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舟客》生涯｜王战：从知青到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走在大街上，满眼是金灿灿的一片，让人心旷神怡。记者如约来到坐落在淮海中路上的上海社联大楼501宽敞的办公室，采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顾问王战教授。

第一眼见到王战的人都感到：他是一位谦谦君子，外表静穆，内心却充满激情。“他心里透亮得像镜子。”人们常常这样夸他。

在王战办公室朝南北方向的两排超大书橱里，除了放置琳琅满目的各类书籍外，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与中央和上海市委市府主要领导的合影照片。这些珍贵照片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王战，方形的脸庞，结实的身架，儒雅谦和，说起话来透着一股子干练与知性。他的上海话口音，舌尖吐字的特点让人感觉比北方人柔软、舒缓些。但是，回眸这半个多世纪激情燃烧的岁月往事，则难以掩饰他内心的热血沸腾，仍然能让人从他的言语表情中引起共鸣。

王战的人生阅历，不仅丰富，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对此，现年68岁的王战风趣地戏称自己的人生经历犹如是“旋转门”：从农村插队到上大学，从学界到政府政策部门，如今再回到学界这样一个“大旋转”。此时此刻，王战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所有的心路历程一驶而过。这是一条既充满艰辛、又充满阳光的风景线。如今，他享受着阳光的喜悦，享受着工作的快乐，他把眼光向远处伸展……

1952年2月，祖籍是浙江宁海的王战，出生于上海一家海关职员的家庭。祖辈二代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

王战的祖父祖母一直生活在浙江宁海桥头胡街道店前王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战的祖母生育了10多个孩子，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民不聊生，加上医疗水平低下，因染重病而相继夭折，从此笃信宗教。王战回忆说：最后离世的是他的26岁的叔叔，因患肺结核病而英年早逝。最终，王府只剩下王战的父亲“这一根独苗”。

王战的父亲后来背井离乡，经人介绍，千里迢迢从浙江宁海来到上海海关做木工。他的木工手艺师承祖父，祖父擅长做结婚轿子，轿箱两壁栏槛都是雕镂金花，刻以人物神仙，图案非常生动、新颖。另外，王战的父亲书法也很棒，每年国庆海关大楼巨幅标语均出自其手笔。

“父辈的从严家教和熏陶对我的成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自己最大的受益是‘家教’。”王战回忆说，他的祖母视打牌和玩麻将为赌博，是绝对不允许家里的任何人沾染这个“不良嗜好”。王战的父母从小就一直叮嘱他：“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

“父亲离世后一分钱都没有留给我。但他留给我的是‘崇尚人品—首先学会如何做人’，这也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和无价之宝。”王战说。

“我曾给单位里青年党员上了一堂《人品与党性的关系》专题党课，感触很深。我有幸‘出淤泥而不染’，这完全得益于从小家教的力量！”王战感慨地说。

熟悉王战的老同学、老同事和朋友都深知王战平时喜欢荷花，喜欢描写荷花的好作品，更喜欢荷花那“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纯和高洁。

从小就从遵守“游戏规则”中，培养情商和智商

王战从小是在坐落于汾阳路上的上海海关俱乐部（现海关宿舍）大院里长大的。

说起闻名遐迩的“海关俱乐部”，因为是现存上海最老的木结构独立式花园洋房之一。

1863年5月，英国人鲁宾·赫德来上海，就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兼管长江各口关务。他在沪任职期间，建立了中国海关总署，招募了一批西籍高级职员。为丰富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的业余生活，他就在中国海关总署附近的汾阳路9弄3号，建造了这幢中国海关总署俱乐部，俗称“小木楼”。

俱乐部坐北朝南，面向小花园，是一幢2层木结构的小洋楼，带有英国早期殖民地式建筑风貌，建筑平面呈正方形，体量较小。台锥形翘屋顶，屋面盖瓦楞薄板，屋顶上各设东、南、西、北4座类似普鲁士士兵头盔式的有翘檐的老虎窗，作采光通风之用。这些瓦楞铝皮铺屋面，迄今已过百年，从未更换过。由此可见，其材料质量之上乘。

屋内底层正厅设置舞厅，平顶石膏线脚侧都设倍司圈，两侧有精美壁炉取暖。东厅前间设弈棋、打扑克雅座，后间是衣帽间。西厅为啤酒间和咖啡屋。舞厅后面走廊另一侧是厨房、配菜间，供应西点、冷餐等。2层楼厅居然还有一座微型电影放映室。俱乐部南向正前方有一片600平方米的小花园，栽种奇草异木、各类四季花卉，让憩者欣赏。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小楼一直作为海关职员家属住宅，默默无闻，直至1994年，被列入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这座上海地区仅存的木结构建筑的小洋房，重新为上海建筑界所重视。

王战介绍说，他小时候一直喜欢在大院里与小伙伴们玩游戏、踢足球。这两项活动对人的培养是有益处的。“比如说，遵守游戏规则。我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就是从遵守‘游戏规则’中培养自己的情商和智商。”

王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从小就特别贪玩，即使上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都不爱读书，更不喜欢“应试教育”。他情愿被班主任老师批评、挨骂、“罚站”，也不想做作业。他戏称“自己是全班最后一个参加少先队、戴上红领巾的淘气鬼”。

不过，王战到读小学六年级时突然“醒悟”、懂事多了，为了考取市重点中学，他开始用功读书，最终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位育中学（现更名为五十一中学），还当上了班级的语文课代表。

创建于1943年的位育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其中包括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7人、著名大学校长26人。知名校友有：原北大校长陈佳洱、原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原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申博大使（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教授等。

“上初二时，发生了一件决定我一生的事情。”王战披露：在一次上体育课打篮球的比赛中，班里一个同学在抢篮板球时不慎用力过猛将我的右手腕掰了一下而严重受伤。到医院急诊室经医生诊断，是患上结核性关节炎，当时上了3个月的石膏外固定。当石膏拆除后，我的右手手腕关节只能限于15度屈伸。”

医生说，结核性关节炎有两种情况：第一，结核直接侵袭到关节的部位。关节除了红肿、疼痛之外，可能会出现骨质破坏；骨质破坏之后关节可能会变得狭窄，骨与骨之间可能会融合，导致关节功能可能会受损。第二，机体其他部位的结核导致关节的反应性肿胀和疼痛，是一种反应性病变。

王战戏称当了这么多年的智囊写手，其实一直是“断手写文章”。为此，他平时写作从来不用电脑打字，而都是习惯地用钢笔或水笔，一字一句地写在文稿纸上。

2003年下半年，王战早年受伤的右手出现疼痛症状，但他仍然坚持带病工作，靠注射杜冷丁麻醉药来止痛。直至2004年他在瑞金医院做腕关节融合手术，在右手手腕上植入钛合金钢板，共缝了16针。至今，缝针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

1966年7月，由于右手患疾，于是，王战利用暑假去浙江宁海故乡养病一个半月。当年8月底，等到他返沪，走街串巷或在学校里时，满眼看到的都是身着军装、左臂上佩戴“红卫兵”的红袖章、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的人群，让他感到惊诧。由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看到学校里也完全不一样了，学校停课，学生分成三派：一个是造反派红卫兵；一个是保卫派红卫兵；一个是什么都不参加的无派学生。而王战就是后者“第三派”—不随波逐流。王战坦诚说：“正因为右手患有残疾，自己思考着：我以后的活法与别人不一样，凡事要养成‘独立思考’。这‘独立思考’，从而也让我一辈子受益。”

