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届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刘帼超：把学问做细，把讲台站稳
2024级中文系本科生谌弘毅（组长），2024级高等教育研究所硕士生徐春
刘帼超，2013-2019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硕博连读），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曾获国家留学基金委“高水平大学建设项目”资助，公派日本大阪大学联合培养。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员。研究领域为唐宋文学及文献、日本汉文学。在《文艺理论研究》《中华文史论丛》《江海学刊》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近日，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附近的“木及咖啡”访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2013级硕博校友刘帼超学姐。这位圆梦复旦的硕博连读生，曾有日本留学经历，曾为论文与项目考核奔忙；如今，她成为了站稳讲台的高校教师，深耕唐宋文学与东亚汉文学研究。这条看似顺流而下的学术轨迹，并非一份按部就班的履历所能概括。在访谈中，这位校友铭记着导师王水照先生对学生“出版成果、站稳讲台”的期望，分享了她对文献研究与问题意识、硕博连读的利弊、AI时代人文学生的生存等问题的看法。刘帼超校友认为，青年学子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里不必苛求完美，应当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并在变化中不断调整。
一、专业选择与求学道路
采访者：您最初为什么选择中文专业？后来又为什么决定继续读博？
刘帼超：从小学阶段开始，我的语文成绩就比较好，也比较擅长写文章，这是我选择中文专业的一个原因。高考时其实也有一点遗憾。我是山东考生，大家也知道山东高考的竞争比较激烈，当时的分数肯定是不够上复旦的，但我又比较向往上海，所以最后选择了华东师范大学。到了华师大以后，我才真正感受到中文系的写作氛围和文化氛围。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华师大中文系就是国内中文研究和文学创作的重要阵地。系里的老师无论在专业水平还是人格魅力方面都非常突出，对学生的引导也很好。
至于为什么继续读博士，当时并没有进行特别复杂的规划，更多觉得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硬要概括，大概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觉得中文系的学习很有意思，愿意继续往下读；如果未来想进入高校，博士学位也是必要条件。第二，在阅读、研究和写论文的过程中，我谈不上始终充满强烈兴趣，但逐渐找到了比较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再加上复旦一直是我心目中向往的学校，所以后来选择到复旦继续学习。
二、复旦求学记忆与师友影响
采访者：在复旦中文系硕博连读期间，哪些课程、老师、学术活动或同学对您的影响最深？有没有特别难忘的记忆？
刘帼超：我读书的时候，大家相对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也没有现在这么“卷”。同学们普遍比较朝气蓬勃、自信。学校里不仅有很多学术活动，也有丰富的文艺活动、音乐会等。老师们在课堂内外对学生的引导，往往不是要求大家只从现实利益出发，而是不断提醒我们把眼光放长远，树立更大的志向和更高的追求。同学之间也更多是一种良性竞争的关系，这是我对当时复旦整体氛围的印象。
如果说具体的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导师王水照先生。当时王先生已经八十岁左右，除非身体出现比较特殊的情况，否则仍然非常坚持给我们上课。王先生给我的感受是，他不会给学生设置很多僵化的框架，也不会要求学生去完成特别功利性的目标。只要你的想法合理，他就会鼓励你认真做下去。
临近毕业、论文答辩前的最后一次课上，王先生对我们说，他有两个心愿：一个是希望我们尽快出版自己的成果，另一个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讲台站稳。直到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会有些激动。这是复旦求学经历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之一。
同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无论是室友还是同专业同学，大家都有比较明确的目标，也有各自的特长。我们那一届从顶尖中文系毕业，职业选择相对较宽，有人从事影视与人文传播，有人做编辑、组织管理，也有人选择自由职业，并不只是“考研、考公或当老师”这些刻板路径。大家在各自领域都很闪光。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复旦带给我的感受，我会说是“包容”。只要你的选择是正向的、合理的，学校通常会尊重这种不同，并为你提供支持。
三、日本访学：生活独立与学术训练
采访者：在日本大阪大学联合培养的经历，对您的生活和学术研究产生了哪些影响？
刘帼超：我觉得最大的影响之一，是让我重新认识到中国大学对学生的照顾其实非常充分。短期参加一个月左右的夏令营，可能还不容易感受到差异；但如果在海外生活三个月、半年，甚至一个学年，这种差异就会变得很明显。
