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级经济学院校友韩志周：“置身事内”，确定人生主线
2024级中文系本科生谌弘毅（组长），2025级保险学专硕陈佳乐，2024级电子信息专硕潘禹希
韩志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人才工程”（一期）预备队队长，曾任本科生辅导员。2021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农业处实习锻炼；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在三门县珠岙镇高枧村挂职锻炼，任村党委书记助理；2025年10月至今任三门县发展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现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与高技术发展处四级主任科员。
近日，我们在浙江省发改委的一间会议室内采访了经济学院2015级本硕校友韩志周。他来自东北，本科阶段又修读了中文系的二专，在经济学思维与人文情怀的交汇中成长；他曾任辅导员，完整经历了疫情三年校园的守望相助，也在国家发改委实习、在三门县挂职锻炼。如今，他扎根浙江省级机关，投身人工智能产业与科技创新工作，站在国与国最前沿竞争的一线。在访谈中，他回望复旦给予的“选择的自由”与“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底色，感念师长在学术与为人上的滋养，并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他对选调之路、AI时代职业选择以及校友互助等问题的思考。他认为，青年学子应当尽早选定适合自己的方向，不做被环境裹挟的人——“选好你要走的路，走好你所选的路”。
一、校园生活与学习经验
1．请问您对复旦和经济学院的印象是怎样的，可以用几个词概括吗？
答：我觉得复旦和经济学院带给我的，可以用几个词概括：成熟的思维体系、选择的自由，还有团结、服务、牺牲的精神。
我是15年入校的。关于我为什么会做辅导员，源头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在东北长大的孩子，读大学前都没怎么离开过东北，所以到了上海以后，对于生活上、学业上的适应，最开始是有一些忐忑的。当时辅导员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后来我的辅导员也留校了，所以我后来也想走人才工程这条路，把这种传帮带的精神传承、传递下去。
大一是一个适应的过程，那时我在经济学院的学习并不突出，成绩因为刚上大学不太适应遇到一些困难。但这期间身边同学的帮助比较大，我大一的班长、后来三年的室友，一直鼓励我去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在复旦，你能有无限种可能供你去选择，不会让自己受限。像我们经济学院很多同学，包括我19年带的学生，也并没有局限于经济学领域，有很多人现在在AI方面很有建树。所以我觉得复旦能给大家各种选择机会，包括我自己又读了中文系的二专，这种自由就来自于给你的平台比较丰富。
我们寝室四个人很有代表性：我走了公务员这条路；一个室友在互联网大厂，毕业后到华为被外派非洲，后来跳槽到米哈游，最近又来了杭州；还有一个室友比较经典，经济学院本科后去香港大学读硕士，毕业进了券商，很多学经济学的会去券商工作；还有一个走学术道路，现在在西班牙读博士。所以我们寝室四个人非常有代表性。这就是核心话题——复旦也好、经院也好，给人提供了一个无限发展的平台。
我的工作就跟AI紧密相关，其实现在在AI时代，我觉得大家所学专业的壁垒逐渐被打破了。以前你学什么专业就要从事什么领域的工作，现在专业带给你的可能是一种思维的变化。这是我想讲的第二点——经济学思维。我们经济学院老师经常讲，很多学生毕业后觉得自己在学校什么也没学到，因为经济学很多理论都是西方的、古典的，它是一个跟现实紧密结合的学科，课本上学的很多东西相对已经落后了；但经济学老师反复强调的是培养经济学思维。这一点在我毕业几年后、在工作中有很深的体会：在日常生活中、在专业领域的工作中，你的思维模式不一样，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出发点也不一样，每个人思维不同，导致人和人交流的这个“场”也不一样。所以学院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思维上的成熟，一个成熟的思维体系。
讲完选择的自由和思维的成熟，还有一点是大学生活。我的大学生活比较丰富，我个人相对活跃，从大一参加了很多社团活动，包括演协。我很崇拜那些会讲话的人，包括辩论队的人，我自己不太擅长打辩论，但喜欢跟他们一起搞活动。去年我们当年演协的人还聚了一下，其中一位是我本科专业的同学，当时是我们那届的会长，他现在作为讲座教授回到经济学院上了几次课。我们很多人可能还处在“奥德赛时期”，而他已经作为归国的老师给学生讲专业知识了。所以我参加社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向身边优秀的人学习，所谓水涨船高，你身边都是很优秀的人，就会促使自己不断努力向他们靠近。我后来还在校学生会、学院学生会参加过活动，那时并没有很强的目的性，最大的目的就是接触更多的人，通过交流提升自己。
