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级国务学院本硕朱忠壹：从自己走向世界，再从世界走向自己
2025级国际政治系本科生刘芳宁
朱忠壹，复旦大学国务学院2004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2008级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2012年毕业。现为杨浦高级中学思想政治学科正高级教师，曾任学校团委书记。长期从事高中思政教学，探索以“诵读思政”、“戏剧思政”为特色的思政教学。2022年至2025年赴西藏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支教，开展大思政课实践，并带领学生参加全国模拟政协等活动。
近日，我们访谈了朱忠壹学长。从复旦毕业回到高中母校任教，十余年间，他把在复旦积累的理论知识和活动经验逐渐融入到教育实践中去。他带着学生精读、诵读，在字句的理解与声音的表达之间，让情感与道理自然交融。从打磨自己的课堂，到帮助更多老师形成各具特色的教学模式，三年的援藏经历让他的教学经验走进了更多课堂，影响着更多师生。在访谈中，朱老师也分享了那些让他感到幸福的师生相处的瞬间。关于专业与职业、理想与现实，正如他所说：“所有在复旦沉淀、长出来的这些果实，最终揉在了一起。”那些求学时的热爱与积累，让他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教育之路。
1把在复旦长出来的东西带进课堂
问：请学长先向学弟学妹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您哪一年入学复旦、学的什么专业？以及目前在杨高的具体职位和日常工作内容是怎样的？
答：我是2004年考入复旦大学的，本科学的是国务学院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之后直升本专业的研究生，读政治学理论。在复旦完成本科和硕士的学习以后，我回到高中母校杨浦高级中学，做了一名高中思政教师。
到学校以后，我既做思政教师，也做团委书记，团委工作做了十几年，后来交给了新的老师。2022年到2025年，我在西藏工作了三年。回来以后，我评上了正高级教师，那时是39岁。
问：您从复旦政治学硕士毕业后回到高中母校，这份职业选择背后的动机和推力是什么？
答：我高中选的是物理，到了大学才学政治学。本科阶段，我主要接受的是通识教育。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实行复旦学院的通识教育制度，但复旦的这个传统一直在。到大三、大四的时候，我还是希望做研究，就选了比较政治的方向，具体做基层政治。研究生阶段，我先梳理了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政治的一些文献，再到上海的居委会、街道做田野调研，完成了硕士论文。
我原本想继续读博士，也申请过，但后来觉得，一门心思钻研学术，可能不是我最终的目标和旨趣。我在复旦还培养了很多别的兴趣，也有学生活动、学生工作的经验。我是戏剧艺术特长生，本科和硕士期间一直待在复旦剧社，还做志愿服务、社会实践。我当时会想，如果继续读博士，这些在本科阶段长出来的东西，会不会被压下去？
我一共在复旦待了八年。硕士最后一年，我申请了香港学校的博士，一直在候补名单里，到五月份才收到拒信。当时已经很难再回转了，我挺难受的。后来我撤回了已经通过的论文，申请延毕。
当然，现在回头看，选任何一条路都会遇到瓶颈。当时可能是被学术上的困难吓住了、难住了，就想换一条路。我本来是想做老师的，那不做大学老师，去做高中老师行不行？我就回母校问了认识的老师，正好有空位，后来没有再继续申请博士，转去做了中学老师。
真正决定转向中学，是几天里就完成的。现在我不太推荐学弟学妹这样做。我们有时会为今天晚上吃什么纠结很久，反而对去哪个城市工作、要不要读研读博这样的大事，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想清楚。我后来做决定，即使还是会有点上头，也会先做一些细细的调查，多听听别人的意见，让自己想得更充分一点。
问：您在校期间参加过哪些学生活动、做过哪些学生工作？哪一段经历在您看来日后收益最大？
答：这就要回到复旦剧社了。2009年，我还在读研究生，同济大学办了一次全国大学生诗文朗诵会，团委老师派我去参加。老师当时说，很多学校可能会做比较传统的朗诵，我们复旦出去，就排《共产党宣言》，干干净净的几个大小伙子，穿白衬衫，不要搞别的花头。这是复旦的态度。我当时就觉得挺好。
后来，我对着《共产党宣言》的文本，把它改成一个多人朗诵的作品，先在剧社排，自己也参加朗诵，之后在复旦的武警班也做过，还上过“一二·九”歌会。从2009年到2019年我开始做这节课，其实已经有十年的储备了。
