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学生记者 付艺曼 本刊记者 孙国根 李斯嘉
“我于1936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抗日战争时期随校内迁昆明、重庆，1943年毕业后留校。先后在重庆中央医院、重庆上医教学医院、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中山医院和上医校本部工作，从入学至今已逾七十年。七十年来，在母校的熏陶和老师们的培育教导下，在医疗、教学、科技发展和学校行政管理等方面，兢兢业业尽绵薄之力，自认为尚可无愧于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
——石美鑫
石美鑫班长：少年初识强国梦
1938年，中国大地硝烟弥漫，鏖战正酣。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上海医学院第八、九届生毕业训词中，将医学比拟为军事。“非大智者，不能明察于毫厘，非大勇者，不能决策于俄顷，而仁尤为救人生人之根本精神：是医道虽细，非大智大仁大勇者莫能精。其难能可贵盖复如此”。巧得是， 他很快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位医学生，不过却是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次年，国立上海医学院在战火中内迁至昆明白龙潭， 与中正医学院第一届学生合班上课。陈立夫到校视察，当他来到学生宿舍参观时，竟发现这里已经人去楼空――原来这一级学生因为对当权者心存恶感，在班长的带领之下，全都在昆明西山中央防疫处参观，故意对他避而不见。此事使医学院院长面上无光，一怒之下打算开除整个年级――又因为并无此先例，只好作罢。不过带头的班长石美鑫却因此惹上了一场很大的麻烦。很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件往事时，只淡淡地说道：“当时一些老师劝我去认错，可是我很犟。我觉得自己没有错，就没有理会，甚至做好转学的准备”。所幸的是， 因为相关教授的求情与战时的特殊情况，整件事情最终平息下来。青年时期的这件小事，折射出石美鑫一生为人的原则。
石美鑫生于1918年，福建省福州市人，著名医学教育家与心胸外科专家。父亲石纪麟为归国华侨，早年就读于新加坡皇家医学校，也曾任福州平民医院院长。作为长子，少年的石美鑫曾在事功方面被寄予厚望，家人希望他在海关和邮电行业一展拳脚，并一举走上仕途，但他对此并无兴趣：“我不喜欢从政，也不喜欢跟人搞关系，所以选择了以技为生的医学”。1936年，石美鑫自格致中学毕业，顺利考取国立上海医学院。1937年抗战爆发，沪闽间航运一度中断，他不得不休学一年。1939年，又是随校内迁至昆明、奔波劳转的一年。也就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个性与思想更加趋近于成熟。1940年初，上海医学院迁校至重庆，石美鑫在官方举办的选拔考试中获得“中正奖学金”，奖额为400元，相当于战时普通大学生近两年的伙食费用。但训导主任却先给了他一张表格，说填好之后才能领取奖金，石美鑫发现，这是一张加入国民党的申请表，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回去就把这张表撕了，当然钱也没领到。不巧的是，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夏之际，日本侵略军发起了针对平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中段和湘桂铁路沿线的进攻，石美鑫与家人的邮政联系就此中断，他甚至一度拮据到断炊的地步，不得不卖血救急。1942年夏，石美鑫进入重庆中央医院实习，被分配在外科病房照顾周恩来。“他给我的印象和善可亲，平易近人，鼓励青年人立志学习，精通业务，将来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石美鑫后来回忆道。这次机遇使得石美鑫得以接触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并于1945年秋至曾家岩“周公馆”聆听董必武分析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共搞内战的阴谋”。正式毕业后，石美鑫进入上医教学医院，担任外科助理住院医师和外科系助教。1946年，他随学校迁回上海，先在红十字会总医院（现华山医院）担任外科高年助理住院医师，后又在同年冬天调到中山医院工作。1947年5月30日，上海掀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国民党军警包围上医并大举逮捕涉事学生，石美鑫掩护上医学生会主席朱镇亚同学避开搜捕，并护送他安全地离开中山医院。此后，他又多次协助中山医院外科总住院医师、地下党员计苏华为新四军购置药品和医疗器械，并约定在结束外科总住院医师任期之后，到新四军参加工作，他也因此放弃了1948年去美国进修学习的机会，留在了大陆。1949年，原定在当年赴山东解放区的石美鑫接到临时通知，在沪迎接解放。之后，由黄家驷教授向上医军管会提请，石美鑫与陈忠年留上医工作。1950年7月，两人结为伉俪。
