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华人世界知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曹景行（复旦大学82届校友）今年给自己安排的首要工作，是和上海纪实频道合作拍摄抗战七十周年纪念专题片——“行走战场”。从南京、台儿庄到武汉、重庆、长沙，从中国远征军战斗过的云南腾冲，到东北义勇军奋起抵抗过的黑龙江哈尔滨，最后回到见证淞沪血战的上海“四行仓库”，他将在5月—7月间横跨大半个中国，寻访中国的抗战往事。对于出生在1947年的曹景行而言，这场战争是与家族历史息息相关的鲜活记忆。他的父亲是民国著名记者、作家曹聚仁（1900—1972），抗日战争期间任中央通讯社战地记者，曾采访报道淞沪战役、台儿庄战役以及东南战场。他的母亲也曾在战地报道，他的哥哥姐姐都在战地出生，他的叔叔是首批开上史迪威公路的汽车运输军团团长，他的堂哥曾是中国远征军汽车兵，他的姑父是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国军参谋长……“父亲和舒宗侨先生合著的《中国抗战画史》，我小时候就当连环画来翻。”曹景行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他背着大包小包，满满当当地装着父亲曹聚仁的抗战作品、回忆录，叔叔曹艺的文集，以及姑父金式的六本战争著作手稿。“我最近在搜集资料，”曹景行说，家中老人在世时对于参战经历不愿多谈，然而和千千万万浴血奋战过的中国人一样，他们的故事应该被今人了解。7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那场战争改变了无数家庭的命运。“我一直觉得，同许许多多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曹家过去100多年的命运，正是国运起伏的折射和缩影，父亲和叔叔那一代尤其如此。” 曹景行说。“抗战是全家人的抗战”曹景行的父母都在抗战期间当过战地记者，叔叔、姑父、堂兄都是军人，姐姐曹雷、曹霆，哥哥曹景仲都出生在战争期间，二姐曹霆不幸夭折在战乱中——所以他说：“抗战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抗战。”曹景行的母亲邓珂云1916年出生在上海，高中就读于上海市立务本女中（现上海市第二中学）。1934年秋，曹聚仁到务本女中当国文教师时二人相识，四年后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结为伉俪。“他们结婚后就携手去了鲁南作战地采访。”曹景行告诉澎湃新闻。曹聚仁为中央通讯社发消息，邓珂云为《立报》写报道，3月下旬他们到徐州，又共同见证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曹聚仁是第一个报道台儿庄大捷的记者，后又综合各方面消息撰写了长篇报道《台儿庄巡礼记》，各大报纸纷纷刊载，举国上下为之振奋。
“但后来我妈妈就生了很重的伤寒，退回洛阳、上海养病，不久又到浙江，和我父亲会合后去了江西。”曹景行说：“1940年我母亲就要生我姐姐了，便定居在赣南。父亲应蒋经国之邀在当地主持《正气日报》的编务，母亲帮忙编副刊。直到赣南丢了，他们才逃到乐平、上饶一带。二姐就是在逃难到乐平乡下时，死于传染病虎列拉。”在曹景行的印象中，母亲对于这段日子的回忆，就是没完没了的轰炸和逃难，姐姐曹雷也还记得幼时逃警报的事。
“除了战场上的亲人，在大后方读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舅舅、舅妈，留在上海的外祖母、阿姨，生活都很不好过。”曹景行的外公邓志强是怡和洋行的打字员，曹聚仁夫妇临走时把资料存放在洋行办公室，以为能够保全。没想到1942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占领了洋行，资料尽毁。曹景行说：“好多封鲁迅写给我父亲的信就被丢进了怡和洋行的抽水马桶，冲走了。这就是亡国奴的生活。”曹景行的祖父曹梦歧在老家浙江兰溪蒋畈村创办了新式学校，抗战爆发后，身为农民的祖母、伯伯都留在了乡下。“1944年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把我们家，包括我们家办的学校都烧了。我爸爸曾写道，我祖母躲到山上，看着山下的一切全被烧光了，只能跳脚。” 曹景行说。
