导师的言传身教下，唐珏得以培育良好的学术品位、严谨的学术作风和对社会改革的紧密关切。

唐珏在博士期间完成的第一篇论文聚焦社会保险征收机构改革，其灵感源自导师在外开会时遇到的一场争论，论文中记录到“现有研究对于社保部门征收和税务部门征收孰优孰劣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封老师建议他，不妨用数据验证下到底哪一方观点正确，由此有了这篇最终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论文的开端。在与封老师的反复讨论中论文几易其稿，“有一次我记得晚上11点多封老师还在和我讨论怎么修改这篇文章，通过这样的传帮带，我们几位受封老师指导的博士在复旦受到了很好的训练。”

回想起在复旦结识的恩师，王芬芬总是感慨他们扎实的科研功底、严谨的学术态度与深刻的学术理解。王芬芬认为复旦科研培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更注重学术基础和科研精神，而不是仅仅把科研活动与成果作为工具与手段。读博期间，导师苏勇教授始终强调“做负责任的研究，秉持做学问的态度。博士阶段能打磨一两篇高质量论文已属不易”。在某些唯论文数量论的浮躁风气中，这种对学术初心的坚守让她明晰了科研的本质——与其追逐短期成果，不如深耕学术基础与科研精神。

本科毕业后，傅琴琴选择继续深造，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硕士。在这里，她遇到了对其人生产生深远影响的导师——陈治东教授。陈老师是国际经济法领域的权威学者，严谨低调，著述颇丰。“陈老师的为人、治学的态度，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她回忆道，导师不仅在学术上的引领，更在做人的品质和世界观给与很大启发。这份深厚的师门情谊，成为她复旦记忆中最为感恩的部分。

马自立认为管院培养学生看待问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的，这样有利于开阔学生的眼界。他以副院长李若山教授为例，李若山是中国第一位审计学博士，担任当时审计课程的教学。在课堂上，有学生表示身为大三的学生却不会看支票，李教授言道：“看支票这种你们一分钟就能学会的东西不是你们要学的，你们要学习的是如何利用你们的会计知识，在更高维度上去指导企业的运行管理战略以及风险的控制，甚至是去站在行业的角度去管理。”马自立从中学到，只有不断地突破自己在某个领域当中的认知思维的边界，才可能不那么轻易地遇到“天花板”，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年龄段，都可以更上一层楼。

我的导师陈尚君老师常提及“格局”一词，后来这个词在网上流行起来，还出了“格局打开”的表情包。但早在这之前，陈老师就反复强调，做学术要有格局。同样是发表一篇文章，有的只能解决一个点的问题，有的则能关联同类问题，连成一条线，甚至能解决一个面的问题。陈老师认为我们不能局限于解决点的问题，这对我触动很大。本科时自己的学习比较基础，解决一些基础问题、有点小发现，发表了文章就容易自我满足。但从事研究工作，得清楚自己做的是点、线还是面的工作。

进入哲学学院之后，张敏琪最开心的事情就是选到了他心仪的导师王德峰教授，并在之后成为了他的最后一个博士。王德峰老师不仅仅教给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阳明心学这些哲学理论，还带给他生活上的关怀与指导。

张敏琪回忆说，当初王德峰老师每周都会带学生们到办公室里聊天，在聊天中谈哲学问题、谈为人处世、谈生命情感，临近饭点了还会请学生一起吃饭，每一次聊天他都能获得很多启发。如今，张敏琪已是硕士生导师，同样坚持每周和他的硕士生们见面，鼓励学生说出最近正在思考的问题，以聊天的方式探讨哲学理论、互相启发智慧。

张加硕士阶段深耕医学免疫学领域，博士期间主攻新型药物靶点的鉴定与新药筛选，获张颖教授、张文宏教授、饶子和院士等三位教授联合指导。现就职于某头部生物医药创新企业，聚焦抗体偶联药物创新药临床研发。