在王战身上烙有两个明显的时代印记，即：“67届”和“79级”。从67届江西插队知青到79级复旦大学学生“两个不同身份”的“华丽转身”。

20世纪60年代末，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热潮中，上海百万知青如潮般拥入全国各地农村插队落户。1968年11月19日，年仅16岁、刚初中毕业的王战报名到江西井冈山地区新干县鸡峰公社（现麦垫镇）阳团大队插队。由于他右手患有“残疾”，完全可以在沪病休而不用去农村插队。但是，王战不顾同学和班主任老师的劝阻，毅然响应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坚持去江西农村插队。

挥手自兹去。乘上往西南方向的绿皮火车“咣当咣当”一天一夜，接着是汽车一路颠簸，最后江西老表用当年农村独有的“鸡公”（一种独轮）车“吱吱嘎嘎”地载着行李，王战等知青紧随其后来到生产队。父亲说的“诗和远方”的故事，一直在激励着他。

父亲常对王战说：“人，总要经历很多事。好男儿志在四方，行闯天下，是这个世界为男人准备的正餐。”

当年听了父亲这些话，明白吗？有点模糊，但激荡起了王战的内心憧憬。

当年，王战放弃在沪病休而坚持奔赴江西插队的“先进事迹”登上了《解放日报》。由于王战在农村插队表现突出，还成为大队“插秧能手”，曾先后任知青排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小学校长兼语文和数学及体育课老师。

王战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刚来农村插队时，站在农村田头，常有被风卷起来的感觉，有时饿极了便到老乡家要点杂粮与咸菜充饥。

春天，他们踏着冰冷的泥水在田里插秧；夏天，他们顶着炎炎烈日劳作、与洪水作斗争；秋天，他们在田野中享受丰收的喜悦；冬天，他们冒着严寒修大堤、为来年春耕做准备。

由于农村插队过于劳累，加上长期营养不良，1970年3月，王战还因此患上了肝炎。在39年后的2009年，在一次体检中，这肝病转化为肝癌中期，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做手术。好在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术后11年过去了，王战每年的肝脏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当有人问我：在江西插队是什么滋味时？我用了‘苦中作乐’这4个字来回答。”王战解释道：“自己在江西插队时遭遇了‘五死一生’的险情。其中，面临水库决堤救险和山上救火最为惊险，至今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1969年7月1日，由于连日来暴雨不断，水势汹涌，引发巨大山洪，附近下游村庄损毁严重，库区降雨量达460多毫米，水库中的水量陡然激增。由于洪水超过警戒线多米，水库大坝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水库大坝一旦发生管涌，堤围崩塌，后果不堪设想，全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将会遭到灭顶之灾。在这万分危急之际，王战带领大队50多名知青冒着生命危险，跳入河中进行抢险。大家手拉手，排成“人墙”，用自己的躯体来阻挡急流冲向水库。要知道，隔壁大队的1位上海知青就是在一次水库决堤抢险时不幸被洪水卷走而牺牲的。

1969年，对王战来说，真的是祸不单行。这年11月的一天，由于秋冬季节天干物燥，王战所在的大队附近的山上突发火灾，由于风势较大，火势蔓延迅速，山上有不少老乡居住的房屋也蔓延着火。见此情景，王战临危不俱，带领知青快速冲到山顶火场支援扑救。由于火势凶猛，王战的眉毛都被烧掉了。事后，老乡友情提醒他说：“一般的火势都是往上方向窜的，你们怎么可以跑到山顶上去灭火呢？”

也曾有一次，老乡家着火后门楣砸了下来，不幸砸在赶去灭火的王战左手而导致受伤，至今他还留有当年的伤痕。

1973年秋天，村里党支部书记为照顾王战，让他担任村办的阳团小学的校长兼语文和数学及体育课老师。在3年的校长兼老师的生涯中，王战除了盖了新校舍，以解决学生路途遥远而上学难的问题同时，他还解决了“放牛娃上学难”的问题。因为当地农村许多学龄的孩子为了挣工分，宁可为生产队放牛而放弃上学的机会。见此情景，王战晚上提着油灯到这些“放牛娃”家里做家长们的思想工作，承诺“放牛和上学两不误”：把牛放在学校旁边的山沟沟里，让共计20名“放牛娃”来班级上课。为激励这些学生好好学习，对以后凡是能考进上海大学的学生每年给予1000元资助。迄今，当地农村共有5个孩子分别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等上海高等学府，王战都一一兑现了当年资助孩子上大学的承诺。

或许，人们对这段历史有着各种解读。但是上山下乡的广大知青们，对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始终有着一种别样的情怀。王战在革命老区江西农村一呆就是11年，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这里是王战青春的见证，是知青时代的篇章，是王战的第二故乡。如今回忆起那久远年代经历的艰辛和磨难，他仍然清晰如昨天，历历在目。即使在物质世界最贫困的日子里，干农活儿再脏再累，王战也不忘看书学习和对人生的思考。王战认为：“苦难也是一种财富吧！农村的锻炼是全方位的。”经过11年的艰辛磨砺，这是他人生经历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开始思考农村的改变、农民的出路，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必须要进行经济改革。“这段农村插队经历，使我深谙‘天高地厚’，也成了我以后人生思考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王战如是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题为《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重头文章，宣布因为“文革”而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同时，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个特大喜讯，激活了数百万知识青年沉寂的心田。中国由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这也让当时还在江西农村插队的王战看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旋转门”。于是，他重新拿起书本，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复习迎考，不就是为了能让自己早日考上大学吗？

那时，参加高考需要公社写证明批准同意。因为王战“身兼数职”：知青排长、大队团支部书记、小学校长兼任课老师，公社不同意他报考。这样，他就与1977年、1978年的高考失之交臂。不过，这里有个“插曲”：1978年6月底，离高考仅剩6天时，公社党委突然“大发慈心”，同意王战报考。报名后拿到“准考证”的王战，匆匆忙忙地突击迎考。等他考完试，忐忑不安地煎熬等待中，王战的高考成绩终于出来了。但是离第一志愿：复旦大学经济系仅差4分；可以重新补填第二、第三志愿：江西大学、江西财经学院。但是，王战心目中认定非读“复旦大学经济系”不可的念头，最后，他决定好好复习，第二年再报考“复旦大学经济系”。“因为复旦，是自己向往和憧憬的学术天堂。”王战如是说。

经过11年的艰辛磨砺，1979年3月，饱经风雨的王战带着江西井冈山11年艰辛插队的风尘和疲惫终于返城，回到了上海，与父母和家人团聚。

“返城了，心中无一日不牵念着那片红土地，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每一张熟悉的面孔，那里所经历的点点滴滴，那里的一切一切，无不勾起无尽的遐想。几番梦回，几番回味。”王战如是说。

