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7日下午，风清气爽，胜友如云，复旦大学海南校友读书会在古色古香的定安明清县衙博物馆，举行当月读书分享活动，第二次阅读分享海南本土作家孔见的《海南岛传》。
与会的校友和书友（以报名先后为序）：郑敏、郭瑞俊、杨秀侃、王格平、兰双萱、孙瑜、吴秀玲、王红兵、吴晓丽、方筱、翟金玲、赵颖、陈荣禄、云励、段曹林、林怀宇、杨光东、张秀华、肖鹏、蔡湘培、李志春、蒙桂玉、汪洁、罗京轩、郑春晓、王杨、蔡超。
此外，海南省作协邀请的儋州、定安等地的众多书友也参加了活动。
主持人：郭瑞俊
主分享：孔 见（著名作家、原海南省作协主席，《海南岛传》作者）
特邀嘉宾：蔡 葩（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孔见曾是一个极具哲思的诗人。
韩少功说，孔见是最适合写《海南岛传》的人。虽然未必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观点，但的确是在最合适的时候、由一个最合适的人写出了这样一本书。
自从2020年6月《海南自贸港总体建设方案》公布之后，海南涌进了大批新海南人，他们迫切需要了解海南的人文历史文化，需要了解海南岛的前世今生。孔见急流勇退，主动辞去海南作协主席的职务，积十数年之功捧出这本精心之作，可谓恰逢其时。
孔见老师在第一次《海南岛传》的读者见面会上特别强调了一个词——“现场”。作者在书中写道，海南过去孤悬海外，岛上的人一直在眺望大陆，总觉得海岛周围都是腥咸的海水，如果走不出这个岛屿，就无法参与历史的现场。自从海南建省办大特区以来，虽然海南不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但也一直位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可以说，30余年来海南人一直在历史的现场。定安县衙也曾是海南历史的现场，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读书分享会，特别有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地名命名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系列等。以岛屿为特定的场域并为之写传，是孔见老师的发明。文学作品中的地名往往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的概念，作家经常通过对特定场域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赋予它特殊的含义。孔见老师通过本书发现了海南哪些地域特质？海南岛又有什么隐喻呢？我们愿闻其详。
海南人喊外地人叫做大陆人，与台湾、香港不谋而合，同出一气。这是岛民意识的直接流露，时时提示自己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地缘身份。然而，岛民与祖祖辈辈生活在大陆上的人，真有很大的区别吗？难道他们屁股后面藏着一条看不见的尾巴？
有人曾经说过：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岛；还有人说过：在茫茫宇宙之中，地球是一座孤岛。两句话合起来的意思即是：不论从个体还是从群体的生存境遇来说,人人都是岛民。如此说来，海南就占便宜了，因为在这两句话说出之前，海南就早已经以岛屿的身份存在。它可以作为人类处境的象征与隐喻，而本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书写《海南岛传》的。
