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真：空气中都是诗歌的味道

潘真：复旦新闻系87届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报社编前会上，讨论到文艺副刊要不要登新诗。总编发问，什么是诗？我脱口道，读了开头一两句你感觉到血流加快，那就是诗。血流加快！我一激灵，忽然就闻到诗歌的味道，人还坐在开会的地方，心却飞回了当年的复旦。1980年代进复旦的学子，很少不受到诗歌熏陶的。校园各到各处，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有字的地方就有诗歌。在校刊的同一个版面上，青涩的学子新诗与苏步青老先生的旧体诗交相辉映。空气中都是诗歌的味道啊！心怀梦想的文学少年入学后的第一个举动，大抵就是毕恭毕敬地抄录几首自己的得意之作，塞进6号楼那个神圣的信箱，然后不安地期盼着被吸纳为诗社的一员。传说中，某校园诗人诗性大发时满地打滚。于是有人说，诗人都有神经病，写诗就是发神经。谢天谢地，我没机会见识那样的诗人。但我始终相信，能写出好诗的人一定与众不同。风靡一时的《周末，我们去了女同学宿舍》的作者，大名邵璞，喜欢把一边裤管卷至膝盖，挎个军用书包走在校园里。诗社早期的某一任社长卓松盛，一杆“老烟枪”，每次开会都掏出两包“飞马”牌放桌上让众理事分享。很多人读不懂他的诗，可某次与外国诗人交流，人家听翻译念他的诗，说“你写的是现代诗”。而其实，他也有很生活化的句子，比如“幸福滔滔不绝”，甚至“居委会阿姨总是在你没事的时候上门来嘘寒问暖”。那个年代，诗歌在校园外也极有市场。团市委曾组织上海市青年诗歌大奖赛，其中一项是当场命题作诗，十分钟交稿。赛诗的作品抄在纸上，一张张悬挂于青年宫的长廊里展览。诗人评委当场评点。复旦诗人朱国宏赢得了唯一的一等奖。比起平日里一两本书、杂志之类的奖品，那次赛诗真可谓“大奖”赛——奖品是与上海市演讲、书法、绘画等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一起，免费游洛阳、西安。复旦也有大奖的时候——不发书和杂志了，发一张20元的购书券。揣了那券往校门口的书店一逛，感觉那个富呀！复旦诗社与上海诗界过从甚密，校园里不时闪过曾卓、黎焕颐、雷宇、圣野等大诗人的身影，他们的讲座、座谈总是深受追捧。而外校来的诗人，往往被本校诗人带去复旦最雅的“大家沙龙”，喝着咖啡，高谈阔论。复旦诗人的大作，经常登在《诗刊》《萌芽》《飞天》《雨花》《山花》等纯文学期刊上。在中央食堂门口，这些杂志的销路特别好。那可是诗社的社长、理事们蹬着黄鱼车，去老北站成捆成捆拉回来的。文学少年一期期地捧读着、珍藏着《诗耕地》。殊不知，复旦早在1949前就有诗社。当年的社长、1980年代的《诗刊》主编邹荻帆曾复信后继者：我们有《诗垦地》，是开垦；你们改为《诗耕地》，是耕耘，更有意思。最难忘诗歌朗诵会。一些原本并不出跳的诗，被复旦话剧团的同学们一念，竟然脍炙人口起来，赢得掌声片片。也有诗人自己朗诵的，比如傅亮。该著名校园诗人平时说话因中度口吃而颇显诚恳；一俟上台，那口吃却演变为抑扬顿挫的节奏感，“他们说／你们成熟了／我们说／不，我们／老了”（《自行车与五香豆》），台下掌声雷动。我最爱在朗诵会现场做摄影功课。做功课时认识的校园诗人之一，现在跟我合伙经营一份生活。所以，我虽不曾加入诗社，但在我们家里忆起有诗的复旦，总有些情节是重叠的……时至今日，每每看到别人写的舒服的文字，或者自己写了稍稍满意的段落，我还是喜欢朗诵，每每血流加快。好的文章，如诗；而那些粗鄙的貌似诗的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分行排列的字罢。这是我在复旦呼吸了四年后懂得的道理。 （本文原载《申江服务导报》）本期约稿：徐迎编辑：史晓洁复旦新媒体工作室出品 来源：复旦大学微信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