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5月，钱悳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一个穷秀才之家。父亲“立身之道贵在不求于人而有助于人”的教育，及其所就读的南菁中学那“忠恕勤国”的校风，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他选择了从医以报效国家。
1932年，钱悳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中国国内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抗战时，他的故乡沦陷，怀有身孕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惨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为报国仇家恨，他奔走于大后方，救死扶伤，并把自己大部分收入捐给了国家，用于抗战和医疗卫生事 业。1940年他由贵阳调至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分院，任代理内科主任，兼任上医内科副教授。1944年8月，他受洛克斐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伊文思医院进修，在美国著名传染病学家C·Keefer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年。当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毅然拒绝了高薪聘请，乘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祖国，任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及中山医院内科主任。
抗击瘟神的勇士
钱悳回国后，到母校上海医学院任教。当时正是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之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家也几乎断粮。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并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别人劝他去台湾的好意。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人称“瘟神”。1950年，驻扎在沪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军数万官兵，在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时，感染了血吸虫病。这一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都动员起来，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任命钱悳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
数万人性命攸关!钱悳与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身背行囊，废寝忘食，不顾自身安危，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排查和治疗。当时治疗血吸虫病的药物只有酒石酸锑钾。锑剂的毒副反应很大，静脉注射时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甚至，严重的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钱悳并没有减少用量以求稳妥，而是改良了治疗方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的100多天，治愈血吸虫病患者1万余名。由于他的特殊贡献，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九兵团授予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并出席了首届全国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随后，他又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在冰天雪地中抢救伤病员达半年。当时已是教授、专家的钱老师担任医疗队的领导，在医疗工作中却像一名住院
医生一样，常守护在危重病员身边，抢救了不少生命垂危的最可爱的人，并荣立了二等功。同时，在志愿军战士大无畏精神的感召之下，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面对鲜红的党旗，他庄严宣誓：把智慧和生命都交给党!
此后，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全国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担任了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他主持编写《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并多次去湘、鄂、川等重灾区检查和指导工作并进行讲学。一次，他应邀到无锡市血防站为干部培训班学员讲课。临行前突然传来了母亲在杭州逝世的噩耗，钱悳还是忍悲含痛，赶赴无锡。
20世纪60年代初，他得知能够在体外杀虫的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即组织团队攻关。由此，血防846血吸虫病的治疗由静脉注射改为口服，疗程也由20天缩短为7天。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锑剂的框框，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直到70年代末都是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
