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扬 1977级外文系校友，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荣休教授
一
1986年的春季学期，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比较文学进入第四年，5月21日，我收到三姐叶令的航空信，告诉我谢希德先生将在月底抵达波士顿。
1962年，三姐在物理系本科毕业之后，考上研究生，师从周世勋教授攻读理论物理。文革中，她离开了复旦，去上海无线电十七厂工作。1978年10月，我也进入复旦，在外文系英文专业念本科。就在这一年，三姐被谢先生召回母校，去物理系新组建的表面物理研究室工作，比我早几个月。在复旦念本科的几年，我常去物理楼找三姐，因为她跟谢先生在同一间办公室，所以跟谢先生也比较熟悉了。
我在1982年底离开中国，到了哈佛。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他跟他的参谋们独具慧眼，选中了复旦大学作为他向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说的地点。通过白宫人员的安排，里根在他演讲开始的部分转达了我对母校师生的个人问候，而我也借总统的金口，向谢先生表达了我对她的崇高敬意。有关这一段小小的陈年史实，我在陆谷孙老师逝世后所撰写的纪念文章《再聊一夜》里已经有过颇为详尽的描述，网上有案可稽，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差不多在收到三姐来信的同时，我也接到了谢先生的电话。她这次来，主要的一项行程是去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出席该校第149届毕业典礼，发表演讲，并且接受该校授予她的荣誉博士学位。那所学校初建于1837年，是美国最负盛名的女子文理学院之一。谢先生告诉我，她已经安排了在30日上午到哈佛访问，会见应用科学院院长马丁（Paul C. Martin, 1931-2016），希望在会见之后，能去物理系和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走走。我了解了她的行程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先是跟在哈佛应用科学院读研的好友、学长杨忠民商妥，由他出马联系布隆伯根教授（Nicolaas Bloembergen, 1920-2017），安排他跟谢先生见面。23日下午，我又去面见了哈佛燕京学社的助理主任贝克（Edward J. Baker），定下谢先生去哈佛燕京学社晤谈的时间。
二
27日晚间，我去谢先生下榻的酒店跟她见面。这是我1982年初冬离华来美之后初次与她重逢，三年多过去，她虽然风尘仆仆，却是精神奕奕，风采依旧。我不敢多打扰她休息，向她报告了30日的安排之后，就告辞了。
30日那天上午，谢先生到了哈佛校园之后，立即开始了极为紧凑的行程。她首先去会见的马丁院长。从哈佛物理系本科、研究生、助理教授、教授一路升上来，马丁院长当时除了担任应用科学院院长之外，也是以1977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范扶累克（John H. Van Vleck, 1899-1980）命名的纯物理与应用物理讲座教授。我去马丁院长的办公室，在他们会见结束之后，立刻就陪同谢先生去忠民兄的实验室，由他带领去跟布隆伯根教授见面。
我们之所以选择拜访布隆伯根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的哈佛物理系，这位荷兰裔美国教授是大咖中的头号王牌。在此之前五年，由于在发展激光光谱学方面的贡献，他获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物理奖。他也是所谓“非线性光学”的奠基人，在光子上转换、原子线滤波和“动生变窄”等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研究，是哈佛为数不多的大学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之一。此外，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谢先生曾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研，而差不多与之同时，布隆伯根从欧洲移居美国之后也在该校担任助理研究员，师从物理学家珀塞尔（Edward Millis Purcell, 1912-1997）。1948年，他跟导师以及另一位物理学家庞德（Robert V. Pound, 1919-2010）一同开创了以他们三人姓氏的首字母著称的BPP（布－珀－庞）理论。珀塞尔教授日后也成为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所以，谢先生跟布隆伯根也算是有一层MIT同期校友的关系。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出来之后，我征得他们的同意，为他们拍了一帧照片。虽然当时才是五月底，但是那天康桥的阳光已经非常耀眼。布隆伯根教授长谢先生一岁，生日也在三月中旬，据忠民兄告诉我，他虽然是大牌教授，可是人非常和善，平时甚至有几分腼腆。不过谢先生后来告诉我，他们谈得非常愉快。1990年，布隆伯根七十岁那年从哈佛退休之后撰写了一份简略的自传，其中也提到他去复旦的访问，以及被聘任为复旦名誉教授的事，我想那也是他们两人这次见面的后续吧。