张加始终感念于复旦这片土壤给予的自由探索空间与优质学术资源加持，三位业界知名导师的言传身教，为其学术之路点亮了明灯。导师“做科研，慢就是快”的箴言，在张加后续的科研与工作中反复得到印证——摒弃浮躁、脚踏实地，反而能避开急功近利带来的弯路，这也成为张加日后探索未知领域时时常提醒自己的座右铭。导师倡导的“青年医生应该避免过度内卷、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里做出差异化的成绩，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一片蓝海”理念，更在张加心中埋下了跨界探索新赛道的种子。

我的导师张青教授在我学习和工作中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令人受益终身；张教授对企业创新创业和项目管理的独到见解和扎实研究，指引了我后来的研究和工作的方向。还有当时讲授《高级微观经济学》的姚志勇教授，讲课深入浅出，令人如沐春风，他在结课时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忆忧新：“Be sensitive，be tough.”意思是，做研究和做人不仅要敏锐感知，同时要意志坚韧、内心强大。人可以敏感但不能脆弱，要感知世界，同时也要稳住自己的内核。这句话一直启发着我更好地提升自己、拥抱变化。

谈到本科期间的学习体验，刘子潇首先提及的就是通识教育课程。其中，朱维铮老师领衔开设的《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不仅是因为课程内容使他得以体会历史学的魅力，更是因为朱维铮老师的风骨和学术热忱感染了他——这堂课的最后一次课，是朱老师生前最后一次讲课，他走上讲台的步伐已经有些颤颤巍巍，却坚持要履行“最后一次一定亲自讲”的承诺，传递自己的学术精神。这堂课，也可以说是刘子潇的历史学术启蒙课，促成了他后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兴趣。

谈及在复旦的求学经历，张冬冬首先想起了钟扬教授。“我当时学习他的生物信息学课程，他的讲课风格极具特色。一页PPT可能只有一行字、一个公式或一张图片，但每页都能讲上一个小时，听起来像在听故事。”知识本身只是钟扬教授课程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结合自身经历与科研经验，将每个公式、要点的来源与应用深入浅出地剖析，让学生在故事般的讲授中掌握知识。时至今日，斯人已逝，但钟扬教授的渊博学识与大师风范仍历历在目。

我觉得有几位老师的课程对我启发极大，也是我学术自信的重要来源。首先，陈明明老师的《中国社会政治分析》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瞬间激发了我对学术的浓厚兴趣。在学习过程中，我对近现代中国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并且学会了从政治学的独特视角去思考问题。

其次，唐世平老师的课程对我的影响同样重大。那门课程的学习压力非常大，每周都需要阅读100多页的英文论文，而且每节课大家都会围绕本周阅读的核心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为了能够在课堂上跟上节奏，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阅读和思考这些问题。这种高强度的学习模式，就像一场艰苦的修行，不仅显著提升了我的阅读能力和思辨能力，更锤炼了我的研究能力。

第三，我的硕士导师何俊志老师，堪称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还记得研究生第一年刚入学的时候，他不仅耐心地告诉我什么样的研究才算是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还指导我学习翻译英文学术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也为自己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郭定平老师的知遇之恩。当时在直博申请导师的时候，是郭老师选择了我，给予我悉心的指导，让我能够在学术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郭老师不仅在学术上给予我莫大的支持和帮助，在生活中也给予了我诸多关怀和鼓励，让我在漫长的求学过程中始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状态。

胡玮彬对申小龙老师开设的《语言与文化》这门课印象非常深刻，“申老师专门讲各种各样的语言现象，分析各种各样好玩的方言。”了解语言的不同解读方式，能提供看语言的新视角。“然后你会发现你汉语通了，外语也通了。”

杨琰云教授《动物学实验》是李中瀚大学期间印象最为深刻的课程：“解剖时我的蚯蚓标本总比同学瘦小，因此解剖过程很不顺利，课堂要求观察的器官根本看不到。后来才发现同学们的蚯蚓都是从市场购买，而我的则是在校园草地自己动手挖的。杨老师始终引导我们关注过程而非结果，也认同野外环境中的蚯蚓发育可能与人工饲养有所区别，实验课成绩仍然给了我A。当然，这种科学精神的启蒙远胜成绩本身。”

