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学生记者 蒋丽君
缘系上医 鞠躬尽瘁终不悔
沙印江1914年生于上海，1931年进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工作，1933年沙印江19岁，独自在上海打拼，刚结婚不久的妻子张广蕙则随父母长辈留在扬州老家，依靠沙印江定期寄回的工资接济生活。谁知那年一连几个月，家中都没收到上海的信件，时局混乱，家人都很着急。原来此时的沙印江正陷入断粮的境地，工作单位已经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自己平时吃住都要靠赊账，情急之下只能另谋生路。机缘巧合之下，朋友介绍他到上医秘书组工作，面试时，秘书组领导方子川先生要求沙印江在一小时之内写好一篇文章。沙印江从小念私塾，中文功底颇为深厚，对他来说，这篇文章可谓信手拈来。几天后，沙印江得到了上医秘书处的工作，当即写了一封家书，并开始与上医结下不解之缘。沙印江进入上医没几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眼看上海即将沦陷，为了保全医学院，延续教学，学校决定由朱恒璧副院长带领一部分教职员工先迁往重庆，开展后方办学，沙印江从事管理工作。此去八年，战火纷飞，艰难办学，当中沙印江还曾在云南短暂工作，那些岁月成为沙印江坚毅天性的最好见证。战火平息后回到上海，沙印江开始担任医学院院长颜福庆教授的秘书。三个女儿回忆，沙印江一直以为颜老工作而自豪，亦非常敬重颜老。当年在上医聚集了一大批教授、名医，如王有琪、荣独山、苏德隆等等，在严谨求实的高等学府与精英们相处令沙印江感到非常荣幸，并受益匪浅。上医素有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虚心向上的良好学风，这带动着本就勤勉努力的沙印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奋发图强。五十年代末沙印江从上医干部业余医学专科毕业，“为了方便工作，我父亲刻苦学习英文，还额外学习了俄语和日语。颜院长去北京开会，如果是我父亲写发言稿，就会把颜院长可能生疏的中文用英文做好标注，方便颜院长阅读。”1956年起，沙印江担任上医教务科副科长，他每天作息规律，按时起床，打理好家中事务后准时出门上班。“父亲坚持‘事做于前’，确保工作万无一失。”沙印江勤奋地学习新知识，去各个教研组检查工作的时候，眼光专业，这令大家感到诧异，更感到钦佩。“我父亲在这一点上引以为傲，他说：‘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工作。’”沙印江个性一丝不苟,他每年都会细心整理、保存学生的成绩单，统计分析教学质量和成效，还为此撰写学术论文，分析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一心只为把工作做得更好。几十年如一日，沙印江在工作中、在为人处事上始终坚持原则、从无例外。“那时候父亲每年参加高考相关工作，负责试卷的领取和分发，每一条他都仔细记录在案，他对我们说：‘这是一项保密性很强的工作，我的责任很大，神经时刻紧绷，直到高考全部结束，我才感觉终于可以放松了。’”沙印江体贴学生，对于从边远地区来上医进修的学生，尽量满足其要求，但是坚决谢绝送礼，偶尔有学生偷偷把礼物留下，他都是将吃的送至幼儿园，用的留给单位，从不带回家中。在上医工作的五十年里，沙印江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被尊称为“沙老先生”。直到七十岁退休后，沙印江还是单位里的“活档案”，“很多人找不到材料都会打电话来问，我父亲总能实事求是地告诉当事人。”沙印江为人质朴而不功利，生性纯粹而不世故，为上医奉献了平凡的一生，可谓老一代上医人敬业形象的缩影。严慈并济 比亲生父亲还亲
“要说我们对父亲的感情，除了有爱和尊敬，还有感激、无尽的感激，可以说他比我们的亲生父亲还亲。”三姐妹原本是沙印江、张广蕙夫妇的内侄女，由于沙老夫妇的两个儿子早夭，她们自家父疾母病，又相继去世，三个女孩子就相继成为沙老的养女，也因此改变了一生的轨迹。大女儿张坚个性开朗，回想起小时候，笑得很开怀。“我母亲（张广蕙）说我是她亲生的，因为上海打仗把我放在扬州寄养。后来因为调皮惹母亲生气，她告诉我说我不是她亲生的，把我又送回扬州。母亲看到自己弟弟家生活困难，二妹又比我可爱文静，就把二妹接到了上海。一年以后，我的亲生父母相继去世，我就又回到了沙家。”相较之下，三女儿张诚是较晚来到沙家的一个。此前，她被寄养在孤儿院8年。张坚回忆，“1960年，我参加工作了，三妹还在孤儿院，四妹早就去了叔叔家，我妈妈就向父亲提议，把三妹接回来，父亲很赞成。身边朋友跟他说：‘养两个已经够苦了，你还养三个！’我父亲回答：‘能让孩子有一个家，大家在一起总比在外漂泊的好，还能为国家减负，培养人才。’”张诚仍然记得初次见到父亲的情景，“大姐把我领回家，我见到父亲，叫了声‘爸’，父亲抚摸着我的头，只说了句：‘来了就好，来了就好。’”