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卡片：他是文革后第一批复旦遗传学专业学生，他是耶鲁大学遗传学系的终身教授、副系主任，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又是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所长。2005年，《细胞》杂志的封面刊登了他领导的复旦团队的研究成果，2008年7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二十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上，他与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其它两位教授（韩珉、吴晓辉）应大会邀请作报告。近年来他成为《细胞》等多个国际杂志编委。他在中国、复旦与美国、耶鲁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有着众多的贡献。
三月底的阳光洒满一地，静静的早晨有些暖意。第一次走进位于逸夫科技楼六楼的“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朴素、安静，亲切之感油然而生。第一次通过视频对遗传学家许田教授进行采访，这是一次酣畅而愉悦的交流。忆起复旦，许田特别讲述四位恩师对他的影响：谈家桢、刘祖洞、高沛之和盛祖嘉。谈老嘱咐：第一，要好好搞学术研究，为中国人争光；第二，不要忘记为中国和复旦生命科学的发展做些事。1978年，许田考入复旦生物系。今天，他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年逾七十的谈家桢先生上的第一堂课。那天，谈先生面对眼前三十多位文革后招收的复旦第一批遗传学专业的学生，心情很激动。十年浩劫，中断了遗传学在中国的教学与发展；恢复高考，又有学生能与自已在遗传学的科研之路上同行，这对已在学术路上坚守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来说，怎能不让人兴奋与激动？ 刚入学的许田被谈老对学术的执着探求精神深深感动。直到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也难掩饰与老师当年一样的某种激动。还记得在复旦南京路上和同学们一起意气风发地大声讨论先生的嘱咐：要好好搞学术研究，为中国和复旦生命科学的发展努力。“谈先生爱学生啊！” 说起谈老，许田总有些不能抑制的还念好和伤感。80年代，许田复旦毕业后留校。后经谈先生和赵寿元教授推荐，进入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年事已高的谈先生曾亲自到耶鲁去看他。1994年，许田成为耶鲁大学助理教授，年届八十五岁高龄的谈先生又一次到耶鲁去看他。望着耄耋老人一个人提着箱子上火车离去的背影，先生临行前再次叮嘱的两件事永远铭记在许田的心里：第一，要好好搞学术研究，为中国人争光；第二，不要忘记为中国和复旦生命科学的发展做些事。 1996年以来，许田每年在复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讲学，参加基金评审，主持学术会议。 在复旦进行各种教育和科研改革的尝试， 2002年在复旦建立了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正是在谈老和其他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感召下，一批优秀学者回到了中国、上海、回到了复旦。 “那天，我们昔日温温而雅的刘祖洞教授非常激动……”“刘祖洞先生是位温温而雅的学者，全校有名的“老好人”，他是国内人类遗传学的鼻祖，他的遗传学经典教科书《普通遗传学》是国内生命科学两代人的启蒙课本。”许田讲述本科时和刘先生的一个故事：那是一次生物统计课考试，题目要求通过归纳总结规律，当时许田只写了公式，未作详细推理，被助教批改为“错”。而后许田找到刘先生，要求他改判，理由是这个公式是数学中已被推理证明过的，可直接引用，无需再写过程。刘教授看后，同意许田的意见，改判“正确”。这给年少的许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不是一次普通的更正，更是刘教授用实际行动告诉许田，做学问就要有只以真理为评判标准的学术态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老师，还是学生，对错能辨。很久以来，许田就是用这种严谨、客观的学术态度进行着他的科研，教授着他的学生，也正因为如此他更喜欢学生直呼其名而非“许教授”。“但是，1956年的青岛会议上，正是这位昔日非常温和的老好人，我们的刘祖洞先生拍案而起，非常激动。” 说到此处，许田也不禁拍了拍桌子，“刘先生不顾当时的政治高压，和谈先生以及复旦的其他教授一起坚持中国遗传学应教授摩尔根学派，坚持真理，真了不起。”“青岛会议对遗传学的争论推动了国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复旦老一辈学者坚持真理的传统鼓励着许田和其他复旦人在科学的道路上追求真理。 “当年高沛之老师告诉我：生命科学的根本是Biology（生物现象）。”说到教授学生，许田又回想起当年复旦“三大才子”之一，高沛之老师。“文革结束，家破人病的“右派”高老师在中国第一个开出了分子生物学课程，那年夏天，我在昏暗的筒子楼里向高老师请教怎样学生命科学。高老师说：“生命科学的根本是Biology（生物现象）”。”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许田当时还不太明白；几十年后，经过对生物学、遗传学愈来愈深入的研究，许田日渐领悟老师的这句话，“这是多么深刻的洞见啊，如今我对每一个加入我实验室的学生和博士后反复强调要花功夫理解Biology。”“当遇到疑难决择时，我就会想，如果是盛先生，会怎么做。”导师盛祖嘉，是在学生中出了名的严师。“如果你在实验室听到一阵玻璃试管掉落在地，“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一定是因为盛先生来了，同学们紧张得不知所措。”许田笑着说，“这或许有些夸张，但确实可以说明当年学生对盛先生的敬畏。”“文革以前的复旦学生告诉我，他们最怕盛先生上课中途拿出小纸条：考试。”学生的敬畏源自对先生人格的敬仰。盛祖家教授为人正直，对待学术精益求精，为人师表，至今影响着许田。“先生1米60的个头，清瘦体质，但一身正气，是一个大写的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先生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物部主任，邪道无门入，腐败望风逃！正是因为一批象盛先生这样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建立起良好的传统，今日的基金委才成为最公正的机构。”“毕业二、三十年后，同学们谈起在复旦最愤怒的事，乃是有人在用完遗传所精密天平后没有清理干净，那是因为这镀金的精密天平是盛祖家教授和沈仁权教授这一对模范夫妇在建国初由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用节约下来的钱买回来的。” 老师就是榜样，工作后遇到的烦心事，许田很诚恳的说：“当遇到疑难决择时，我就会想，如果是盛先生，会怎么做。”老师不断给他启示和鞭策。哪怕已经作了教授的许田从国外归来探望老师，也总有意外的收获。“前年，我回国后看望盛先生，年届九十的老师一上来就让我读一首诗，那是用毛笔手写的繁体诗。我幸运地读了下来。先生说好、好。 老师不解释，但我知道这事的起因。在老师的目光里，我读懂了要我注意文化修养的爱犊之心。当时我的心跳得和当年老师在我身后看我进行无菌操作一样快。是啊，这些年专业上我没敢偷懒。但文化修养特别是中华文化修养呢？父亲当年不许我考文科，如今不断寄给我新填的诗和词，回家后给我看他的篆刻和书法作品，也是要我这个洋化了的儿子不变成野人。” 许田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今他努力少睡觉，多读书，也鼓励发育所的青年教师多读非专业书，充实自己。回忆起自己的老师，许田总好像有说不完的故事，从他的微笑中，我们总能感觉到一抹阳光。或许遗传学并非许田当初最喜欢的专业，但是“平等”、“坚守理想”、“追求真理”、“爱护学生”、“做学问先要做人”……“老一辈科学家，言传身教，用他们的精神、人格影响着学生，而那才是一辈子的影响啊。”
中国与美国、复旦与耶鲁
这些年来，作为耶鲁大学校长的中国事务顾问，华人生物学家协会前主席，美国科学院美中前沿科学交流委员会前主席，许田大力促进美国、耶鲁与中国，特别是与复旦的交流与合作，为促进美国社会对我国了解做出了努力。在许多中美交流的事件中，都有这位复旦学子汗水和身影。这包括美中前沿科学交流年会、耶鲁－中国大学校长高级研讨班、中国政府部长和副部长级官员美国研讨班、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中国－耶鲁生物医学世界学者培养计划、中国大学生耶鲁暑期培训班、中国－耶鲁医学实习计划、华人生物学大会、多个美国学者代表团访华和后来耶鲁校长在耶鲁大学三百年校庆毕业典礼上，在布什总统以及众多美国政要面前，以中国为主题发表的热情洋溢的讲话。既是耶鲁大学遗传学系的终身教授，又是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的所长，许田常常飞来飞去往返于中美之间。通过他的努力和牵线搭桥，成功开创了复旦-耶鲁的合作交流项目。第一个合作项目是两校生命科学领域的合作，而今在医学和其他文科领域也都有所拓展。“有时间为学校做些事情，这是必须的。”他诚恳地说。 熟谙复旦、耶鲁文化的许田对两校各自的特点有着自己的理解：“耶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着300年来未被中断过的学术积累，这种对真理执着探索的文化传承极具感染力。”他打了个比喻，许多学生在来耶鲁之前总对自己没有多大信心，觉得自己是条‘地龙’。但当他们身处耶鲁的文化中，深受感染的他们就会有一个思想的升华，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成了‘天龙’，可以展开追求理想的翅膀了。”