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一生，无数精彩：名校才女、半导体之母、执掌复旦、创立美研中心、力推中国女科学家、尽职政协参政议政……所有精彩，始于初心：我要报国。
她的一生，为师为长：育人无数、用人无数、助人无数，对所育、所用、所助者，她只求一报：你要报国。
谢希德，诞生于一百年前，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报国以忠，爱党以诚。3月19日，是她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昨天，复旦大学与解放日报联合举办的“大师在上海”谢希德百年诞辰纪念展开展，大家将对她的印象，写进了这个展览的开篇。
回望大师，校党委书记焦扬在纪念展上说：“她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开拓青年师生出国深造之路、教诲成就了不知多少复旦学子，复旦师生尊称她‘谢先生’。谢校长对学生们唯一的要求，就是报效祖国，出去要带着知识回来。”
大师谢希德：先生过世20年，却好像从未离开
复旦大学恒隆物理楼二楼，有一间20年未曾使用的小房间。
斑驳的木椅、泛黄的日历、尘封的打字机……这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先生生前使用的办公室。2000年3月，谢希德病逝，这间屋子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
先生虽然过世20年了，却好像从未离开我们。今年春天，83岁的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叶令再次踏入这里，许多鲜活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谢先生以前她经常站在这里打字，给学生们写推荐信。”
“她觉得我们办公室太挤，就拿些椅子拼好，让我在她这里午休，她自己就在沙发上靠一靠。”
“当了校长后，谢先生每天清早都还会先到这里，处理完科研工作，才会再走到校长办公室……”
不觉之间，老人的眼角泛起泪光。“有时候，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接触下来，又会觉得她是个非常容易接近的老师。”
和叶令一样，许多谢希德生前同事和学生说起这位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物理学家、新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时，总是满怀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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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谢希德，1947年春节摄于上海沪江大学
终其一生，都是学科开拓者
叶令第一次见到谢希德，是在大学三年级的150人大课（固体物理）上。
那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谢希德和别人不太一样，穿着整齐漂亮的西装裙，虽个头不高，看着很柔弱，但仪态很端庄，讲课口齿清楚、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令人印象深刻。
1951年秋天，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的谢希德，与当时身在英国的爱人曹天钦一起归国，来到复旦大学物理学系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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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谢希德在大教室讲课：“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
谢希德当时教授的几门课程，在国内都还没有相应教材，于是她亲自编写讲义，每隔一两周就发放给学生。等到课程教完，一本本兼具系统性、理论性、实用性的教材也就诞生了。
“我们不仅拿这些书当教材，到了科研工作中也经常要翻阅的。”叶令说。据谢希德之子曹惟正回忆，母亲回国时带了很多笔记本，这都成为她后面开设课程的参考书目。
1956年，我国开始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在北京大学成立，北大的黄昆任主任，复旦的谢希德任副主任。几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这个班两年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人才200多名，成为我国半导体人才的主要发源地。黄、谢二人合著的《半导体物理》，也成为我国半导体领域学科的奠基之作。
回到复旦后，谢希德马不停蹄地与半导体教研组为半导体本科生先后开出固体物理、固体理论、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材料、半导体器件、半导体专门化实验等全套半导体专业课，使1956年开始的复旦半导体专业的创办取得了“开门红”。
到了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基于对国际研究动态的高度关注，谢希德敏锐捕捉到表面物理的广阔前景，并将其作为自己接下来的研究方向。在同年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规划会上，她郑重提出在中国发展表面物理的倡议。这一年，她已55岁。
很短的时间内，复旦大学在原有物理系和物理二系的基础上迅速建立八个研究室。叶令正是这个阶段被抽调至谢希德手下工作。她记得那时，谢希德作为学科带头人，每天忙于筹建新专业、组建新团队，工作节奏非常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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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张开明（右）叶令（左）在办公室
