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佩芳 学生记者/胡涵
陈同生(1906-1968)，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院长，曾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一生从事新闻、军队政治、统战和教育工作。革命战争时期，他出生入死，备尝革命斗士的千辛甘苦。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对同志、朋友、师生的无限热爱和满腔真诚，投身到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事业中。
上海医学院永远不会忘记这样一位院长，他拿过笔，用它写下了许多激昂的诗篇；他流过血，用它祭奠民族沉沦的岁月；他没有操持手术刀，却在上海医学院永远记载着他的名字。他是站在医者背后的院长，倾尽自己的一切，给予跌丹起伏的上海医学院每一位师生员工以保护和关怀。他是个书生，曾靠卖文为生的他写了很多的诗文。他是位革命者，因为工作的需要他曾启用了很多个名字，代表着时代的变迁，而赋诗则代表着他那始终不变的情怀。他用得最多的名字叫做“陈同生”，今天枫林校区里两条以这个名字冠名的道路，是缅怀他的贡献，正如这个名字一样，他与上海医学院同生。
大好青年，血岂无用
时运危时官运隆，堪笑古人与今同。
大好青年血无用，养肥蚊蚤南京虫。
这是陈同生青年时题在《官场现形记》上的一首诗，不难看出青少年时代的陈同生就满怀着一腔热血和激情，然而却成为时任尽南京当局把他作为政治犯关押的罪证之一。少年时的陈同生取名张怀清，学名叫张翰君。1907年，进士出身的祖父张心源到四川做官，陈同生一家随之从常德迁往四川，周岁的婴儿张怀清，是这个封建大家庭第三代中唯一的男孩，因此备受宠爱。奇怪的是，陈同生居然记不清自己的生日，只记得是在阴历七月，后来填写表格的时候，他索性把自己的生日写成“1906年8月1日”，以示每年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庆生日。后来，祖父张心源在四川营山置办房屋田产，全家定居下来。陈同生就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光，满口的四川乡音难以改变，以至于陈同生以后辗转何地都是这一口四川乡音，不用说别人也知道他准是个四川人。祖父张心源是陈同生最早的思想启蒙者，他颇具维新思想，尤其反对妇女缠足这样封建思想的陈规陋习。他组织了一个“天足会”，鼓励违背封建社会准则女子不缠足，并以身作则不让自己的3个女儿缠足，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移风的大事，被当地人视为怪哉。然而3个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却都为大脚的缘故而找不上婆家。张心源只好以增加陪嫁陪妆，附送田产的方式以求把女儿嫁出去。对此，张心源并不感后悔，曾作了一篇《天足赋》文章以明志自勉。陈同生两岁时，祖父不幸去世。没过多久，在一场瘟疫中，他的父亲和叔父又相继去世，家中只剩下寡居的祖母、母亲和婶婶。祖母担心家中唯一的男孩夭折，每天不是把他抱在手里，就是让他人驼在背上。过分的溺爱和娇惯，使得陈同生的体质变得极为虚弱，甚至到了七八岁时，走路依然不大稳健。这个时候，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陈同生被一伙土匪绑架！原本土匪只是想向“肉票”的家属敲诈一笔赎金，但是当他们弄清楚自己所绑架的，是在当地颇具势力的张家的孩子时，吓得连钱也不敢要，而且也不敢把陈同生送回去。无奈之下，土匪们索性把陈同生带进了山里。在那里的几个月里，陈同生和土匪们一起餐风露宿、跋山涉水，甚至连生肉都敢吃，过着茹毛饮血野人般的生活。等到张家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去要回陈同生时，张家人惊诧发现，陈同生的身体竟然健壮了起来。当然，代价是陈同生也变得淘气了许多。张家书香门第，家教甚严。耳濡目染之下，陈同生渐渐接受了传统礼教，外表温文尔雅，但骨子里仍然带有从土匪窝回来的那种调皮捣蛋的神气。陈同生的母亲笃信佛教，性格温和；祖母却会经常给他讲一些英雄豪杰的故事，用“人不怕三十而死，只怕死后无名”的句子鼓励他。久而久之，陈同生从母亲那里既得到了诗人般的温文儒雅，从祖母那里又得到了豪杰般的大气。清廷的宗庙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化为灰烬，同时灰飞烟灭的还有科举制度和士人们“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想。孙子的未来如何发展？就在这个时候，堂叔张雪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花了3天时间说服了本想送孙子去读中医的陈同生祖母，希望她同意陈同生去县城接受新式教育。