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坚：因其“无用”，方能“自由”

 楼坚复旦新闻学院新闻系90级本科、新闻学院94级硕士；曾任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记者、目前就职于体坛周报社 于光远先生在《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文中，曾这样回顾自己的母校清华大学：“怀念母校是个普遍的现象。人老了更觉自己青年时代之可贵……我是个‘昔不如今’论者，但坦白地说，如果我是一个要上大学的学生，要我在旧时和现时的清华中进行选择，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前者。”对于复旦，我也往往有于老所说的这种复杂情绪。理智上，我知道现在的复旦肯定今胜于昔，视野更开阔，知识更丰富，科技更先进，师资力量更强，学生素质更是理所当然地更佳。我毕业快20年了，如果现在的复旦还比不上1990年代，那就不可想象了。但从情感上来说，我会怀念我那时的复旦。曩昔风物，清音吹笛，妙处自难与君说。我们那个时候学习是相当自由的。比如，我常开玩笑说，在复旦新闻学院五年半——我的在校经历比较复杂，本科提前一年毕业只读三年，研究生提前半年毕业只读两年半，再加之前军训一年，实际六年半，但在邯郸路复旦校园内是五年半——收获往往不是从新院老师课堂上学来的，而是这边学一点，那边学一点，拼凑起来的，关键是新院的师长们也“纵容”学生们这么学。给我印象深刻的知识来源有这么几处。一个是新院的资料室，我的第一套英文原版新闻采访教材（哥伦比亚大学），就是在那个面积不大的资料室里读完的。第二个是德国某学校到上海来办的一个金融新闻写作班，这班还不是在复旦上，而是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就是在那次写作班上，我终于对新闻的写法有所顿悟，也抛弃了传统的新闻定义。当时那个德国老师怎么说呢，他说新闻写作很简单，想像你在路上看到了一次火灾，你会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周围的人呢？首先你要判断这件事情值不值得说——你想告诉别人的新鲜事，就是新闻；如果你没有传播的欲望，那可能新闻价值就不够大。很多年后，我选择加盟一家报社，就是因为那时候这家报纸上的很多新闻，我看了后有兴趣说给家人听，我觉得他们的新闻有意思。其次是说话的顺序，哪些是重点，怎么说。比如，对话可能是这样的。“我刚看到着火了。”“哪儿哪儿？”“就在某某地方。””就刚才吗？““就刚才，烧起来没5分钟。”“严重不严重，有没有伤人？”“消防好像说有多少人受伤。”“什么原因呢？怎么烧起来的”“好像是说电线老化。你看，短短几句对话，把新闻的5W1H都几乎涵盖在里面了。新闻写作时，只要把这样一个和读者的对话放在心里，先交待什么信息，再交待什么信息，脉络就比较自然清晰了。当然，写新闻不能是老百姓聊天，细节和数字都需要核实。所以你看，新闻其实没啥学问，几句话就说完了，我受用至今。第三个印象深刻的知识来源，说来有趣，居然不是新闻系的，而是国政系的。研究生时期，学校新政，允许选修外系的学分。所以我就选择了国政系朱明权老师的一个研究生课程，那堂课一共上课学生不到10个人吧。朱老师上课很有意思，就是先发一篇英文材料，然后上课时大家团团围坐，每人轮流念几段，就这样一直念完，有疑义时就停下来讲一下。这和新闻系的上课方式完全不一样。因为每次上课要念，所以我要在课前预习时就把文中的生词查完，注好读音，还要大致把文章的意思弄通了：他在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意思。那一个学期，我学了好几篇经典的文献。比如我至今仍有印象的一篇讲为何二战后形成了“长期和平”的文章，条分缕析，思路非常清爽，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国政界巨擘约翰·刘易斯·盖迪斯写的。这些文章让我在佩服大牛们的脑洞之余，也学会了很多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比如比较事物不要非此即彼，而要比较可选方案，学会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对于以后的新闻分析写作很有裨益。如果说大学是形成价值观的最后一站，那么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母校非常包容学生的这种“自由”，为他们提供多种可能性，而不是定于一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如今常挂在我旦学子嘴边的座右铭。对于这句话，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有些还是误解。就我个人浅见，所谓“自由”，就是不管思想、学术还是生活，都不轻易被某一种观念所束缚、锁死。这里面关键的一点，是不“执”，不认为自己一定就对。罗素说：“I would never die for my beliefs because I might be wrong.（我永不会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因为我可能是错的。）”此事说来知易行难。因为很少有年轻人，不觉得自己是手握真理的。当年参加“文革”的那些小将，不是当时就知道自己在制造浩劫和灾难的，要那样他们就不做了。他们中的很多人，用心何尝不良善，何尝不以为自己正义在握，在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为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奋战。这是一个教训，提醒今天的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并非所有你认定自己掌握绝对真理的时候，你都是对的，有时恰恰是错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非常赞同钱理群老师最近提出的一段话，他说要“理直气不壮”，一方面要“理直”，因为自己的主张都是严肃认真思考的结果，在发现自己错误之前，要据理力争；但另一方面要“气不壮”，承认自己的知识有局限或限度，善于从对方的主张和对自己的质疑中去吸取合理的因素，要避免因为要和对方划清界限，而把自己的主张推向极端。钱老说：“总之，要留有余地，有一个自我调节或纠正的空间。”“自由”与“无用”这两个概念，其实都要追溯到庄子：“自由”其实就是逍遥游，心灵不被外物所拖累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状态，是灵性的自由；“无用”，是相对于“有用”而言，就是庄子说的那棵樗树；“无用”不是真正没有用、没能力，而是“不想被你所用”、“不想被世俗功名利禄所用”；因其“无用”，方能“自由”。  本期约稿：邵雨航编辑：史晓洁复旦新媒体工作室出品 来源：复旦大学微信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