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成就人生 | 朱民:感恩复旦40年

2017-10-10|值年返校

9月28日,“时代成就人生”复旦大学77-78级校友返校活动举行。800余名校友从世界各地回到母校,共忆火热青春岁月,共叙师友同窗情谊。77级经济系校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作为校友代表人生感言。

“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复旦给了我知识、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仰,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四十年以后重新回到复旦,我特别感谢复旦。”朱民校友在发言中感恩复旦。

中秋佳节,与大家分享朱民校友的团圆感言,祝全球复旦人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感谢复旦组织这个活动,使我们有机会又一次回到复旦,见到我们尊敬的老师,见到多年不见的同学,特别感谢。

难以想象,从走入复旦至今已经40年了,只有灰白的鬓发在告诉我这一切是真的。回想40年前,经过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10年的装卸工人的经历,我走进复旦时, 心中当然充满了兴奋和憧憬。也有更多的担忧,担心我是否能胜任大学的学业和竞争, 那一年我已经25岁了,我从没有读过高中,初中也只读到初二,所以,我带着初二的学历,带着社会挣扎的经历的复杂的背景和心情走进复旦的。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惶惑, 文革结束了,改革开始了,新的时代开始了吗? 未来在那里?中国在哪里?我的未来在那里?在那个时点,这一切其实并不明确。

我在复旦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同学,复旦给了我知识,复旦给了我人生的信仰,复旦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爱。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四十年以后重新回到复旦,我特别感谢复旦。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感恩复旦四十年”。

感恩复旦,因为复旦给了我最好的老师,复旦的老师不但教我知识,而且教我方法论。在经济系我当时最害怕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厚厚三卷要背下来不容易,张薰华老师用他的圈圈论,把《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和演化演绎得精美,用辩证逻辑展示了《资本论》的逻辑美。我总记得张薰华老师瘦瘦的身材,在两块大黑板前,一个圈一个圈地演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在下面听得如痴如醉。那时候在我宿舍床边墙上我用三张大纸画了张薰华老师的三个大圈圈,时时揣摩。《资本论》读完了,张薰华老师教会了我辩证的思维方式。在以后的35年里,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帮助我一次又一次攀上学习的山峰,帮助我一次又一次在错综复杂环境下政策决断。

吴斐丹老师教我们经济学术史,他身体不好,有时候生病不能上课,但他身体好的时候会把我叫到他的家里,给我讲经济学说流派。一个冬夜,他把我叫到他家中,送我一本英文的欧洲经济学说史,建议我直接读英语原著。他说:“你英语好,读原著更容易理解原文。”是吴斐丹老师给我打开了读英语原著之门,从此之后,我养成了读英语原著的习惯。 吴斐丹老师还说:“学经济学理论,一定要知道这个理论的前源后因,知道这个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才能理解这个理论的要点。”吴斐丹老师在方法论上教会了我把知识和问题放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理解,使我终身受益。

陈观烈老师教货币银行学,这是一门新课,陈观烈老师自己编讲义,没有参考书。讲到货币乘数理论,央行发布基础货币会对经济有放大的乘数效应。我对乘数的原因和计算,很是困惑,虽然陈老师毕业于哈佛大学,素有哈佛三君子之美称,我仍然多次在课堂争议。一次在陈观烈老师位于徐家汇的家中,夏天,微风徐徐,我又一次提出问题,陈老师说,乘数原理的具体倍数,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决定的。我一下豁然洞开,陈老师当时强调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非常超前的,四十年过去了,今天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传导机制仍然是重要的探索。更重要的是陈老师在思维上给我点出了理论在应用过程中的实践约束。这对我在此后的无论中国人民银行还是国际货币组织的政策工作中都有深刻的帮助。