2．是否有一些老师和课程给您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经院的也可以是别的院系的？
答：其实印象都很深刻。说实话，经济学专业课对我来说功利性大于兴趣，但中文系的二专，是兴趣大于功利性的。
我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印象很深。汪习波老师给我印象比较深，他经常拿着一本《文选》给我们上课，讲魏晋文学、讲嵇阮之志的时候，包括到今天也给我很多启发。
侯体健老师就不用说了，是大家公认的男神。侯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课堂——有一次在光草上，侯老师带着两个孩子，我在夕阳下拍到他们的背影，我觉得这一幕有点人生理想的感觉。虽然后来我不走学术这条路，但觉得这种状态给人一种很好的引导。我觉得师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文系的老师他们不管在学术上还是为人方面，都给我很大影响。
还有栾梅健老师，说实话很多小说我都没读过，但从他的讲述中，我对现当代文学有了基本的认识。他一直讲鲁迅也是我们浙江人，我还专门到鲁迅故居打卡。他一直讲年轻人要多读鲁迅，这样对事物、对社会的认识会更深刻一点。我上班以后就联想起当年读的很多鲁迅的东西，确实会让我对社会、对工作中遇到的事情、对人际关系理解更深刻一点。
我觉得中文系研究的很多经典的东西不局限于文本。有人讲人文情怀，我觉得“人文情怀”还浅了点，它给我一种直击心灵的感觉。你在文学里学到的东西和生活中的体会结合起来，才会真正理解那些古文古诗背后的深意。小时候记忆力好去背古诗，但长大以后经历的事情，才让你真正理解。我觉得在中文系学习最大的意义就是：很多东西当时只是给我一种文字的美，但工作以后结合之前阅读的感悟，我才感受到这种文学深刻的力量。这是学经济学可能很难有的体会。
3．能否请您讲一讲在复旦生活期间的比较特别的经历，比如美好的或者难忘的事情？
答：要说在复旦比较特别、难忘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疫情。我做辅导员那四年，从19年到23年，完整地经历了20年和22年两波疫情，可以说我们这一届是完整地在复旦经历了疫情三年。
在这个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的团结和服务精神。你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没有人牺牲、没有人付出自己的时间甚至冒着风险为大家服务，是不行的。我当时是驻楼的辅导员，自己的学生在另外一栋楼，我要负责我们这一栋楼的吃喝拉撒；还有志愿者、“大白”去送餐备餐，那段时间很不容易，但复旦在这个过程中运转得非常有秩序，这是当时全体复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想这就是团结精神的体现。
所以团结、服务、牺牲这种精神一直影响我到今天。我现在从事公务员工作，很多人会质疑，我又不是土生土长的浙江人，来这里工作，为家乡付出的情怀会少一点。但作为复旦人，我们的这种团结服务精神不局限于自己的一小块天地，而是一种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的内驱力。这种工作很辛苦，你看我最近周末也都在工作，如果都是重复性劳动，人会很辛苦；但如果有这种内驱力，精神上就能支撑你坚持做一些压力比较大的工作。
我们上班这几年，大家对“牛马”的现状吐槽比较多，一方面这种互相吐槽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另一方面，网上也有很多段子讲为什么不管企业还是机关单位都比较喜欢985的学生——就是大家会有一种内驱力，驱动自己把事情做好，这也是我们能在高强度工作中坚持下来的主要原因。我觉得这都是复旦基因，是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二、工作经历
1．请问您在创新与高技术发展处具体的职责是什么，能给我们讲一讲一天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吗？
答：我在创新与高技术发展处工作，去年也专门给经济学院的学生做过一个讲座分享。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我们的工作核心是创新。我23年刚上班时，我们在搞浙江省的集成电路产业，当时领导带我们去调研，我观察当时浙江的集成电路产业还比较薄弱，但三年发展下来，现在势头已经很强劲了。后来集成电路单独分出去了，所以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人工智能，也就是整个省级层面的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方方面面都涉及。
具体来说，体制内的工作就讲“办文、办事、办会”。办文就是出政策，你会看到各个省都会发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若干政策，上海前几天刚发的就比较轰动。办事就是事务性工作，比如管项目——发改委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管项目，企业投资是项目制的，国家有专项支持资金补贴时，是以项目为单位补贴的；省级层面是地市和国家之间的桥梁，我们需要审核地方报上来的项目、报到国家，再把国家的补贴资金下达到地方。办会就是天天开会，虽然要抵制形式主义、减少文山会海，但有些必要的会还是要开。作为刚进单位的年轻人，很多事务性工作都由我们承担，比如下午要开会，上午我就要把会场布置、要讨论的文件准备、人员联络都做好。工作内容其实没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很common，但又很琐碎。