来到重庆后，钱悳即担任了四川省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主任。每年秋季他都要带着重庆医学院的医疗队奔赴川西疫区。为了排查血吸虫病人和血吸虫携带者，只能从大便中检查是否有血吸虫的尾蚴。这项工作细致繁琐、枯燥乏味又臭气熏天。但是，钱悳以身作则，工作一丝不苟，让所有的工作人员感动不已。
拓荒西部的先驱
1955年，为改变西南地区缺医少药的落后局面，造福山城人民，中央决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部分人员筹建重庆医学院。当时上海医学院年纪最轻的副院长钱悳再次接受时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点将。在学校的精心组织和他的带动下，一个四百多人的内迁队伍很快就筹建起来了。
动身之前，陈同生找到了他：“老钱，你可以不去重庆了，那边已经有院长了。”是啊，亲戚朋友在上海，事业之根在上海，而那时的重庆则百废待兴。而且，因地区差别，内迁至渝人员要降工资，像钱悳这样的一级教授，每个月总收入会减少100多元，这相当于五十年代一个中等家庭一年全部的收入。钱悳略加思索，坚定地说：“我还是去好!”他的想法很简单：“我不能组织动员了人家去而我自己不去。重庆比上海更急需人才。”
从黄浦江畔溯流而上，船行至武汉，中央发来电报，希望钱悳转道去北京任职。他再三思考，仍然选择了到西部从事医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条拓荒之旅。
1956年10月27日，在一片欢呼声中，重庆医学院正式成立!然而，白手起家，创业艰难，种种困难考验着创业者的意志。
师资队伍是医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石。在钱悳的组织下，当年的重庆医学院从基础到临床，各个教研室既汇聚了来自上医的一批闻名全国的专家教授，也凝聚了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教师，形成了老中青结构优化的学术梯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为重庆医科大学的建设和西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接踵而来是一个又一个的磨难。整整20年，重庆医学院与共和国一起走过了一个又一个坎坷。危难中，钱悳矢志不渝，始终与重庆医学院在一起，与顽强的重医人在一起，顶逆流，抗干扰，在磨难中而行。
“文革”结束后，中央落实政策，许多内迁的学校都撤回了东部，重庆医学院的专家骨干也调走了50多位。困难之时，此时已逾古稀之年的钱悳再次临危受命，出任院长。他召开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当众表示：坚决留在重庆，把重医办好!创业者的豪情气贯长虹，他的坚定与执着再一次感动了大家。
留下来的教师们都说：“我们被钱悳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了解重庆医学院历史的人都知道，如果当年他不到重
庆来，许多人都不会来；如果那时他走了，许多人也会跟着走。
经过多方努力，至80年代中期，重庆医学院成为了四川省省属重点高校。在钱悳的推动下，重庆医学院形成了浓厚、严谨的学术氛围。在他所在的传染科，形成了刘约翰、王其南、张定凤为骨干的师资梯队，分别支撑起传染病学的寄生虫、抗生素和肝炎三大领域。钱悳始终认为，面向广大农村和农民是医疗发展的方向，因此学校每年都组织医疗队下乡。
钱悳关心重庆医学院、关心学校教职工胜过关心家人。钱悳当时在中学住校的小儿子每周回家也只能和爸爸吃上一顿饭，因为在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的几十年里，每到星期天，总是在学校和医院里到处跑、到处看。
由于历史等各种原因，重庆医学院的副院长钱悳一当就是20年，却从未在同事和家人面前抱怨过一句。他谋求的是利泽苍生，而非一己名利。
1985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任命钱悳为重庆医学院名誉院长。在他退居二线的十多年里，他每周都要到学校走走
看看，向走在路上的同学询问学校的食堂、宿舍、老师上课等等情况。年逾九旬高龄时，他仍处处关心学校节约水电的问题，看见水龙头没关好，他也会亲自去关，有一次竟摔倒在地，嘴角缝了许多针。当看到学校的变化，他也会特别高兴。
在他生病住院以后，整天关心的仍然是学校接班人、学生人数、收费、贫困学生学费减免等问题。但是谁要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都拒绝，“让新班子放手去干!”他的原则是，不干预工作，也不隐讳观点。在他心里，装的是重庆医科大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无论是在抗美援朝时期，还是在支援西部建设年代，只要是祖国需要、人民需要，他都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没有犹豫，没有患得患失。他说，“我这一生无愧无悔。无愧，我对得起党和人民；无悔，投身西部、建设重医，我从没后悔过!”
教书育人的楷模
在钱悳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其渊博的专业知识，从严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高风亮节的道德典范，以及他那特有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上医和重医人由衷的爱戴和敬仰。
钱悳深知：医学事业，性命悠关。1987年，他在中华内科杂志《医家自述》中著文《和年轻医师谈古说今话未来》提到，医生应有三心(细心、虚心、尽心)、两意(诚意和慈意)，严格要求下级医生对病人要极端负责，有主人翁的思想，忠于职守，处理好个人与国家、索取与奉献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多做些实际的哪怕是微小的工作。