这对陈同生来说，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地理教员讲述的太阳与行星的关系，使陈同生知道天上没有玉皇大帝；国文教员讲“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使陈同生知道忠孝的含义。学校里的一切学习和生活，让人耳目一新；老师口中关于哥伦布、鲁滨逊的历险故事让人热血沸腾。陈同生开始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而自己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两年后，陈同生升入由辛亥革命中“保路运动”领袖之一张澜创办的县立中学，从此逐步萌发了加入革命运动的革命思想。1924年，在张澜校长的领导下，18岁的陈同生参加了反抗军阀暴政的“抗捐运动”行列。作为校友会会长，陈同生不仅带领学生向驻军请愿，还在激动之下与“催捐会”的委员发生争斗，他和另外几位校友会的负责人因此受到通缉，不得不逃往成都。在成都，陈同生第一次接触到了《新青年》杂志，第一次知道了有中国共产党组织。不久后，陈同生辗转返回家乡。祖母看到他年岁已渐长，并且很有自己的主见，担心难以管束。于是决定让他成家，用家庭的约束使把他留在家乡。祖母看中了陈同生一个姑母的女儿，人称敖表妹，亲上加亲，在老人家眼里看来再好不过，但是此时的陈同生就和所有当时的一批进步青年一样，再也无法接受包办婚姻就在婚礼举行的当天，他趁着家中大宴宾客的忙乱再一次离开了家，这一走，还就真的没回来过。谈鬼有道，霸气无穷
午夜呻吟杂啸歌，南冠何幸近名河。
养花恨我闲情少，谈鬼输君霸气多。
这是陈同生被作为政治犯押解去南京时，同为难友的田汉赠给他的一首诗，题曰：《赠农菲》。这个时期的陈同生，用得最多的名字叫做陈农菲。从陈同生离开家出走起，他几乎参与并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中共酝酿发动广州起义。陈同生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护党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发奎的警卫团中当连指导员，这是陈同生第一次开始了军旅生活。那时候的广州风云变幻莫测，广州起义最终因缺经验而告失败，陈同生也在那场战斗中负了伤。陈同生带着伤痛，拖着虚弱的身体回到成都，在曾经引导他接受新式教育的堂叔张铁崖家中休养。在叔父和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陈同生的伤痛渐渐好转。伤愈后陈同生急切地想要返回部队，几次报请都没得到组织的批准。在叔父的帮助下，陈同生在成都的几家报社当起了记者和编辑，使他的活动范围日渐扩大，他也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期间，他参加了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和自由同盟的党团活动，在记者身份的掩护下从事革命工作。在成都的革命活动受阻后，陈同生以出国留学为名来到上海，被调入周恩来亲手创建的中共最早的情报和安全机构“特科”做警卫工作，继续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的革命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的出卖，陈同生再次被捕了。看守所里的人都互称“难友”，陈同生觉得这个称呼还颇为亲切，有一种和“战友”一样的战斗意味，便很快地接受了这种新的称呼。有一个绰号叫做“教授”，留着一头长发，颇有艺术家气质的难友对他说：“‘刑讯’的种类很多，恐怕不少于50种，而且还有人天天在研究新的酷刑，我告诉你一小小经验，刑罚即使再厉害，人一失去知觉也就没用了，熬它半个小时，什么难关都能挺过去。”陈同生记住了那位“教授”的话，“老虎凳”、“电刑”都没能让陈同生屈服，当失去知觉的他被扔回“号子”时，难友们早就为他准备好了红糖、生姜、酒和热水，他们让陈同生喝下，并帮他用酒揉搓双腿。在难友们的悉心照料下，陈同生总能昏昏沉沉地睡上一觉，得到暂时的休息和喘息的机会。在狱中的岁月，给予陈同生最大帮助的，无疑就是这一批患难相助的难友。后来，陈同生被转到了南京监狱。在那里，他认识了田汉。当时看守们总是要偷听难友们的对话话，企图获得审讯中得不到的信息。夜深了，陈同生就故意在阴森的牢房里讲“鬼故事”，陈同生讲起话来本就滔滔不绝，把鬼故事讲得栩栩如生，令人毛骨悚然，吓得看守们不敢偷听。此时的难友们却抓紧时机畅所欲言。田汉的那首诗中所说“谈鬼输君霸气多”指的就是这故事。1937年8月，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炸弹刚好落在关押陈同生他们的监狱附近，就此“政治犯”纷纷要求出狱抗日。当时恰逢国共关系有所好转，陈同生等一干政治犯顶着“周恩来保释”的名头，终于被释放出狱。出狱后的陈同生已经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浑身是伤。他先接居田汉家中调养，继续从事新闻工作。