让我觉得工作很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这些内容都跟产业发展、人工智能相关，让我始终保持一个最前沿的视角。我们的领导也都非常努力，不管年龄多大都会去跟踪最前沿的动态。
因为我是选调生，还要到基层挂职，我是在台州三门县挂职。国家强制要求我们做两年基层锻炼，很大程度上第一是培养我们的人民情怀，第二是了解基层到底怎么开展工作。
如果具体讲一天，我原来有个表，不过不太科学，我都是按加班的状态来算的，反正周末也要加班。最近工作确实比之前忙，因为人工智能发展越来越快，大模型每天都有新的动态。此外，我们单位的年轻人也会搞一些团建活动，我组织过省里发改系统的微宣讲，这跟我在学校里办活动的经验能承接起来，给单位年轻人一个平台。
2．您曾在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农业处实习，也在地方挂职锻炼，而现在是在一个省级机关单位工作，这些不同层次的单位的工作重心有什么不同，您的切身感受又是怎样的？
答：我是研三、21年的时候去国家发改委的，那段经历决定了我后来一定要走这条路。我考公务员有一个原则，就是所有专业我都报发改委。第一，发改委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助手，这是它很核心的职能。我自己是学经济学的，大概从研二开始就树立了从事体制内经济相关工作的发展目标。到发改委以后感受更深，因为我所在的处室起草的一个文件得到了总书记的批示——那虽然是农业领域，但也是中美博弈的一个焦点。这让我想起我们经济学院兰小欢老师的那本《置身事内》，他是从学者角度讲中国经济发展，而我是真的想置身事内、想参与到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去，我想这是复旦带给我的一种志向。
到了省级层面，主要是承接国家的使命任务、上传下达。浙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因为“经济大省要挑大梁”。国家给各省的定位不同，比如我老家吉林，因为有仪器这种工业基础，做AI可能侧重机器人相关；浙江主要在模型方面，因为有DeepSeek和阿里千问这样很好的引导，已经国际领先，所以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让它们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总书记给浙江的定位是，“浙江要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而我又在科技创新的职能处室，所以感受更深一点。
到了基层又不一样。发改这个条线在国家层面权力是最大的，很多政策都是国家发改委出的；到省级层面就相对平级，我们会去协调其他厅局一起谋划省级层面的工作；到县一级，主要职能就是向上争取政策和资源。因为县里想发展，尤其是浙江90个县里发展相对落后的20个山区海岛县，省里的资源对当地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不同层面聚焦的工作重心不一样，我很有感触。
其实有机会我还想再去国家部委。国家部委更多的是：第一，很多事情不局限于国内，会涉及国际合作；第二，对内来说，我所在的是农口，最重要的一个是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农产品调配，以及“打好种业翻身仗”——我当时也参与了一点。这个提的人比较少，但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这个东西很有感受，觉得它挺重要，也是一种未来的科技竞争，因为世界上的种质资源其实有很大差距。AI领域大家关注度比较高，差距看得比较清楚，其实我们与美国在开源领域已经反超，是齐头并进的；但在很多其他领域差距还非常大，我们只能追赶。所以在不同层面我能了解到的视角不一样：国家层面是国际视角，省级层面是盯着发达省份去对比、聚焦书记省长的指示，基层层面就是为当地发展争取资源。发改跟其他部门也不一样，其他部门专业性强，从上到下都聚焦自己的专业领域，而我们是比较综合的。
3．我注意到您在简介中提到村里的维稳平安、征地拆迁、防汛防台等任务，这些很基层的任务往往也会带来很多困难，比如和村民的沟通，您是如何化解这些难题的？
答：作为选调生要到基层锻炼，我是在台州三门县、去年在村里挂职。基层工作确实有不少挑战。像去年7月份有一次台风，我就在村里，台风期间和台风过后都跟着村干部一起去看村里的一些危房，这就是我们选调生基层锻炼、为民服务的一种体现。
对我们这种干部来说挑战更大。我们被叫做“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从学校毕业直接进机关，没有在其他社会单位工作过。这跟基层干部不一样，基层干部是一点一点走上来的，有基层工作经验，知道怎么跟老百姓打交道。而且我是外地人，你知道我们浙江这边方言“十里不同音”，所以一开始挑战还蛮大的。但后来适应以后就好了，当地人对我也非常好，我觉得浙江人没有任何排外的感觉，我融入得非常快。所以无论是省级层面的工作还是基层锻炼，对我个人成长都有很大帮助。