《理想国》导读课是江威职业生涯规划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该课程由丁耘教授主讲，江威曾作为助教参与其中，深刻体会到了如何设计一门有深度的课程。丁教授的教学大纲严谨且富有逻辑，不仅详细讲解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还与中世纪和近代的政治哲学进行了对比。这种跨时空的哲学对比，不仅加深了江威对课程设计的理解，还使他学会了如何精心挑选教材、设计课程内容，并通过教学激发学生的思考。

大三的时候，学院开始安排很多老教授来给本科生上课，马骉觉得这对自己的影响非常深远，那个年代的老教授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风度翩翩的气质，对学术也都有极其严谨的追求。比如当时给本科生上遗传学的中国著名遗传学家赵寿元教授，每节课都准备得非常充分，至今马骉还记得上课后那种沉甸甸的收获感。

2013年4月，当得知自己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晔教授的博士时，已经被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博士项目录取的周睿鸣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旦。而《新闻传播经典著作选读》这门必修课让他刚一入校就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魔鬼训练”。

“我本科是工学出身，不是读新闻传播的，连人文社科都不沾边……学科知识基础无从谈起。”周睿鸣就这样开启了由黄旦、殷晓蓉、李良荣、孙玮、陆晔、吕新雨这六位老师组成的“梦之队”开展的理论研读课学习：一学年两个学期，分六个专题进行；老师带读文献、组织讨论，每周大几百页的论文和书目章节让他喘不过气。“偷奸耍滑怕露怯，不敢不读，万一上课点我的名我却没话说，那就惨了。这还不算完，每个专题结束还要考试。”对此前理论储备几乎为零的周睿鸣来说，这个艰巨挑战带来的压力无疑是沉重的。然而，正是这场高强度的“魔鬼训练”让他得以在短期内完成知识的快速积累，为他在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进阶打开了宽广的理论视野。

彼时，大家都争相选一位有“哲学小王子”之称的老师的课。然而，王益爽错过了抢课时间，只选上了陈果老师的课——那是陈果老师第一年开课。无可奈何之下，王益爽来到了陈果老师的课堂，却发现这是一场意外之喜。王益爽回忆道，陈果老师不仅气质出众，而且讲课内容非常有趣。令一直在应试教育体系中成长的王益爽大开眼界。

回望在复旦上海医学院攻读硕博的时光，张缘园感触最深的是导师汤其群教授身上那种“纯粹的科学精神”。她回忆起汤老师在生物医学研究院开设的课程，将信号分子的逻辑链条从点到线再到面，梳理得严谨清晰、深入透彻。“这种从一个点到线到面的思维逻辑，是复旦赋予我们最宝贵的科研底色”，张缘园如是说。她坦言自己性格中思维发散的成分较多，而专注与深入的能力恰是在汤老师身上学到的。

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攻读博士期间，导师孙惠川教授兼顾临床与科研的高效思维模式与超人般的能量以及为人谦逊和宽容的气度，也深深地感染着她，指引着前进的方向。中山医院肝癌研究所虽属外科学方向，却极其注重基础研究，为她日后进入药企研发岗奠定了扎实的科学功底。

谈及印象深刻的课程与老师，薛麟特别提到了孔爱国教授的国际经济选修课。孔老师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将复杂的经济决策过程通过生动的案例进行剖析，让薛麟深刻领悟到了“推导”的重要性。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帮助他在学业上取得进步，更在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每当面临决策时，薛麟都会习惯性地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推演，确保决策的全面性与前瞻性。

丰富的课程让陈秀宗在金融和管理领域打开了新视野。其中，华民教授的课程让他印象深刻，他以“醍醐灌顶”描述自己的感受。“在四天的课中，每一刻我都全神贯注。我仿佛走进了新世界，有了更多看世界的不同维度。现在两年多过去了，我依然记忆犹新。”陈秀宗说。

印象最深的是史地所的杨煜达老师的历史气候变迁研究。我在到复旦之前，是一个比较害羞、胆怯的人。杨老师的课堂上需要做很多presentation，每周都是两个同学搭档。因为复旦很多课都包含presentation，最多的一个月里我分到了三次，压力太大就生病了，眼睛长了很严重的麦粒肿，左眼根本睁不开，还不受控制地流眼泪。但那门课收获最大，不仅是杨老师的逻辑思维很清晰，让人敬佩，而且我也不怕呈现自己的思考了。最后，这门课我还拿到了我博士阶段最好的课程成绩，很难忘。