感恩复旦,复旦的老师不但教我方法论,而且给了我人生的信念,给了我成长的方向。大学四年很快过去了,毕业之际,却也惶惑。当时我原来的工作单位想要我回去当领导,到政府部门参与实际改革也很有吸引。同时我也觉得知识学得不够,还想继续学习,也和班里的很多同学都在准备考研究生。时任经济系主任张薰华老师目光远大,他预感到在改革开放的大势下,为国家培养经济人才是当务之急,经济系的招生一定会扩大,现有复旦经济系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他更考虑到如何培养一批中青年教师,把复旦经济系老教授们的优秀经验,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传承下去。他向学校提出,在考研和分配之前,先把一批77级学生留校任教, 得到了学校的支持。张薰华老师把我找到他的家里,提出要我留校。事出突然,我有些犹豫。当晚,我找到洪文达老师,和盘托出我的顾虑。洪文达老师当即就说,张老师是对的,你要体会学校的良苦用心,学校希望你们留校即是为复旦,也是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是对未来人才培养的需要,也是对你们的培养。他加重语气说:“在个人的选择时,大局为重。 我平时观察,你有教书的能力, 也有独立研究的能力,教研相长,在教学中也可以作研究。至于学位,在工作和学习能协调的时候,你考我的在职研究生就是了。”我高高兴兴地留校成为了复旦的一员。洪老师所说的 “在个人选择时,大局为重” 影响了我的一生。

蒋学模老师毫无疑义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我留校后,蒋学模老师要我留在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蒋学模老师说“改革开放,就是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同时秉承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新的挑战和巨大的空间,需要无数人的创新和努力”。留校第一年暑假,蒋学模老师亲笔给我写推荐信到北京见吴敬琏,董辅人、荣敬本等经济学界的前辈,去社科院和中联办图书馆复印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英文原著。回到复旦,蒋学模老师主持关于国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研讨,讨论这些书,研究国际新的经济思想。蒋学模老师真诚地关心我们成长,开放和借鉴的心怀深深影响我。 1996年我回国后,到复旦参加蒋学模老师的一个庆祝活动,蒋老师特别高兴,他大声说:“朱民,我特别高兴你回来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很多题目要攻破”。他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旧旧的信封,说:“这是我们当年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稿费共421.92元,我替你保留了12年,今天交还你。”这就是复旦的老师。

我们都知道洪文达老师曾经受到不公的待遇长达18年。在我和洪文达老师的接触中从未听他提起过这段经历。洪文达老师永远是那末开朗和乐观。我们读书的时候正是文革刚过,改革初起,乍暖春寒, 各种思潮相互冲击。 我曾在中文系的宿舍楼过道里读卢新华的《伤痕》,读《九三年》,读马克思《哲学笔记》,激辩早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 心中有无数的问号,感情激荡难平。周末我也常常把我们的热议带到洪文达老师的家中。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把当年的所谓右派小说重新收集出版,定名为《重放的鲜花 》,我把书读了一遍,把书带到洪文达老师家中。洪文达老师把书拿在手里,抚摸着封面, 久久不语。我能感到感情在他内心的奔涌。好久,洪文达老师静静地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年青人思想活跃,对过去有真诚的好奇和探索。过去的事,不能只流于感情,要梳理,要总结经验,但更要学会放下。目前我国改革开放形势一片大好,机会千载难逢,责任无限重大。我哪有时间去述冤过去! 唯抓紧时间,勤奋工作,努力开拓, 以不愧对余生和这个时代。 这一席话让当时的我极度的震惊,洪文达老师向前看的人生态度和高昂的敬业精神使我终身受益。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 我在美国读了硕士和博士,也在世界银行工作了几年,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准备回国。 但当时我周边的同事和家庭都不理解,当然也不支持。尤其是岳母,顾虑比较多。不说工资减少百分之九十,就说工作环境,人事扰绕,小孩教育,就是不放心。事情就僵住了。 洪老师关心我的情况,利用一次到美国学术访问的机会,专程到华盛顿, 住到我家和老太太谈心,聊家常,聊天下事,从他自己的经历,到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过程和未来展望,到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经过一周的努力,终于说服了老太太。洪老师回国后,我也收拾行李,踏上归国之路。 回到上海,未及安顿行李, 先去看洪老师,洪老师紧紧地握着我得手,大声地说,朱民,你回来就好,有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一股暖流周身。当晚洪老师高兴,自告奋勇下厨, 自诩技艺又有很多长进, 直说得陆老师在一边腼嘴儿笑。