2013年10月，王战曾为《五百知青一个梦》一书作过序。这是由江西省新干县档案局组织曾在该县插队落户的第一批知青（均为1968年11月下乡）撰写的回忆录的汇编。

另外，2016年7月，王战曾用饱蘸深情的笔墨为《青春的印迹》撰写前言—

我在为《五百知青一个梦》这本书所写的《序》中，曾经提到过江西省新干县“鸡峰五七综合场”这个特殊的知识青年群体。在20世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潮中，有部分体弱多病的知青不能适应繁重的田间劳动。于是，由上海市上山下乡慰问团老干部们的策划引导，在当地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帮助下，8名病弱的上海知青成立了“鸡峰五七综合场”，并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规模不断扩大，人员也增加到50来名。他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在还相当贫穷落后的农村有所作为。从以自己的照相、瓷画、做衣服等才能为农民服务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具有工业制造、交通运输、农牧副业等全面经营的集体企业。他们不但解决了自己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实践着下乡时的志向，为当地的农村、农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努力，也受到了当地老表的赞扬和各级政府的表彰。

现在这本由当时综合场的部分知青成员撰写的回忆录《青春的印迹》，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经历；凸显了一代知青真心实意地为农村、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这样一种独有的精神和品格。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

这本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了那些选择了奋斗和奉献的一代知青的爱国情怀和拳拳初心，他们无愧当年享有的先进知青集体的美誉。

当年，王战是按照国家关于知青返城的政策最后一批回到上海的，他顶替父亲在上海海关招待所做杂勤工，从最低层做起。王战每天一早的工作，就是把海关招待所近百只热水瓶的开水灌满。

于是，王战利用返城这3个月抓紧时间复习迎考。此时，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的问世，给渴望考上大学的王战带来了自信和希望。

当年6月中旬，王战参加报名报考，5毛钱的报名费，填写1张简单的报名表，交1张报名照片就算报名了。当年报名时，并不需要填写报考学校及专业志愿，只需要确定报考哪一科，即：文史类或理工医农类。定于7月上旬举行高考。

王战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高考“准考证”，正式成为一名考生。那时候，“准考证”仅是1张手掌大铅印加手写姓名的小纸片，上面贴着1张黑白照片。就是这样1张简单的小纸片，决定着王战这一代人的命运，改写了人生轨迹。

当年7月，王战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这一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全国共有468万人报名高考，录取人数28万人，录取率仅为6%。这与今天的高考录取率没法相比，简直是“乾坤倒转”，怪不得那时考上大学的人都被视为“天之骄子”哩！

那年的高考，是全国统一命题，用的是同一份试卷。王战他们一共要考6门，7月7日至9日，连考3天。依考试时间安排顺序，理科是语文、物理、数学、化学、政治、外语，文科是语文、历史、数学、地理、政治、外语。外语成绩只按10%计入，供重点院校录取时参考。

王战向记者披露：当年填写大学志愿时，他想重点攻读“世界农业经济”专业。“终身疾病（右手结核性关节炎和肝病）缠身，让自己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选考世界经济专业，旨在学世界经济来研究中国经济。”王战如是说。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79年8月，时年已经27岁的王战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刚创建，首届1979级只招收40名本科生。此时此刻，王战感到这薄薄的一纸通知捧在手里是沉甸甸的。对怀揣着梦想的他而言，浩瀚征程刚刚开始，而未来全新的舞台将会更大。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年拿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与兴奋。”王战说，“考上复旦让我开始肯定自己！实现了高考的目标，也让我明白只要足够勤奋和努力，未来可以有无限期待。”

1979年9月初的一天上午，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报到注册花了半天时间。王战所在的班级定名为“79级”。于是，在王战的身上被打上了“79级”的烙印。那天，系里举行首届世界经济系迎新会，系里差不多所有的教授和导师都出席了。陈观烈、蒋学模、余开祥、洪文达、江泽宏、笪移今、刘宏谊、郑励志、洪远朋、张薰华、宋承先、汪熙、宋海文、陆伯辉和郭景仪等，听他们的名字，个个都是如雷贯耳，赫赫有名。

创办全国第一个世界经济系并任系主任的陈观烈教授致辞，让王战终身难忘。陈观烈教授在致辞中说，复旦的大门永远都是敞开的，但，要进入这所大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好像解答新生们的疑问，并告诉大家说：“复旦的校名，由学校创办人马相伯先生选定，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的《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旨在自强不息。”

几天的入学教育并不枯燥，让王战对复旦的认识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复旦，真是一所让人向往、憧憬的学术天堂。她的悠久的历史，令人肃然起敬。各个专业、各个学科的专家，不仅是复旦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贝。其中，国内高校首创世界经济系更是星光灿烂，一大批经济专家使得世界经济系这一王牌专业在复旦举足轻重。我非常荣幸自己能聆听那些赫赫有名的教授们的教诲，领略他们的风采。我庆幸自己能成为这所大学的一名学生。”王战感慨地说：“在我江西红土地插队11年和上海海关招待所工作近半年后，终于来到这所享有盛名的高等学府，苍天待我不薄。之前，所有的委曲与不公，都已化作轻烟散去。此时此刻，我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等到入学教育结束时，王战对班上的同学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这一年，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刚创建，首届1979级只招收40名本科生。这个班同学的年龄相差极为悬殊：既有年仅16岁的来自外省市的应届毕生生，又有插队落户10多年的“老三届”知青；既有在工厂生产线上滚打爬摸10多年的青年工人，又有扛过枪、保家卫国的年轻退役军人。同窗年龄最大的28岁，与最小年龄竟相差一轮生肖。不过，班上24至25岁的占大多数。像王战这样的“老三届”（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有近10人，“新三届”（1977年、1978年、1979年这三届中学毕业生）也有10多人。班上来自上海本地和华东地区的同学居多。

“79级，对我来说是一个温馨的记忆，一段美好的人生回忆。我们已从一个卑微的被牺牲的67届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的79级。”王战感慨地说。

课程表发下来了，林林总总多达43门课程，每周要上20多节课。对于上课，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聚精会神听讲，认真做好笔记。王战说：“听那些满腹经纶的教授讲课真的是一种享受。”

当时，没有通用的教材，教师们的讲课都是自己研究的心得，都是自己独到的发现，油印成册。他们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摆在学生们的面前，将许多重要的课题提供给大家，将许多未知的领域展示给大家。同学们的思维不断活跃起来，视野也迅速地开阔起来。

是啊，王战他们是荣幸的，当年正赶上复旦大学刚创建世界经济系名师荟萃的“黄金时代”。在王战的印象中，当时的世界经济系教师群体阵容强大。其中，陈观烈教授讲授的《货币与银行》课程，非常叫座。他早年曾留学哈佛，对世界经济与金融格局态势一直跟踪研究。他讲课内容饱满，思路开阔，论述精辟，激情澎湃，从不闪烁其词。同学们听他一堂课，令人亢奋几天。

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战等众多同学的记忆里，陈观烈教授和宋承先老师对学生的指导，总是与密密麻麻的批注联系在一起。经他俩手批改的作业，总是标满了各种符号、批注。段落间、页边空白处，都是陈观烈教授或宋承先老师隽秀的字迹。宋承先老师讲授西方经济学说史，号称中国南北两宋之一，王战回忆说：“有一次，我交的作业3000字，没想到宋老师在我的作业本上密密麻麻批注了一大块。好奇的我，逐一数了一下，宋老师批注的字数竟然也是3000字。这让我非常感动。我们全班同学正是在老师严格教学和学术训练下，才得以快速成长和成才。”

