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人物|寿光武：慧业文人，兴时代之潮

2021-03-09|复旦人物

寿光武

现任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化产权市场协作体主席、上海交大南洋文创学院荣誉院长。曾任国家级文化产权交易机构、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董事长，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新闻晚报总编辑，上海解放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

“记得十九岁那年的深秋，夜晚离开复旦图书馆，走在通往宿舍的林荫道上，仰望满天星空。看了那么多伟人传记，沉浸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少年心潮禁不住澎湃起来……”回忆起自己与复旦初遇的经历，寿光武的眼中闪烁着光。“三进复旦”的他将复旦比做自己“人生途程中的一座灯塔”：1974年9月至1975年7月，身为知青的寿光武在复旦进修了政治经济学，师从蒋学模、张薰华、翁其全等学者；1990年，作为上海宣传系统中青年骨干的他再度进入复旦接受了半年的培训，并受教于秦绍德、李良荣、刘海贵等名师；2004年，他又重返校园，攻读了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和新闻学院共同开设的传媒方向的EMBA学位。事实上，复旦在照亮寿光武人生途程之时，也见证着他从一位悄悄立志的少年逐渐成长为时代弄潮儿。

才子长成：从知青到新闻部主任

寿光武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并于七十年代作为知青赴崇明农场参加劳动。七十年代末回沪后，他便入职纺织工厂。在这十年时光中，他先后做过车工、钳工、会计、揩车工、空调工、政宣干事以及厂校教师。出于兴趣爱好，他也师从大家学习绘画，并在业余时间里撰写和发表评论与诗歌。同期，他组建了民间诗歌创作团体，并获得了上海诗歌比赛一等奖。1982年，在有关文化部门的推荐下，寿光武当选为上海市普陀区政协委员。同年冬天，上海开始举办自学考试，聪慧勤勉的他则在两年内获得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凭。这是上海首届自学考试毕业生。

（此图为新闻晚报创刊时的编前会。前排右三为现上海报业集团社长裘新，当年为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兼新闻报总编辑，前排右四为寿光武，当年为新闻报副总编辑兼新闻晚报总编辑）

新闻工作者是寿光武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身份之一，而其与媒体的接触则始于上海举办首届自学考试后的第二年。1983年，上海广播电台系统举行了一次面向全市的招聘，考试的命题作文为“上海的山”。针对这一题目，寿光武独具慧眼地写道，上海没有名川大山，则把两个边缘的地区谓之金山、宝山。而把市中心的区域，谓之静安、长宁。俗雅皆具匠心。正是有了宝山、金山之企望，上海方才有了宝钢与石化两座现代工业城，为上海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也许是新颖的解读使得寿光武在选拔中脱颖而出，并且转而受到解放日报的青睐。但由于种种原因，他连续两年均未能进入报社工作：第一年，并不知“晚十朝五”的“夜班校对”一职为解放日报新人必经之路，他直接拒绝了这份工作；第二年，他所在工厂因同样器重人才而拒绝向解放日报“放人”。直至1985年，当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下属的《上海经济报》向他发出邀请时，他终于得以被顺利调入该单位工作，从而正式开启了自己作为新闻从业者的生涯。

（2008年4月，新闻晚报与上海电信签约合作，114咨询服务电话与新闻晚报新闻热线合而为一）

进入《上海经济报》后，寿光武很快崭露头角。起初，他被分配改写成叠的“豆腐干”文章，而效率极高的他一周内便完成了任务。随后，他被指定去跑商业二局的经济新闻。有着敏锐捕捉力的寿光武很快发现了一个经济问题：新出台的“包装榨菜”因价格过高而鲜有人问津。相比之下，菜场传统“甏头榨菜”则更受到民众的追捧。围绕这一现象，寿光武以市场供需问题以及百姓生活成本为切入点写作了一篇报道，并提出市场应维持“甏头榨菜”基本供应量的观点。该稿件一完成就当日被电台全文广播，且被《报刊文摘》全文转载，随后又被评为当年的“上海市好新闻”。凭借该报道“一鸣惊人”的寿光武逐渐获得了业界的认可，并在一年左右便晋升为《上海经济报》新闻部主任。

“高光时刻”：新闻工作者的魅力

自1985年踏入《上海经济报》的大门，寿光武在新闻界一做就是三十年。这段时间中，他也曾尝到下海经商的甜头，亦收到了上海市委研究室递来的橄榄枝。但这些诱惑丝毫未影响寿光武对初心的坚守，这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寿光武看来，记者这份职业对之有着更大的吸引力。诚然，见到自己姓名“登报”时会有一种荣誉感油然而生，这或许也是做记者的最大魅力之一，但对于寿光武而言，更让他着迷的是记者所独享的另外两种“高光时刻”。