回头来看，当初选择发展表面物理，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谢希德学生、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曾担任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侯晓远解释，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集成度越来越高，表面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作用也日益重要。
终其一生，谢希德都在扮演所在学科开拓者的角色，从固体物理到表面物理，从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从二维凝聚态到低维凝聚态。
“对于科学领域的前沿方向，谢先生总是把握得很准。”叶令认为，谢先生性格稳重平和，做事极有条理，但同时又是个急性子。她一旦想做一件事，就立即要做，绝不拖拉，“也许这样讲很矛盾，但这两种性格确实在她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一线育人，常牺牲午休为学生写推荐信
1956年，谢希德开始招收研究生，几十年里亲自培养出了数十位博士、硕士。即便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她也始终坚持在教学育人的一线。
对待学生学业上，谢先生是出了名的严格。“她曾创造了复旦大学教学史上的一个记录。”侯晓远对老师谢希德的课堂和考核方式记忆犹新。
1982年春，侯晓远进入复旦大学攻读研究生，修读谢希德开设的“群论”课程，期末考试时就“遭遇”了谢希德命制的高难度试卷。那次考试从上午一直考到下午，最快交卷的同学也考了六七个小时，最晚交卷的甚至拖过了晚饭饭点。
侯晓远的博士论文完成后，经过自己反复修改和多位老师审阅批改，才提交给导师谢希德。原以为很快就会得到顺利反馈的侯晓远，没想到又经历了两轮修改——谢希德非常仔细，把文章中的错别字、外文人名拼写中的错误、大小写差错都一一圈了出来。
当时的论文全部为手写形式，自认字不够好看的侯晓远在最后一次提交时，专门拜托手写字体美观的朋友帮他誊写了一遍。而谢希德审阅后，在评语中仍然逐一指出抄写过程中的错误，并批注“越抄越错”。这四个字，侯晓远终身难忘。
而在关心爱护学生上，谢希德又如慈母一般。无论是学习、思想还是生活，只要学生有问题、有疑惑，一旦反映到她那里，就能得到圆满解答。
“谢先生工作忙，但对我们年轻人非常关切。”叶令曾在谢希德推荐下到美国西北大学访学，期间收到家中来信，说谢先生和秘书曹佩芳专门上门探望。“她对我父亲说，你闺女出去两年，不能在面前侍奉，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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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和学生在校园中边走边聊
谢希德极为重视和支持青年人研究深造，推荐了大批复旦学生出国交流。无论对物理学系还是外系学生，她经常牺牲午休时间，为他们写推荐信。而每封推荐信，都是她详细了解学生后的情况和特点后亲自撰写，从不请人代劳，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誉为典范。
1994年底，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资剑在德国做完博士后，回到复旦后，想申请基金开启科研生涯，谢希德非常爽快答应写推荐信。不料，先生的爱人曹天钦去世。资剑请先生不要写了，找其他老师写，或者自己写个初稿，先生改改再签个名。没想到谢先生在丈夫追悼会的次日，就把推荐信给了他，满满几页，全是手写的，她说，“我亲自写对你更有帮助”。“先生是在丈夫离世的巨大悲痛中写这封推荐信的，我没齿难忘。”资剑说。
身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谢希德也特别关心女性发展。有女学生提出分配工作难的问题，她对此很重视，关照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要特别做好女学生的分配工作，同时要求女学生自强、自重、自爱，用优异的成绩迎接挑战。
复旦物理学系的女生特别少，每年新生入学时，谢希德都会专门召开座谈会，听取女生的意见。她说：“女性同样能成为像居里夫人一样的杰出科学家，只要你们努力学习，完全能够学好物理，能够做好自己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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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希德与复旦女同学们亲切交谈
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复旦国际化
“给我准备一些文件，我要看文件！”每当这个干练有力的女声响起，时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王增藩就知道，是谢校长来了。
1983年，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那年8月，谢希德冒着37摄氏度高温在办公室写作，修改、审定1984年至1990年复旦大学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10天内，她主持两次会议，对学校规划作了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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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谢希德教授工作照
“在谢校长任上，有很多高教界的创举，在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治学经验上积累了丰富经验。”王增藩觉得谢校长身上有股“拼劲”。批阅文件时，她寥寥数语就能指出问题关键。厚厚一叠文件，她半小时就能审阅完。每次开完校长办公会议，隔几天，谢希德会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督促各项工作的落实情况。
“谢校长做什么事都讲效果，有困难就想办法克服。”王增藩回忆，由于外文图书价格上调，数学系曾经一度难以支付订阅外文图书所需的费用，谢希德对此事高度重视，想尽各种办法筹款。她先是联系时任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而后又多次向国家教委提出申请，最终拿到了到足够的经费购买外文期刊，奠定了复旦大学数学系资料室全国领先的地位。
