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潘佳钰 张裕 吴剑雄 罗鑫 闻逸
- 1 -
1981级药学院校友、现上海延安药业董事长王学亮在药学院80华诞庆典上作为校友代表致辞。谈及母校，他满怀自豪和敬仰。王学亮有感岁月匆忙，如今毕业已有整整30年，从18岁踏入母校的那年算起，他与药学院已有35年的交集。35年时光荏苒，占据了王学亮满满的盛年时光，“人生能有几个35年啊！”王学亮感谢这珍贵的岁月铺满了药学院的底色。
王学亮
王学亮提到了令他最为难忘的两位恩师：徐惠南、秦芝岭。徐惠南老师在药剂学课上教导使他学会了自主判断思考，不盲从书本或权威。秦芝岭教授对学术的热爱和执着让王学亮奉其为楷模。“秦老师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坚持每天去图书馆读一篇文献。大学毕业前，他在最后一堂课上的一句话也令我印象深刻：‘Be a man。要做一个大写的人，做一个有社会责任的人，做一个胸怀宽广的人，做一个有道德品质的人，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王学亮说：“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更重要的是他们自身对科学事业的执著、坚持，和不经意话语中透露的人生教导，影响了我一辈子。”
“我是班长，参加社会工作多，相比同学心思比较散。”接受采访时，说起学生时光，王学亮笑称自己也算是个“文艺青年”，“我的兴趣是科学家如何才能做出成绩。所以毕业的时候大家都考本系的研究生，但是我就想考社科院的科学哲学研究生。我没有考上，那就去工作了。不过我天生是一个跨学科的人。”王学亮透露，他还是上海市交响乐爱好者协会的创始人之一。
王学亮毕业后，分别做过上海药剂学校的老师、外资及国企的医药代表、总经理等，十六年前，王学亮离开体制，开始创业，2006年收购了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上海延安药业。目前集团旗下已有七家子公司，“延安药业”已在新三板上市。
- 2 -
熙熙攘攘的院庆大会现场，攒动着的人群里不乏鹤发童颜的面孔。几位1960级的老前辈，面对采访的请求显得有些惊喜又有些不知所措。一行人三言两语便推选出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先生方圣范做代表，老先生倒也毫不怯场，清清嗓子，细细叙起往昔的老故事。
1960级校友，右二为方圣范
已过古稀之年的方圣范，退休前原是浦东区人民医院药剂科的主任。1960年，一向热衷于各种制剂的他选择了学制4年的药学，从此终生与药剂为伴。回忆起青春时的岁月，他感慨万千。模糊而熟悉的面孔在怀念的思绪中一张张浮现。现已90多岁的奚念朱教授是带他入门的恩师，“我们都说他‘讲课如电影明星般好听’。”出身药化，转攻药理的李端教授是方圣范的同学，“今天应该能见到他。”老人说着，眯眼笑了起来。
毕业时正值文革浪潮渐起，方老先生最终被分配至上棉二十八厂的卫生科，担任科长，在1963~1979年的这段时光里天天与急诊打交道，简直成了半个医生。这是他十分珍视的一段经历。从基层做起的工作使他学会了与人相处的艺术，与此同时，不愿放弃科研的他还独立发表了论文《灵芝栽培与药用》。原料灵芝自己培养；相处极好的工人们自愿供他做临床试验；对于无处买制药用的“摇摆式颗粒机”和“压片机”，工厂里心灵手巧的老师傅解决了这个难题。“那时候，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没有隔阂。”老先生感慨道。简陋的生活和科研条件，也无法掩盖那段淳朴岁月的熠熠光辉。
后来到了大医院的制剂室，依然是门诊、急诊、制剂样样操办。输液、做冲剂、做片剂，全部自己动手。那时没有药厂，所有药品从原料到成品，都在医院的制剂室里完成。“就像万金油一样，什么都要懂。”随着阅历和经验越来越丰富，方圣范也逐渐成了导师甚至教授般的人物，《上海市医院制剂手册》、《上海市药学参考手册》、《实用药学参考手册》等，他均参与了编辑；《甲硝唑制剂的研究发展》等论文，发表在国内权威医药刊物上。多年亲手制药的经历，使方老先生多了一股实打实的自信。
退休后的生活是闲适而美好的。政府为他办理的“红卡”使他能享受到诸多福利，一生的奉献与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他平时有着广泛的爱好，偶尔与老同学聚聚，或翻翻专业文献，日子过得丰富而满足。“我生活得很好。我过得很幸福。”老先生一遍遍地说，“我感激党。感激组织。”
采访接近尾声，几个老同学肩并肩地合影。在这院庆的大厅里，他们见证着上医药院已延续八十年的光辉荣耀，依旧奔腾不断地传承下去。
- 3 -
1963级的张文亮回忆，当时药学系有药学和药化两个专业，是五年制，因为文革的原因，实际上五年半才毕业。当时毕业生有70人，只有2人留在上海，其余的都被分配到了边远地区。张文亮被分配到了甘肃的一家煤矿职工医院，交通不便，张文亮一路上搭挖煤车前往工作岗位，上岗之初还要参与挖煤，接受再教育。张文亮担任过医院药剂科主任，后来被调到管理小医院的卫生处从事卫生管理工作，从此走上了行政的道路，曾参加过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第八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1999年退休。
张文亮