石美鑫的“脾气”：变不治之症为可治
1945年抗战胜利后，罗斯福发起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机构曾委派美国胸外科专家Leo Eloesser教授到重庆歌乐山上医附属医院讲学，演讲中他对Blalock和Taussig医师所创建的“体-肺循环分流术”倍加推崇，并声称：“你们中如果有人会做这种精巧的手术，我将把头砍掉”，说的时候还将右手抬起，竖起左手大拇指，做出砍头的姿势。业内顶尖高手所发出的这一挑战，让石美鑫印象深刻。事实上Leo Eloesser所言非虚，“体-肺循环分流术”指的是将人的锁骨下动脉与肺动脉之间进行血管之间的吻合与衔接，目的是缓解心脏病患者的血液缺氧症状, 在治疗一种常见的复杂型先天性心脏病“法乐四联症”的医学实践中，这项技术有相当重要的开创作用。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这项操作确实有相当高的技术难度，作为重要辅助器械的“人工心肺机”直到1953年才在世界上首次出现。1953年，石美鑫收治从医以来的第一例先天性心脏病“法乐四联症”时，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他回忆起了八年前的这场跨国挑战，心中不由得涌起应战的激情。然而，一桩桩实实在在的困难就摆在眼前。首当其冲的就是施行精密血管手术用的细弯缝针，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大陆实施禁运、封锁政策，像这一类的先进设备很难觅得，更没有传统的经验可以供他借鉴。一向喜欢动手尝试的石美鑫，选择用最小号的绣花针进行改制，方法是把它在酒精灯之上烤红了之后，使用血管钳弯折成型。但问题紧接着就来了：以普通绣花针的钢强度，淬火之后是很容易折断的，而达到能够使用的理想状况更是难乎其难。他锲而不舍地连续尝试了十多个晚上，事情才逐渐出现转机，终于制成一批细弯缝针。用这种自制的工具，他先在动物身上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紧接着又发挥技术优势，以近乎不可思议的精巧操作，完成了这一项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法乐四联症”手术，开创了中国医学史上的先例。手术成功之后，石美鑫并没有声张。这位患者在手术后奇迹般地生存了41年，最后去世时也并非是由于心脏方面的疾病。直到此时，人们才渐渐知道中山医院竟然曾开展过中国首例“法乐四联症”姑息性手术，但竟全无宣传。被问及此事时，石美鑫只淡淡回答：“没什么特别感受，就是觉得出了口气，实现了八年前的愿望！”仅仅四年之后， 石美鑫开始尝试自主研发人工心肺机。在临床工作中，他注意到医治复杂的先天性和后天性心脏病，需要通过心脏直视手术才能够完成：打开胸腔、切开心脏并且暂时阻断上、下静脉血液流向右心房的流动，使心脏处于无血的状态……这一系列操作与时间密切相关，对一般的生命体而言，静脉血流的停止时间不能够超过3到4分钟，否则患者会因为缺氧而死亡。但是如果有了人工心肺机的话，这个时间可以被延长至20多分钟。人工心肺机其实早在1953年就已经在西方国家问世了，由于冷战的隔离禁运，这种先进的医疗设备在当时国内依然难以获取。而自主研发，同样又是相当特别的一条路。在中山医院的机修组技工师傅的辅助之下，石美鑫首先完成了心肺机图纸的设计绘画，并联系到了上海汽轮机厂、上海拉丝厂、上海编丝厂、上海化工厂、新亚医用橡胶厂、长征塑料加工厂等等单位共同劳作。在石美鑫的主持协调之下，各机构相互磨合协作了一年有余，最后终于在191次动物实验之后，成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静立垂屏式人工心肺机。不得不说，这是毅力与创造力的双重奇迹。正是凭着这台来之不易的医疗设备，从1959年9月到12月，先后有11例先天性心脏病人接受了手术，其中有9例病人手术成功，获得了新生。“石美鑫的创新，源于一个医生‘一切为了病人’的精神；他90多岁，依然活跃在中山医院的治疗与医学教学一线，是中山医院‘永远不退休’的医生。石美鑫敢于开展高难度的胸外科手术，变许多不治之症为可治，这种精神，是医务人员永远学习的榜样”。石教授学生王敏生如是说。如今已年届八十的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庄汉澜谈起这位个性十足的昔日老友来，言语间充满了敬重与怀念之情。1951年，她曾经以实习医生的身份，参加了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支援医疗手术队，赴黑龙江齐齐哈尔第二陆军医院工作8个月。在这半年多里，庄汉澜与同队中的石美鑫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那时候他负责胸外科病室，是上海抗美援朝总队队长，同时也是我们第二大队的大队长，所以他的事情往往会比较多，压力也很大。病房一切事情他总是一肩担起。有时候手术的时候配合不好、或者病人的病情紧急，或者出现意料不到的状况时，他有时候会对我说：‘庄汉澜，哎呀我不对，我今天又发脾气啦！出血止不住，我怎么能不着急呢？’”庄汉澜回忆道。石美鑫的“脾气”，总是在手术台上或病房里来得最快，更加年轻的中山医院胸外科副主任葛棣对前辈的另一桩轶闻着实印象深刻：“在一次手术过程中，旁观的实习医生将头探到手术台附近，这很容易对病人的身体造成污染，石教授一边手术一边直接踹了对方一脚，将他赶走了。”