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英：锲而不舍金可镂，深耕细作育英才

 云程发轫，踵事增华 

二十五年前的秋天，18岁的陈金英告别家乡，从湖北蕲春县的一个小村庄奔赴武汉大学攻读政治学。四年求索，笃学不怠，本科毕业后她继续留校攻读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硕士。期间，学院的诸位老师，尤其是导师张星久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潜移默化中浸染了她。“张老师将我引到了学术的门前”，时至今日陈金英依旧将恩师那“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谆谆教诲铭记于心。

21世纪初，高校升级与改革正酣，教师缺口大。硕士毕业时，陈金英考取了复旦大学博士，也被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录用。负笈他乡，双重身份的切换已颇为不易，而上海东北西南两角的通勤，更如纳履踵决般艰难。沧海桑田，而今繁华的五角场，彼时依旧是无尽的荒地，交通也不甚便捷。晨光熹微之时，她便踏单车从复旦北区到江湾轻轨站，乘坐首班3号线，在漕溪北路换乘沪松线，坐到松江给学生们上课。

入得深山来，方捧甘泉归，求知的热忱终究占了上风。栉风沐雨，朝乾夕惕，日复一日的研读与思考，使她夯实了理论基础，并逐渐通晓如何从既得的知识出发，以无限为有限，以无法为有法，参悟更普适的规律。“虽然臧老师是日本研究的专家，却从不要求学生将研究问题限定在自己的领域”，老师的教导是因材而施的，提倡志趣主导。“不过一旦到了关键节点，臧老师总会及时为我们指点迷津，提供大方向上具有前瞻性的意见”，陈金英也由此炼造出自主研究的能力。

在论文选题阶段，臧老师建议她不一定要拘泥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可以关注像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印度这些国内尚未有过多研究但未来一定会越发重要的发展中地区。或许老师是无心插柳，但陈金英将此默记在心，选择了自己原先就有兴趣且没有语言壁垒的印度，并在2005年发表了第一篇有关印度的论文。由此，她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地区，聚焦于印度的研究，深耕研学，久久为功。

 良师诤友，国务雅集 

谈及求学期间国务学院的整体氛围，老师们的时代意识和本土意识令陈金英尤为难忘。

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在武汉大学读硕士期间，老师们尤其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她将大部分阅读时间用于研读《理想国》《利维坦》等古典政治学的著作经典；而来到复旦后，老师们又追逐着时代的浪潮，更新着最前沿的知识，保持着极高的学术敏感度。陈金英对孙关宏老师的课程记忆犹新，“尽管老先生当时已年过七旬，但他对最新的研究成果高度关注，课上给我们推荐的书目很多是学术界最前沿的作品”。她清楚地记得孙老师推荐的书目，如苏珊·邓恩的《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以及布凯南的《原则政治而非利益政治》等几乎都是才出版不久的书。这给了当时的她以极大的震撼，意识到除了在那些传承数百年的经典之外，也要时刻对当下的最新研究动态保持关注。

经世致用，道济天下。曹沛霖老师作为比较政治学的“拓荒人”，以及当代中国政治学最早从“知识化”角度反思西方政治学的学者，常常勉励同学们不要随大流，要从中国的视角治学与反思。林尚立老师开设了当代中国社会分析课程，课上并没有太多西方的理论，而是带着博士们运用中国本土的概念和理论，来学习解释中国的政治和发展问题，在方法论上给了她全新的启迪。陈金英认为，复旦国务学院的老师们总是以“教书育人、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为使命，兼具知识精英的自我意识和为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学贵得师，亦贵得友。陈金英依旧很怀念那段和博士同学互相切磋、共同进步的时光。“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社交网络也不甚发达的年代，最多也就是用用天涯论坛、BBS，朋友之间的交流往往是面对面的”，当时国务学院每届的博士生并不多，政治学和中外政治制度加起来也就八九个学生，此外还有一两位来自韩国和台湾的留学生。陈金英在课余时经常与他们一起共话实事热点、探讨学术问题。博士生们“民间学术交流传统”也大有裨益，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学生可以自发组织论文写作报告会，邀请导师以外的其他老师评论指导。也因为如此，陈金英的博士论文还得到了刘建军和郭定平老师的建议与帮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从2005年第一篇研究印度政党体制变迁的论文，到2010年出版专著《社会结构与政党制度：印度独大型政党制度的演变》，再到今年年初的《莫迪政府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已经是陈金英深耕印度政治研究的第18个年头。回想起刚研究印度政党时收集资料的情境，陈金英笑着感慨其中不易。“与英美等研究较为成熟的对象国不同，那时国内研究印度的学者并不多。特别是在政治学领域，文献尤为匮乏。出国交流也不容易”。她只能想尽办法找印度本土的资料，或是从国内历史、文化、宗教、语言领域学者的书中“扒拉”能用的信息。

“其实从国内政治的研究生态来说，专门做印度政治的研究，在论文发表方面并非易事”，但她却就这样坚持下来，除了因为这是自己的专长，更是因为这让她找到了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作为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社会快速现代化的过程”，在研究印度的过程，她总能在当中看到过去二十年多中国社会的影子。“印度今天面临的许多问题，和中国19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历，有着不少相似之处。”这也是为何陈金英在做印度相关研究的时候，总会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带着比较和对照的视野去分析。而她在思考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带着超越中国的视角，去思考发展中地区现代化过程中的主动努力和被动遭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陈金英慨叹“现在的政治学科，和当年我求学期间已今非昔比”。博士求学期间距我国政治学科恢复不过刚满20年，学界尚且处在学习、引入西方成果的阶段，学生们接触到的基本上还是以西方的理论为主。政治学中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俯拾即是，而将中国纳入比较政治研究对象的却寥寥无几，国内政治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更是沧海一粟。而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意识到中国政治研究与外国政治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既不能完全移植西方理论，也不能纯粹自说自话，而是要在“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和“大力发展本土的概念和理论”之间取得平衡。

不过纵使时过境迁，陈金英认为政治学的使命依然如故——探寻让人类实现美好生活的政治秩序。尽管不同时代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不同，具体实现的方式也会有所改变，但她从来没有遗忘学科最初的使命，恪守本心，力行本志。

 弦歌不辍，芳华待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求学者”转变为“授业者”，转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看着稚气未泯的学生们，陈金英仍会不禁想起当年的自己，想起当年的“恩师”们给予自己的帮助。当有学生对自己是否应该做学术而感到困惑时，她并不会急着给出建议，而是会让同学去思考，自己能不能习惯一个人独处，是否喜欢阅读和思考，究竟能否耐得住寂寞。在学生们选择研究方向时，她总会鼓励学生们不被导师的方向所束缚，要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不要产生路径依赖。

“总有学生认为自己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可能在工作时并不一定用得上”，谈到当今很多同学在就业时的迷茫，陈金英认为这种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要认识到，学校所教的不仅仅是“有限的知识”，而更在于让学生学会如何将知识转化能力，培养自己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其中也包含发现研究问题、收集材料、论文写作的过程。

在给予学生们生涯和学术指导的同时，陈金英直言自己其实也常常受到学生的鼓励。“同学们换揣着的那种求知的热忱，是非常打动人的。正如树撼动树，云推动云，灵魂唤醒灵魂，与年轻学子的交往，也不断激励着我，慎始如终，赓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