在王战的印象中，张薰华教授讲授的《资本论》方法新颖，用黑格尔正反合“圆圈的圆圈”娓娓道来，出神入化。张薰华教授强调学习的系统性，期中考试出题竟然多达百余题，做题需花上大量时间翻阅《资本论》原著。张薰华教授和蔼可亲，他笑眯眯地坐在讲台边上，直至同学们交卷。第二次是开卷考试，张薰华教授事先将试题写在一堆纸条上，让学生抓阄，当场答题，大家心里挺紧张的。不过，即使抽到的试题被“卡”了、回答不了，也会给机会重抽一次。因为同学们在复习时都花了真功夫，最后的考试成绩都不错。

在王战的印象中，洪文达教授在世界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的耕耘独树一帜。他非常健谈，上课很吸引人。他有新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观点后面跟着逻辑、跟着文献。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首届79级大学生，无疑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同寻常的一群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年纪、经历都不尽相同。“上课有时是没有讲义的，大家都是成年人，课堂上更多是思想的交流。对于老师而言，恐怕只有这样才能‘镇得住’那些‘大龄学生’。当然，那也是一个很难得的施展才能的机会，所谓‘教学相长’嘛。”在王战的记忆中，洪先生的观点很新、很鲜活，“往往是他昨天晚上思考的问题，第二天早上就拿到课堂上与学生们分享了”。

洪文达教授主张解放思想，重新认识世界经济。他的思想萌芽、形成在中美建交以前，这在学术界、在理论界都是比较早的。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之中，他始终要求学生睁大眼睛去看世界，“不看世界，怎么看得懂中国”。“研究经济就要有全球眼光，有世界眼光。这就是洪老师留给复旦世界经济系的宝贵遗产。”“我们俩可以说是一见如故的‘忘年交’，第一堂课下课，我们就成了‘烟友’。”王战回忆道：“洪先生一点教授的架子都没有，气量大，心胸广，是我非常敬佩的人。”

在王战的印象中，才华横溢的蒋学模教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他在班上讲课逻辑严谨、条理清晰、风趣幽默，深得大家的敬佩。他在解放前翻译出版的《基督山伯爵》风靡一时；他主编的印刷达2000多万册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教材》，创造了社会科学教育普及成果之最，甚至在蒋学模教授逝世12年后的今天，这本教材仍在继续印刷发行，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数代大学生必读的教科书。这套长盛不衰的教材，不仅培训了改革开放时期最初的实践者和后继的决策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演进的一个缩影。

王战与他的同班同学是幸运的，有机会跟这些大咖的教授直接接触，并受亲炙，让他们终身难忘。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校园里朗朗的读书声随处可见。在校就读期间，王战是多么饥渴而贪馋地吸饮于百花丛中，以酿制芬芳馥郁的经济学蜜糖啊！学习的成效非常之高。他在经济学知识的领域里驰骋得多么自由自在；他全身心地沉浸在经济学的知识海洋中。王战无疑是聪明的，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且非常勤奋。

无论是本科就读4年，还是留校任教9年，复旦大学图书馆始终是王战常去的地方。这里藏书丰富，当时就达100万册，足以傲视国内其他大学。

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王战就养成了一有空就 “泡”在书海里的习惯，不管是否节假日，他充分利用复旦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在阅览室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经济专业方面的书籍。

另外，思想活跃的王战在班上发起成立了6人学术小组，陆丁、张晓琴等同学踊跃参加，班上学术氛围十分浓厚。

真想不到，那么快王战就毕业了。王战的毕业论文《中国农业发展趋势—江西与上海比较》，主要论述和关注农业问题。宋海文教授认真阅读了王战的毕业论文，兴奋地伸手按着他的肩膀说：“你对世界经济学很有悟性，你以后必将有广阔而美好的发展前景。”  

当年，王战还把毕业论文寄给中国经济学泰斗、北京大学陈翰笙教授，至今他仍珍藏着陈老的回信。

王战感慨地说，每个人都有着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大学不仅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同样也是对独立生活的成长能力的锻炼。王战感激复旦带给他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思辨性和质疑性是重要的收获，我在大学本科4年撰写了8篇‘以文求教于导师’的具有思辨性和质疑性特点的论文。”

王战先后撰写的这8篇“以文求教于导师”的论文，分别是：1.求教于洪文达老师《论垄断与竞争的关系》；2.求教于陈观烈老师《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现象》；3.求教于余开祥老师《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的动因》；4.求教于蒋学模老师《关于公有制前提下生产资料两权分离问题》；5.求教于宋承先老师《论劳动价值与边际效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6.求教于宋海文老师和陈翰望老师《中国农业区域的比较优势》；7.求教于刘宏谊老师《析美国例外论》；8.求教于陆伯辉老师《苏联与美国国家交通体制的比较分析》。

“自己深深感到大学是学校与社会的交界点，每个人的学识和眼界决定了独立思考的深度和境界。其中，学识决定眼界，眼界决定境界。”王战感慨地说。

做学问，先学问。1991年，王战被学校破格提拔，成为“文革”后复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此后，他在从事政府决策咨询工作中，共有100多项政策建议为中央与地方所采纳。“这一切，都受益于在复旦11年的就读和问学。”王战如是说。

王战离开复旦大学以后，他与首届复旦世界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以及他的学生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保持着联系。

2013年5月24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迎来了世界经济系的首届毕业生—1979级世界经济系的校友们。下午2点，从世界各地赶来的校友们在母校欢聚重逢，畅叙别情。出席本次座谈会的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世界经济系主任黄亚钧教授、世界经济系庄起善教授，以及1979级世经系的20余位校友们。

光阴荏苒，阔别30年，当他们再次回到母校，回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欢聚时刻。如果要用简洁的话语来诉说此刻的心情，我想到了6个字：感谢、感慨、感恩。我们在母校重温亲情的同时，不禁感慨万千。转眼30年过去，当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学子，如今相逢已是白发染鬓。无需追问‘时间都去哪儿了？’……”王战感慨地说。

是啊，30年前的他们，从这里出发，走向天南海北，憧憬着未来；30年后的他们，回归这里，满载着成就，唱响同一首歌！

2018年春天，为纪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创建40周年，王战组织了首届复旦世界经济系的大部分同学相约在被誉为“世界级生态岛”的崇明岛聚会，与阔别35年的同班老同学在“水清土净，空气清新”的令人艳羡的国际生态示范岛，一起叙旧重温同窗友情。

六月的复旦万物葱茏，正是孕育收获和希望的季节。一曲骊歌唱响，数载情谊难忘；一段旅程挥别，新的征途踏上。

2020年6月28日上午，复旦大学2020届学生毕业典礼在线上隆重举行。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许宁生等学校党政领导，教师代表、校友代表等共同送别7000余名2020届毕业生。