在国内，我们可能会抱怨食堂不够好吃、住宿不够顺心，或者觉得设施和服务没有达到预期，但作为学生，整体上还是受到学校照顾的。哪怕是大年初一，食堂里往往也会有窗口为你开放。日本的国立大学实行法人化管理，很多服务更接近机构或公司的运行方式。但逢休假，相关人员也会安排休息，食堂和服务设施就会关闭。
因此，在国外生活确实更依赖自己。我的自理能力有了很大提升，比如学会做饭、自己租房。生活上的这些事情，会非常直接地训练一个人的独立性。
学术方面，日本学界给我最深的印象是“细”。他们会把材料处理得非常细致，也非常强调传统的文献训练。中国文学在日本毕竟不是本国文学，学习和研究这一领域的学生数量相对较少，但教授们仍然非常坚持原有的学术规范。比如面对一首古诗，我们可能较快地寻找一个适合切入的角度，直接写鉴赏或论文；他们更强调先把这首诗涉及的字词、典故、版本、作者背景等问题全部弄清楚，在扎实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再提出观点。双方关注点和学术追求不完全一样。总体而言，我感到他们的研究非常细致，功利性也相对弱。
当然，这也与中国文学在两个国家所处的位置不同有关。在日本，中国文学目前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客观情况，因为它毕竟不是日本的本国文学，尽管两国文化之间有非常深的历史联系。
采访者：语言学习方面，您有什么体会或建议？
刘帼超：语言关真正过去以后，查资料、阅读文献就不会成为太大问题。困难在于，语言学习如果只靠断断续续地进行，很容易被期中、期末和其他任务打断。我自己也尝试过零散地学习，但效果有限。
如果确实想学好，我更建议安排系统的课程，或者给自己报名一个考试，用明确的时间节点形成约束。考试费用不便宜，但报名以后往往会更有动力，也能逼着自己把学习持续下去。
四、硕博连读培养机制的优势与挑战
采访者：您的复旦求学经历是硕博连读。与普通的学术型硕士再读博士相比，这种培养机制有什么不同？会遇到哪些困难？
刘帼超：对学生来说，比较明显的不同是，从研究生二年级开始就要参加相应的考核和面试。相较于外校考生，本校学生通常有一定优势，因为导师和其他老师对学生的基本情况、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已经比较熟悉。
我们当时大体是“2+3”的五年制安排，看起来可以节省时间，但我认为最大的弊端是没有完整经历硕士学位论文的训练。本科论文在很多情况下还属于相对自由发挥的状态。我们那时本科论文通常从一万五千字左右起步；而博士论文可能要达到十五万字左右。从两三万字一下跨到十几万字，这绝不只是字数增长的问题，而是能否建立一个完整框架、形成整体思考的问题。
如果写过硕士论文，至少会经历五至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写作训练，也会完整体验如何搭建框架、组织材料、推进论证。写三篇小论文，并不意味着自然就会写一篇大论文。大论文需要考虑怎样统合材料、怎样形成大框架、怎样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与单篇论文的写作方式很不一样。
因此，从普通本科论文跨越到博士论文，对硕博连读学生而言是很大的挑战。现在我自己也带学生。如果让我推荐，我不会特别积极地建议所有人都选择硕博连读，因为这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投入时间更多，培养过程更像一次性完成，如果中途无法顺利走出来，学位衔接也可能比较被动。
所以正常经历本科、硕士再到博士的逐级训练，我认为仍然是有价值、也有必要的。不能仅凭本科阶段写过一篇两三万字的论文，就预判自己一定能够完成十五万字左右的博士论文，中间存在明显的能力台阶。
五、从学生到高校教师：身份转换与压力应对
采访者：博士毕业以后，您从学生转变为高校教师。这个身份转换经历了怎样的适应过程？
刘帼超：博士毕业以后，我经历了博士后和高校教学阶段。博士后阶段的压力比较明确：在两年之内，对C刊论文以及申报项目的等级和数量都有要求。我是2019年前后进入这一阶段，2020年又遇到疫情，工作节奏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
要说怎样实现完全平衡，我觉得很难。很多时候只能先达到岗位所要求的条件。网上常有人总结各种“平衡策略”，但在压力最集中的阶段，现实选择往往就是尽量挤出自己的空余时间，把必须完成的任务先完成。
刚开始任教时，一两年、四个学期里，我几乎每个学期都要准备新课。既要备课，又要写论文、申报项目，压力确实很大。疫情期间改为线上教学，客观上节省了一部分时间。我们的本科生课程要到奉贤校区上，线下上三个小时的课，往返路程还要花不少时间；线上教学至少减少了通勤成本。
从学生变成教师，最难的一点其实是思维和身份的转换。最开始仍然会保留学生阶段的习惯。但我后来觉得，不必过于刻意地把两个阶段完全切断，因为你从事的研究、阅读和写作，与读书时所做的事情仍然存在连续性。把当下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好，身份会慢慢完成转变，不需要不断强调“我现在已经是老师了”，也不必强迫自己迅速变成另一种人。
六、唐宋文学、文献与东亚汉文学研究
采访者：您长期从事唐宋文学及文献、东亚汉文学研究。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当前值得关注的学术问题？
刘帼超：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不一定能够从成果数量、出版情况或新材料运用程度等方面做出全面概括。就我接触较多的域外汉文学领域而言，它可以说是上海师范大学相关研究的特色之一。重大项目和学术团队的推进，会吸引更多研究者关注，也会带来新的鼓励和思路。
但我觉得当前有一个值得警惕的倾向：过度依赖“新材料”。好像只有发现新材料，才会有新文章、新观点。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各类汉籍数据库不断扩大，过去只有少数人能够接触到的文献，现在越来越容易被所有研究者看到。材料开放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大家都只追逐同一批新材料，也可能导致论题重复、观点趋同，甚至出现成果碰撞等问题。