谢先生与布隆伯根教授 （1986年5月30日） 叶扬摄
与布隆伯根教授告辞后，我们又去了与物理系一街之隔的哈佛燕京学社。我去哈佛之后，历年已经有好几位复旦的教师由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去哈佛担任博士后访问学者，其中我认识的，就有外文系同事、好友黄勇民和历史系的葛剑雄两位。历来由哈佛资深文科教授担任主任的哈佛燕京学社，对谢先生的访问非常重视。当时的现任主任、日本史教授克雷格先生（Albert M. Craig, 1927年生），在下一年秋天即将接任主任职位的中国文学教授、也是我的老师之一的韩南先生（Patrick D. Hanan, 1927-2014），还有主管行政与日常事务的贝克一同参加了会见。在他们会谈结束后，我也为他们拍了一帧照片。在谢先生这一次访问之后，几十年来，据我所知，复旦又有很多位文科教授受哈佛燕京社资助去哈佛从事研究，不知他们是否知道或是记得谢先生在这方面为他们做下的出色的铺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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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韩南、贝克、谢先生及克雷格（1986年5月30日） 叶扬摄
那天，谢先生在哈佛的访问结束之后，立即又继续她排得满满的行程。不过总算在6月2日那天，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请她在康桥的海豚海鲜（Dolphin Seafood）吃了一顿午饭。在前一年（1985）的春天，我已经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在完成了必修的课程之后，于当年夏天获得了比较文学的硕士学位。从秋季学期起，开始担任研究生助教（Teaching Fellow），不再靠奖学金过日子了。记得我跟谢先生说，我那次是以自己的教学酬劳请她吃饭的。挑选这家饭店，还有个小故事，饭店在康桥镇连接哈佛和 MIT 两大名校的马萨诸塞大街靠近哈佛的一侧，离哈佛校园不远。前一年，哈佛教授通常去用餐的教工俱乐部工会组织罢工，教授没地方吃午饭了，便委托他们公认懂得美食的张光直先生（Kwang-chih Chang, 1931-2001）等几位教授推荐校园附近的餐馆，而这一家海鲜餐厅就是他们的首选之一。
那天午饭时，谢先生比较放松，聊得满高兴的。不过，听了她这几天以及接下去的行程，实在令人咋舌。除了曼荷莲学院和哈佛之外，她已经去了和还要再去的学校，包括她自己的母校 MIT和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以及马萨诸塞州大学阿姆赫斯特校区（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和塔夫茨大学（Tafts University）。按照她的说法，里根选中复旦去访问并且发表演讲，把复旦大学放上了美国人的中国著名高校的地图上。我一边听她说，一边心里不禁叹服，谢先生那瘦弱的身躯里，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后来她在给叶令的一封信里说：“在美国的城市中，我最喜欢的是波士顿（原文为英语 Boston），她是美国文化的中心，MIT 虽然没有美丽的校园，但那里的学术气氛和研究条件却是令人难忘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谢先生的这次访问，也算得一次“情感之旅”（Sentimental Journey）了。
三
当时美国的大学里，凡是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人数比较多的，都有个留美学者学生联谊会，从1984年9月开始，总会创办了一份《留美通讯》，由各校的联谊会轮流主编。1986年六月那一期，正好轮到哈佛，由访问学者苏炜、樊纲和我三位负责。组稿、编辑的种种杂务，主要是仰仗如今在耶鲁大学教授中文的苏炜。我只不过是贡献了三篇文稿，以本名写了一篇题作《记哈佛大学丹尼尔·艾伦教授》的“院校特稿”（人物），以“杨晔”为笔名，出了一篇《哈佛大学》的“院校介绍”。此外，又以“阳冶”为笔名，发了一则《谢希德校长再度访美》的“简讯”。
时光飞逝，谢先生这次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旋风式访问，倏忽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往事了。在此之后，我跟谢先生在美国、在国内虽然又见过数面，但她一进入新世纪就离开了我们，转眼已经过了二十年了。当年在哈佛跟她见面、会谈的那些教授，除了老当益壮，在八十岁和八十五岁时还打破过同龄的200米蛙泳世界纪录的克雷格先生之外，韩南、马丁和布隆伯根等几位教授，都已经先后仙逝了。
作者简介：
叶扬，1948年生。美国加州大学河滨校区比较文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外文系英文专业1977级本科，文学学士（1982年）。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1985年）、博士（1989年）。2005年百年校庆时，膺任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