（寿光武率记者奔赴四川汶川地震现场，图中为正在都江堰医院采访）

首先，记者拥有与受访者平等对话的“弹性身份”，这使其既可在基层街坊穿行游走，深入观察社会，又能与高层人物谈笑风生，把握时代全局——而与后者的对话让寿光武受益颇多。一系列的采访让他看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多面人生与起伏命运，这些人的音容笑貌、翩翩风度以及德才品行也勉励着寿光武见贤思齐。寿光武所采访的第一位重要领导人即刚卸任上海市长的汪道涵同志。入行不久的寿光武如“初生牛犊”般直接与汪道涵约定了采访时间，并在汪道涵让其参考已刊登于香港《文汇报》的相关报道时，临时向他提出了新的采访问题。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汪道涵提出：改革要“1+1>2”，而寿光武则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简洁明了的表述，并将之写入报道。正是在寿光武的这篇稿件发表后，“1+1>2”开始获得社会的关注，并很快成为了关于改革成效讨论的金句。

（世界著名博物馆馆长一行参观访问新闻晚报）

同时，记者也有着“以笔为器”，改造世界的能力。寿光武接触记者行业的时期恰逢全国的改革开放，因而同时代的记者均有着推动时局前行的强烈责任感。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人大会议上通过，寿光武很快意识到该文件在次年的生效意味着部分债务即将失效，而债务失效的影响将同时波及个人以及单位组织。针对这一现象，寿光武与人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讨债人在行动》的稿件。这篇报道的问世在全国影响很大，紧随着文章的发表，全国各地便纷纷成立了“讨债公司”。由此可见，记者们往往会通过找问题，抓典型的方式去书写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或是提出潜在的问题，从而推动新决策的出台，而这种参与感则是记者行业所散发的另一重要魅力。

掌舵业界：报刊经营与使命反思

除了担任记者以外，寿光武还有着报社领导的身份。1993年，寿光武被调入《劳动报》，参与多次改版和新闻改革，任副总编辑。五年后他又加入《解放日报》，参与创办了一日三刊的新闻晨刊、午刊、晚刊，并任《新闻报》副总编辑兼《新闻午刊》主编。自2000年起，他开始任《新闻晚报》总编辑，并在2009年又另外担任了《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家泠艺术大展》上，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

进入领导层后的寿光武严谨果敢地经营着报刊。首先，他主导了一系列全国领先的报刊改版与体制革新，如：首推狭长型大报版面形式；率先对综合型日报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上市公司与民营资本。并将相关心路历程记录于《晚报作为》（三联书店，2006年）一书中。同时，他也身体力行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新闻界“后浪”——多年前太湖流域发洪涝时，寿光武带领着记者们在太湖中足足泡了一个礼拜以撰写报道。而从培养新闻人才来看，上海报业集团目前许多首席编辑和记者都曾受到过他的指导。凭借优异领导成果，寿光武获得了全国晚报总编辑杰出成就奖，上海市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长江韬奋奖以及上海市十佳新闻工作者的荣誉称号。2008年，身为《新闻晚报》总编辑的寿光武则被推选为北京奥运会第100场火炬传递的第100棒火炬手，并与冯骥才、葛优、李云迪等当代人文学者与表演艺术家共同完成了火炬在天津的交接。

在经营报刊的过程中，寿光武也对自己肩负的使命进行了反思，因此他对纸媒核心精神以及传媒人所需素养也有着自己的认知和理解：在寿光武看来，纸媒的核心精神即“真、善、美”：“真”是指报道应力求真实，而这是新闻的第一本质要求；“善”则意味着报道作为“社会的公器”需要“肩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且不能违背社会的价值与公德；“美”则指报道应构建出一种富有美感的体验，由此让人们感受到大国小家的温暖与希望，因为人民有“追求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

（与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在校友、著名艺术家、诗人许德民的艺术展上。右一为老同事、现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徐锦江）

谈及传媒人所需素养，寿光武则指出了除去基本新闻采编技术以外的两类重要理论素养：第一，中国传媒人应当强化大局意识与底线意识，了解媒体的本质与特色，从而掌握媒体的功能与作用；第二，新闻的真实、及时以及有效需要专业知识的支撑，因此优秀的传媒人也应对政经法等各领域知识有所涉猎。

主导全局：文化金融与创意时代

作为资深报人的寿光武还有着另一个重要身份，即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身为中华文化促进会文化产权市场协作体主席以及上海交大南洋文创学院荣誉院长，寿光武对于中国的文化金融以及时代本身也有着独到的思考。

