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百岁校友于学贞！阅百年风雨，酿世纪回甘

于学贞，1940级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校友。2021年3月8日上午9点50分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102岁。

2019年第16届复旦大学世界校友联谊会上，《复旦人》杂志曾对她做过独家专访，记录了用笔抗战、炮火中求学的故事。今天，一起来悼念这位“阅百年风雨，酿世纪回甘”的复旦人。

于学贞出生于抗日世家，她的父亲和大哥都曾参与抗日。于学贞的父亲于文孚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徐家集乡于家庄，参加过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

于学贞的大哥于学忠也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于学忠18岁时考入毅军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21岁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通州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从此开始军旅生涯。在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后，他率领东北军转战南北，力主国共合作、坚决抗日，亲自营救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其中包括陈少敏、秦川等70余名共产党人，成为促进国共合作的重要力量。1936年9 月 22 日，毛泽东曾致信于学忠称：“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抗日期间，他曾率部参加了淮河阻击战、台儿庄大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许多重大的对日战役，战功卓著。

父兄二人热诚爱国的高尚品质、不畏牺牲的顽强抗日精神，是威武不屈高尚民族气节的体现，也在于学贞心中埋下了“苦学报国”的种子。

1934年，没能读完小学的于学贞跳班考入北平市慕贞女子中学初一年级。那时，她亲眼目睹过日本军进入北平市的情景：他们手端刺刀，全副武装，耀武扬威地坐在军车上，向市民示威。于学贞所在的学校也受到日本侵略者强行干预，他们修改了学校课程，增加了日语课、修身课，去掉了历史课。学生如不用心学习日语，则会遭到日本教师的严厉训斥、体罚。她还记得，同学们知道历史课即将被取消时，最后一次课上，课堂气氛沉重，老师态度严肃、眼含热泪，当时全体同学们暗自抽泣，却不能放声哭。“这就是说连哭的权利也没有了。”于学贞至今回忆起还觉得十分愤怒。

1939年，于学贞进入重庆市求精中学。为免遭轰炸，学校从上清寺庙迁到江北水土沱山上的一个老宅子里。当时的课桌是用砖头搭成的，砖头上放了一根长条木头当桌子，这就是课堂。晚上都是点菜油灯看书，每到星期天又要赶场买菜油。吃饭也没有地方坐，只能一天三餐站着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于学贞度过了自己的高中生活。

战火纷飞中，于学贞没有放弃学习，“用笔抗战”的理想始终激励着她。终于在1940年，她如愿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自己的“北碚生涯”。

北碚的求学生活十分艰苦，但对于学贞来说，只要能继续学业、能在日后用毕生所学让国家走出战火、走向繁荣，一切困难都可以克服。

刚入学时，同学们只能住在黄桷树镇的庙里，晚上只能睡在地上。那小小的庙，挤着数十名学生。一年后，学校提供了竹篱笆，女生们用竹子编条，糊上泥巴，这才有了“床”。由于战乱频发，卫生环境也很差，不少同学都患上了疟疾。而且为了躲避空袭，大家在防空洞中连水都没有，药也很少，得了病也只能靠身体和意志力来抵抗。

住小庙、睡地上、没有水、易得病的艰苦环境也让于学贞锤炼了更坚强的品质，不断适应、不断成长。当再回忆起这些过往的苦难，于学贞也只是非常淡定地说：“还行，都习惯了。”

那时候，日本人频繁轰炸重庆，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不幸去世，幸存下来的人也是每天承受着煎熬：“全都是红的，天空是红的，往江那边看也是红的。”于学贞回忆道。每当警报响起，于学贞就会拼命地跑，跑到长江和嘉陵江会合的地方，躲进防空洞里。如果防空洞没有地方了，她就跑到桥底的臭水沟，里面的脏水一滴接着一滴，臭气熏天，但她还是得从早晨坐到晚上。

在北碚求学四年，于学贞没读过一本“书”，也没读过一张报纸。那时候的书，都是老师自己编写的讲义，他们通过手写，一遍一遍地抄下来，然后发给同学们。那时候的复旦教师们，在炮火连天中仍然坚守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为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传承复旦精神鞠躬尽瘁。当听说如今复旦的图书馆里已经有数十万册图书的时候，于学贞哽咽了，轻轻用手拭去了眼角的泪水。

即使环境如此艰苦，于学贞对生活的热爱依旧没有消减，用她的话说，“苦虽然苦，但生活总得过，这就要苦中作乐”。就是依靠着“苦中作乐”的积极态度、对国家美好未来的憧憬，她在战乱中积极求学、不断上进，也时刻记得复旦精神。在那个年代，复旦精神就是家国情怀、是坚韧、是奉献，还有流淌在血液中的对生活的浪漫情怀、对美的追求，同样写在了一代代复旦人的基因密码中。

大学时候的于学贞非常漂亮，不仅喜欢跳舞，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京剧团，是学校里有名的“台柱子”。如今的她也喜欢坐在窗边晒太阳，或是去小区前的公园里遛遛弯。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看着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街道上笑靥如花的年轻人们，于学贞老人也会常想起在北碚复旦的求学时光。