张汝伦老师的讲座在不经意间解答了叶菁文多年的困惑。大家常说“人生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这句话的前提假设是“人生是短跑”。当用马拉松的视角去看待人生，对起跑线的焦虑便不再必要。

在复旦，赵海龙遇到了许多优秀的老师。导师李晓杰先生开设的“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方法”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门课主要围绕周振鹤先生的《西汉政区地理》展开，点拨引导学生自己去阅读材料、绘制地图、讲解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赵海龙逐渐明白了政区地理与沿革地理的不同，政区地理不仅关注纵向和横向的变化，更注重这些变化之间的交叉联系。“这就好比把原本一条条单独的线，编织成了一张完整的网络。”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马孟龙老师，开设“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课程。虽然名为“制度史”，但内容主要围绕秦汉政区展开。这门课系统梳理了秦汉政区地理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当时国内这方面非常前沿的课程。马老师特别强调论文的写作方法，如何分段、如何解析，乃至解剖一篇论文，这些内容对赵海龙影响很大，也为他日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支撑。

在复旦的求学经历中，季宇印象最深刻的是陈周旺老师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课程。这门课难度极高，不仅要求学生阅读大量经典著作，还需要撰写汇报并进行课堂展示。季宇回忆，由于本科基础不够扎实，他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为了更好地完成课程任务，他曾向一位师兄借阅笔记。有一次，陈周旺老师在课堂上指出他的汇报内容似曾相识，季宇后来“坦白”了自己使用师兄笔记的事实。这一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学术诚信的重要性，也让他更加珍惜在复旦的学习机会。季宇表示，这些经历不仅奠定了他扎实的学术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复旦的求学经历对王伟来说不仅是学术上的提升，更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职读博期间，他面临着夫妻分居、女儿患病等多重压力，但在复旦师生的帮助下，他最终顺利完成了学业，成为少数在职博士生中拿到双证的一员。

谈到自己的求学之路，王伟始终怀着感恩的心。王伟的女儿出生时脸上有大面积的红胎记，需要频繁前往北京治疗，而这段需要常常两地奔波的经历正发生在他读博期间，使得他不得不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兼顾来自工作与学习的压力。然而，正是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他得到了许多来自复旦师生的无私帮助，最让人感动的是邱柏生教授，邱教授在听说了王伟的难处之后，不仅帮助他为女儿联系了专家，还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来，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装着2000元现金，说这是他的一点心意。每当回忆起当时的场景，王伟都不禁潸然泪下。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后的致谢环节，他说道：“我不是一个好学生，但我很有幸在复旦遇见了很多好老师。”随后便把这个故事讲了出来，在场师生无不感动，甚至包括学院主要领导在内都落了泪。

记得在2014年，文史研究院有一个暑期学术项目，要翻译并补充日本学者做的一套关于中国古代文化遗迹的图录，这套图册叫《中国文化史迹》，后来因为中国有出版社想要重新出版这套书，想将书中照片显示的历史文物古迹和现在的保存情况进行对比，我们就在李星明民等老师的带领下走了好几个省份，拍摄历史古迹的照片。有一次是在河南巩义的石窟，因为有照片反映了藻井就是佛教石窟里面顶部的一些图像，李老师十分敬业，直接就躺在地上，把相机仰起来拍。还有一次，在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李老师穿的短裤有一个线头一直在摩擦皮肤，但是李老师一直忙着拍摄，没有理会，等到晚上回宾馆的时候才发现腿部已经被磨烂了。这让我感受到文史研究院老师们的敬业，特别是他们始终强调的，作为复旦的学者，要去追求一流的学问，对我的触动是最大的。