对即将踏上人生新征程的2020届毕业生来说，复旦在各行各业的优秀校友树立了榜样。作为校友代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顾问、复旦大学1983届世界经济系校友王战，虽然复旦毕业已有37年，但是他内心深处的青春情怀仍在荡漾。他在发言中寄语毕业生“事成于思”。他结合亲身经历，解析了对“人生如何富有？”这个问题的思考，并寄语毕业生们：“要安家乐业，更要有家国情怀”；“要懂一点生命哲学，更要有人生的独特价值”。他鼓励同学们不要认为自己是个小人物就作不了大贡献，要从小处着眼，做力所能及之事；不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富有，而是要在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中实现“人生的富有”。

“复旦复旦旦复旦，日月光华共灿烂！”校歌在云端唱响，“向前、向前、向前进展”的召唤在心间激荡。家国使命在肩，母校嘱托在心，毕业生们从新的起点出发，坚守理想、脚踏实地、服务社会、建功立业、奉献时代。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人杰地灵，在这里深造的佼佼者，名人荟萃，王战就是其中的一位。

学以修身，用以治国。1983年6月，王战大学毕业后，留校进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任所长助理，并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世界经济长周期理论的知名青年学者。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经济改革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拓展,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新的挑战。从计划体制改革到原材料调拨体制变化，从流通体制放开到和邻近省市商业交流，从工业产品价格的开放到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从财政包干到企业激励机制，在实践、政策和理论上都面临了一系列严峻的考验。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和席卷全国的经济发展浪潮的开始。之前，江西农村插队11年的经历，让王战经常思考如何用所学的世界经济知识为中国经济服务。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国情乡俗的深谙，使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79级王战与经济系77级朱民、世界经济系研究生陈伟恕3位同学谋划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教研体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有计划只是个开始，真正有结果落地才会有收获。1984年，中国高校首个经济研究中心—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挂牌，首届中心主任便是王战的恩师洪文达教授。王战披露了36年前谋划和筹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段“秘史”—

王战、朱民和陈伟恕3位同学的建议提出后，学校的相关管理部门开了座谈会，讨论热烈，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态度，但在具体安排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最后，会议无果而散。洪文达教授参加了会议，走到校门口，洪文达教授停下来。他神情凝重，面容严峻，坚定地对王战等3位同学说：“我们应该去找校党委林克书记汇报。”

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的家中，洪文达教授和陈伟恕在座，王战和朱民分别向林克书记作了关于筹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汇报。林克书记仔细地听着，时时提出问题，也不时地提出新的建议。1个多小时后，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表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青年们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大事，应该予以大力支持。关于筹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这件事，我们上校党委会讨论来决定。”

6周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批复”终于批下来了！

198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个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为主题的高校经济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宣告成立，这比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整整提前了10年时间，让人不得不佩服王战、朱民和陈伟恕3位同学和洪文达教授的高瞻远瞩。人们更忘不了对成立中国高校首个经济研究中心而力排众议、鼎力支持新生事物的已故的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林克前辈！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刚创建时，校党委书记林克给了3个房间和1300元经费，可谓是艰苦创业，白手起家。第二年，王战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兼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负责战略研究。

此后，王战一心投入对中国改革开放作比较研究，并为之服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他领衔的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就为安徽、贵州、江西、河北、云南、江苏泰州、广西柳州等20多个省市县政府制定发展战略。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作风、丰富扎实的信息底蕴、独家独到的前瞻意识、客观冷静的研究方法，使王战和他的团队能够科学理性地分析、预测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诸多敏感难题，其参与制定的发展战略决策参考，均获得当地领导的高度赞赏。王战连称这段零距离触摸时代脉搏，参与地方一线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经历，非常重要，受益匪浅，为他今后研究中国经济以及上海的改革开放和发展课题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当年青涩尚未褪去的3名复旦学子，如今都成长为中国经济工作领域或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栋梁之才。他们是中共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上海社科院原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常务副总裁陈伟恕。

王战离开复旦大学后，与老书记林克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每年春节大年初一，他都忘不了电话向老书记拜年，有时候还会上门拜访。

2011年12月的一天，王战听闻林克因患肺癌晚期入住华东医院治疗，准备去医院病房探望他。林克不希望王战到医院来探望他，而是约到他家里去见面。

这天上午，王战如约来到林克家里。林克坐在客厅里，吸着氧闭目养神。他的家人说，“他看见你来，会很高兴的。”

王战轻轻叫了两声“林老师”，他果然马上把眼睛睁开了，微笑着点头，插着输液管的手开始晃动，王战马上伸手握住，他睁大眼睛看了王战一会儿说道：“来，一起抽支烟。”

其实，林克老书记这个病是绝对不允许再抽烟的。想起20多年前林克书记第一次主持召开中青年学者座谈会，递给自己抽的第一支中华牌香烟，这是忘年之交的情分啊！想到此，王战不由潸然泪下。

一周后的12月27日4时5分，王战接到华东医院消息，说林克老书记因病医治无效刚走，享年88岁。

这么突然！这令王战哀痛不已，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神情悲戚凝重，不由想起了过去的点滴。林克在复旦任党委书记时，他尊重和爱护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政治上引导，工作上支持，思想上关心，生活上帮助，既坚持批评教育，又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后，他一直担任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20多年来，他殚精竭虑，为全面完成上海新编地方志书的首轮编纂任务，深入推进第二轮编纂工作，繁荣上海地方志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总有些感佩，也有一些心酸。林克老书记的教诲，始终荡漾心头。他的话虽然不多，但深藏在我心中，时不时拱起富有生命的思考，如同种子。”王战感慨地说，林克任党委书记和谢希德任校长时期对复旦学子有个“三不”原则：不压制年轻人的想法，而要鼓励年轻人敢想敢做；不压制年轻人的发展，鼓励年轻人能够发展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挡年轻人的道。2位校领导为培养青年人而呕心沥血。润物细无声，林书记和谢校长是复旦学子人生道路上的一座丰碑。

王战还补充说：“当年我留校后是乘复旦校车上下班，谢希德校长住在乌鲁木齐路，我住在汾阳路。她第一站上车，我第二站上车。谢校长习惯坐在前门左边靠近窗口的位置，时常请我坐在她旁边，会向我询问上海经济问题。”

是啊，复旦老一辈学者都是那样谦虚、质朴、无私。他们的形象，宛如雨夜中的路灯，只见灯光洒在泥泞的路面上，而其灯杆形态等则淡化在黑夜的漫漫雨丝之中……

言精于丰，行成于思。王战深切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对国情的了解，或者没有宏观领域研究的经历，没有在农村基层插队过，那么，他就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出解决实际问题的创新思路。作为一位知名的决策咨询专家，王战坦言，他已直接或者间接服务了8位上海市委书记和7位市长，为中国发展和上海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其中，为习近平做“智囊”7个月，拟写200篇稿件；为俞正声做“智囊”从前到后5年；为韩正做“智囊”8个月。王战说，这是他一生的荣幸。

王战的体内流淌着中华儿女的热血，他深爱着祖国，他图的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和平崛起。他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以重大决策咨询研究立身，做成了一件件影响天下的大事。其中，包括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世博会主题、中国加入WTO上海行动计划纲要、上海洋山集装箱枢纽港论证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咨询研究的大手笔，展示出国家高端智库群体中“这位首席”的独特风采。

王战的决策研究才华逐渐引起上海高层的关注，并进入领导的视野。1992年年初，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徐匡迪的一纸调令，把王战调到了上海市计委（现市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并兼任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上海市决策咨询工作。