我更认同的思路，是把文献材料与真正的文学问题结合起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仍然是比较常见的材料，关键在于如何进行更深的解读，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挖掘前人尚未充分注意的角度。说起来似乎很普通，但核心就是把问题做得更细致、更深入。
无论研究唐宋文学还是东亚汉文学，这套基本方法都是相通的：不是为了材料而材料，而是要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形成问题意识和解释能力。
七、生成式AI对文科研究与教师职业的影响
采访者：生成式AI快速发展，您认为它会怎样影响中文、教育等专业的就业和职业发展？
刘帼超：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不只是中文专业，基本所有文科专业同样会受到影响。AI现在可以把一件事情及其相关信息迅速组织起来，生成叙述性、说明性的文本。它未必能做到一百分，但很可能达到八九十分。过去，一个人如果不投入相当多的精力，未必能完成这样的文本；现在AI可以比较快地做到。
这会带来一个现实问题：有了AI以后，社会可能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去完成大量常规、重复性的文字生产。但这并不等于中文专业不再需要，也不意味着人会被完全替代。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更早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和未来发展方向。你们这一代可能比我们当时更早面临判断和选择。过去很多人可以顺其自然地往下读，对职业目标没有那么强的紧迫感；现在环境变化更快，仅靠一套通用能力，可能不够。每个人都要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以论文写作为例，可以把材料交给AI，请它帮助整理、概括，甚至提出若干方向。但它往往只能形成比较全面、普泛化的观点，很难完全贴合研究者自身的逻辑。因此，越是在AI时代，个人的核心职业素养越需要提升。对于研究者而言，要提高对论文问题、结构和论证质量的把握标准。
对教师职业来说，AI也不可能完全替代人与学生的互动。教师工作的核心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是基于真实人生经验去理解另一个人。AI可以听你倾诉，也可以输出观点，但未必能够提供那种让人感到真实、具体、被理解的情感回应。
所以，我认为AI确实会造成冲击，但它无法替代我们完成所有事情。更现实的态度，是把它作为工具，同时保留自己的判断、问题意识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不是把主体性一并交出去。
八、工作与生活平衡及青年职业建议
采访者：高校教师需要同时处理教学、科研和家庭生活。您如何化解工作压力、保持长期投入？对青年学生的职业规划有什么建议？
刘帼超：说实话，工作和生活很难做到一个完全理想的平衡。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现在的做法相对简单：先判断哪些事情最重要、必须完成，做一个大致排序；如果真的很累，也要允许自己休息一下。
关于职业规划，首先，我觉得现在确实应该更早开始。虽然要对自己有信心，但竞争也确实越来越激烈。越早了解行业和岗位，越能为自己争取一点主动权。
其次，职业选择仍然要与兴趣结合。现在常见一种惯性：觉得本科毕业不够，就读硕士；硕士毕业又觉得不好就业，于是继续读博士。学历提升当然有价值，但不能只靠这种惯性作决定。要通过持续了解和实际尝试，检验自己的判断。只有经过信息搜集、实习或实践，你对某条道路的看法才会更可靠。
最后，社会环境始终会变化，一个今天看起来稳定的职业，未来也可能发生很大调整。因此，不可能要求自己一次就做出永远正确的决定。更合理的做法，是在当时能够掌握的信息基础上，做一个负责任的选择，并在变化中不断修正。
九、对高校人才培养和职业指导的建议
采访者：您认为复旦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学术训练和职业指导方面，还可以做哪些改进？
刘帼超：这个问题很大，而且我2019年已经毕业，距离现在也有几年了，对最新情况未必完全了解。就人才培养而言，我认为复旦中文系提供的学术训练是非常好的，这一点没有问题。
如果说还可以加强什么，我觉得是针对不同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引导，尤其是职业规划。我们本科时，职业规划课往往到大四上学期才出现。华师大的师范背景对就业本身有较强支撑，但放在现在的环境里，职业认知可以更早开始。
一些偏理工科的学校，学生从大二暑假就开始寻找实习。文科学生也可以更早接触不同职业，了解真实工作内容。就业已经成为大家绕不开的话题，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需要考虑怎样帮助学生把专业学习与未来发展连接起来。
中文系的课程通常都很扎实，很少会让人觉得“一门课什么也没有学到”。问题在于，文科受技术和就业环境冲击较大，学生可能会追问：我在大学学到的知识，与毕业后的工作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些知识能否支持本科毕业阶段的职业选择？高校需要在保持学术训练质量的同时，进一步帮助学生理解专业能力的迁移方式，看到比考研、考公、当老师更丰富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