抗战胜利后，曹聚仁赶回上海采访日军投降式，邓珂云则乘着农民运送萝卜的小船，从江西鄱阳湖一路漂回上海。“带着两个孩子，身无长物，什么都没有，只好先寄居在外婆家里。”曹景行感慨的是，不论什么身份、何种角色，所有人都经历了至少8年的颠沛流离。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只是曹家，还有千千万万个家庭经历着这样的聚散离合。父亲曹聚仁：从淞沪抗战开始，走上战地记者之路
曹景行在桌上摊开一本1947年版的《中国抗战画史》，指着封底“天津市行政学院干部学校图书馆”的印章告诉记者：“这是我在复旦历史系的同学左宝祥捡来的。1990年代有些图书馆关闭、合并，一些藏书就流出来了。”这部与他同龄的《中国抗战画史》由曹聚仁和摄影记者舒宗侨合作完成，全书40万字，1200张照片，600幅地图，是珍贵的抗战资料。然而在“文革”期间，曹景行家里的书被抄、被毁，没有留下原版。
“父亲原本在大学教书，写文章办杂志，研究国学，也以史家自居。抗战爆发后他带笔从戎，后来成为中央社特派记者。”曹景行说，父亲的战地记者生涯是从淞沪抗战开始的。“他和孙元良的部队一起在四行仓库里经历了四十多天的坚守与激战，发回的战讯被各国通讯社引用，因为只有他在仓库里。随军撤出后，他又辗转台儿庄、江西、浙江……写下许多报道。”
曹景行觉得，父亲的采访和其他记者不太一样。“他既是有着少将级军衔的军人，又带着历史学者的眼光。这八年里，不论打到什么地方，他首先是从史学的角度看待战争，有积累资料的意识。他还跟我军中的叔叔（曹艺）说，你也要积累资料。他保存了不少作战地图，还有些八路军的资料是叔叔交给我父亲的。”此外，曹聚仁还有计划地搜集敌军文件、日记、俘虏口供等，这些资料后来都成了《中国抗战画史》的素材和基础。1945年抗战结束后，曹聚仁回上海继续编报、教书，而抗战时期在重庆主编《联合画报》的舒宗侨此时也到上海搜集日本人留下的图片资料，二人一拍即合，完成了这部图文并茂的抗战记录。1947年5月，《中国抗战画史》第一版面市，很快售罄，一个月后便加印重版。曹景行说，幼时他把这本书翻得烂熟，图片了如指掌，文字却是长大后才细读。他认为整本书的核心精神，在最后引用的蒋百里的一句话里：“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日本)讲和！”就是坚持抵抗，打出国际社会的认可，打出中国抗战的世界地位。”曹景行说。“这本书曾多次再版，在美国以及港台还有盗版，我们为此打过官司。”曹景行向记者介绍，“1988年中国书店出版社影印过这本书的图片资料，可惜现在很难再看到。2011年，我主持崔永元做的大型历史纪录片‘我的抗战’第二个系列的发布会，《中国抗战画史》刚在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重印，当时向在场的抗战老兵赠送了这本书。这一版本有图片，但图片质量也不好。今年恰逢抗战胜利70周年，东方出版中心出了一个文字版，定名为《一个战地记者的抗战史》。”
除“画史”之外，曹聚仁还写过大量关于抗战的作品，包括《大江南北》、《采访本记》、《采访外记》等。曹景行认为，父亲对抗战的切身体会、身为学者的眼光学识以及深厚的文字功底，都使得这些叙述更有价值。例如，他曾在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写过《从四行仓库谈起》，解构战争中为了鼓舞士气构建出来的神话——“八百壮士”实际上只有四百人，冒死送国旗的杨惠敏并非从苏州河游到对岸冲入前门、而是从杂货铺后壁爬进仓库，并直言当年“许多悲壮的场面，我是不便直接报道出来的”。“父亲经历过战争，有把握来写。”曹景行说。叔叔曹艺：“驼峰顶上翻出去，野人山下转回来”曹艺(1909—2000)，原名曹聚义，笔名李儵、胡铭等。18岁就读南京中央军校炮科（黄埔六期），在军校中成立中共地下组织，由瞿秋白直接领导。后因身份暴露赴日避难，之后潜归上海入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开始从事写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曹艺北上参加东北义勇军的后援会工作，后加入东北抗联马占山部队，1934年加入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交通兵二团。