王战常说，智囊，就是承担“破冰”重任。从此，王战智囊的思维，像清晨山涧涌出的泉水。心灵的震撼和科学的思考、人文的关怀和缜密的调研，开始铸就王战头脑里“智囊的大厦”。于是，由他精心创意的有关“上海土地批租”“构筑上海大都市圈”“中国加入WTO对上海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上海综合竞争力国际比较研究”等政策建议书，犹如勾画中的上海当代版“清明上河图”。一条条、一款款，写得密密麻麻，清清楚楚，均被市政府所采纳，成为宝贵财富。

王战小心翼翼地把这一份份呕心沥血的上海未来发展蓝图，用图钉按在自己办公室的木门上，他闲下来的时候会眯缝着眼睛憧憬着。这时候，童稚的浪漫撒满他略有褶皱的面孔上，那应该是生命画卷中难得的精品。

上海改革开放40多年，王战是亲历者，也是多项改革方略的设计者之一，并几乎参与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上海历次重大规划、改革的论证和出台。

一是浦东的开发开放。王战从1987年开始就参加了上海市政府组织的决策咨询组。1990年以前，浦东地区除沿江分布着一些传统的工业企业及部分低水平的城市化地区外，绝大部分是农村。浦东的开发开放已经酝酿许多年了，但是，浦东要建设成什么样的浦东争议很多、建议也很多。当时的榜样有深圳特区，但王战在研究中认为，深圳和上海有所区别，深圳特区经验在上海不适合，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东西联动、再造中心”这8字方针。也就是浦东浦西要互相联动，再造金融、贸易、经济中心。

王战说，浦东的开发开放是有创新的，归纳起来就是两点：第一，是不搞“特区”搞“新区”，也就是不拦铁丝网，让浦东的开发开放来带动浦西，从而带动整个上海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条是对的。第二，是不搞“开发区”搞“功能区”。开发区的主要产业是工业，但浦东开发不仅仅在工业上。因此，一开始就设计了5个功能区：外高桥保税区、金桥出口加工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新技术园区、六里现代生活园区（如今的世博地块）。王战认为，浦东开发开放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没有走弯路，这两条创新经验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由他担任主项目人的“浦东开发开放研究”等项目，10多年后，在浦东成为了现实。

今年正逢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沧桑巨变30年。穿越时空，回溯过往，浦东从一片荒芜“分娩”出一方繁华，为世界瞩目、被历史铭记，离不开“改革开放”4个字。因改革开放而兴，由改革开放变盛。浦东30年，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浦东写下世界所公认的奇迹。三十而立，浦东的崛起，不仅是崭新城市天际线的立起，更是中国昂首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步伐。

王战无比自豪地说，当年谋划浦东的发展，从不局限于浦东，也不局限于当下，必须着眼长周期、立足大格局。当初，“站在地球仪旁思考浦东开发”这句话振聋发聩，并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其精准道出了浦东应有的目标和身位—如果只是做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开发区，仅仅着眼于短期的增长数字和经济规模，那么，就辜负了“国家战略”的初衷。浦东必须是代表中国、面向全球的。这意味着，做任何事都要有敢跟全球顶尖水平对话的志气、强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气，也必须有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的朝气。有这些，才可能在白纸上不断创造奇迹，才能在没有路的时候闯出一条路。

二是上海洋山深水港项目研究。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顺应世界经济和国际航运发展的新趋势，根据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洋山深水港区建设又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核心。

王战说，从1995年开始，由他带队的上海洋山深水港项目研究课题组，就对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深水港枢纽港港址进行考察调研。此后，他的团队就和中央在沪及上海市的科研、设计、勘察单位一起，对港址进行论证，开始了艰苦的前期工作。一轮明月悬于苍穹，漆黑的海面上，湿咸的海风涌起无尽的波浪。远方的船舶泛着点点灯光。午夜，很多人即将入眠。东海上，王战领衔的上海洋山深水港项目考察调研团队却仍在忙碌中。从1995年项目前期开始，到2002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其间前后反复论证研究了7年，开展了200多个专题项目研究。

王战坦言，这次参与的重大研究项目是最艰苦、花工夫最大的一次，但是很有成就感，因为这彻底解决了上海40年来始终没能解决的没有深水良港的问题。如今，东海之滨的洋山港内，塔吊林立、舟车穿梭，“无人码头”源源不断输出“中国制造”……

人们忘不了王战带领团队在上海洋山深水港项目考察调研的情景。每次考察调研结束后，他都是叉腰站在岸边，海风吹拂起他斑白的头发，他眯着眼向远方望去，如雕塑般立在海边的岩石上。

三是迪斯尼项目落户上海。说起上海的迪斯尼项目，王战早在1995年就与其结缘。当年，他就代表上海方面飞赴美国洛杉矶与迪斯尼代表进行第一次的意向性谈判。其间，双方进行了多次磋商，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此后该项目命运多舛，一波三折。就在1998年项目快要有眉目的时候，由于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提出要上迪斯尼项目以振兴经济，大局权衡下，上海让掉了这一项目。后来，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集中精力于此，迪斯尼项目暂时搁浅。其间，再加上北京也申请要上类似项目，又往后拖了时间。最终世博会结束后敲定，正式启动项目，前后整整历时15年。王战坦言：“其实，这是毅力与意志的比赛，智慧与体力的角逐。”

四是成功申办上海世博会。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世瞩目的第41届世界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如此成功的重大活动，自然也凝聚着王战的心血和功劳。从1999年12月筹备申办开始，王战就接到了研究世博会选址和世博会主题这两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深知肩上那沉甸甸的分量。按照市领导的说法，这回就是要打硬仗啦—“这个仗要高水平拿出来，任务艰巨；只准成功，不准失败，要立下军令状！”

朝阳破云而出，洒下一片金红。此时，王战眼中灼灼有光，他向市领导表示：“保证完成任务！”他动容、动情了，更动作了。他像绷紧了的发条，一分一秒地转个不停。

是夜，王战办公室的一扇窗，亮起了橘黄色的灯光。他伏案疾书，研究世博会选址和世博会主题的初步方案，跃然纸上，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仅靠一支圆珠笔……

又是一夜未眠。黎明破晓，一份份写满研究世博会选址和世博会主题的草稿，以及洋洋洒洒数万字的论证报告终于出炉，壁破道成。这几十页的论证报告凝结了王战领衔的团队的心血和智慧。在王战的眼中，这更像是一纸“军令状”，而他就是那位在“军令状”上签字画押的人。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年，这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主题口号，就出自王战领衔的团队集体智慧。

这些与生俱来的累累硕果，乃至“石破天惊”之作，决定了王战在成就事业中，具有把握大势、举重若轻的“王者风范”。由此，让人们领略了他的大手笔、大格局、大智慧……

在王战智囊生涯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与几位经济专家有幸成为总书记的座上宾。

2016年7月8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意见和建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此次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和经济专家们都聊了什么？关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们都怎么看？未来的经济走势又将如何呢？

王战与刘世锦、李扬、林毅夫、胡鞍钢、樊纲等经济专家们分别就金融改革与防控金融风险、宏观经济运行与趋势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东北经济振兴与国企改革、国际经济形势、中部地区经济形势、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钢铁行业去过剩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企发展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

