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太阳照在有梦想者的脸上

2016-05-25|校友记忆
001
秦朔/文
0025月19日,有一条在媒体圈被刷屏的新闻——“澎湃CEO邱兵确认离职,将率多名骨干‘出走’投身视频创业,传黎瑞刚注资5亿占70%”——一阵有,一阵又不见了。注资多少占比多少,我没有核实。但我知道,离职是真的。继《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之后,邱兵开始他的第三次创业,时年四十有八。他的团队正在集结,先头部队已经投入研发,黎叔的借款也先行到位,如果天遂人愿,不久的将来,在新闻视频领域,我们会看到与众不同的一个新产品,就像澎湃在新闻客户端所做的那样。在微信里,我给邱兵发了简单的四个字:创业成功!今年是我们步入大学校园30周年,那就把你的创业启航仪式办成复旦8613入校30年的聚会吧。003但有一个同学,一个邱兵最惦记的人,Z同学,估计是不会来的。在邱兵笔下,那段历史是这样的:“1986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最喜欢挤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叫‘大家沙龙’的酒吧里,抽着劣质香烟谈论弗洛伊德和萨特,其实我压根不知道萨特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在酒吧里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心仪的女孩在那里勤工俭学做服务生,我每天叫上一杯咖啡,忍受着周围的烟雾缭绕、以及关于政治和人文精神的激烈争论,等待她在忙碌之余偶尔的一瞥,甚至连一瞥都没有。……幸运的是,这里每天晚上都循环播放一盘卡带,叫《最好的Simon & Garfunkel》,有一回买单的时候我充满哲理地对她讲:‘人生就像一场拳赛。’她说:‘我觉得你应该再锻炼一下你的手臂再上场。’ ”在大家沙龙做服务生的Z同学是邱兵——那个时候他的外号叫丘八——心目中的林黛玉,一个秀气纤细的上海姑娘。她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从此再无音讯,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同学们也没有能帮邱兵找到过她。“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做媒体。在这座后来被称为魔都的城市里我继续听着《The boxer》开始了拳击生涯,直拳、摆拳、钩拳、上钩拳,不一而足,遗憾的是输多胜少。……我对面的拳手永远都是同样的一个,一个名叫‘现实’的壮汉。……2014年我们把The Paper-澎湃新闻推上线时,感觉裁判已经数到‘9’了,这群传统媒体人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说:‘我还行。还能打。还能发声。’ ”0004这段回忆,看得出澎湃新闻对邱兵的意义,也看得出他内心深处对新闻的坚持。邱兵是家中的老小,1986年的夏天,当他离开重庆巴县的山路,在朝天门码头和他的母亲告别时,他说:“我要当一个好记者。”这种气质一直都存在,但它是在《东方早报》的某个时点上才被极大地触发,从此绽放,而且再也放不下。以我的理解,这个时点是2008年9月11日,一个叫简光洲的记者采写的《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在《东方早报》发表,这是国内第一篇明确点出“三鹿”名字的报道。当晚,“三鹿”发布召回声明。邱兵下决心刊登简光洲的报道是不容易的。不仅是因为当时三鹿奶粉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差不多有18%,是“神七”航天员的指定专用奶,更是因为在以规范平稳著称的上海媒体界,跨地区的舆论监督报道是不多的,能震动全国的监督报道更少。但正如《新闻记者》杂志副总编刘鹏的评价:“如果没有这篇报道,三聚氰胺奶粉问题最终肯定也会被公之于众,因为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掩藏。然而,迟到的曝光、迟来的正义,可能会让更多婴儿受到伤害,这也是《东方早报》‘三鹿报道’的意义所在。”形势比人强。市场从来都是最好的老师。在报道三聚氰胺奶粉问题之后,《东方早报》真正找到了“魂”,一种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来源。澎湃新闻上线时所作的关于周永康案的深度报道,不过是这种气质和逻辑的延伸而已。005我们这一代的媒体人,1980年代进大学的媒体人,拜时代的因缘际会之所赐,有不少进入到所谓“市场化媒体”——其实这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大致是说,它们不在原有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的序列里,而要靠订阅、零售、广告等等市场化方式生存与发展,其主要代表是都市报、晚报、财经报,最早的发端是1990年代中期的《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南方都市报》等等。在21世纪,这个系列里增添了两个光荣的名字:北京的《新京报》和上海的《东方早报》。我们这代媒体人也常常会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而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们身上可能有某些气质确实打上了80年代的烙印,但作为年轻学子刚入媒体时,从校对、见习记者和助理编辑做起,更多也只是饭碗和工作,顶多是敬业而已。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1984年创刊时更像一张娱乐性报纸,也是在后来才慢慢转型为社会性报纸,最后是在90年代末成为一张追求“真实、真情、真理”、“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性报纸。