张文亮感情真挚地说起自己时常梦到在校园里漫步。当时大学生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15元的生活费，来自农村的学生助学金每月有20元。当时的老师十分认真，每节课都会发纸测试上一节课的学习内容，一张一张地批改，还会找学生谈话。上医是张文亮一生的闪亮勋章，张文亮回忆自己竞选副区长和人大代表的时候，都是因为母校的名气而脱颖而出。当年药学未能建院，一直自称“小三子”，药学院并到复旦以后，地位得到了提升
药学院欣逢80华诞，张文亮希望母院能培养更多医药方面的人才，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一得终身的常见病亟待有所突破。
- 4 -
1975级的卞周德是先在上海第五制药厂工作了7年后，被推荐到上医药学就读的，毕业后他重返岗位，一直工作到退休，从事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工作。在药学系读书期间，班上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但是对已经在夜大学习过的卞周德来说，专业课并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当时的校园生活比较简单，主要是读书和政治学习。
卞周德
对于80岁的药学院，卞周德希望她保持国内前几名的势头，在创新方面努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医药人才方面，既要有顶尖的人才，也要有大量的基础工作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希望学弟学妹们夯实理论基础，提高动手能力。
- 5 -
1989级的季斌说自己是因为对医学药学的兴趣来到上医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大学生活使自己学会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一生都有影响。
季斌回忆在上医药学院读书时，专业课难度更大，选择的自由度更小，十分感谢那些将他从成绩“死亡线”上拉上来的老师们。现在依旧在药学院教授数学课的杭国明老师当时是他们的班主任，杭老师当年会在晚上留下十几名学生，为他们补课。提到当时的群居生活，同学们的主要娱乐活动是打牌。而食堂里的炸猪排十分受同学们欢迎，甚至被当作硬通货，起到同学们之间人情和“商业”往来的媒介作用。
季斌
季斌毕业之后在医院工作了两年，感觉到不能发挥自己的潜力，便决定去日本深造。在日本千叶大学攻读生物药剂专业，现任日本放射线医学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研究老年痴呆的分子机理方向。
谈到对药学院的期望，季斌认为国内对药学的重视依然不够，当年在上海只有上医一家药学院，而在东京却有十几所药科学校，国内外实力对比悬殊。虽然上医已经是佼佼者，但季斌依旧希望国家能投入更多资金，夯实基础。
对于年轻的学弟学妹，季斌希望大家不要一心只想着赚钱，如果对科研有兴趣的话，一定要沉下心来，树立长远的目标，潜心学问。
- 6 -
在热闹的休息区，笔者遇见了一位独坐的银发奶奶。上前攀谈几句之后，笔者得知这位奶奶年已耄耋，是1955级上海医科大学药学系的校友，正在等待此次班级里来参加院庆的另外三名同学。当初的那个班级如今还依然经常聚会，六十年的岁月就在一次次相见中交织重叠。她不愿具名，但提及往事，她滔滔不绝。
说到当年的学习生活，奶奶一脸感慨地回忆起宽严相济的陈同生院长——他在饥荒年代敢向上级开口要粮食，让学生不用饭票，都能放开肚子吃饱饭；同时在学院受到反右斗争波及时依然以学生的学习为重，要求学生们务必补齐因为运动落下的功课。同样留给奶奶深刻记忆的还有陈冲的外公、药理学教授张昌绍老师，他深厚的医学和药学双重知识背景使他的课带给学生们无与伦比的学术体验。奶奶回忆说，当时院内有名师的督促、严谨的学风，又因为没有当下信息爆炸式的干扰，她和同学们读书都很认真刻苦，只有在每周末一天的假期里偶尔和同学去公园逛逛，或是从步行沿乌鲁木齐路走到延安路再坐六分钱的有轨电车去姨妈家看看。
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让奶奶现在讲起还乐不可支的是当年的体育课。当时医学院的体育场旁边有一座食品厂，每次上体育课时所有人鼻腔中就充满了不远处飘来的小饼干的香气。当然生活中也有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在上海待了四年，奶奶对于上海话还是一头雾水，偏偏班上上海同学多，给她的交流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奶奶是山东人，毕业之后与另外几个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了济南的药监局。
奶奶一生经历颇为传奇，从她的寡妇母亲一力抚养她和遗腹女妹妹（最后两位都考上了很理想的大学），到她独自从山东的小村庄带着一身懵懂来到上海这个陌生的城市、依靠学杂费和食宿费用全免的贫困助学金生存和求学，再到她1964年随丈夫调到青海，阴差阳错没有受到太大波及，都让吾侪后辈啧啧称奇。
临别时笔者与奶奶合影留念，奶奶看着拍好的照片笑着说自己老得不成样子了。但其实奶奶身体还很硬朗，聊天时思路和口齿也都很清晰，聊到开心时更是掩嘴而笑宛如少女时。那份风采，让老去也如此迷人。
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