为什么这些经济专家能成为总书记的座上宾？能够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前期研究！那么，王战提出过哪些观点呢？

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提出了对国际经济形势判断的新观点。他在题为《“三个不会变”为各国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中国进入高水平开放发展新阶段》发言时，主要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在全球经济转型中面临的战略风险与战略机遇以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战略转型的若干思路。

王战认为，一是中国迎来高水平开放发展的新阶段。无论在世界经济繁荣期还是衰退期，中国都对外商敞开大门、诚挚欢迎，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三个不会变”的政策取向。二是构建新的双向开放模式。引进来和走出去并举，东部和中西部发展联动，对内和对外开放协调。三是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升级协同推进。四是中国将进入新一轮扩大利用外资期。“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开放和扩大利用外资进入新阶段，必将给世界各国企业带来更多商机。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的主旨演讲，对上海提出了“三项新的重大任务”：一是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二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三是把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当记者问及为什么要给上海布置这“三大新任务”时，王战在解读中认为，这“三大新任务”实际上是抓住了上海新时代发展的突破口。

增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是提高上海开放水平的突破口。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很好起到了开放倒逼改革的作用。但是面积太小，也比较零碎。现在在自贸试验区登记的企业已经很多了，可以说有点不堪重负。增设新片区为上海深化自贸区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对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起到推动作用。

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是上海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对上海继续当好创新发展先行者起到关键作用。创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要有科技金融，而科技金融必须是全链条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退出机制。因此，设立科创板，对上海创新先行是关键的。而且它还带动了另一件事。创业板我们原来不是没有，但为什么不成功？这与直接融资市场的体制机制有关。与国际上通常做法不同，我们是证监会审批上市资格，所以光设立科创板还不行，需要采取注册制，在这方面要进一步作制度设计。

把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新时代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的突破口。一体化代表了区域发展的最高层次。40多年来我国改革发展，很多是按照行政区划、由地方政府去推动的。这主要是在区域范围内推动。但是经济发展到今天，生产要素已经突破了区域范围，东中西部要协调发展，也必须突破行政区划的阻碍。因此，把长三角一体化提升为国家战略，既表明长三角最具有这方面的条件，也具有这方面的需求，同时也是国家战略在新时代区域发展中的一个总体要求。这块工作做好了，对中国的发展会起到一个新的引领作用。

当记者问道：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上海一直是这么做的；这次总书记提到“更好”，对此该如何理解？王战在解读中认为，“三大新任务”是国家在改革开放发展上的总体考虑。对上海来说，这既是极大的信任和支持，又的确是“最重的担子”“最难啃的骨头”。

王战说，总书记在上海工作过，对上海情况很了解。他把对上海的最新要求，放在进博会这样一个场合提出，等于是在对全国、全世界做一个宣介。进博会年年要开，全国人民、全世界客商都会来检验上海在这些方面进步了没有？这就是一种“倒逼”。总书记的要求很重要、很精准，也很严格。我们没有退路，只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一定要做好。“三大新任务”针对的是在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如何再上一个新台阶，将它们交给上海，就是认准上海能成为这样的突破点。

当记者问道：上海原来已经承担了好几项国家战略，此次将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只是简单做加法吗？

王战解读说，为什么要实施长三角一体化？这跟我们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密切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条条块块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市场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讲，“三大新任务”是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对上海提出的新要求。它不仅仅局限于上海、长三角自身的发展，如果做成了，对全国区域发展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有助于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王战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提出的5个方面工作要求中，第一条就是“更好为全国改革发展大局服务”。这一战略定位对上海意味着服务国家大局、服务国家战略。这是上海改革开放40年的重要成功经验之一。回顾40年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上海是踢“后卫”。当时上海承担着国家六分之一财政收入的重任，同时城市在完成历史欠账的基础上还要有新的发展。怎么办？上海没有“等靠要”，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动足脑筋，群策群力想办法。比如，通过土地批租，解决了改革开放“第一笔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事物的发展往往是辩证的，如果当时上海拿的都是财政优惠政策，我们就不会动这个脑筋了。

王战表示，可以说，依循“服务国家战略+创新”，上海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这一条，对于今天也同样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自2018年年底以来，世界的目光就紧盯着中国，关注着上海。人们好奇，也万分期待，已进行6年的自贸试验区建设，会给世界带来何种惊喜？

“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有新作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新作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有新作为。”2017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要求上海解放思想，勇于担当，敢为人先，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不断增强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加快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而其提出的上述“四个新作为”，就是实现这一要求的主攻方向和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时任上海社科院院长的王战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兴奋的符号撒满了整个脸上。此时的王战满目都是阳光明媚的春天。

王战有一张阳光灿烂的脸。恰恰正值“全国两会”之后，那种备受鼓舞的兴奋，使他像代谢旺盛的年轻人，充沛的精力从他的每一个毛孔向外渗透。王战的激情，让人很快地淡忘了有关年龄的痕迹。

近几年，王战曾数次参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专家座谈会。在他看来，从这些要求能看出中央对于上海的特殊战略考量。同时，意味着上海需要在更高站位上谋划未来发展。

而在自贸区建设领域，关于“新作为”的一些具体提法，亦蕴含了持续推进、不断深化的期望。

王战解读说：总书记提这些要求，是用了“钉钉子”的精神。这一方面，表明总书记对上海的期望，特别是改革创新，每年都提，可以说是紧盯不放；另一方面，抓这几个点，既是最全局性的事情，又是跟上海的优势结合起来的，是给上海量身定制的。换句话说，抓这四件事，就是要抓上海这个典型。如果只是讲原则，泛泛而谈，那么全国各地没有区别，也没有针对性。总书记抓区域发展这个大问题，京津冀就是他要抓的典型。而上海，这四句话，其实是可以对应“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我们可以一条一条地来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同地区要求不一样，底线是全面脱贫，而上海的任务是解决创新驱动、创新引领。如果没有创新引领，就脱贫而脱贫，不可能有全面小康。

“全面深化改革”，上海的特点历来是用开放倒逼改革，自贸区就特别要在开放中做文章，要同时成为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试验田”。这件事，最适合上海来做。

“全面依法治国”，社区是基础，社会治理创新一轮轮抓下来，形成的就是法治意识。同时，2400万人口规模的超大城市治理，这在全世界都是难解的问题。这件事抓好了，会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和治理带来很重要的经验，对治理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就更不言而喻，要做好前三个方面，这一条是根本保证。

由此看出，总书记提出的四条要求，其实是与“四个全面”的大战略紧密关联的。上海要当“排头兵、先行者”，也要在这样的语境下，从“四个全面”的高度来谋划工作。

当记者问道：总书记要求“在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上有新作为”，除了要求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还特别提到上海自贸区要“亮明我国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鲜明态度”。现在国际上保护主义思潮抬头，这个表述有什么特别之处？

王战解读说：自贸区前三年在开放这块有一定进展，但还不够大。现在对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比如，事中事后监管等等，都属于改革范畴，是用上海的这块改革，来带动全国的改革。而对上海来说，开放跟改革是分不开的。