“石教授对病人非常严谨负责，就是因为这样，当年还是住院医生的我才有幸做了他手术的一助。”葛棣说。那是 1996年，78岁高龄的石美鑫仍然坚持一周主持一次胸外科手术。在一次试管裂孔疝手术前，担任一助的医生提到自己手上有些小破口，听到这里，石美鑫的“脾气”又来了，坚持手上有破口就不能上手术台，容易造成感染，对医生和病人都不负责，因此在临上手术台前更换了一助。当时正在中山医院进行第三年实习的葛棣就在近旁，于是临时接过了一助的任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和石先生共事。”据葛棣回忆，当时已75岁高龄的石美鑫依然坚持每周三下午前往中山医院科室参加疑难病例讨论，“基本上每次大的手术都是他起决策作用的，疑难的病例也都是要他来拍板决定的”。此外，院里每周二上午都会为他安排一台大手术。出于对病人的负责，石美鑫密切关注自己的工作状态，“石医生说过：‘你们如果发现我手抖了一定要告诉我，我就不会上台了。’”石美鑫一直在手术台边站到83岁。2001年，出于身体状况的考虑，他不再拿起手术刀，但仍然坚持每周坐诊，风雨无休。
石美鑫院长：上医是永远的家
1978年至1984年间，石美鑫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庄汉澜仍记得文革结束之后与石美鑫的第一次会面的情形。那是上医的50周年纪念日，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第一次校庆，几个老校友一同看望石美鑫，石美鑫当即邀请来客到家里吃饭，庄汉澜怕他公务繁忙作推辞，石美鑫却感叹道：“我今天中午还有空，以后正式入职了或许就真的没有空了！”在餐桌前，石美鑫向庄汉澜谈起了自己的担忧：“文化大革命以后，上医距世界一流院校的医学水平已经差得很远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有计划地把我们上医的水平提高上去！”
在担任校长之后，石美鑫果然忙了起来。他首先主持了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努力恢复文革中被破坏的教学、科研、医疗正常工作秩序；并率先实现了肿瘤医院的回归。在教学科研方面，石美鑫还促成了上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建立、恢复了被冻结多年的职称晋升工作，用耐心与毅力逐步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建立博士学位授权点21个、硕士学位授权点41个；同时，上海医学院也逐渐加强了与上海市重点高校间的学术协作，与复旦、华师大、交大、同济成立了五校协作委员会；在国际方面，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纽约大学医学中心、麻省州立大学医学中心建立校际协作关系，并分批选送中、青年教师和医师出国访学。百废待兴、“忙”中有序，彼时已历经沧桑、“年过半百”的上医，开始重焕新生。石美鑫上任后不久，曾遭遇到了一场意想不到的校园风波。70年代后期，国门刚刚打开，上医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欧美亚地区的外国留学生，其中有些外国贵族子弟，经济条件较好，在学业上却不够精心。“有些中国的女孩子，主动凑到这些人身边，与他们交往。一方面获得一些经济上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出国。当时在校门口旁边有一幢楼是留学生宿舍，晚上常有一些深夜留宿的学生出入”，庄汉澜回忆道：“石美鑫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他命令门卫：‘不准放她们（中国学生）进去！更不准她们过夜！’”后来一些留学生因此集体罢课，石美鑫严整校风，毫不让步。1982年，卫生部举办全国公立医学院的毕业生统考，很多医学院校允许学生放弃实习应付考试。在上医的传统中，最后一年的实习至关重要，虽然这往往是最辛苦的一年，实习医生有时甚至需要通宵值班，但却也是真正积累临床经验，并学会将理论联系实践的关键时期。石美鑫不同意给毕业班的学生放假，不允许他们为应考而停止实习，结果，一向成绩优异的上医学生在这次的统考中集体惨败。“但北京市各大医院仍然热烈争取招聘我校应届毕业生，因为他们参加工作后立即能承担住院医师工作，不必补修生产实习。”石美鑫事后回忆此事。庄汉澜回忆：“石美鑫认为，考试成绩好并不能代表医生的实际治疗水平高。就是因为经过系统的实习演练，我们上医的学生出来之后无论去什么科室都能迅速上手。基础扎实、有专业精神，并且医德很高。”2000年，上海第一医科大学与复旦大学强强合并，组成了新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办学水平已经得到国际承认，“上医”这块金字招牌无论对上医、对复旦、对中国都有巨大的品牌价值。为此，石美鑫发起正名“上海医学院”的签名活动，最终征集到900余个国内外上医校友的签名。2002年4月22日，“复旦医学院”正式更名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石美鑫先生：“让他讲，后生可畏！”