本人无意把《海南岛传》写成一部方志，而是将海南岛当作人类生活特殊的现场，来见证、诠释人的命运及其对命运的承担，以及在承担中展示出来的人性的丰富与深邃，并加以现代性的演绎。从历史来看，海南岛是人类命运跌宕度颇高的地方，它足以给人性的暴露与展现提供广大的可能性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在给人立传。当然，这仅仅是作者的野心，并不意味着已经做到，或做得足够好。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就用“孤悬海外”来描述海南岛的生存状态。孤独说的是一种生存处境，人面临的形势；孤悬还指涉人内心无抓挠、没着落的状态。马尔克斯书写过南美洲的百年孤独，海南岛虽然没有南美洲那么辽阔，我也不是马尔克斯，但海南岛的孤独却超过千年之久。岛屿是完整的地理单元，它先天性地陷于海水的重重包围之中。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海水意味着道路的阻断与终结，海岸相当于悬崖断壁，它是岛屿难以逾越的边缘。汹涌而浩渺的波涛阻断了岛屿与外界的联系，它只能故步自封，自成一统，像一条船漂泊在烟波之中。
一般而言，人都喜欢仗势，差别只是有些人仗势欺人，有些人仗势但不欺人。我国的堪舆学讲的就是借天时、仗地利。学过一点风水的人都知道，好的风水格局往往背山向水，依山傍水，山环水绕，后方坚实巩固，前面风生水起。这样，人就可以借势，活得踏实、坚定，有气焰一些，甚至嚣张一些。人在世间生活，都想方设法寻找靠山，找不到大山找棵大树也行，大树底下好乘凉。
人类是陆栖动物，他的身家性命惟有陆地才可以安放，投入水中就会被淹没、窒息；抛向天空就会失重，变成了自由落体。陆地是什么？陆地是无数岩石、矿物与沙尘堆积起来的。这些事物集合成绵延不断的板块，形成辽阔的原野、巍峨的峰峦，像堡垒一样显得无比巩固，坚不可摧，不会轻易挪动或漂浮，改变原来的形态，给人稳固、踏实、可靠的感觉。人死之后，埋在地里才叫做入土为安。出生在辽阔的大陆，置身于天圆地方的框架里，背靠着泰山、背靠着终南山、背靠着天山、喜马拉雅山，会有一种发自心底的安稳，不大会有天塌地陷、末日降临的恐慌，活得理直气壮。但对于寄居在海岛上的人而言，他们背后靠着的却是无边无际的大水。水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液态的水体给人一种漂泊、淹没、沦陷、吞噬的感觉，它的旋涡透露出狰狞的笑意。古往今来，死于水的人远多于火。在大陆上人抱团取暖是很正常的事，但在水里，抱团的人只能同归于尽。
从风水上讲，水可向而不可靠，但海南岛人背靠的却是水，而且还不是池水、湖水，它积聚而成浩瀚的汪洋。那是一个日夜动荡不安、一刻也不能消停的领域。在大陆上，条条大路通北京，条条大路通广场，这个地方条条大路都通到水里。不管在海南岛从哪一条路上走，一直走下去，你都会走到水里面去，成为一只落汤鸡，只能走回头路，不走回头路就没路可走。海南三亚有一处景观，叫做鹿回头，其实就是“路回头”。海南人家盖的房子，不论朝向如何，从大的格局来看，都是背靠汹涌澎湃的大海，大海之上是没着没落的天空。这可是犯了风水上的大忌，意味着这里的人无依无傍，无山可靠、无势可仗，手里也没有可以紧紧抓住的东西，家园和后院完全暴露在风雨之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无依无傍、手中抓不住任何事物的感觉？我们知道，婴幼儿没有搀扶就站不起来，或走不了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大人们无依无傍、没有任何把抓，要站立与行走也是相当困难的。这就是一个人活着为什么总是要牵扯、维护那么多社会关系的原因。
海南岛形状像一只灵龟，我出生的家乡在龟尾闾的位置，那个村庄原先叫做番塘，是外藩人住过的地方。村子真的是背靠南海，头枕波涛。常常是这样，某一个深夜里，可能是因为腿脚被压得发麻，梦见被蛇追赶，于是醒了过来。这时天地一片空寂，只有海水的潮声，一浪接着一浪。风小的时候，潮声像心事重重的老人在喘息、哀叹，那老人历尽了人间的沧桑；风大的时候，大海像一群凶猛的野兽在咆哮，显出极度愤怒的样子，却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愤怒，仿佛是人做白天错了什么，惹来了天怒人怨。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打鼾。总是有老人在卧榻旁边唉声叹气，或是有野兽在房子后面咆哮追逐，这让我深感惶然，于是再也不能入睡。那个时刻，我觉得我居住的房子，就像是一条飘摇的船，自己就躺在甲板上面，根本不像是一个家里，一颗心于是悬了起来。多少年后，深夜里的涛声仍然成为我内心生活的背景音乐，时常在我独处的时刻显现。