我刚到杨浦高级中学，没有太多中学实习经验，反而是带着复旦的一套思路过去的。团委工作做了十几年，基本上一直用这套思路去做，也做出了自己的特色。
后来，我把自己的教学主张归纳为“活动思政”，其中两张王牌就是戏剧和诵读。回头看，我做团委工作，复旦学生工作的经验保留下来了；我做诵读思政，剧社这笔财富没有浪费；我在课堂上讲理论，政治学的学习也没有丢掉。我把所有在复旦沉淀、长出来的这些果实，揉在了一起。
问：这一路上，您有没有过怀疑和困惑？从政治学这样一门理论学科转到高中思政教学，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最需要补充的能力是什么？
答：我当时是临时转向的，跟师范毕业，或者早就立志做中学老师的同学相比，准备肯定不足。教师资格证也是仓促准备了两三个月。美其名曰“做中学”，其实有点赶鸭子上架。
最开始工作的两三年，我非常焦虑。总觉得这些知识很简单，考进复旦，学习上应该没有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思维盲区：你自己会，和你能不能把学生教会，是两件事情。我没有学过教育学，也没有真正做过老师，之前做家教的经验，和在课堂上上课完全不一样。有时觉得内容很简单，上出来的效果却不好，学生的反馈也不好。再去听前辈、同行的课，就发现人家的课和我的课不一样，会很困惑：到底是坚持自己的路，还是先去学他们？
还有一个困难是，高中政治和大学政治学并不是一套内容。高中政治里，政治学只是很小的一块，还涉及经济学、哲学、文化、法律、逻辑。没有哪个专业会把这些都教给你。
工作前三年，我就拼命补基础知识。当时上海教材比较重经济学，我买了很多杂志来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这些，以前不关心，确实不懂。我走的就是一条自己先学、先吃透，再教给学生的路。后来读学习科学的研究，才发现这也是一个很有效的学习方法。用一句话说，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什么？是你把别人教会。
2019年以后用了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多了，这又是我的短板。我高中学的是物理，大学学的是政治学，没有学过高中政治里的那些马列内容。高中政治和我们大学学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当时我在复旦接触的政治学比较偏美国政治学，本来就是两套不太一样的体系。
但现在回过头想，我觉得这样也挺好。从高中到大学，我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克思，当时可能对马克思还有点敬而远之，反而是西方政治学学得很多。二十多年前，西方处在很强势的位置，当时福山讲“历史的终结”，好像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就到终点了。那个时候美国无比强大，我们学习的也是这样一套东西。
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我自己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慢慢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不是谁给我灌输，而是我自己越来越觉得，事情不是那个样子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也越来越觉得马克思说的是对的。
我真正开始学马克思，是研究生以后的事。做了老师以后，我就一边自己学，一边教给学生。我觉得，这也是我跟很多老师不太一样的一条路。
我还是用同样的办法，从《共产党宣言》开始，一本本读原著。30岁以后，我才开始这样扎扎实实地学，再教给学生。我对教育学的很多理解，都来自于自己的实践。现在要做研究，再回头读文献，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到了。
所以现在有学弟学妹想做老师，我都会拿自己的经历给他们做参考：还是要早做打算，别让自己那么被动。
2在蓬勃的感情当中把道理讲清楚
问：您曾斩获多个上海市教学相关一等奖，请问您具体是如何找到切入点，将理论融入案例娓娓道来？如何平衡形式上的“活动创新、技术赋能”与内核的“价值共鸣”，又该如何创新设计课程？
答：首先，我选的是经典理论。读经典本来就是我们在国务学院练出来的一个本领，无论读西方的、中国的，还是马克思的理论，都是从经典开始。研究生阶段，有些课还要读英文经典。后来做课，我就坚持从这里切进去。