“业精于勤荒于嬉”是他的口头禅。由于他的“过分”严格，学生和护士们都有点“怕”他。尤其是对那些在工作中责任心不强的青年医师，钱悳会毫不留情地当面予以严肃批评。他身体力行，从临床到教学，从一份份病历的书写、一个个病例的诊断，到医学教学中“三基、三严”的制定，都严格要求，一丝不苟。
他主编学术书籍、担任多种杂志编委期间，审稿时总是逐章逐节字斟句酌。几十年来，经钱悳处理审阅的论文上千篇，其中浸透着他的心血。论文完成时，人家请他署名，钱悳总是婉言谢绝。作为教师，他最大的愉快，就是看到“青出于蓝胜于蓝”。
1982年，年近80岁的钱悳撰写了《从重庆医学院谈我国高等教育》一文，强调医学教育一定要注重质量，在全国医学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称作“切中时弊之作”。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是他双眼患老年性白内障、手持放大镜一字一句地写出来的。
他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支持从基础到临床、从西医到中医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仅针刺麻醉镇痛研究就获得全国重大科技成果、科学技术奖。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队伍，带出了刘约翰、王其南等全国知名的学术专家。在他领导下，传染病学成为重庆医学院第一个国家级重点学科。
淡泊明志的人生
钱悳是中国最早培养出来的医学博士，但在他的身上却没有半点“洋味”，有的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淡泊宁静。他是新中国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然而谁也想不到，他的生活却那么简朴、那么清贫。
一套蓝色咔叽布的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的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家中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伴着他接待了外国友人、政府官员、学界精英。他担任重庆医学院领导近25年，为公家出差的票据、看病的医药费，大多被他揉成纸团扔进了垃圾篓。在重医工作46年，他没有因私用过一个公家的信封和一张信签，给同事、亲戚写信都一律用废纸的背面。80年代初，四川省教育厅曾拨专款为钱悳修住房，图纸已经设计完成，开始打地基，却被钱悳坚决地拒绝了。他因为年龄的原因，主动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多次放弃了国家安排到桂林修养、去国外开会的机会。
他对家庭和子女也非常“抠门”，没有利用职务为自己谋过一分的私利，也没有留给子女一点可以称作“遗产”的家当。他说：“对子女我一贯提倡人贵自立。供他们读书，让他们学到知识，是我当父亲的应该做的。有薄技在身，胜过万贯家财。”
钱悳对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上十分“吝啬”，但在重医的发展建设上、在公益事业上，他却非常“慷慨”。在他的家人眼中，钱悳虽然是丈夫、父亲，但他首先是属于国家和重庆医学院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钱悳动员全家种蔬菜、红薯等，然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在此期间，钱悳每个月30多张的工业票大多送给了其他的教职员工。
在他的一生中，捐赠的事例举不胜举，俯拾皆是。即使在他退居二线以后，他仍然时常捐钱给国家和困难群众，甚至连单位发的奖金、稿费，四川省科技顾问团发的津贴等，他都作为党费交了出去。自他入党以来，他一直每个月缴纳100元党费，而那些钱在当时是绝大多数人全家工资的总和。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献给了国家。1980年，钱悳又一次捐出全家多年的积蓄2万余元、黄金30余两，作为重庆市科协礼堂的建设经费。
在钱悳的心里，捐赠不是一般的同情和怜悯，而是一个医生应有的人道和博爱。2004年底，他已经99岁高龄，终
日卧床不起，但当他听到东南亚发生海啸时，又一次要家属代他通过市红十字会向东南亚的灾民们捐献200元。钱悳去世后，他的家人遵照他的遗言，将原上海医科大学、上海华山医院和重庆市科协多年送来的慰问金共计2.6万元，赠给了重庆开县挖煤资助学生的小学教师刘念友和重庆合川市的34名贫困小学生，作为他对重庆市科协工作的最后一次支持，也表达了他对贫困失学儿童最后的关心。
2006年1月21日，钱悳那颗为祖国医学事业、为重庆医科大学的发展而顽强跳动的心脏，在最后冲刺般的强搏之后，倏然停了下来，国内最后一名医学一级教授离开了人世。岁末冬深，万木萧疏，淅淅沥沥的小雨给重庆医科大学校园蒙上了一层晶莹的泪光。钱悳的逝世让上医人、重医人无不惋然痛惜。
这位百岁老人在临终前的最后心愿，便是希望把骨灰分成三份，一份留在他曾经工作生活了近50年的重庆医科大学，那颗建校时就栽种的黄桷树下；一份留在他的母校——上海医学院，一号楼钱悳一颗白玉兰树旁；另外的就抛洒在祖国的大江大海里，让他和他日夜思念、关心和热爱的上医人、重医人永远在一起。
青史无言，却最公正。一九三五年，居里夫人逝世时，爱因斯坦在致她的悼词里有这么一段话：“像居里夫人这么一个崇高的人物，我们不仅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和她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更尊重她在道德品质方面的境界，正是她的品德使她取得了今天的才智和成就。”当我们缅怀钱悳在我国医学卫生事业上的重要地位时，我们何尝不可以这样说，他高风亮节的道德风范、他率真直言的人格魅力足以超越他丰硕的科研成果!
“活在人心便不朽，让人怀念即永生”。钱悳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本文根据重庆医科大学撰写的《碧血丹心铸医魂》删节而成，全文的编写及照片搜集得到了倪乐明老师、范维珂老师的帮助，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