岛屿的孤独在人心中显现为一种悬着的状态，石头总是不能落地，心绪像浮云在半空中萦绕徘徊，总不能够化作一场雨降落下来。孤独的状态与一颗悬着的心，就是孤悬这个词的含义。我的老邻居——一个从南洋回来的老人——告诉我，当年他乘船远去的时候，看到海南岛就像是一个土堆子，渐渐被海水淹没。他十分担心，自己回来时能否找到这个土堆子。淹没的危机一直潜存在岛民心里，他在担心并不多余。明代万历年间，海南岛发生一场巨大的地震，七十二个村庄沉入海底，大约三分之一的区域成为灾区，数以万计的人死去，但在当年朝廷的档案里，人们找不到有关这场地震的记录。如果当时整个海南岛都沉入海底，恐怕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如此说来，在遥远的年代，作为岛民，你活着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别人知道的，或者说是别人非要知道不可的。你的离开也是如此。你悄悄地来，悄悄地活着，然后悄悄地走人，不打搅这个世界，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童年、少年记忆里面，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岛上人家大多是茅草屋，如同杜甫家的房子。热带风暴土木结构尚且难以抗御，何况是草木结构的茅屋。台风一来，到处都响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只是没有杜甫这个人。台风抡着巨大的扫帚在空中狂舞，仿佛要把人当垃圾扫荡到世界之外去。整个晚上的呼啸和房屋随时可能塌陷，让你真切地体验到天地以万物为刍狗，无法再躺到床上睡觉，必须拿扁担、锄头等各种各样的农具和桌椅来支撑门窗，堵住可能出现的漏洞。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飓风赋》，把台风描写成古代的战场。一场大台风及其携带的暴雨，足以把一个家庭洗劫一空，甚至家毁人亡。台风的打家劫舍比强盗更加彻底。风平浪息之后，我们把家园重新搭建起来，可是到了第二年秋天，快要收割的季节，台风又从海上来了。接二连三的台风扫过以后，只有白茫茫的一片水，到处都是水。大水退去之后，岛上的人都要面临重新安家的问题。要建立一个家园，来抵抗台风和随台风而来的洪水，是极其艰难的，所有的建筑都成了临时建筑。因此，海南岛实在是一个难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家业也无法积累。抵御台风最好的办法是把家产埋在地里，但地里却是白蚁的家园，它们连光银都能够吞噬。春夏勤劳与收获，到了秋季都可能回到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从头再来。作为一个具有九百年历史的家族，我的家几乎年年都要面临安家落户的问题，总感觉根暴露在飘摇的风雨中，不能深深地扎进地里。
岛屿漂浮在大海之上，涛声四起、四面楚歌的形势，令岛民不得安生，活得不踏实，行为也不能理直气壮。如果被这种不安与惶然所淹没，生活就无法持续。因此，作为岛民必须具有一种秉性与气量，来克服这种与生俱来的不安，这就需要一种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孤勇（这是连狼和狮子都不具备的德性）；一种百折不挠的坚韧；一种无所凭借、无依无傍、大开大合的心。远古年代，来到海南岛上的人，需要渡过风波诡异的海峡，据说黎族的祖先就是抱着一个葫芦游泳过来的。中世纪，海南人的孤勇，集中体现在刚峰海瑞身上。为了天下太平，他扛着棺材上疏，冒死向万历皇帝进谏。在现代，海南人孤勇，还体现在踏海下南洋和琼崖纵队“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历史里。1934年，冯白驹司令员身边只有二十五个衣衫褴褛的战士，他们靠野菜充饥，完全失去了与共产党中央的联系，有人提出要不要解散队伍的问题。但这个时候，冯白驹从树上摘下一片叶子，卷成笛子吹了起来。