（2016年，出席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高峰论坛）

“文化金融”这一概念最先由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提出，其被用以指代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活动中的所有金融活动。这一概念背后有着两层含义：首先，它指文化产品本身拥有金融属性。对此，寿光武举了齐白石用画换白菜一例以作说明。其次，它也指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借力金融业。由此可见，对于“文化金融”的探讨既能将文化产品视为参与市场生产和流通的新型资产，从而使其发挥金融和资本功能，也能解决文化企业的融资问题。2014年，寿光武主办了以“高峰的呼唤：金融动力与文化能量”为题的首届文化金融论坛，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厉无畏、时任新华社副社长慎海雄等领导均出席并发表了主旨演讲。不过寿光武也注意到，由于顶层设计与专业人才的匮乏，目前国内相关探索存在过多过滥的情况。但“文化金融这一方向本身是对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插上金融的翅膀”，因此他本人也在呼吁文化银行和文化保险公司的成立，以推动文化金融的专业化与正规化。

（汶川地震一周年，新闻晚报与绿地集团共同捐资兴建了地震后的第一所小学。此为2009年5月9日，都江堰土桥小学入学仪式）

在讨论“文化金融”时，寿光武还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创意时代”。在他看来，文化产业就是创意产业，而后者则应融入各行各业。“创意是一个时代，联合国早就提出过。”寿光武说，“我们要做成事，必须要有：互联网思维、科技创新思维、金融思维和文化创意思维。”寿光武认为，日后所有的产业均可被视为内容产业与意义产业，文化产业是风口，是国民支柱产业。

顺应时代：变化中的探索

2020年的离去又带出了一批传统报纸的谢幕，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的余波依旧振荡着民众的生活。“挫折是存在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兼为资深报人以及文化产业主导者的寿光武为新旧媒体的生存博弈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亲手创办的媒体消亡于手中当然是很唏嘘的。”寿光武倍感惋惜地说。《新闻晚报》七年前休刊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因报业集团改制调整，这一张寿光武参与创办的、发行了十五年的报纸终究没能迎接2014年的朝阳。“轻轻挥手，把这张报纸告别”，这是身为总编辑的寿光武在《新闻晚报》最后一期编前会上的发言。然而，告别总是带着重量的，尤其是风雨同程十五年后的那一声再见，体面表达的背后必定有着五味杂陈之感。

（作为全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发起人之一，正在参加五周年的活动）

反观当下，新媒体的崛起更是对纸媒的发展产生了不小冲击。针对这一现象，寿光武指出：时下新媒体存在内容低俗、事实不准、编排杂乱等各类问题，而算法所产生的“信息巴尔干化”更使得民众的“偏听偏信”情况频频发生，“但我们还是要拥抱新媒体，因为新科技永远引领社会前行”。在寿光武看来，新媒体的表现形式及其风行原因都是值得研究的，媒体的“严肃性与娱乐性”“完整性与碎片化”等对立概念也需被重新思考。此外，“人人都有麦克风”更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当然，寿光武也强调，此时主流媒体的存在仍旧是必要的，其权威性与引导作用不容取代。

（在中国都市报联盟主办，新闻晚报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巡礼启动仪式上，寿光武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在一起）

如果说纸媒的挽歌只牵动了部分群体的心弦，那么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发展则是更多企业家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针对特殊时期的文化产业，寿光武则指出：即便经济低迷时期存在“口红效应”，即经济的不景气反而会刺激民众的部分消费欲望，新冠疫情仍旧对文化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少重创。以国内电影业为例，疫情高峰时期的线上相关视频软件以及线下实体电影院的盈利全军覆没。而在寿光武看来，线上视频软件收入的低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因为这反映的是国内电影线上发行相关规则背后的各类问题。

针对文化产业的恢复，寿光武从两个方面指明了方向：从产业角度来看，疫情对工作、生活、娱乐方式的改变也在孕育着新的需求，这些发展机遇则应受到企业家的关注；就内容生产而言，特殊时期发生了许多温情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应当被采写、记录成作品，从而为社会带来希望与光。此外，居家的生活或许能让创作者摆脱浮躁世事，并在重新觅得的宁静中谱写出时代的鸿篇巨著。

（参加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新年联欢，与校友会会长黎瑞刚在一起）

寿光武将人的一生比作一种由多条并进脉络所组成的结构，其中有维持个体健康的生命线，有挣钱养家的工作线，还有一条极为重要的，即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且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事业线。十九岁的寿光武在复旦校园立下少年之志，并最终从一位翰墨才子成长为资深报人与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与判断力，他也屡屡兴起时代的浪潮。除了前述各类由报道所引发的改革行为之外，寿光武还是“中国乡村儿童大病医保公益基金”的发起人之一，该基金则为国内儿童的医疗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都是其在第三条脉络上的发展之体现。与此同时，活跃于业界的寿光武也对复旦的滋养心存感恩，并通过回校授课与担任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相勉课堂”导师的方式支持着母校的树人育才工作。“追求真理、坦然真诚、不内卷、不平庸、不随波逐流，有点个性和人格以及知识分子的傲气与骨气”，这是寿光武给予复旦学子的美好期许，而他的这番寄语及其自身经历也值得成为更多人生命途程中的灯塔。

文章来源：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秘书处

复旦人物|寿光武：慧业文人，兴时代之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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