手术台上和办公桌前的石美鑫永远一丝不苟，不过面对晚辈，他总是严慈相济。“听说了太多关于石先生的严厉故事，当年第一次见到石先生时我根本不敢主动跟他讲话，但想不到他对我们年轻人却是亲切得很。”葛棣回忆道。葛棣的学生卢春来始终记得一件事。那是2003年的秋天，当时还是一名本科实习生的卢春来代主治医生参加某次病例讨论，面对一屋子的前辈专家，他的心里难免有几分紧张与胆怯，正在惶恐与犹豫中忍受焦灼的时候，坐在第一排的老先生忽然发话：“让他讲，后生可畏！”“看到有老前辈为我壮胆，我突然就来了勇气，表现得特别好。”后来他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石美鑫教授，而这句话也让他感动不已，铭记至今。石美鑫的侄子石应康，出身医学世家，在担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的20年里，将这所位于西部的医院打造成了全国第二。“我很荣幸地在学习与工作的生涯中选择了医学职业，在医学中选择了外科，在外科中选择了胸心血管外科。因此，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伯父的教诲，并将他作为我学习、工作、生活中的楷模。通过伯父的言传，更重要的是身教，我学到了一辈子受用不尽，并应让我们下一代承继的为人风范。”石美鑫80华诞的庆祝会上，石应康如是说。石美鑫教授的天性中充满了这种来自医学世家所特有的果断、自信、认真与坚毅。对于真理的信念赋予他质朴而不功利、纯粹而不世故的个性。在夫人陈忠年教授的眼中：“他说话简单，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更不会客套。请客人吃饭时，他从不挟菜而且反对别人相互挟菜，因为他认为这是客套。”而另一桩轶闻则更加有趣：石教授一直认为自己“很有钱”，而直到2002年，当儿子们想把父母从破旧狭小的平江路老房子中迁出时，他才发现自己所积攒下的那70万人民币是买不到什么好房子的。结果老人还是在儿子们的资助下，才买下了靠近上医的四季园新房。2002年后，葛棣与石美鑫成为了邻居，十年下来，石美鑫只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即使是过世前的那次生病，也是石美鑫家人联系的他。“那是个礼拜二，我在看门诊。他的儿子从美国给我打来电话，说石医生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但是石医生却坚决不肯去医院，只好来叫我过去看一下。”结束门诊之后，葛棣赶到石美鑫家中，发现他的身体状况确实不理想，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之下，他才同意送院就诊。“石先生就是这样，永远不愿轻易麻烦人。这么多年来，从来不肯住进高干病房，享受特殊待遇。”生活中的石美鑫教授喜欢做饭，如有亲友来访，还要亲自下厨切、配、烹调；他喜欢听贝多芬与莫扎特，以及施特劳斯的圆舞曲；喜欢美好的自然景物与花卉、喜欢小动物……或许这一切都不及他与夫人陈忠年教授的伉俪佳话令身边的老友们印象深刻。夫妇两人相识自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上医，1950年结为伴侣，携手走过了整整半个多世纪。1962年，陈忠年患乳癌接受手术时，石教授担心她因输血而传染到肝炎，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血输给了对方（两人血型相同）。陈忠年在回忆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乳癌术后第一个夜晚，美鑫守在病床旁照顾我，虽然中山医院领导早已安排护士同志轮流看护，他十分放心。以后他忙于工作无法常来看我，后来我才知道，他为我的病曾留下了很多眼泪。”在她的记忆中，石美鑫一直是一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无论是做医生还是当病人：“每当他住院时，总要告诫我不要向病室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这使我想起他以前曾讲起他的老师应元岳教授在重庆患病住内科病房时，负责他床位的医师去征求关于治疗的意见。应教授十分谦虚地回答：‘今天我是病人，我应听从你们的治疗’这句话美鑫一直记住，并且学习应老师当好一个病人，作一个与医疗配合的病人。”2013年，陈忠年因病去世，仅仅几个月之后，石美鑫也紧随其后，作别人寰。临终时刻，石美鑫不愿意接受医院的抢救，平生第一次违背了自己的诺言。石美鑫是著名医学教育家、胸心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与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原所长，一生育人救人创新无数，用诚心、真心和爱心与世结缘，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人生别离总有悲苦，然而别离之后长留于人心的精神，才是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珍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