在那段遥远的时光中，炮火轰鸣、书声琅琅，浪漫的爱情也在求学的路上不期而至，于学贞在北碚的复旦园里邂逅了自己一生的伴侣——张亚峤。他来自山东济南，二人既是同学，又是同省老乡，他俩于1942年订婚。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为他们担任证婚人。

毕业后，于学贞没有留在复旦，但是“复旦人”的标签已经在她的心里刻下烙印，复旦的精神也在未来数十年的人生中激励着她砥砺前行。她与丈夫的一生虽然平淡，却始终坚守着“听党的话，报效国家”的初心，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不断求索的“上进心”。

刚毕业的几年，时局不稳，于学贞的工作和生活也几经波折。但她始终热爱生活、认真完成工作，在各个岗位上绽放复旦人的光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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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于学贞与未婚夫张亚峤留影于重庆

结婚后，丈夫张亚峤在重庆印刷厂工作，于学贞就迁到了职工宿舍安家。1945年抗战胜利后，丈夫调到北平印刷厂，于学贞便也携女儿到了北平。在1948年上半年，经由复旦大学尹弼教校友介绍，于学贞到北平市社会局社会服务处（前门外打磨厂西口）当出纳。是年10月，由于时局紧张，母亲电召于学贞回重庆，她便住在母亲家。在那之后，丈夫调往上海印刷厂，又在1949年春调回重庆601造纸厂，于学贞也随其迁回造纸厂宿舍住。

解放后，于学贞被601造纸厂选进厂家属委员会当文化教员及墙报编辑。于学贞十分热爱这份工作。在当时国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她热爱并坚持做好这份工作，在她的努力和带动下，整个厂里的文化氛围也好了很多。

1951年，于学贞分别报考了两路口建筑公司和601造纸厂，成为厂里第一位报考者。得到两处同时录取，但她选择了离家更近的601纸厂，分配在计划科工作。除了搞计划统计的工作，她还抽空加班加点画宣传广告推销厂里的纸张，以缓解纸品积压的问题，成为当时纸张界的一道风景，也获得厂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1953年1月，于学贞被调到重庆的西南地方工业局综合计划处搞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造纸业综合统计工作及经济活动分析；1954年5月，大区撤销西南制药厂，主要负责总厂一分厂及二分厂的产品销售工作，在这里，她设计并制作了账册格式，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一时成为处内名人；1958年12月，她被调至四川省化工厅供销处任秘书，业务工作包括与外贸局签订国外订合同等；1963年8月，她在四川省物资厅工作，又被派到北京，专门申报全省化工行业运输计划，并负责与物资部联系省内急需化工产品有关事宜。

回顾自己几经周折的工作生涯，于学贞笑着说：“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但是我敢拍着胸脯说，不管走到哪，我都没给复旦丢脸！”

“老有所为”一直是于学贞年轻时对自己老年生活的期待。1981年，她加入民革，1986年，民革成都市委批准成立妇女工作委员会，于学贞担任副主委，并于1989年6月3日升任妇委会主任。她在妇委会工作认真、不图名利，真诚关心民革女党员的成长，颇受女党员爱戴。她们大力开展母亲节庆祝活动，邀请各行各业的专家举行法律知识讲座、健康知识讲座、演讲知识讲座，为了照顾大家的“爱美之心”，她们还会邀请美容专家开展小课堂进行相关技能指导；她还曾带头购买《成都商报》发给女党员认真学习，组织考卷，为成都发展建言献策，又专门找大学任教的女党员解答，这类活动既提高了女党员的素质，也是对成都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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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于学贞与丈夫夫张亚峤留影于成都望江楼公园

1994年母亲节前夕，于学贞组织部分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们和女党员们，到成都少年管教所看望接受教育的学员。她们买了200条毛巾送给学员，希望他们接受教育之后有所改正，重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学员被这些白发苍苍的奶奶和这些慈祥母亲的真情感动，他们痛哭流涕，纷纷表示要与昨天告别，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做个有用之人。

在妇委会工作期间，于学贞曾被成都市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称号。这也是对她热心工作、积极建设和奉献的肯定。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于学贞虽人到晚年，但依旧尽己所能地活好当下。一面怀着对未来新时代新生活的憧憬，一面又不忘过往曲折的人生记忆，那是她人生书页中泛黄的篇章，却也正让她活得深刻而有意义。

2004年，于学贞回到北碚，站在学校旧址的一扇窗边，她再次非常认真地回忆那些时光，仿佛就在昨日：“还记得一位同学就在这里被空袭炸死，没有照片，也很少有人还能记起。”60年，时间好像抹去了一切痕迹，于学贞徒步于时光的隧道中，会默默捡拾着岁月留下的一切。她对那附近的居民说：“别看我已经这么老了，当年在这读书时，也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于学贞老人还向我们展示了一份回忆录与一份图集，那是百岁大寿时，孩子们为她整理的。说起那天的场面，她笑得合不拢嘴，“老伴的哥哥的女儿、女婿，都80多岁了，仍然坐飞机赶来给我祝寿，一共11桌，100多名客人”。看着于奶奶开心的样子，笔者也跟她做了一个约定：等到她11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会去给她送贺卡。她说：“好！”声音洪亮，一笑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