一年前我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卸任回国,即回复旦看望老师,在张熏华老师家里,还是那熟悉的第九宿舍,还是30多年前向我向张熏华老师告别的时候坐过的椅子和用过的桌子,没有任何的变化。张熏华老师的生活是如此的简朴,他没有讲任何生活的事,96岁的高龄,向我讲述做人口的研究。我从震惊转为深深地敬佩。临别之际,张熏华老师说“这么多年,我看着你成长,特别高兴,这些年来你寄给我每年新年贺片,我都保留着”。顺着张熏华老师的手指,书架上,多年在不同地方给张熏华老师寄的不同的贺卡,一张一张整齐地排列着。这就是复旦的老师对学生的厚爱,握住张薰华老师的手,我不禁哽咽。

跟随复旦的老师们40 年,我从老师身上感受最深的是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和气质,对人类和中华民族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独立精神,开放自由,追求知识,追求真理,关爱后生,敢于创新,正直,宽爱,严谨,乐观,虽千难万苦,而百折不挠。这些深深地影响了我。

感恩复旦四十年,复旦给了我最好的同学。那是何等充满活力的和伙伴啊,大家个性鲜明,学术上互不相让,事业上互相提携。我同宿舍的韩云学的是经济,喜欢的是文学。一天晚上11点熄灯以后,他走回宿舍说今天我读了一本好小说,大家听我读书吧,他打着手电筒读起了刘心武的《班主任》, 读完夜深,我们继续激辩,直到曙光微起。我同宿舍潘建新同学比我大,一直关心我,40年来,我所有在上海的活动,他都参加。他说“朱民,你的活动,我都要参加”。同宿舍的彭立左和周榕总是默默地把宿舍的卫生活干完,让我集中精力学习。彭立左的家乡贵州省,那里出好刀,我们毕业的时候,他送我们宿舍同学每人一把锋利的菜刀。我还把那把菜刀带到美国,切鸡如麻。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同学,这就是同学的情谊。

我们为经济系的黑板报战胜了中文系在全校夺冠而欢呼。周伟林的诗,韩云的画,宋运肇的精彩文笔是我们打败中文系的铁三角。我们为女排的胜利喊哑了嗓子,也为我们自己的排球队输掉,沮丧不已。那个时候班里有三民,三个人最后的名字都有一个民,潘振民、华民、朱民,我们三个人都喜欢辩论经济理论问题,尤其喜欢辩证资本论,四十年间,每每三人见面,总也讨论经济理论问题。我们班的一大博士叫李建,是德国问题专家,懂所有黑格尔、马克思,擅长西方经济学。要跟他辩论很不容易,他读的多,知识广,一开讲,眼睛瞪得大大的,滔滔不绝。李建后来去了德国拿了博士回来。感谢这些伙伴,因为有他们,我的人生变得如此精彩。

感恩复旦四十年,我在复旦见证了最好的领导。领略了领导的心胸和视野,大局和关爱。我们读书的时候校长是苏步青老师,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百业待兴,国家急需干部。上海市政府向复旦大学提出要求,给市里输送干部,苏步青校长拒绝了。苏校长认为国家发展,育人第一,教育战线更重要,更需要人才。我们都尊重苏校长。但留校才一个月,一位留校的同学,担任了市团委副书记市青联的常务副主席,每天早上一辆上海牌轿车,就一早停在我们宿舍面前接她。虽然是一辆陈旧的上海牌轿车,却也在留校的青年教师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浪。它告诉我们,外面的生活很精彩。留校的青年教师开始唧唧喳喳。苏校长听说了,找我们开座谈会,苏校长从他的人生经历谈起,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到复旦,苏校长说,一个国家要兴起,最主要的是教育发展,这是教育界的责任,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心服口服。