拿诵读《共产党宣言》这节课来说。到了高中，我就想，能不能在课堂上教学生怎么诵读？很多人不理解，政治课读什么？有些人觉得读一读就结束了。我会把自己对字词、声音、节奏的处理都放进课里，问学生：这里为什么要低沉？那里为什么要高昂？你想表达什么情感和态度？这是语文教学里会用的手法，我把它用到了思政课里。
但这节课不能只有情感，它毕竟是一门理论课。很多人看到的是诵读，我现在回想，真正让这节课发生转折的，是中间讲理论的那个环节。
我没有就《共产党宣言》讲《共产党宣言》，而是跳出去，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讨论理论与群众、理论与实践的一段话。当时正好读到这里，我就发现，它能把这节课里还没讲清楚的事情讲清楚：理论怎样被人掌握，又怎样转化为实践。
我带着学生一句一句地读，用我们复旦的话说，就是精读。读一句，解释一句，再诵读一句。把意思理解清楚以后，学生再读出来，感受又不一样。前面用诵读切入，中间把道理讲透，最后再集体朗诵，理论和情感就连起来了。
我觉得这节课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在蓬勃的感情当中，把道理给讲清楚了。老师本人的情感，加上马克思文本的语言魅力，可以一起带给学生感受。我带过的朗诵学生会说，有时候还不能完全理解文本的意思，但读起来已经心潮澎湃了。再把道理讲透，感性和理性就能放在一起。
这也是我做中学老师以后给自己的一个定位：我是知识的传播者。但传播得好不好，差别很大。你干巴巴地讲，别人不愿意听；你能把它转译好，讲出水平，学生才愿意听，也才能听进去。
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怎么讲”上，这是技术问题，也是艺术问题。作为一节比赛课，它还得好看。理论课容易沉闷，大学里上理论课，往往就是老师在上面讲。理论这个东西，本身不是那么好玩的。你作为一节中学的比赛课，这么去讲，就很困难。没必要一味增加理论难度，比如初中去讲到高中的难度，高中再去讲到大学的难度。更重要的是，你自己有了理论深度，怎么把它转化出来，让学生能够接受。我选择从教学的技术和艺术上去突破。
在这节课之外，我还有很多其他这类课。比如毛泽东“老三篇”里的《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我也上成了课，《纪念白求恩》还没有上成课。这是一类，可以说，经典诵读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品牌。
问：您认为，思政教育的意义是什么？思政课不断创新、思政考试日趋灵活的目的是什么？思政能够培养学生的哪些综合素养？
答：我参加过上海的命题、质检、阅卷工作，援藏时也做过当地的兼职教研员。按我的理解，上海比较希望看到学生素养的呈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不希望你只会背书，而是希望你能用自己的话，把学到的东西说出来、用起来。
我常用一个例子来想这个问题：一个学生高中毕业以后，去学了别的专业，到大二、大三，把高中政治的具体知识忘得差不多了，再拿一张卷子给他，他还能做得不错。那就说明，之前的学习确实留下了东西。
就像张无忌跟张三丰学太极拳，招式忘了，拳意、拳劲已经融到举手投足之间了。我是认这个道理的。当然，这对学生和老师的要求都很高。现实中，知识有没有掌握、能不能准确用出来，仍然是考试区分学生的重要部分，真正考到素养，并没有那么容易。
题型不断变化，有一层用意就是反套路。有些题，我作为老师第一眼看到，也会卡一下，因为它不是照熟悉的办法就能做出来。但这样也有利有弊：学生在考场上一紧张，一下没转过来，也可能影响成绩。既要让学生形成真正的能力，也要看到考试本身的局限。
问：您如何看待当前数智新媒介给传统学校思政教育带来的冲击和机遇？在您看来，技术运用的边界在哪里？
答：现在很多人做智能体，或者用AI生成图片、视频。我更想用它来分析教学行为。比如把一节课录下来，分析老师提了几个问题，怎么提的，语言对学生有什么影响，学生有什么反馈。
还有评价分析。以前老师批作业、判断学生哪里薄弱，很大程度上靠经验。如果能借助AI，把学生做错的题和知识点对应起来，形成更清楚的画像，帮助老师有针对性地讲，我觉得很实惠。比如学生总是分不清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能从具体题目里看出来，再给他解释、举例子。这比单纯做一个动图，对我更有吸引力。
老师的判断也可能失真。人是感性的，对学生有了成见，判断就容易受影响。如果技术能给我们多一些依据，帮助我们检查自己的判断，我觉得更有价值。我现在的研究比较偏这一块。
至于把文字变成图像，也要看内容。讲“飞流直下三千尺”，一定要给学生看一个图吗？会不会反而把他的想象空间限制住？我对这类做法会保留一点意见。