就像《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致辞”中写到的,“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理想主义者不是天生的,也许只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报道境遇时,坚持了底线而已。那个底线,不只是媒体报道的底线,也是人的底线。只要经历过哪怕一次,对如何办市场化媒体,就通了。《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1985级,1993、1994年我给他写稿时,他还是《南方日报》文艺部“海风”版的编辑,兴趣全在文化和体育上。《南方都市报》刚创办的时候也有很多风花雪月,代表性的报道是戴安娜王妃的车祸悲剧。但是,也有一个时刻,它开始从成功的报纸迈向伟大的报纸。那就是2003年4月25日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案的报道者之一陈锋是我的老乡,他那时刚去《南方都市报》不久,报社也刚刚成立深度报道组,他在“西祠胡同”的讨论版和一些媒体人聊天时,正好有个孙志刚同学的同学在里面,把线索发在讨论版里。“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做。我刚到深度报道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线索,就把线索报上去。主任说没有问题,可以去采访,线索来源是这样的。”006谁都知道涉及公检法的案件很多,但能做出来很不容易,因为很难深入公检法控制的场所调查、拿到确凿证据。陈锋最后的报道写得特别克制,开头是:
“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这篇载入史册的报道的结尾也特别真实和朴素:
“孙志刚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同学老师都不胜悲伤,在他们眼中:孙志刚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孙的弟弟说,‘他社会经验不多,就是学习和干工作,比较喜欢讲大道理。’“孙志刚的同班同学李小玲说,搞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遇事爱争,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
这些媒体人是在坚持理想主义吗?也许他们自己真的没有想过。他们更多想的是报道会不会有一丝不准确,而被干预,被拿掉。可是,如果面对这样的题目,这种和人的命运相关的底线问题,也不去触碰,那还叫市场化媒体吗?好像是2003年的5月,我到北京出差回广州的航班上,刚好和《光明日报》报刊管理部的负责人戴自更邻座,他以前是驻广东的记者,所以熟识。他说:“天天管别人没有什么意思,也没什么好管的,我去找《南方都市报》谈谈合作,在北京联合做个大东西。” 那正是孙志刚案的报道影响全国之时。2003年11月11日,“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的发刊词印在《新京报》的创刊号上:
“北京这些日子风风雨雨,天空没有想象中那么澄澈。但是,天安门依然巍峨耸立,长安街依然车水马龙,香山的红叶还是如期而至,潭柘寺的钟声还是照样悠扬。时间伟大得无法遏止,该来的总归要来。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千年古都的沉静。历史开始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也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这是全盛时期《南方都市报》的调性。通过合作,它植入了《新京报》的肌体。而《东方早报》,因为在整个筹备期都是和《21世纪经济报道》合作,所以也植入了“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的基因。那是从《南方周末》延续到《21世纪经济报道》的基因,“为什么我们总是眼含着泪水,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因为我们爱得深沉;为什么我们总在不断寻求,因为我们爱得深沉。爱这个国家,还有她的人民,他们善良,他们正直,他们懂得互相关怀。”若干年后,因为三聚氰胺问题的报道,灵魂附体,从此承托起《东方早报》精彩的下半场和澎湃新闻不凡的上半场。邱兵是我们班最幽默的人之一,但是,如果你去看他写的不多的文章,经常能发现一个关键词,就是泪水。泪流不止。邱兵,你曾经搞不懂他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的萨特说过,“报纸和太阳一样,它们共同的使命就是给人带来光明。”他还说过,“我们可以做许多白日梦,可以失败,可以哭泣,光芒万丈。”我把这话转给你吧,也转给我们这一代许许多多求索的灵魂吧。5月20日清晨,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条小河边跑步,一边跑,一边带着耳机听音乐,是韩红唱的《那些花儿》。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媒体的身影和媒体人的身影,包括我家乡的《大河报》。1997年8月25日,当时还叫《大河文化报》,在倒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前一天晚上,郑州发生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而肇事者,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20年了,有多少媒体和媒体人,在捍卫着我们社会中一些最最基本的底线价值。今天,他们在哪里呢?太阳每天都在升起。太阳照在有梦想者的脸上,也照在每个人的心底。 

转载自:微信公共号“秦朔朋友圈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