八十年代初, 改革的大潮扑天涌地而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改革开始向城市拓展, 上海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立即面临一系列的新问题。从计划体制改革到原材料调拨体制变化, 从流通体制放开到和邻近省市商业交流,从工业产品价格的开放到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 从财政包干到企业激励机制,在实践, 政策和理论上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挑战。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多次鼓励我们解放思想,面对改革开放的实际,多做调查研究, 深入理论探讨。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并让我挂职中心特约研究员和市政府特别顾问。 我也在思考怎样发掘复旦大学的师资和理论研究的基础, 更好地为上海的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努力。一次在从市政府开完会回来的公共汽车上, 我和世经系的研究生陈伟恕,世经系79级王战谈起,他们早就在思考同样的问题。经过几次讨论, 一个在复旦大学成立一个经济研究中心, 在学校体的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设想初步浮现。  当然, 能否实行我们也没有把握。 找谁请教呢? 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洪文达老师。

在洪文达老师家,我们坦陈了我们的想法和顾虑,洪文达老师当即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下一步这么走?  我们束手无策。洪老师仰着头,长久地思考着,不出声。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阳光懒懒地从窗外斜入,正照在洪老师红红的脸上 。长久,他缓缓地说,这是一个好主意,是时代的需要,应该可以一试,但也可能会有阻力,你们要有充分准备。你们都还只是青年教师, 我来出面请经济系、世经系和学校的相关管部门开个座谈会,讨论一下。会议如期举行, 讨论热烈,对这一新生事物,大家都表示支持的态度,但在具体安排上也出现了很大的争议。 一是复旦历来稳重,如此体制外单设独立机构向无先例,如何管理?二是我们都还是青年教师, 资历不够,如何能协调学校资源,确保研究的政治方向和研究质量? 三是我们当时幼稚地提出要刻一枚公章,关于这枚公章的使用权限和保管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毕竟文化革命过去没多久,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我们不停地做着解答, 洪老师安静地听着, 但当听到最后一点时, 洪老师拍案而起,大声地说, 这些青年教师, 我们看着他们成长, 我相信他们的一片赤诚之心, 如果出了问题, 他们无法承担责任,我洪某人承担。会议不欢而散。 走出会议室, 我一路劝洪老师不要生气,一面也为把洪老师拖入这场是非之争而内疚。 走到校门口,,洪老师停下来,坚定地说, 我去找林克书记。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老师的家中,洪老师在座,我向林克书记作了汇报。林老师仔细地听着,不停地吸烟,洪老师一会儿从学校的角度向我们提出问题,一会儿又帮我们解释,也不时地提出新的建议。 会议开了2个小时, 当两个烟灰缸都被塞得满满时,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说,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 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 我支持你们, 上党委会讨论。 六周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大会在凌洌的春风中举行。

又过了一年,国内的经济形势变化很大,城市经济改革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出现了通货膨胀等新问题。我越来越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想出国学习。我去找了谢希德校长,她理解我,并同意给我写推荐信。一个春日的傍晚,谢希德校长把我约到她的办公室,让我坐在她身边,在她的手动打字机上,边问我的情况,边打字,一个多小时,打了一份推荐信。签完字,谢校长把那封信放在我手里,语重心长地说:“朱民,你要好好学习,学习真本领,中国的未来需要你们。”我去了美国,谢校长没有把我忘记。两年后,谢校长去美国访问,把我叫出来,问长问短,非常关切。我陪谢校长去国会山,当谢校长走进会议室,所有议员都起立,向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受人尊敬的校长和伟大的女性致敬。所有人都知道,在文革的时候,谢校长以物理学家的严谨,把物理大楼的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谢校长在国会募得第一笔资金,回来筹建了复旦美国研究中心。

今天这三位我非常尊重,对我影响巨大的领导,都已经去世,但每每想起,手上还有校长的余温,耳边还有书记的声音。

这就是复旦。我在复旦学习了知识,学了方法,懂得了人生,理解责任和家国情怀。四十年过去了,我深深的感到没有复旦,没有复旦那么好的老师,没有复旦那么好的同学,没有复旦那么好的领导,没有我朱民的40年。今天,很多当年的老师和领导已经去世,深深地感谢他们,感谢复旦,感谢复旦所有老师,感谢所有在座各位我77级和78级的伙伴。

感恩复旦四十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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