1937年10—11月，在中日双方相持20多天的忻口战役中，28岁的曹艺作为汽车连连长率部上前线，并圆满完成战斗任务。在撤退途中，车队突然遭遇日机扫射，曹艺在观察敌机、指挥车队时不幸中弹。他身穿的厚毛大衣上留下11处弹痕，却只伤着了左耳和左臂，与死神擦身而过。这件血衣曹艺一直珍藏着，纪念自己九死一生的抗战经历，但最终毁于“文革”时期。
1937年忻口战役中，曹艺在山西前线遭日机扫射受伤
从畹町到昆明与滇缅公路基本重合；国外部分北起印度利多（现译“雷多”），南经胡康河谷，进入滇边畹町。1942年夏，日军占缅南、缅中和滇西，中国远征军败归云南，英帝国三军退守印度，失败主义的乌云正笼罩盟军上空。彼时曹艺率领我国一个汽车兵团，在中印缅未定界内一个号称“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带，开山筑路做运输。罗斯福派来的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在印度组建中国驻印军，为冲破日军封锁，力主从旷古无人烟的区域开辟出一条公路，把援华物资送到昆明。1945年1月，公路完工，与滇缅公路衔接，直达昆明。“说起中印公路，我是从勘察、修筑那天起，到编成第一列车队走这条公路直上昆明，都是亲与其事的。”曹艺在晚年的回忆中这样写道，“1月27日，从滇西打出来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十三军，和从缅北打回国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会师于畹町附近的芒友。出国3年了的我这个汽车兵团，编了一个车队，于举行会师典礼的当天，直向昆明进发。久离祖国的游子，忽然征轮滚滚，奔驰于父母之邦的土地上，这时的心境，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曹艺，《漫话史迪威将军》，《民国春秋》，1991年）
史迪威公路打通，率第一次车队返国境之辎六团团长曹艺与美军联络官（1945年1月），原载1947年上海联合画报社出版《中国抗战画史》第388页。值得一提的是，修筑中印公路、滇缅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运输司机中，有不少华侨青年和暨南大学的华侨学生。“我父亲曾是暨南大学的教授，他的好些学生后来都去了滇缅战场。另外，暨大的体育系很好，很多运动健将后来参军了。”曹景行说。
1945年重庆慰问滇缅将士团，画家叶浅予、郭琴舫到八莫前线慰问时，
郭琴舫当时速写的《曹团长》，1945年3月6日于八莫。
姑父金式的军事笔记：关于台儿庄的记忆“我祖父有四个孩子，我父亲排行老二，叔叔曹艺最小，老大是蒋畈村农民，老三就是姑姑曹守珊，曾是南京中央监狱医官。她的丈夫金式是黄埔六期的学生。”曹景行一边拿出此行最沉的“行李”——六大本泛黄的手写文稿，一边向记者解释。这些文稿是曹守珊的丈夫、曹景行的姑父金式的未刊著作：《战争之经纬（上下卷）》、《国粹用兵手册》。“姑父主要跟随汤恩伯军团对日作战，从台儿庄一直打到河南，做过师参谋长、军参谋长。这批文稿是他旅居澳门四十年间所写，主要是结合自身的从戎经历和作战心得研究军事、注解兵法。”曹景行说。
据《浦江百年人物》记载，金式（1904-1994）原名士元，军校名百魂，字知人，号不换，晚年署号东海老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历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五军参谋长、第六战区补充第五旅旅长、第十一预备师副师长、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少将师长等职。在抗日战争中，金式随汤恩伯军团对日作战，相继参加南口、徐州、随枣、豫中、桂柳诸战役，曾于台儿庄一役负伤，因作战有功，获颁“指挥有方”嘉奖令。