三、对未来的看法与给同学们的建议
1．近年来，浙江科技发展迅速，杭州六小龙国际瞩目，也把科技便民做得很落实。我们想了解一下，政府（发改委）在这背后起着怎样的作用？
答：人工智能领域是中美博弈最前沿的东西，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参与到了国与国之间最前沿竞争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当中。技术性的工作是大厂和科学家去完成的，但政府层面能做的事务性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往前推。
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跟企业打交道比较多，杭州六小龙很多人都会来调研，你去跟企业的人交流，就能知道这个产业最前沿的东西，因为产业界的人对行业“春江水暖鸭先知”，有最新、最深刻的认知，而政府层面能了解到的信息往往已经滞后了，所以我们要主动去跟踪、对接。
浙江主要在大模型方面发力，因为有DeepSeek和阿里千问这样很好的引导，已经国际领先，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让它们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此外，发改委还通过出政策（各省都会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若干政策）、管项目（把国家的专项补贴资金落到企业和项目上）等方式，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和引导。
2．我们知道考取选调生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您应该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和体会，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
答：考选调生跟一般考公确实不太一样。首先，选调只是考公的途径之一，但相对于我们这些名校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捷径。为什么这么讲？就拿我们单位来说，省考每年招两个人左右，报考进笔试的比例能到1:400，竞争非常残酷；而我当年那个选调岗位招两个人，才报了52个人，一是专业卡了，二是有资格报这个岗位的人比较少。你看这个竞争比例是十倍级的差距，这就是学校给我们带来的最大优势和平台，是现在的同学们应该把握住的。有很多人觉得可以工作几年再考，但那样难度会成倍增加。
第二，你要在学校里就做相关准备。因为公务员是公共性质的工作，你在学校里最好从事过类似的公共服务，比如做学生干部——不管是班长层面还是学生会层面，都是为大家提供公共服务。我大三的时候还在外联部跟着老师做过一些事情。
第三，我很早就确定了要走这条路。如果你没想好要走什么路，精力就不会花在这个领域：想走学术就会关注学术，想考公就会关注考公的各个途径。考公务员要考行测、申论，这些都不是课上学的内容，一定要提前准备，我当年虽然辅导员工作比较忙，也还是学了一学。所以关键是，如果读书期间已经确定要走考公这条路，就去关注它、更坚定地走下去，否则很难考上。
3．在这个ai时代，我们同学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最有利于自己和社会的发展？还会建议他们考公吗？
答：在这个AI时代，我的核心观点是：不要做一个被环境裹挟的人，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一条路。现在大环境下，大家会说选调的热度在下降、社会考公的热度在上升，但我觉得关键还是因人而异。
我在工作中接触很多科创型企业和初创企业，这些企业里没有一个是“小白”：有跟你们同龄、学计算机等专业的技术创业者，到博士层面能有自己的技术突破；还有做公共关系、财务的，都需要有经验的人，而这些经验一定是从大厂历练出来的。大厂能给人工作上的历练和在产业界的成长，这是你未来人生选择中的积淀，而这一点是考公完全不能带来的。考公更多的是公共服务加上稳定。
所以要看你追求什么。有的人喜欢稳定，有的人喜欢追求虽然辛苦但更好的成长。你要在稳定性和成长性之间找一个平衡：大厂是高成长路线，考公是高稳定性路线。当然，现在也不能说体制内就一眼望到头，其实体制内平台也比较宽广，但还是要因人而异。
选好你要走的路，选好了就走好你所选的路。这很关键。现在很多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摇摆——今天想做这个，明天想做那个，没有一条确定性的主线。就像打游戏，跟着主线走是一种模式，如果今天做这个支线、明天做那个支线，成功率就会降低。找工作还是要确定一条主线，否则成功率会降低。我以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都想做，所以一直很摇摆；以前我很反对这么功利地去谋划自己，但现在觉得这是一种高效率的行为，因为精力是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