在复旦的日子里，我遇到了许多令我敬佩的老师。比如上激光课时，周怀教授讲解飞秒激光脉冲空间整形这些复杂的内容，总能深入浅出，把深奥问题讲得通俗易懂。只有对知识理解深刻、专业素养过硬，才能将复杂知识清晰地传授给他人。再比如我的辅导员戴仲平老师，每年的冬至，戴老师都会和大家一起包饺子，这个活动成了我们系的传统。虽然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戴老师就像家长一样关心着每一位同学，让大家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还有我的导师张东芝教授，2019年我毕业前，光学楼电力检修，为了不影响我毕业，“五一”期间张教授一大早便到光华楼学生广场帮我修改审稿意见回复函。我睡醒看到消息时，他早就发来了修改内容，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负责。

我的研究生导师黄小雄老师，经常让我们去他的茶室喝茶，平等地和学生们聊天，没有一点架子。当时很多人不看好新媒体的运作模式，但是导师给我们做了很多分析，也鼓励大家去尝试。我接触到的复旦老师思维都比较开放，他们对于未来趋势也都有很深的见解。还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洪兵老师，他会喊大家一起在大学路的小馆子聊天，聊的话题很宽泛，对很多话题都可以自由讨论。我记得有一年恰逢跨年，大家坐等《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出来，然后聊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谈到大学生活时，王为热情地分享了许多记忆：“当时物理学系的规模在复旦是数一数二的，很多体育赛事我们都是非常活跃并且名列前茅。”他提到了他的同学周磊和辅导员金晓峰老师，他们对于足球的热爱感染了许多物理学系的同学们，大家在知识的海洋中上下求索，在青春的汗水中共同成长。

安振华老师的微纳加工技术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甚至可以说让我受益至今。对于我来说，这门课程不仅仅帮助我掌握了一门仪器操作技术，更是在操作过程中给我一种做自然界主人翁的感觉，大大提升了我做科研的自信。而田传山老师风度翩翩，在讲课的时候常常一手拿着咖啡杯，一手挥毫自如，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做科研是非常苦”的这样一种认识，让我觉得，做科研也是可以非常自如优雅的。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马丽娟有幸成为王德峰老师的学生。马丽娟回忆起与导师的第一次见面，王老师的话“以后图书馆就是你的家”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马丽娟描述，王老师是一位十分关心学生但不强求的导师，他鼓励学生主动请教，若学生有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讲解，甚至会不厌其烦地讲解几个小时。马丽娟特别提到王老师的授课魅力，他的课程总是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许多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深受吸引、前来听讲，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甚至教室过道、窗外走廊都挤满了听课的同学。广泛的听众和深刻的内容给马丽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复旦大学的许多老师都是行业内的“大佬”，他们的勤奋好学给宓淑贤留下了深刻印象。宓淑贤的导师纳日碧力戈教授，即便在自己的领域内已经很成功，仍不断学习和创新，并乐于分享知识。导师也给予了宓淑贤学术上的自由和生活上的关怀，“即使我在研究方向上有所转变，他也没有强加自己的意愿，而是积极鼓励我追随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在生活中、找工作时，导师同样给予关心和支持。

吴菲老师作为一位班主任兼行政工作教师，更是以她的热情和责任感成为宓淑贤和同学们心中的小太阳。她不仅在学术上给予学生指导，还通过组织班级活动等方式，帮助学生缓解读博期间的压力和焦虑。比如大家一起聊天、吃蛋糕等。此外，吴老师对学生非常有爱心和耐心，甚至会在学生过生日时带领大家唱歌祝福，并且通过自己的行动传递积极能量，让班级充满了关爱与凝聚力。宓淑贤感慨道：“吴菲老师还会将自己的投稿经验、被拒稿后又成功发表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学生，提供实用的干货指导。”

姜建国的研究领域颇为“跨界”——既有明清云贵驿道路线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的严谨考论，也有同光年间西北回民起义期间蒙古交通运输的宏观分析，还有明清苏州运河水运工程的细致考证。正是这种思路，让他写出《同光西北回民起义期间蒙古交通运输作用探析》一文。他坦言，这篇文章花了很大功夫，但在一次会议上，可读性受到质疑。“当时有位从复旦过去的姚大力老师，他说这是一篇好文章。”时隔多年，姜建国依然记得那份肯定带来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