在海水里讨生活，是高风险的营生，最好的水手往往会死在水里。《海南岛传》写到南海里有两万多艘沉船，指的是商船，还不包括渔船。比起在田地里耕作的农民，渔民显得更为桀骜与奋勇，他们说起话来如同呐喊。面对风波不定的大海，他们的内心其实充满恐惧，但他们必须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才能生活下去。勇敢与恐惧是他们性格的两面，两者同处于同一个心灵，总是处于博弈之中，勇敢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取得胜利。因此，渔区民间信仰盛行，即便是文化革命这样特殊的时期，民间妈祖、108兄弟公的信仰还是不能禁绝。
孤独是人类共有的存在感，这种感觉的滋味在海南岛上尤为浓烈。在多风的海南岛上，从童年到青年，我都在咀嚼和吞咽着这种孤独，这让我长得很瘦长，像一根竹竿子。或者是由于眺望的缘故，脖子伸得特别长，风大的时候会有快要被折断的感觉。最孤独的时候，我会拥抱一棵树，但不敢随便拥抱一个人，因为其他人看起来也是那么孤独。孤独加上孤独是孤独的两倍，孤独乘以孤独是孤独的一百倍。何况那个时代，人是不能随便拥抱别人的。
“1960年冬天，我出生在海南岛上。”
这样一个叙述，对别人而言轻描淡写，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是极其深沉；对于九百年前逃亡来到这座岛上的我的祖先而言，更是如此。
记忆里，童年时代的我，常常独自一人到长着野菠萝的沙丘上伫立，眺望远方的迷茫，直到天昏地暗，母亲愤怒地喊我回家吃饭。在我的内心，总觉得这个地方不是我的家。这不是谁告诉我的，而是内心浮出来的感觉，其实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归宿之地，不是安身立命之所。在零零星星的信息里，我得知，首都、皇帝、宫廷、圣旨等许许多多威权赫赫的事物，都早就离我而去，隐藏在大海对面的那片迷茫里。于是，我的内心有了一种被遗弃、被抛弃的感觉。隐隐之中，我觉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我必须越过万顷波涛去投奔。在我的观念里，海岸是眺望的地方。每到一处海岸，我都喜欢静静地眺望彼岸的苍茫。我发现，旁边的人也在眺望，就像渔村的妇女在眺望出海未归的船帆。自古以来，海南岛就是一个眺望之地，人们的目光一片迷茫。
长大之后，当我得知我的祖先肇周公曾经是大宋王朝的三品文官，是《清明上河图》里走出的人物，我的家族一度生活在都城开封。我无法理解我的骄傲的祖先，为什么把子孙抛到这座荒凉的岛屿上。如果哪一天，海水涨漫上来，子孙们可将怎么办！童年时代，我就有过三次逃海啸的经历，深夜爬起来，卷起铺盖向山里狂奔，相当惊魂。
长大之后，我知道得更多，了解到这是一座流放人犯的岛屿。在《西海岸》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原是一座流放的荒岛。沉沦的威胁，将这个古老的家族团团包围。子孙们的出路，只能是头顶的天空。”从隋朝开始，海南就成为流放地，拥有一千多年的流放史，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有这么长历史的流放地。唐宋时代，海南岛是中国人望最高的流放地。唐代有李德裕、韦执宜等十几位宰相，宋代有苏东坡、卢多逊、丁谓和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名臣。海南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流放者的后裔。
在上古到中古时代，流放算是一种仁慈的刑法，大多用以政治犯身上。在集权专制体制下，权力斗争十分剧烈甚至残酷，流放和人身消灭都是清除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流放比人身消灭成本要高一些，但又比囚禁要低些。流放的意义在于，将政见不同的人或政治对手，从权力体系和原来的生存背景中析离出来，废掉他的全部武功与影响力，把他抛掷到一个荒远、陌生、艰辛而困窘的境地，如同把一棵树连根拔起，抛向干旱荒凉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这种抛掷也是把人扔回给他自己，看他狼狈的洋相，看他在无能为力、孤独无援、死无丧身之地的状态下如何站立起来。它算是一种软暴力。流放的惩罚程度按里程计算，近则千里，次则两千里，再次是三千里，海南岛距离长安与开封的路程六千里，是最遥远的流放，相当于死缓。
