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晚，复旦法律界同学会举办了月度分享会，特邀上海政法学院副教授商建刚作为主讲嘉宾，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算法治理与数据权益”，商教授具有多年律师和法官工作经历；曾任上海律协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主任（2007-2015），获得优秀青年律师称号（2010）、上海法院系统个人一等功（2017）；专著《网络法》（2005），编写地方标准《数据产品和服务权益标准认定指南》，在发表论文《算法决策损害责任构成的要件分析》（2022），《数据产品及服务权益认定的理论与制度评述》（2022），长期从事网络法律实践与理论研究。活动以线上会议的形式进行。活动中，商教授主要与校友们进行了问答互动，以及通过他近期发表的两篇论文分享自己的观点。
分享会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算法板块”，第二部分“数据板块”，第三部分是互动问答。
首先，商教授提出算法的责任类型没有明确规定，他讲的主要是理论。他提到，关于算法治理的方法现有4种：1、算法解释；2、算法透明；3、算法平衡；4、算法产品质量责任。
①算法解释权理论赋予算法控制者解释算法合理性的义务。
商教授通过案件举例说明算法解释权，得出：算法“解释权”理论无法消除算法决策的“非知”，应在尊重算法决策“非知”的基础上赋予算法决策控制者作为产品提供者法律责任。
②算法透明理论赋予算法透明度义务，以图达到“刺穿算法黑箱”的效果。
③算法平衡理论，算法应当兼顾相对人权益保护和伦理要求。
④算法产品质量责任是基于社会公平理念出现的严格法律责任制度，是适合应用于算法决策损害的责任类型。
这部分中，商教授对校友关于政府数据公开的问题，进行了解答：数字政府建设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公民网上参与越来越多，其中涉及到数据的泄露和隐私的保护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从法律角度给予约束。近三年政府数据公开调整此起彼伏，对于各地政府数据公开问题，应按照各地方立法条例规定执行，未来要走向集中立法。
此外，商教授提到了隐私权的由来，隐私权即是保护隐私的期待利益，对此进行举例：在一起美国持枪抢劫案件，FBI通过手机定位确定嫌疑人的位置找到关键性证据，并将其抓获，在法庭上嫌疑人向法官提出FBI侵犯了自己的隐私权并获得了法官的认可。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得出，作为公民应用隐私权来维护自己的个人信息数据被无理由盗用。但同时，商教授也指出这项规定并不适用于国内。
针对信息数据流动的不安全性问题，商教授给出了如下建议：数据使用需针对特定的人，在使用过程中需限定使用人、使用用途和使用范围。
接着，商教授对bug进行了深入的讲解并提出问题：软件行业因为bug造成的损失，开发公司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商教授通过案例指出需按bug的种类进行分析。第一种基于软件开发而言，合同双方之间的问题。第二种在算法上有瑕疵，造成了算法上的后果。引申出算法决策损害的因果关系分析。算法决策控制者、算法决策、算法决策损害之间存在“主体、行为、损害后果”的直接因果关系。分为以下两点：一、数据下次间接导致算法损害，二、算法模型缺陷直接导致损害结果。综上所述，算法以客观标准化数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数据分析来反馈社会的现实状况。算法决策控制者与算法决策致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算法控制者的疏忽大意甚至是故意，会造成算法决策损害。
第二部分是商教授对“数据产品及服务权益认定的理论与制度评述”的讲解，商教授提出以下四个观点：
1、明确数据的权益是培养数据市场的前置性条件
2、如果没有明确数据的权益会导致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交易带来隐患
3、商业数据的立法保护是数据产权制度设计的一种应有之意
4、目前关于数据权益的保护是要给数据赋予一项权益
他表示：现有相关理论和制度均有其缺陷，不能彻底解决数据产品及服务的权益认定问题，无法作为构建有偿有序数据流动制度的理论基石。通观理论研究与实践进路，无论何种研究和判决，均未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然而，不同数据必然有不同属性，比如对不含个人信息的工业数据就不必考虑对个人的影响。不采用分类分级的方式对数据产品及服务进行划分，只会致使对不同数据权益的过强或者过弱保护。这种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数据产品及服务问题的范式是不可取的。所以，必须通过细化数据产品及服务类型的方式，对数据产品及服务进行分类分级，在不同数据的强保护和弱保护之间寻求数据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以保障数据高效合规流通。
第三部分为互动提问环节，商教授就校友提出的“法益的存在是否是确权和保护的前提”、“境外是否有关于大数据的立法标准”、“对数据交易所的看法”、“数据合规咨询是否可能成为未来的业务方向”、“数据资产评估方法及定价标准”、“平台在数据法律关系中充当的角色”、“数据交易活跃度过高的影响”等问题，一一解答，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活动在激烈的讨论，圆满结束。
文章来源：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