自贸区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最新的其实也是最原本的要求，就是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代表到国际上发挥作用。自贸区最初设计的本意，首先是因为要搞BIT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们也要留一个大家能够接轨的东西。所以他们一头搞BIT，我们一头搞自贸区，其中的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其实是跟BIT有关的。也就是说，自贸区的直接目的是扩大开放，而它引发并推动了一系列国内的改革，其实是间接的衍生效果。

特朗普上台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美国将BIT搁置，TPP明确不搞了，自贸区再对应什么东西？总书记这次讲的，跟他2017年1月份在达沃斯和2016年G20峰会时讲的一样，简单来说就是，中国要做全球化的捍卫者和引导者。中国的“一带一路”事实上已经成了全世界公认的坚持全球化的样板，而自贸区也要成为一块样板。

当记者问道：这次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从操作层面看，自贸区同“一带一路”如何有效对接？

王战解读说：这个对接有直接和间接的层面。直接的层面，自贸区可以对接“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推进城市、园区、企业、项目的“四联动”。这方面资源很多，比如伊朗恰巴哈尔港，1993年就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上海就可以考虑对接；还有一些国家愿意来复制自贸区模式，我们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区，也可以考虑对接。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回到自贸区的本质，它同过去所有的园区建设不同，不是着重对货物贸易开放，而是对服务贸易的开放。从明清时期的海禁到中国加入WTO，货物贸易的开放这条路我们已经走出来了，彻底改变了闭关自守，但服务贸易的开放在过去是很少的。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第二轮开放，而它的要求跟货物贸易领域是完全不同的。相应地，对改革的要求也不一样，它需要有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需要对接国际规则。这就是自贸区同“一带一路”对接的间接层面，也就是通过自贸区的服务贸易开放，推动投资便利化，来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这里面包括种种专业服务、金融和航运等。

从700年前老城隍庙的秦裕伯，到松江广富林，提起上海历史，人们最先想到的都是这些著名的“古迹”。因此，当听到代表上海文化的海派文化发源地，竟然在今日繁华的徐家汇，不少人都存有疑问。

在2020年 9月上旬举行的徐汇区新一期汇讲坛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以“从世界中国学看海派之源”为主题，阐释了为何海派文化是对江南文化的丰富和拓展。在持续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当下，红色文化、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不仅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更蕴含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经规律。

“海派文化不单是上海文化，也不能只从上海史的角度去研究。”王战在演讲中阐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海派文化的发源地，在今日上海的徐家汇土山湾地区。海派文化一头承接江南文化，另一头连接红色文化，在上海的文化演进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了解海派文化的渊源，需要先从江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不同阶段着手。

“魔性”在于了解自己和细化市场。对此，王战表示，近年来上海被公认为“魔都”，但城市的“魔性”究竟在哪里？“磁性”和吸引力又在哪里？并没有非常系统完善的梳理。

为孕育红色文化打下根基。“海派文化，从不只是张爱玲、徐志摩笔下的‘小资文化’。”王战表示，江南文化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通过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所积淀下的精华，就在海派文化当中。王战表示，从翻译《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由海派文化带来的中西思想碰撞和交汇，影响了当时的革命者作出了最终的选择。因此，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之间这段渊源，需要上海的研究者承担起深入研究的重任。

在“后疫情”时代，“魔都”上海如何培育新经济、发展新动能？在2020年10月13日举行的2020上海“在线新经济”论坛·虹桥峰会上，上海市社联主席王战发表题为《海派文化催生“魔都”上海的独特“磁力”》主旨演讲。他表示，上海应聚焦“魔都磁力”，以此拉动百业发展。

江南文化从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通过与西方文化的碰撞所积淀下的精华，就在海派文化当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也催生了“魔都”上海的独特“磁力”。

王战认为，“魔都磁力”来源于其“十大名都”的吸引力：除了外滩、东方明珠这些地标让上海成为“风貌之都”以外，上海还是红色之都、名居之都、演艺之都、竞技之都、时尚之都、创意之都、文博之都、会展之都和世界美食之都。

以演艺之都为例，百年之前，上海大世界曾有“东方百老汇”的美誉，催生了周边30余个剧场；眼下，上海拥有上海歌剧院、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等一系列中国顶尖的演出场所。

而上海“竞技之都”的吸引力亦源远流长。据王战介绍，100多年来，中国很多的球类活动、竞技的体育项目都是从上海引进的。改革开放后，上海又引进了F1赛车、高尔夫球、劳力士大师赛、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等竞技项目。

“会展吸引的是参展的人，文博吸引的可能是收藏家。”王战表示，应将“十大名都”的“磁力”落实到上海的各个旅游景点中，打造具有上海海派文化特色和高质量的“魔都之旅”。

“旅游是先导产业，可以带动116个行业的发展。”王战表示，上海以发展旅游业为抓手，拉动餐饮、酒店、航空与交通运输等多个产业，以此促进上海服务业的恢复与发展。

“十大名都”可以让来沪的海内外游客都能迅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游览目的地，王战表示，这就是魔都上海的“魔力”所在。

最后，当记者问到做一名优秀的“高层智囊”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时，王战绕开了技术业务，说了一个很软性的概念：“应该能抛弃开虚名、小利，做到物我皆忘，荣辱不惊。同时，还要有独立思考的毅力和韧劲，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把时间花在名和利之上，这是王战最不舍得的。他说：“人的一生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时间也就是几十年。”说到这里，王战话锋一转：“十分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军院长及《仙舟客》院刊特派记者来采访我。不过，我想还是低调一些。因为做智囊工作的特殊性，许多内幕在我离开工作岗位之前是不宜对外披露的。常言道：‘雁过留声’。我呢，是想‘大雁飞过长空无痕’。”

是啊，对王战而言，智囊既是他的工作和事业，更是他须臾不可分离的职责和使命。人的优雅无法装扮出来，那是阅尽人生后的坦然，是饱受沧桑后的睿智，是无数沉浮后的淡泊。

记者初见王战，感觉他素谈、平和、朴实无华。最深的印象是他满头的银发。如果你认定眼前这位事业成功年长的Man犹如一棵参天大树，那么，你能不费力气地从那些动感的发丝中觉察到一种负重的美，几乎每一根抖动的发丝如同繁茂的枝叶，而那些枝叶无一例外地与积蓄的沉淀、慷慨和默默奉献紧紧相连。在大树旁，你就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仰视…… 

本文特约记者严伟明，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专业，曾任《上海经济报》新闻部主任和总编办公室主任，就职于上海广播电视台，兼任今日出版社副总编辑。所采写的《丢掉的手帕何时捡起来》《西气东输竞标烽烟起》《宝钢直面反倾销：胜诉率近九成》《同舟共济渡难关—上海企业急援全国抗非纪实》等10余篇作品分获华东经济信息报刊好新闻一等奖、上海新闻奖和上海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作品奖；个人还荣获上海新闻界抗击非典新闻宣传优秀记者奖。近年来，出版新著《生命开始的地方》《梦飞蓝天》《海立：冷暖二十年》《剑胆琴心 上下求索 邱蔚六》《新华60年— 一位记者眼中的上海新华医院》《东海瀛洲》《春申季风》等。其中，《邱蔚六传》获评“2018中国医界好书”，并居榜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