谢希德总是和老师们一起乘坐早班校车上班。党委书记焦扬回忆，她1983年毕业留校，恰巧与谢校长毗邻而居，至今仍然清晰记得天刚朦朦亮，就与老校长同在乌鲁木齐南路校车点等候校车一同上班的情景。在车上，教师们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谢希德一一记下，与大家深入讨论。“在车上可以听到学校基层的声音，也可以向大家宣传学校的方针政策，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谢希德这样说。
20世纪80年代，时逢国家改革开放之初，许多政策还不太明朗，但谢希德已经意识到复旦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并逐步加强复旦开放性交流合作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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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谢希德校长在欢迎美国总统里根的仪式上讲话
自1983年起，谢希德每年都要出席美国物理学会“三月会议”，了解国际物理学科前沿领域，将最新的科研进展情况带回国内。在谢希德的关心和积极联系下，短短七八年间，复旦有600多人次到国外进行学术活动。这些教师出国学习归来后，更新了教学内容，对建设国家急需的缺门学科产生了积极作用。复旦人走出去的同时，也有几百位外国专家学者，到复旦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拓展了师生眼界。
今天，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大楼前，耸立着一尊谢希德铜像。这是为了纪念谢希德对这一中心作出的卓越贡献——为增进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流沟通，1985年2月1日，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经批准成立，这在全国高校为首创。谢希德兼任中心主任。
中心成立伊始，谢希德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争取到了美国数百万美金的免税援助项目。她还多次远赴美国，游说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建设美国研究中心的行列来。中心开展各种各样的外事活动，不仅让复旦师生有机会直面学术大师、政要名人，也加强了复旦与国际的联系，提升了复旦的国际知名度。
除了推动复旦的国际化，谢希德还高度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她兼具改革魄力和独到眼光，主张改变“近亲繁殖”的师资结构，给予学科带头人越级晋升和增加工资等待遇，将工作中有突出成绩的7名40岁以下的教师破格晋升为副教授。这些做法，为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积淀了大量优秀人才。
为了避免学科过度分化，谢希德还主张在复旦发展新学科、交叉学科，打破学科壁垒。经过几年的努力，复旦大学打破了综合大学只有文理科的格局，相继成立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等好几个学院，变成了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
先生远去，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力量
“谢校长既有国内大学的治学经验，又熟悉国外大学的情况，复旦有这样一位专业的教育家担任校长，才发展如此之快。”王增藩认为，“为了复旦大学的发展和繁荣，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早在十七岁时，谢希德患股关节结核，休学四年，留下了伴随终身的腿疾。1966年，她被确诊为乳腺癌，之后的30多年里，癌细胞几度向胸腔、淋巴结转移，一次次手术、化疗，都没有击败她。1998年8月，谢希德在第四次患癌手术后住进医院，中间仍坚持从医院请假回家出差。1999年12月，她病情加重，住进华东医院。
然而此前，谢希德身边同事都很难察觉到她是个癌症患者。“无论何时，谢先生的身上总是散发着巨大的能量。”侯晓远这样形容。“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着她。我也生过癌症，我知道有段时间人应该是非常虚弱的，但我真的很少看见她说今天很累，不干活了之类的。”叶令说。
在大家的回忆中，除了说谢先生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之外，提到最多的就是一个“忙”字。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谢希德最后的日子。
住院期间，谢希德唯一的要求是要一部电话，让她接通便携电脑。因为腿不能弯曲，她只能站立工作。她每天接发很多电子邮件，处理大量事务，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抢救之后，再也无法站起。
1999年5月，王增藩探望谢先生时问她，“你这样不是很累吗？”谢希德说，“我这个人知足常乐，能够活到60岁就非常满足了，超过60岁的每分每秒，我都会用来为教育科研事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
谢先生最后一次手术半个多月之后的一天，王增藩又来探望，谢先生只是平淡地说，手术后还要做6个疗程的化疗和一个疗程的放疗。“看得出她对未来充满信心，还希望工作。”王增藩说。在他的印象中，谢校长去世前，还在会见外宾，为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提供办学教育的意见。“需要她的时候，她都会尽力为大家服务。”
2000年3月4日，谢希德逝世。在她的追悼会上，前往吊唁的人站满了殡仪馆的院子，许多人流下了泪水。
先生早已远去，但她的一生，早已给无数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她的精神，已通过一批批复旦学子传承延绵，那是一种不忘初心、矢志报国、拼搏奋斗、不屈不挠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