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真:空气中都是诗歌的味道

2015-03-27|校友记忆
潘真:复旦新闻系87届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报社编前会上,讨论到文艺副刊要不要登新诗。总编发问,什么是诗?我脱口道,读了开头一两句你感觉到血流加快,那就是诗。血流加快!我一激灵,忽然就闻到诗歌的味道,人还坐在开会的地方,心却飞回了当年的复旦。1980年代进复旦的学子,很少不受到诗歌熏陶的。校园各到各处,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有字的地方就有诗歌。在校刊的同一个版面上,青涩的学子新诗与苏步青老先生的旧体诗交相辉映。空气中都是诗歌的味道啊!心怀梦想的文学少年入学后的第一个举动,大抵就是毕恭毕敬地抄录几首自己的得意之作,塞进6号楼那个神圣的信箱,然后不安地期盼着被吸纳为诗社的一员。传说中,某校园诗人诗性大发时满地打滚。于是有人说,诗人都有神经病,写诗就是发神经。谢天谢地,我没机会见识那样的诗人。但我始终相信,能写出好诗的人一定与众不同。风靡一时的《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的作者,大名邵璞,喜欢把一边裤管卷至膝盖,挎个军用书包走在校园里。诗社早期的某一任社长卓松盛,一杆“老烟枪”,每次开会都掏出两包“飞马”牌放桌上让众理事分享。很多人读不懂他的诗,可某次与外国诗人交流,人家听翻译念他的诗,说“你写的是现代诗”。而其实,他也有很生活化的句子,比如“幸福滔滔不绝”,甚至“居委会阿姨总是在你没事的时候上门来嘘寒问暖”。那个年代,诗歌在校园外也极有市场。团市委曾组织上海市青年诗歌大奖赛,其中一项是当场命题作诗,十分钟交稿。赛诗的作品抄在纸上,一张张悬挂于青年宫的长廊里展览。诗人评委当场评点。复旦诗人朱国宏赢得了唯一的一等奖。比起平日里一两本书、杂志之类的奖品,那次赛诗真可谓“大奖”赛——奖品是与上海市演讲、书法、绘画等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一起,免费游洛阳、西安。复旦也有大奖的时候——不发书和杂志了,发一张20元的购书券。揣了那券往校门口的书店一逛,感觉那个富呀!复旦诗社与上海诗界过从甚密,校园里不时闪过曾卓、黎焕颐、雷宇、圣野等大诗人的身影,他们的讲座、座谈总是深受追捧。而外校来的诗人,往往被本校诗人带去复旦最雅的“大家沙龙”,喝着咖啡,高谈阔论。复旦诗人的大作,经常登在《诗刊》《萌芽》《飞天》《雨花》《山花》等纯文学期刊上。在中央食堂门口,这些杂志的销路特别好。那可是诗社的社长、理事们蹬着黄鱼车,去老北站成捆成捆拉回来的。文学少年一期期地捧读着、珍藏着《诗耕地》。殊不知,复旦早在1949前就有诗社。当年的社长、1980年代的《诗刊》主编邹荻帆曾复信后继者:我们有《诗垦地》,是开垦;你们改为《诗耕地》,是耕耘,更有意思。最难忘诗歌朗诵会。一些原本并不出跳的诗,被复旦话剧团的同学们一念,竟然脍炙人口起来,赢得掌声片片。也有诗人自己朗诵的,比如傅亮。该著名校园诗人平时说话因中度口吃而颇显诚恳;一俟上台,那口吃却演变为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他们说/你们成熟了/我们说/不,我们/老了”(《自行车与五香豆》),台下掌声雷动。我最爱在朗诵会现场做摄影功课。做功课时认识的校园诗人之一,现在跟我合伙经营一份生活。所以,我虽不曾加入诗社,但在我们家里忆起有诗的复旦,总有些情节是重叠的……时至今日,每每看到别人写的舒服的文字,或者自己写了稍稍满意的段落,我还是喜欢朗诵,每每血流加快。好的文章,如诗;而那些粗鄙的貌似诗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分行排列的字罢。这是我在复旦呼吸了四年后懂得的道理。 (本文原载《申江服务导报》)本期约稿:徐迎编辑:史晓洁复旦新媒体工作室出品 来源:复旦大学微信公共平台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