曹景行告诉澎湃新闻，这两部军事著作援引了许多抗战时期的案例，都来自姑父的亲身经历。“比如检讨国民党的战争动员做得不到位、征兵靠买卖壮丁，有些细节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写得出来。”翻阅文稿可以发现，不少战略战术的阐释是以台儿庄战役为例来分析的。例如，在说明敌情判断的重要性时，金式写道：“以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为例，自从汤军团包围日寇左翼后，当面日寇军原有十余门山野炮参战的，到将要撤退前一两天已减至只有三四门之多了。又据情报人员报告，寇军很多坦克车，连日来用土民耕牛向北拉去云。这都可以证明寇军将要撤退的征候，也正是国军要加紧与日寇求决战的有利时机，可是最前线的军师长们还是断定日寇不会后退的，直至四月六日黄昏后日寇真的后退时，军师长才恍然大悟，乃令部队加紧攻击，殊不知其主力已逸出战场，只同他的后卫经过两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就改为追击前进了。这是证明第一线的高级指挥官缺少看破有利战机之慧眼，致对敌情有错误的判断了。”又如，在说明指挥官怎样下决心时，金式这样分析：“记得抗战时，当台儿庄会战前期，国军第四师原由津浦线之临城车站附近西撤，抵枣庄附近后，曾奉上级命令，应以师之全力攻击枣庄的。这是中兴煤矿公司所在地，四周围有石城墙，比之普通县城高大而坚固，是临沂至台儿庄公路线上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早被日寇先占据着，并禁闭四门固守中，兵力不详。以当年国军战斗力，即令全师行堂堂正正之攻击，未必能克。而该师及师长仅令某团派一部行夜袭；而且原有配备的山炮一连也不使用，于攻击前，反令其开回战线后方安全处待命了。”“主师长这一决心与部署，无疑轻视任务的首要性与上级命令的神圣性：结果攻了一夜，毫无进展，上级又令该师连攻两天，并将总部的野战重炮也配该师协助攻城战，可是主师长还是令某团派一部去夜袭，又是连攻连北。也许主师长并不想为了一个枣庄而糟（遭）了很大的伤亡，所谓令某团派一部夜袭，只是聊以塞责而已！……由于枣庄之未能攻下，于是日寇板垣师团由青岛登陆后，果然利用临、台公路大举南下而又台儿庄的大会战发生了。”
遗憾的是，金式的这些文稿未能如愿付梓。“姑父晚年很少与家人来往，我也只在1972年随父亲赴澳门时见过姑父一次。那时他们生活拮据，靠姑姑给人织毛衣、打杂工维持。姑父很倔强，不见人。有时候在家写字画图，有时除了写稿什么都不干。”曹景行说。堂哥曹景舒、曹景辉：缄默半生的远征军和学生兵曹景行有两位堂兄，都是抗战老兵，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这段经历不愿多谈。“堂哥曹景舒跟着叔叔参加了远征军，开着汽车和运输兵团一起在史迪威公路上运送抗战物资。但他晚年不提参加远征军的经历。直到最近他的儿子从家中翻出他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自传，我们才对他的过去有更多了解。” 曹景行说。
在这些文件中，曹景舒这样叙述自己参军抗日的经历：“十七岁那年由父亲介绍我在镇上一家南货店里学徒……一年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一九三八年底和二个同学私自逃走家乡，去邻县义务投考国民党浙江省自卫营军士队。”“一九四三年十月参加驻印度辎重汽车六团修理厂工作，在我原有钳工技术基础上转向汽车修理装配工作。场内办有汽车驾驶练习，加入后六个月间学会驾驶技术，往下经常单独行驶，并在全厂配合印缅前线担任反攻日寇后勤部队修理工作。”（曹景舒，自传，1951年11月18日）曹景行告诉澎湃新闻，在第一支开上中印公路的车队中，就有三哥曹景舒驾驶的汽车。而另外一位堂兄曹景辉的参军经历，留下的文字资料更是寥寥。只有在曹聚仁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简略地提及了这段过往：“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爆发……我完成学业后参加了中国国民革命军，成为一名学生兵，经三个月训练，编入第三战区第8集团军X师X团通讯排任排长。驻守杭州湾北岸，抗击日军登陆。后部队整休金华，我也回到了蒋畈家中。”
回乡后，曹景辉在祖父曹梦歧创办的育才小学教书。然而日军侵略炮火之下的中国，如何容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曹景辉回忆道：“1944年夏天，日本兵放火烧了蒋畈育才校舍，育才毁于一旦。”日本投降后，依靠兄弟出资、亲朋捐助，“育才学校”终于得以重建。来源：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