“老虎凳”折磨造成的脚伤恢复后不久，组织上终于同意他回到部队，调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此后，陈同生顺利地完成了泰州谈判，为新四军东进抗日扫清了障碍。解放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陈同生的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中的这段故事拍成了故事片《东进序曲》，影片主角黄秉光的原型就是陈同生。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从解放区建设到新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陈同生的身影始终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和建设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劳苦而功高。党和国家又将一件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去做。玉花水仙，感君情浓
玉花翠叶水中仙，息息生香发妙妍。
相视与君同一笑，门前江水永连天。
这首诗是上海医学院沈尹默教授赠送给陈同生的，感谢陈同生在他生病住院期间所赠送的一株水仙花，帮助他排遣寂寞。这大概就是陈同生和师者、医者们交朋友的方式。来到上海医学院的陈同生，就叫陈同生，他也许就是陪伴每一个上医师生的那一株水仙花。1955年，陈同生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他放弃调往中央任职的机会，主动要求下基层，来到当时的上海第一医学院任党委书记和院长。小时候的他没能学成中医，现在却要去当医学院的院长。很多人都说他一定是犯了错误。对于如此传言，陈同生却一笑了之。他喜欢知识分子的书卷气和青年学子的朝气，更何况当时的中央已经有太多的干部，而新中国建设所急需的是人才。来到上医后，陈同生遇到的第一件大事，也就是决定上医命运的关键——内迁重庆。为了加强内地建设，中央当时决定把沿海一批高水平的学校迁往内地发展，内迁学校中就包括了上海医学院。内迁是一件极为复杂的工作，陈同生没有独断专行，他首先向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征询意见。颜老站在上医的发展和全体师生利益的角度，向陈同生说明了上医内迁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和困难：首先，根据上医抗战时曾内迁的经验，长途搬迁必然再次遭到巨大的损失，刚进入回复平稳发展的上医再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折腾；其次上医的很多著名教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们既具备高超医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还承担着一大批的重要研究项目，一旦内迁，势必要花很长时间才能使研究工作重新步入正轨；再次，很多教授有配偶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专业，难以作为家属随迁，一旦随迁，可能拆散一个家庭。颜福庆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陈同生，他感到，学校不是军队，不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仅靠军队一样“换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陈同生为此从实际出发，想出了“母鸡下蛋”的办法，支援内地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建设。将全校的学科带头人、教师、科研设备等一分为二，由“上医”在重庆建设一所新的医学院。当时这个方案未能得到有关方面的理解和认可，阻力颇大。为此，陈同生亲自去北京向卫生部、高教部的领导直陈己见，他们虽觉得陈同生的陈述言之有理，但这是中央做出的决定，不能更改。尽管如此，陈同生没有放弃，他觉得既然是上医的院长，就要为上医的前途和命运做出最大的努力。他直接找到周总理，面呈整体面临可能造成的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内迁问题，并提出了援建重庆医学院的建议和计划。最终获得了总理的的批准，由他兼任援建的重庆医学院院长。陈同生亲自赴重庆，并着手进行基建方案的设计、设备购置和人员调配等工作。决定重庆医学院师资和行政人员的三分之二由上医配备，各种教学设备凡是“上医”有两套的都调拨给“重医”一套。时任上海医学院年纪最轻的副院长钱悳主动请缨。在钱悳的带动下，一支四百多人的内迁队伍很快就组建起来了。1956年10月27日，在一片欢呼声中，重庆医学院正式成立，创造了当年建设、当年招生的奇迹。1961年夏天，天刚蒙蒙亮，正在新海连市（今连云港）休养的陈同生要求秘书发出一封祝寿电文，因为那一天正是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先生80岁生日。