“复旦，与此相似，历史上几经战火几近中断，但老一辈科学家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是复旦巨大的财富。他们言传身教，为国家培养了一代代人才，这是无穷尽的力量。”许田说：“中国的人文传统和民族凝聚力，通过老一辈知识分子为人师表的传道授业解惑，在我们这些海外学子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想着自己的母校、自己的祖国。这是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 “不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复旦都有着她独特的地位和传统”他说，“有的学校飘渺求异，有的学校寻规守矩，但复旦人有理想，又务实，有社会责任感，但不守旧，有创新。这种立足实业，变通求进的特质，正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一类人才。”
“我做过的最疯狂的事”
许田在学术研究的海洋中畅游，颇有闯劲，常有“疯狂”的念头。美国同事称他是最敢于冒险和富有创新的科学家。他建立的镶嵌遗传学分析系统为全世界果蝇实验室广泛使用。当年，他提出要在果蝇里研究肿瘤，就遭到大家的嘲笑，当时没人认为“果蝇会长肿瘤”，但他突破性地在果蝇里研究肿瘤，从而揭示出抑癌基因在发育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用果蝇研究肿瘤，他的实验室首先建立了TSC癌变主要信号转导通道并导致临床试验，该工作于2001年获Tuberous Sclerosis协会的勇于创新奖。还有一次，他在加勒比海学习初级潜泳，下水后极度恐慌，但他却联想到了耐缺氧问题，而后通过用果蝇研究找到耐缺氧调控基因。1996年他在向休斯研究院提出要革新小鼠遗传学时还没有接触过小鼠，经过十年的努力，最终他带领复旦团队于2005年建立了在哺乳动物中高效作用的piggyBac转座子系统，使在高等生物中大规模诱变基因、筛选疾病及重要功能基因成为可能，也为转基因动物提供了全新方法。该成果被外电广为报道，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德国《商报》等纷纷评价“许田的工作很可能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其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经济意义，世界知名商业杂志《福布斯》也为此做了专题报道。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我的名字是‘田’，原本已准备好下乡当农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做教授，做研究。有这样难得的机会，当然要做自己喜欢的“疯狂”课题，我怎能不把握机遇？所以在学术研究上就是要大胆创新、勇于探索。”回首曾在复旦求学的点点滴滴，许田无不感慨万分。“我是一个很shy的人，从小学起到中学都很害羞”。进入大学后，最疯狂的一件事，“我把自己前面头发给全剪了，然后去食堂吃饭”。 我听着他边笑边说的这个故事，想象着当时他在食堂里穿梭所赢来的超高回头率，忍不住大笑——这是多么可爱的科学家啊！我问：“那效果怎样？以后还shy吗？”他认真地说，“shy是因为太care about自己，当自己不那么care的时候，也就不那么shy了。” “曾做过的疯狂之事”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许教授整理着几十年来的经历，回顾他曾疯狂过的点滴故事：“初到美国，我就有了一个疯狂的念头—转读法律。但受到朋友们的不断打击，因为我的蹩脚英语，后来还是放弃了。”许田教授早在二十五年前就留洋美国，几十年的西化生活并未改变他“中式的神经细胞”，他仍旧是个传统的中国人，时而也会有些畏首畏尾，时而也会感到自己所受的束缚太多，难于突破。许田喜欢蚂蚁，很多人都知道。他说：“我有个遗憾，一直以来我都想研究蚂蚁，研究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我收藏了好多好多关于蚂蚁的书籍和电影。但由于种种压力和束缚，我至今没有真正开始研究。”我们这位“蚂蚁王子”，在理想和现实面前，还没有迈出这一步。身在异国的许田教授，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于祖国母亲的关注，没有一刻放弃思考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道路。在他身上能够看到老一辈知识分子人格魅力的渗透力量，又能感受到一个中国骨干学者对于中国社会责任的敢于担当。两个小时的采访是在欢声笑语中进行的，自称不擅讲故事的许田教授却时不时能给我们出人意料的惊喜。亲切的笑容常挂嘴角，妙语连珠的幽默谈吐却透露着某种执着，常常让我们在笑的同时为之一震。“我的脂肪是美国的，而我的神经细胞却是中国的。”看似只是笑谈，却很好的地概括了许教授自己。而在反复品味这句话后，感到的是一种温暖而强大的力量。
作者：智怡 雪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