当然，技术也会带来很好玩的课。比如学完市场经济，让每个小组做一个短剧，以后生成视频更方便了，就可以变成一个电影品鉴会，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把知识用进去。我觉得随着技术发展，学生可能自己就会用了。我现在更想把精力花在以前成本很高、又确实需要的教学分析和评价测量上。
3从一节好课到一套方法
问：您觉得走到今天，有没有什么最关键的因素？相比其他同事，您会更具备哪些比较关键的核心能力呢？
答：现在回头看，我没有走传统师范生的路，反而把自己其他方面的积累都用上了。后来能在40岁之前评上正高级教师，我觉得和这条不太一样的路是有关系的。
刚从复旦出去时，我心里会有一点优越感。现在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可笑。你自己教政治，讲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怎么还拿多少年前的高考分数跟人家比？后来我就不再看所谓的分数差距，更多去看具体教学上的差距。
再后来，我把目光放到其他学科，才发现，厉害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太多了。我以前觉得自己拿过全国一等奖，课上得不错，已经很厉害了。出去看一看，才知道不能一直待在自己的圈子里，还是要看看天外有天是什么样子。
现在做研究，我会跟不同学科的老师在一起。我高中学物理，理科不差，他们讲的一些东西我还能听懂，也确实能学到很多。学科之间是相通的，这一步跨出去，对我的刺激很大。
我现在很想做教学微观层面的方法研究。比如上课怎么提问，问题有几个层次，可以用哪些技巧。去看其他学科，就发现人家已经有很详尽的研究了。
还有课型研究。我们可能会说活动探究课、理论课，但很多分类还是经验之谈。数学里的概念课、建模课、习题课、复习课，已经分得很清楚了。我看到这些，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原来人家已经做得这么成熟了，我们能不能借这些经验，再来研究自己的学科？
我想先分类、分型，再逐一研究。这个习惯，也跟当年在复旦做比较政治研究有关。我希望研究能更科学一点，不只是看某个老师教得很好，写一点经验。现在这个想法还在起步，成果还没有出来，是我下一步想做的事。
我本来以为，自己以后就不再开课了，而是去指导新的老师。这三四年，我差不多指导了将近二三十位老师，有西藏的，也有上海的，帮他们准备公开课或者比赛课。我觉得，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拓展。
我在西藏只是兼职教研员，在上海也不是做教研员，但我给自己的强度和压力很大。有时候一个月里，同时要指导三四节课，给你开完会，就要给他开会，迅速地切换。尽管很累，但这两三年高强度地帮别人备课、磨课，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从自己走向世界，再从世界走向自己”的过程。
首先，我确信自己这套模式是可用的，这套框架是可以走出去的。因为我指导的课，后来还会到各个场合去，经过其他老师的评判，大家也认可这套框架。我很感动。也就是说，通过这些努力，我从自己的一个个例，慢慢变成了一套别人也能用的模式。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每个老师遇到的课题都不一样，风格也不一样，不是所有老师都跟我一样。有老教师、新教师，也有藏族老师。面对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课，怎么办？
你让我自己同时上那么多课，不可能。我就等于借着跟他们合作的机会，把很多不同领域、不同课型、不同内容都尝试了一下。效率也比较高，你自己上一节课，和你指导一节课，可能还是指导的效率更高一些。这个过程对我的刺激很强。
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观点：不能说，我上完这几节课，这辈子就不再上课了；我已经够了，评上什么职称了，就不上了。我觉得不可能，还是要不断地更新自己。有些老师到了一定岁数，就不再开课了，最多过来给你说两句、评评课，或者指导一下。我还在这条路上走。我觉得，中学老师嘛，讲课是第一位的，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做这件事。
我现在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自己还能上课，也能指导别人上课，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套方法、模式。再往下一步，我还希望能去探索更精细的课型分类和分析。这是我接下来想做的事情。
4“被改变最多的是我们”
问：您当初怎么接触了解，并最终决定援藏支教？