对于官僚体制而言，是一种人身消灭之外的退出机制；对于被流放者而言，是身世与命运的被抛。被抛现在是一个哲学命题，那时候的流放者，面对的是双重被抛：既被抛于世，抛弃与大地，还被抛于大地的边缘：天涯海角。如今，海南岛是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在遥远的过去，可不是这个情况。太过完备的生态系统，并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在杨炎、李德裕等人的诗文中，这里弥漫着恐怖的瘴气，蛰伏着毒蛇恶虫，一只咿咿嗡嗡飞来的蚊子，就可以要人的命，甚至灭掉一个部族。因此，这是一个令人畏怖的地方，是人们唯恐避之而不及的所在。唐代宰相韦执宜在任上时，始终不敢看崖州地图。一次在兵部翻阅资料时，看到一张造型怪异的地图，得知这就是崖州，便发出神经质的尖叫。一些流放者，听说被流放到崖州，还没有上路自己了断，仰药自尽或是自缢身亡，反正都是死，还不如死在京城、死在家里。死在他乡就会成为孤魂野鬼。
流放者最最渴望的是被赦免过去，回到原来的生存背景里，即便是像苏东坡那样达观的人也不例外。因此，几乎所有的流放者都是眺望者。从李德裕、苏东坡、南宋的诸位谪臣，到清末民初下南洋时期的守望妇，岛上到处都是望眼欲穿的眼神。李德裕常常到州城郊外的望阙亭去眺望京城，感叹“独上城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东坡虽自称“我本儋耳人，生在西蜀州”，却不时移步海边的道观，久久注目大海的彼岸。可以这么说，几乎所有的流放者都没有把作为流放地的海南岛当成自己的家乡。
不惟是流放者，就是像我的家族自我放逐到岛上的人们，他们也不把这里当做归宿之地，都在眺望着海平线的背后。海南各个姓氏都有自己的渡琼始祖，这些始祖都来自大陆的某个地方。各个家族的堂号也都是大陆故地的称谓，如陈氏的“颍川堂”、邢氏的“河间堂”等。尽管经历了数百上 千年的时间，子孙们仍然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祖源地。海南汉人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来自福建，许多家族的族谱里就写着，他们的祖先来自福建甘蔗园。前年我曾经都福建去调查，闽南这个地方并没有一个叫甘蔗园的地名。其实在宋明之际，这个地方石头多，坡地里种不了水稻，就都种上甘蔗，到处都是甘蔗园。人们忘了自己的村庄的名字，却记住了随风飘摇的甘蔗。
总而言之，在漫长的历史时间里，海南岛上的人都在举头眺望北方的天空，总是一副怅然若失的样子。人们虽然都处身于这座岛屿之上，但神魂却不在这里，他们其实生活在远处他方，生活在别处。他们是生活在彼岸的人。因此，海南岛成了眺望世界的一块小舢板，海南人成了历史戏剧的最后一排观众。他们并没有全然投入自己的境遇之中，成为一个当局者，成为登上舞台演出的演员。他们生活的内容就是眺望远方，而眺望是最折磨人的事情。在他们的内心里，真正有意义的严重的事物，都远在彼岸之外。海南岛像一条船，它的锚抛在海峡的对岸。
眺望是一种魂不守舍的状态，意味着你身心分离，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把脚下的土地当家园，没把当下的生活当作真正的生活投入进去。在一篇文章里，我写道：“眺望使孤独的我们不能全然投入自己的怀里，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别人家光景的看客，成了一双失神的白眼。眺望使我们的灵魂出窍，心不在自己心窝里，还得去请法师来烧纸喊魂。”