那天，颜老的很多亲友和学生都前往祝寿，收到陈同生贺电的颜老显得异常高兴，当着全场来宾宣读电文。陈同生的电文上写道：“恭逢华诞，敬祝长寿。”原来颜老向来按照阴历过生日，平日里用惯了公历，要记住颜老的生日着实要花一番心思。日理万机的陈同生早年受过伤、受过刑，身体不好，居然能把颜老的生日记得如此清楚，这怎能不让颜老感动呢？实际上，陈同生记住的不止是颜老一个人的生日。在一次党委会上，他提议：“凡是80岁高龄的老教授，我们都要为他祝寿。”陈同生是作家协会成员，有时候，他会用他撰写文章得来的稿费购买戏票和电影票，招待老教授们去欣赏。有一次过节，他自掏腰包，邀请了十几位老教授们到锦江饭店的南楼品尝了一顿地道的法国大餐。陈同生对他人的关怀不限于老教授们。当年，有两位刚从美国回来的医师因为子女多，生活拮据，陈同生了解后即要求有关部门给他们提供定期补助。对此有人提出质疑，陈同生答复他说：“他们能从美国回来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一时不能适应国内的生活，我们容许他们有一个适应的时间。”陈同生还把同样的关怀遍及了每一个上医学生，甚至每一个教工。一年一度的开学迎新，两次温课迎考，陈同生都要亲自对课程安排，学生食宿进行视察，就连厕所卫生，饭菜供应他都不放过。上医的一些后勤职工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陈同生悉心引导他们，要他们消除自卑的感觉。一次，陈同生到厨房视察，恰巧好遇上一位师傅把滚烫的粥锅翻倒在地上，陈同生不但没有去批评他，反而指出食堂的大锅太重太大，是食堂技术革新，减轻重体力活的时候了。在满世界中山装的50年代，就连留美回国的教授们都因害怕被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不敢穿西装，陈同生在上医期间却经常西装革履，戴金丝边眼镜，再加上他本来就面容清癯、气宇轩昂，他的形象在学生中极具亲和力，他说话幽默风趣，滔滔不绝，学生们都很愿意跟他交谈。除了穿西装的一面，陈同生还有穿草鞋的一面。一次在青浦，他穿着草鞋和学生们一起下稻田劳动，一位学生好奇地问：“陈院长，你的草鞋在哪儿买的啊。”（当时上海已经没有地方出售草鞋）他答道：“自己打的。”“你会打草鞋？”那位同学睁大了眼睛，难以想象平日里西装革履的院长居然会打草鞋，“在部队里学的。”说话间，陈同生熟练地将伴和着塘泥的牛粪均匀地撒到稻田里，同学们用更加吃惊的眼神空洞地望着远方。随着教育界“左”的影响越来越大，陈同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尽力地保护着上医的教授们，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们。上医的老教授、专家大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陈同生特别重视老年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他单独组织老专家、老教授的学习座谈会（戏称：神仙会），为他们提供畅所欲言的场所，他明确规定“不揪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在会上，他对老专家们开诚布公，平等对待，谈笑风生，以诚相对，老专家、老教授们则自己讨论，自我提高，相互帮助，共同进步。颜福庆老院长已有75岁那年，记忆力也渐渐衰退。在一次公开发言时，颜老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成了“中华民国”，引起了全场一片哗然。有人深为颜老的失言将导致的后果而担心；也有人认为这是立场问题、政治问题和原则问题，必须追究。陈同生当场向大家耐心解释：“颜老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他是爱国的。他在旧社会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办了中国人自己的医学院。如果没有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执著的事业精神，是办不成的。人总有童年、青年和老年的时候，老年人说错几句话是难免的。他这么大年纪还在努力工作，这就是热爱社会主义。”当时，有人认为医生治病救人不是劳动，为此，陈同生邀请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同志到中山医院手术室，观看著名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为病人做手术。几个小时紧张的手术，别说黄家驷教授汗流浃背，就是在边上观看的人，也都感到十分紧张和疲劳。看完手术后，陈同生在与市委领导交谈中感慨地说：“难道这不是劳动！？”这是陈同生对知识分子的劳动给予的公正的评价。为了给教授们营造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陈同生提出了办“高知食堂”，建议为误餐的外科手术医师增加营养费。