答：2022年上海封控那几个月，对我的影响蛮大的。当时虽然还没评上正高，但教学比赛已经参加了很多，该拿的奖也拿过了。我有点四顾茫然，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走。
封控之前，也有去云南的机会，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就没去。后来援藏的通知来了，我想打破一下常规，就决定去了。说实话，去之前的信息也没有搜罗得特别详尽，还是有点冲动。我后来发现，自己性格里可能就是有这一面。
我在西藏待了三年，从2022年到2025年。很幸运，碰到的领导、团队、当地老师都很好，大家愿意配合，项目经费也有保障，环境和团队给了很好的支持。
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工作接触的范围变大了，视野也打开了。我觉得，思政教师第一位还是要有情怀。能到民族边疆地区做思政教育，现在想想，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也很庆幸自己有过这段经历。
一开始，我把上海的一些经验带过去，是有效的，但没多久就发现，有些地方不接地气，一定要在当地重新生长。学生不一样，学情不一样，不能一竿子插到底。你只熟悉上海的学生，面对西藏的学生是陌生的，怎么把他们教好？这本身就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上课，我也带学生参加全国模拟政协、模拟联合国。我比较熟悉这些资源，主办方听说是西藏学生，也很欢迎。我希望带他们出去开开眼界。能带出去的学生毕竟有限，但他们回去以后，会把看到的、学到的东西再讲给同学。
后来还有沿着318国道开展的大思政课，从上海人民广场的起点出发，沿途去看、去感受。我援藏结束回来以后，还参与了指导。其中到四川的一段，我也跟过去，和他们一起走了泸定桥，由现在的援藏教师在那里给学生上课。把学生带到真实的地方，看到祖国不同地区的样子，和坐在教室里听，是不一样的。
问：您曾说，支教“真正被改变的是我们自己”。您认为，孩子们带给了老师什么样的成长？
答：我在复旦剧社的时候，参加过《托起明天的太阳》的复排。这个戏以复旦在宁夏西吉的支教为背景，我在里面演一个学生，叫王福生。
当时导演跟我们讲，什么是支教？戏里有一句台词，大意是：“我以为我们到这边来，是我们改变了你们，最终被改变最多的是我们。”20多年前听到这句话，我还懵懵懂懂。2025年援藏结束，再回头想，就发现确实是我被改变了。
第一次带学生到北京一〇一中学参加全国模拟政协，我其实有点担心，他们跟内地的同学能不能相处好，会不会不适应。后来发现，完全是我多虑了。
北京、上海、江苏、山西等地方的学生，对他们特别热情。不是活动结束拍个照就算了，回去以后还寄礼物，寄吃的、衣服、汉服。我特别感动。
后来每次出去，我都会提醒学生，多带一点礼物，跟新认识的朋友交换，多交流。既可以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文化，也能交到朋友。我觉得这件事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以前是我想得太多了，看到这一代年轻人相处的样子，才发现他们很自信，也很自然地把彼此当作同胞。
从那以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成了我很想继续做的一个研究课题。
还有一个变化在于，你必须重新了解学生。有一次，西藏的老师和同学来杨浦高级中学参观，让我在场馆里给他们上一节课。我有点忐忑：他们行程很赶，人也累，怎么把课上好？见面时，我就用藏语跟他们打招呼。很巧，里面还有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一下子大家就活跃起来了。
我在西藏的时候，也会用藏语说“上课”“起立”“再见”。有老师和学生跟我说，这样让他们感到被尊重。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但这个反馈让我记得很深。
我现在很尊重教学里这些灵机一动。做得久了，一些当时的反应，会带来事先没想到的效果。教育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的对象是人，是正在成长的孩子；教材在变，环境也在变。很多东西，要到真正面对学生的时候，才会发生。
这几年，我的心态也比以前好一些。想做的研究还有很多，就慢慢一块块做，没有以前那么焦虑了。
问：您眼中最有职业成就感的瞬间是什么？复旦的经历对您和学生相处的方式有什么影响？
答：一定是被学生认可的那一刹那。我记得几个镜头：走进一个新的班级，学生原来不认识你，上完一节课，有学生在下面不由自主地鼓掌、点头，那个时候就很开心。