不论是被流放者，还是自我放逐到这里来的人，在失去护佑的孤岛上，如何去承担被抛的命运，安放身家性命，始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龙游浅滩，虎落平阳，英雄末路，离开了原来的生存背景，从强大的权力结构中剥离掉以后，你成为一个被遗弃的人、赤条条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的人，你这个时候怎么样来收容你自己的身世，是一个问题。《海南岛传》中写到的唐代宰相李德裕，从权力的巅峰被抛掷到天地尽头，就一直生活在悲痛与哀愁之中，未能承受被抛的命运，除了到州城和望阙亭上去眺望帝京之外，在埋头书写《穷愁志》，没到三年就死在岛上。因此，在《海南岛传》写到的人物形象中，李德裕是最具有悲剧性的。但苏东坡就不同，在被最高权力抛弃时，他没有抛弃自己，全然收容了自己的身世，在无望状态中能够站起来，无依无傍地在自性中站起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自己的命运，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和光同尘，吞云吐雾，与古贤对话，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杖藜茅舍之间活出一番风云气象来。他这颗在无依无傍中生起的大心，成为海南人文的精神遗产。海南岛上的人，必须有这样一颗大开大合的心，才能顶天立地地站立，承受孤独与飘摇的命运，成就一番事业。倘若缺失这般豁达的心态，风雨飘摇的生活便成了灭顶之灾。
孔见，原名邢孔建，汉族，海南乐东人。先后担任天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为中国作家全委会委员，著有随笔集《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赤贫的精神》，诗集《水的滋味》，小说《河豚》等。作品曾获首届海南省青年文学奖。
自古以来，海南岛就是一个吸引人的魅惑之地，充满令人垂涎的宝物，堪称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珠。从秦朝到汉唐，这里盛产珍珠、珊瑚、玳瑁、紫贝、犀角、象牙、熊掌、吉贝、广幅布、沉香、花梨、椰子、槟榔，都是稀缺资源，为上流社会所渴望。“一箧之宝，可资数世。”（《晋书》）在海角上随便抓一把紫贝，带到长安去也能够卖钱。在汉代时候，与南海周边地区的贸易相当发达，成为冒险家的乐园。唐朝天宝年间，高仙芝率领的唐军在与大食国作战中失利，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繁忙起来。这里独特而丰饶的物产，刺激着人们的欲望，利益竞争愈演愈烈。《海南岛传》有这样的书写——
无政府状态，彪悍的民风，海峡的天险，加之稀奇昂贵的珍宝和一本万利的交易，使得这里的社会暗流涌动，充满不安定的力量。商业行为更是风险巨大，时常要付出生命的成本。“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 （《汉书•地理志》），此类事情并不鲜闻，到这里来的大多是要钱不要命的主。
由于天高地远，国家治理能力鞭长莫及，这里天高地远，政府治理能力薄弱，不能够有效的控制这个社会，留下了很多的空白，因此，这里的自由度特别高，但自由空间里交集着各种力量的博弈。部族势力、土匪山贼、亦商亦盗的集团、非政府的暴力集团分割着海南岛的政治空间，与政府合法权力之间，一直处于竞争状态，并形成法外治权，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处于失序的状态，这里从来都不是世外桃源。
唐代高僧鉴真和尚的船队被刮到海南岛，接济他们的冯若芳、冯崇债等，就是当时岛上最大的海盗集团首领。他们囤积居奇，沉香、乳头香都拿来当柴火烧，私人武装数以千计。唐代琼州府与崖州府相隔四十里地，但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该州州府一直为部族武装占领，政府军怎么也打不下来。海盗最猖獗的时候在明清时代，明清时代这些海盗，开始是打劫商船的，但这些集团日益扩大，多的达到几万人，上 千条船。当打劫商船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之后，他们开始打劫海边的村庄。每次，他们一来就围绕着海南岛打劫一圈。一个集团收割一轮，没多久，又来了一个新的集团。最后打劫村舍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就开始绑架人口。一次性绑了几百人的记录特别多，多的时候达到上 千 人。绑架完了需要亲人拿钱财去赎，没有人来赎你，那就杀掉。据我祖母的叙述，就我家乡后面那个港口，有一次绑架了两百多人，最后只有几十人被赎回来，没有亲人来赎就被砍，整个海岸都被染红了。到了后来，海盗们还开始挖掘坟墓。