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外科医师经常在手术台上工作了8个小时，却连一杯牛奶都喝不到，陈同生了解后说：“绝不能让我们的专家在手术台边倒下去，他们都是国家的人才”。此后，上医的医生们在手术后便可以吃到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饮料和点心，每餐还配有点肉以增加营养。为改善老专家、老教授的住房条件，他通过房管部门，使大部分老教授、老专家分配到适合的公寓住房。令人感动的是，他将有关部门分配给他的一套公寓住房转让给了一位老教授，自己则住到同一公寓内面积较小的底层。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大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感情，陈同生甘冒被视为“右倾”的风险，抵制“极左”的做法，竭力保护了一批知名的学者。继“反右”之后，“拔白旗”开始。“拔白旗”的目标主要集中在上层知识分子。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顿时又成了“众矢之的”。陈同生旗帜鲜明地说：我们这些专家一个也不能“拔白旗”，拔了“白旗”，你还怎么用他？陈同生这种视教授为宝贝的举动，深深地感动和教育了一批人，这正是上医的传统和精神所在。在后来的一次为被错误批判的知识分子甄别的大会上，陈同生语重心长地代表每一个知识分子说出了心声：“知识分子犯法，有了罪，可以判刑，但不能侮辱他们的人格，中国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啊！”但令人痛心的是，这些话居然在“文革”中成了陈同生的“罪名”之一。艰辛不计，无过有功
二十八年共安危，不计艰辛计是非。
中流难测江潮速，纵览扬帆迎朝辉。
这是“文革’中，陈同生在最后的日子里给妻子张逸城写的诗。对于陈同生，个人艰辛他已经不计较了，放不下的是家人和脚下的神州大地。这时候的他虽然依然叫做陈同生，但对于妻儿来说，却有特别的名字，对于妻子，他叫做劳山，对于孩子，他叫做爸爸。“文革”一开始，陈同生立刻就成为了上海市委中最早遭受批判的干部。他那些保护知识分子的经历马上成为了他“右倾”的证据。而事实上，由于陈同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他知道张春桥曾为汉奸报纸的副刊写过文章及江青被捕后的情况，对他们是“心中有数，敬而远之。”。张春桥等人为掩盖不光彩的历史，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将他们的历史材料定性为“防扩散材料”，严加保密，并且对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进行残忍打压。陈同生被隔离审查后，受到了造反派的严刑逼供，不但大搞“车轮战”、“疲劳轰炸”，更是当着陈同生儿子的面，对本就多病的陈同生施以拳打脚踢。几个月下来，陈同生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这位曾用乐观和坚强态度与死神抗争了大半辈子的人，开始严肃地思考起死亡的问题。在这个时候，他写了三封给不同的人，署着不一样姓名的信。以下是三封信的最后一部分内容：统战部的革命造反派：我从来是革命乐观主义者，我绝不会自杀，如将我折磨而死，说我是自杀，那是没有人相信的。一手不能遮天。我相信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群众将认为我不是“大叛徒”，而是一个普通的战士，认为我无罪。陈同生1968年1月16日逸城，我一生最亲爱的人：写几句话向你告别，你对我太好了，过去我太不体谅你了。二十八年我们未有过争吵，我对你的帮助太少。近十多年略知体谅你，我们要分手了。我相信你支持得住，会将孩子们教育好，千万多多保重！忘记了我，多照顾你自己吧！与我这个犯错误的人划清界限，不要有一点同情和留恋。劳山1968年1月20日插上信件片段亲爱的孩子们：对你们，我唯一的希望是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听党的话，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为人类的解放而战斗到底。你（们）不幸的爸爸1968年1月20日我的遗体可送上海第一医院作解剖之用，几年前我即写下了遗言。陈同生在给妻儿写信后的第五天，1968年1月25日，一个工友发现陈同生倒在了一间厨房的煤气灶前。张春桥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却给陈同生的死亡作出“对抗审查，自杀身死”的结论，拒绝按照陈同生的遗愿，把遗体交给上医，因为害怕遗体解剖会发现陈同生的真正死因。陈同生自杀，谁信？这是陈同生的朋友们对于他的死的看法，真理不辨自明，而谁要是不明白陈同生是一个怎样的院长，可以前往复旦大学枫林校区问问“同生西路”和“同生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