还有，我会参与命题。别人不知道题目是我出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说“这道题出得很好”，我听了就特别高兴。无论是高考题还是模考题，这种认可都让我很有成就感。
第三个，就是跟学生之间那种很亲密的关系。我做班主任、在西藏带学生、带团队，有些学生会把我当爸爸、当哥哥、当叔叔。我这次去英国，也看了不少在那边读硕士、读博士的学生，大家一起拍照片，那个感觉又不一样。
我能这样像父亲、像兄长一样带学生，是受到国务学院的影响。不是所有老师都会这样跟学生相处，我在学院里感受到的那种关系，对我的影响很深。我在国务学院待了这么多年，真正感受到自己就在家里。
学院里很多部门的老师，包括图书馆的老师，有些就是复旦自己的毕业生。对我们来说，他们也是学长学姐，就会很亲切。我以前的导师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说复旦的学生毕业时就喜欢哭，尤其是本科生。我毕业的时候也哭，那个感情确实不一样。
这种凝聚力，是你参加一些活动、跟大家多接触以后，会慢慢感受到的。我觉得这份感情对未来很有帮助，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也让大家毕业以后还能联系在一起。我当初能进国务学院，很大的幸运就在这里。
有一个学生，原来是杨高的学生会主席，后来考进复旦，进了国务学院国政系，又读了外交学硕士，还加入了复旦剧社。她是我的学生，又走进了这些我待过的地方，我开心得不得了，现在也经常见面。看着她，我就感觉好像又看到了自己，这种感情在一代一代往下传。
5先把自己的这把刀磨锋利
问：很多同学以为政治学系毕业就顺理成章地加入公务员行列或做学术研究。从您的经历看，政治学背景进入其他行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岗位和发展方向？您怎样看待专业与职业的关系？
答：我觉得可以换个角度看。就像高考学语文、数学、英语，今后用不用它，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你是借了这块磨刀石，来练你这把刀。只要刀锋利了，今天可以学政治学，明天也可以去学别的东西。
但学过和没学过，总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在国务学院读书，整个人的气质是不一样的。“精英的意识，大众的情怀”，这句话总结得很到位，是要有情怀和气度在身上的。读了这么多政治学、国际政治的书，受到这么多老师的影响，这些东西会慢慢带在你身上。以后无论在哪个行业，都会跟着你。可能也有一点傲气，但不是盛气凌人，而是我关心天下，关心全球治理，有这样的胸怀。
从我看到的同学、学长学姐和学弟学妹来说，做什么行业的都有。所以我觉得，不用把未来的路想得太窄，也不用只盯着课程和就业是不是一一对应。大学这几年，还有跟老师的交流、跟同学的互动、社团和实习，这些也都是你学习的一部分。
我是很喜欢政治学的，上课很兴奋，看书也很认真。但有些同学没那么喜欢，照样能学得很好，因为学习能力强。他们把更多时间拿去参加社团、做实习，我觉得也很好。时间可以自己支配，不用太焦虑。真对未来没把握，就去问问学长学姐。我当时也这么做过，很多学长学姐对我的帮助很大。
问：回头看当初回到高中母校任教的选择，您对现在即将选择第一份工作的学弟学妹有什么建议？您觉得最值得关注的价值是什么？
答：我觉得选择很重要，要看行业、看趋势，但趋势也会变。现在这个行业很火，过两年会怎么样，谁也说不准。还是要选你真正喜欢的；如果暂时不知道喜欢什么，就选自己不讨厌的。
我也看到过一些学弟学妹，人云亦云，明明自己不适合大厂，一定要去，进去才发现自己不愿意接受无休止的加班。所以还是要问问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或者真正不讨厌的是什么。
我后来想，当时可能就是我的身体帮我选择了做中学老师。这个行业肯定有不满意的地方，但也有很满意的地方。比如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这对我就是很大的吸引力。
还有，我能站在讲台上面对学生，把知识讲给他们听。我们这个学科，还能对他们的理论认识和信仰产生影响，我觉得很有价值。赚的钱不算多，但我有幸福感。这也是选择工作时很值得考虑的事情。
我也设想过，如果当时继续读博士，或者出国读书再回来，会是什么样。但后来想一想，跟我现在的人生，真倒也未必差多少。另一条路也会有它的压力。今天这样，我觉得挺好，至少幸福感还蛮强的。所以我现在不太做这种假设了。
问：这一系列的专业和职业选择看起来充满情怀。那您认为，年轻人该如何在理想主义的指引下投入热爱的事业，同时又能坦然接受平凡、把自己真正奉献出去？