自然界的暴力与社会邪恶势力交相呼应，一直扫荡着这座岛屿，占领着这里荒凉的自由，使海南人的生存变得艰难而奋勇。要抗御这种天灾人祸，需要有强大的政治与军事权力来维持合法秩序。但直到清代民初，政府的治理能力有不足以建立一个安宁的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难对当时的集权制度进行批判。今天，人们都向往着自由，抗拒别人干预自己的生活。在漫长的时间里，海南岛有的是海阔天空的自由。但这种海阔天空，让置身其中的人无依无傍，心怀恐惧，而恐惧让人渴望权力的护佑，甚至精神的收容，而得不得护佑的人们，只能凭借自身的孤勇和放达的心态生活下去。
在漫长的历史里，渡过海峡，突破惊涛骇浪的封锁，走向大陆，进入权力与文化的核心区，投身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与历史现场，一直是海南士子的梦寐以求的愿望，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真正的生活在海峡的彼岸。一个人是否有出息，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能否渡过这道海峡。这意味着，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一条遥远而凶险的道路。在古代，科举几乎是读书人进入仕途的唯一途径，但海南人要考取一个秀才，都要渡过海峡，越过千山万水，科举考的不只是才华，还有体力、财力与勇气。参加会试，则要跋涉数千公里的路途，往返将近一年的时间。最终的结果，死在路上的比考取功名的还多。多亏到了明代后期有了个王弘诲，奏请万历皇帝在琼州设立考场，一条通往权力与知识殿堂的道路才得以畅通。
如今，随着时代跨越，特别是海空交通的发达，海南岛地理形势已经发生改变，它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岛屿，只能算是一个半岛。特别是将来跨海大桥建成之后，人们渡海如履平地，海峡天险已经不复存在，海南岛差不多就成了大陆的边缘与前沿，甚至成了一块新的大陆。1988年4月26日，已经拥有638万人口的海南撤区建省，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被推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一大角度的转身，打破了海南岛千年的孤独，落寞的后排观众席变成了备受瞩目的舞台。如今，在越来越多的地方被认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时候，这个天涯海角之地未被践踏的化外之美，反成了令人神往的所在。特别是寒冷的季节，人们像鸟群一般从北方飞来，沐浴温暖的阳光。这个千古以来放逐罪臣、被视为穷途末路的孤岛，变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翻转，海南岛成为成为海南人精神意义上的家乡，一个可以顶天立地站立的所在。海南人从此生活的此岸，而不再生活在眺望之中，也不再四出投奔了。
在《海南岛传》里，我给人们描绘的，其实是一个业已或渐渐隐没于时光之中的海南岛。与此同时，一个新的海南岛正在浮出水面。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方案出台，海南再度为世人所瞩目，成为人们寻找改变命运机会的地方。这座海岛已经不再是孤悬之地。在一篇文章里，我有这样的表达：这里似乎成了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星都向这里照耀，所有的风都朝这里吹拂，所有的道路都往这里汇合，人世间的一切滋味，全都在一壶新沏的五指山绿茶里，被我一饮而尽。
让我们翻开这本海南岛土著作家孔见为家园创作的《海南岛传》，跟随他独具品格的文字探寻这座岛屿的“前世今生”。
（未完待续）
来源：“复旦大学海南校友会”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