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著名政治学家王邦佐教授! “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是他一生的行事准则

2021-08-24|逝者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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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政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邦佐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8月24日上午8时1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87岁。遵照王老师遗嘱,遗体捐献,丧事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


复旦校友们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纷纷在微信群、朋友圈表示哀悼:“王老师一路走好”“师恩难忘永铭于心”。


王邦佐:“我是一个比较努力的教书匠


1934年,王邦佐出生于湖北汉阳县,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学术事业百废待兴,邓小平同志号召中国政治学“赶快补课”,这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王邦佐便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王邦佐担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与孙关宏、曹沛霖等人一起,开始了“补课”工作。1980年,他们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成立了政治学教研室,次年,复旦大学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这是“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招收的第一届政治学本科生。此后,又逐步招收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当时最为急缺的就是政治学研究的专门人才。1981年,张友渔会长主持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会议,讨论“如何解决并落实人才培养”问题。与会者认为,当务之急是开办政治学讲习班,为政治学“补课”培养专门人才。这一重担由谁来挑呢?王邦佐在会上说,“要不然我们来试试看。”


“相比其他地区来说,上海的条件比较好。”王邦佐回忆当时的情形说,综合考虑上海的师资力量、学术基础等各方面条件,最终决定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委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


1982年,在王邦佐的主动请缨下,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举办了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为22个省市培养了60多名学术骨干。这一次的讲习班,被学术界戏称为“新中国政治学的黄埔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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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合影,第一排左二为王邦佐

图源:澎湃新闻


因荒废多年、基础薄弱,政治学“补课”工作几乎从零开始。王邦佐和同事们花费很大力气制定教学计划,拟定教学大纲,着手编写教材。“我们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在编写教材、工具书的过程中,自己也在逐步提高。”王邦佐感慨地说,当时编写教材需要参考的资料涉及古今中外,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关,不仅要请外语教研室的老师提供帮助,还向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请教,为此他们专门去几位老先生家里“拜师”学习。


在教授“政治学概论”课程的基础上,王邦佐与皮纯协、孙关宏等于1983年编著出版了《政治学教程》一书。此后,他又与其他学者合作编撰了《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学》等教材和工具书。其中,《政治学概要》于199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材,并被全国十多所高等院校和省市级党校选为教材,多次再版。


“学术进步应当是社会性的,学术需要延续、需要发展。”为了更好更快地完成政治学的“补课”任务,王邦佐十分注重年轻学者的培养与提携,对年轻人既严格要求又关心爱护。同时,他非常喜欢和年轻人交流,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和新知。王邦佐甘为人梯的佳话在学界广为流传,他听闻后则谦虚地表示,“年轻人的成功就是对老师的回报,高徒出名师比名师出高徒来得更贴切些。”


在王邦佐看来,教师和研究者的角色契合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能教育自己,“可以说,我是一个比较努力的教书匠”。


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中,王邦佐可谓成绩斐然。他不仅讲授过“政治学概论”、“国际政治概论”、“比较政治学”、“政治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还组织编写了《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学》等政治学教科书,并撰写、主编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150余篇,可谓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学术之外,王邦佐还是一名教育家,曾任国际政治系主任、校长办公室主任。1986年调任上海师范大学,担任校长近十年之久。


王邦佐:“实事求是,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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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谈及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王邦佐说:我从农村走出来读书,靠着不断积累、不断摸索,取得了一些成就,这些都离不开很多老同志的帮助和启发。


比如苏步青跟我说,“名师出高徒”是不对的,真正是“高徒出名师”。我们做老师的,最后对我们的评价,其实都看我们能教出怎样的学生。


谢希德校长对我的影响也很深,我很尊重她。我去上师大当校长前,在复旦当校长办公室主任,有一天我找到她,说,我要走了,你能不能给我留几句话,给我些建议。她说可以啊,你不是经常讲实事求是吗。我说对啊,她说我再送你四个字,“留有余地”。比如一个学生犯了错误,考试作弊了,你是一棍子打死呢,还是留有余地,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后来我在上师大当校长,有学生作弊被发现了,我就让他们写深刻的检讨,放在我这里,之后如果表现好的话,我就撕掉,要是表现不好,毕业的时候就留在档案里。


老一辈的人处理问题的水平也很让我佩服。当时在复旦大学校门的左边,有一个留学生楼,留学生楼外面有个草地。很多外国女学生穿的很少,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草地对面还有个理发店,就有很多中国学生跑到理发店里,东张西望。我就跟谢希德校长汇报,说影响很不好,建议不要再让留学生去那里晒太阳了。我以为她会支持我,结果没想到她说这有什么,国外这样的人多得很啊,她们喜欢晒太阳,就晒吧。结果过些天她让人在留学生楼边上放了一排躺椅,留学生就去那里晒太阳了。那边是留学生楼,我们的学生过不去,也看不着了。有很多这样很小的事情,你如果动脑筋去领悟,就会收获很多。


一个学校,要形成自己的学派、风格。过去说要成立复旦学派,别人笑话,事实上现在已经在在成气候了。但复旦和北大比,北大始终是领头羊,我当时就说,不要老说超过北大这些口号。我在上师大的时候也是,别人说要赶超华师大。我说怎么赶得上?怎么超得过呢,人家那么多专业,那么多经费。但我们有个口号,单项冠军越多越好。现在事实证明,上师大很多很有影响力的学科,比如苏志良老师的慰安妇研究,都是当时酝酿出来的。这就是实事求是,发挥自己的优势。


实事求是,留有余地。我一生中碰到事情太多了,表扬一个人就好得不得了,批评一个人就坏得不行。我在上师大当校长的时候,我们的毕业生、实习生在中学里实习的,带着耳环、金手链、金手镯,金光四射,后来有人就写信到教育局说上师大的学生不注意仪表,上课的时候穿得富丽堂皇,影响不好。这个意见我们当然可以接受,但后来了解到这个孩子是少数民族,这些打扮不是真的金首饰。我们就特别做了说明,上报到教育局,也做了这个学生的工作,误解就这么解除了。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但也要留有余地。

深切

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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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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