答：我们以前会讨论杨玉良校长说的那句话，他说自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后来我跟几个同学、学长聊，形成了一个共识：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定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也一定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你光有理想，不落地，就是空想。你很现实，但没有理想指引，也不行。你要把想做的事情，转换成现实中看得见的东西，就得掌握让它落地的办法。有些时候也要向现实妥协，比如你得考虑收入、考虑生活，这些不用讲虚的。
我在工作中参加比赛，为什么都会全力以赴？因为我脑子里很清楚，我要拿奖。以前跟几个学长学姐讨论，做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什么，有人说结果，有人说过程，还有人说体验。我觉得都对。结果有时候不是你能控制的，但过程你经历过了，哪怕这次失败，下次也可能成功。体验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你自己的感受。
到我这里，三个答案我都要，所以就累了。我想要结果，也想把过程做好，还想有体验。奖项、职称拿到了，是结果；我去援藏，也做过不少其他事情，整个过程很丰富；这些经历留给我的感受，又很深。这对我来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一种结合。
但确实有代价，会挤占很多私人时间，甚至影响身体健康。教师虽然有寒暑假，但前面十几年，我假期里基本没怎么休息。除了学生工作，还要写文章、准备课程、准备比赛。平时要上课，也要做团的工作，两边的压力都在。
我自己精力比较旺盛，身体要是没那么扛得住，说不定也顶不过来。所以看起来做了很多事情，背后总有成本。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机会成本的。
6学长荐书
问：您是否有想推荐给学弟学妹的书籍？
答：我不太敢说给大家推荐书，我能推荐的，很多也就是当年复旦老师推荐给我们的。我更想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
印象很深的是洪涛老师。他教过西方政治学说史、现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也讲过《论语》，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和西方政治哲学都有研究。他讲话很平实，不是那种抑扬顿挫的讲法，也有自己的讲稿，但他讲的每一个字都让我很震撼。我上课会像听写一样，把他说的东西记下来。他对中西政治哲学的梳理和解释，对我影响很大。我不知道他现在具体还开哪些课，如果有机会，去选修或者旁听，我觉得都很好。
我刚接触政治学时，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那是二十多年前了，当时美国反恐，经常会用到文明冲突的理论，所以刚开始学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也是很多老师会推荐的。
还有我们自己老师编的政治学原理教材。看着编教材的老师就在面前给你上课，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其他书我就不一一说了，还是多听听学院老师的推荐。
问：您有没有想给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忠告？
答：忠告谈不上，我其实很羡慕年轻人。我们是八零后、八五后，你们是零零后、零五后，差了二十年。现在的年轻人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外国朋友，很自信，也很成熟，能很平视地看这个世界，我觉得了不起。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拿我的老黄历来给大家提忠告，未必有用。我更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平时玩剧本杀、看沉浸式演出，也经常跟年轻人一起去，能感受到那种活力。
我跟学生关系也很好，尤其是毕业以后，关系反而越来越好，大家就像朋友。我当老师之前，可能没想到会有这种体验，当了以后觉得很不错。整个社会的活力一定在年轻人身上，跟他们在一起，我也觉得自己的“活人感”很足。
现在回头看，当老师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一点，就是看着学生一届届长大，自己也还在学习，还在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