不觉间，就热泪盈眶。就这样，三姐妹都来到沙家，大姐工作帮忙养家，二姐成为家里的管家，三姐妹在沙印江夫妇的抚养下逐渐长大。沙印江夫妇领养了三个内侄女，加上赡养老父亲，并接济自家妹妹，一大家子人的吃穿住用全靠沙印江的一份工作。“我父亲生活简朴，从来不讲究吃穿，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我们很感激他。”沙印江教育女儿的方式是严慈并济的，“上学时，父亲对我们很严厉，但每次考试，他都会用零花钱买礼物，悄悄藏好，奖励给考得最好的人。”沙印江对上医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想要大女儿学医，“我念书念到高二，正逢上海市要办无线电学校，我们学校就被选中，整个高中部都改为了无线电专业，父亲想要培养医生的梦就破灭了。”张坚淡淡地笑道。张诚回忆，“父亲对我们姐妹的前途非常负责，1962年我初中毕业，父亲就从国家建设的大环境入手，帮我分析了专业前景，建议我学化工专业。”沙印江有一颗细腻的爱女之心，“在我们开学报到和毕业分配的时候，父亲都是亲自去送的。”张强初中毕业时，遵从父亲的心愿，选了护理专业，分配到了部队，“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父亲大包小包帮我打点好一切，送我去火车站。人太多太挤，我挤上了火车，行李却还在送行的父亲手里。眼看火车就要开了，我很着急，父亲就让我宽心先走，他把行李给我托运过去。”因为女儿离家，沙印江还特地写了八首诗作为离别礼物，激励女儿前行。每每翻看父亲留下的手迹，想起父亲的这些小细节，张强脸上洋溢着温暖幸福的笑容。沙印江的慈父之心伴随三姐妹逐年长大，视如己出的爱让三姐妹难以忘怀。父爱如山，无以为报，唯有铭记在心。三妹张诚说：“父亲在我印象里大多数是寡言沉默着，但是他一生都在言传身教，他如一本深沉的书，不多言语，却教会了我们一切。”相濡以沫 伉俪一心系慈善
沙印江19岁和妻子张广蕙结婚，到他96岁妻子患病先他而去，77年的相濡以沫，谱写出一段伉俪佳话。“抗战爆发后，父亲是上医迁往重庆的第一批队伍，所以没能带家属，母亲是后来与几名护士一起去重庆的。父亲说，路上走了好几个月，碰到什么车就坐什么车，沿途千辛万苦，辗转千回才到了重庆。”时代动荡，生活艰辛，这并未成为沙印江夫妇感情的绊脚石，相反，夫妻两人一直相敬如宾，伉俪情深。“我母亲五十年代就得了精神疾病，不时发作，需要每天服用药物，那个药很贵，父亲就托人从香港捎带，并且时刻关注最新药物，找来给母亲治病。父亲每天准时起床，首先把家务和母亲料理好才去上班。”鉴于母亲的特殊情况，沙印江时常耐心细致地提醒三姐妹：“你们妈妈身体不好，她说什么你们都应着，不要和她计较，凡事都要让着她。”父亲对母亲的忍让和爱护让三姐妹动容，一家人相濡以沫，无论条件多么拮据，沙印江都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家庭成员，一个人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用一辈子呵护这个家庭的温度。相伴走过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平淡的每一天都成为他们情比金坚的见证。在沙印江夫妇晚年，他们立下遗嘱，要将一部分财产捐赠到公益事业。可是沙印江一生清贫，又如何拿得出多余的财产呢？这背后还有另一个故事，张广蕙有个弟弟，叫张新，算起来是三个女儿的叔叔，“在我叔叔刚满两岁的时候，我的奶奶就去世了，当时我母亲只有11岁，她把叔叔从小带大。”张新青年时代在上海投身革命，此后四海奔走，直到1946年，任营教导员，在宿北大战中负伤喋血，为国捐躯。“我母亲因此享受烈属抚恤金待遇，但她想将抚恤金捐给慈善事业，并且再三叮嘱我们，捐款一定要多于抚恤金。父亲临终前也有遗愿，一是因为他对上医感情深厚，过世后想在上医小礼堂与上医告别，二是希望我们将他在平江路2号的老房子卖掉之后拿出一部分捐给上医，用于学校科研和教育建设事业，为国家培养医务人员。”张广蕙老人于2009年去世，沙老于2012年以99岁的高龄去世，老人去世后的这两年，三姐妹一直在四处奔波，努力实现老人的遗愿，全家信守承诺，分四批总共捐了26万元，除了捐给复旦大学十万元设立沙印江张广蕙助学基金，捐给老房子所在街道一万元，捐给徐汇区拥军优属基金会十万元，三姐妹还特地前往江苏省宿迁市捐给宿北大战革命历史纪念馆五万元用于馆内建设。“这是故人的遗愿，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履行，相比起烈士为国家牺牲生命，金钱就丝毫算不上什么了。”如今沙家三姐妹都过着安乐幸福的生活，儿孙满堂，和睦安康，沙印江父亲留给她们的，除了爱与感恩，还有令人向善、足以融化一切的精神财富。沙印江用平凡坦荡的一生向世人证明了人性中真挚而伟大的一面，他真心待人，诚心做人，温润如玉的君子之风有如阳光，无声地照亮了人心中每一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