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有一条在媒体圈被刷屏的新闻——“澎湃CEO邱兵确认离职，将率多名骨干‘出走’投身视频创业，传黎瑞刚注资5亿占70%”——一阵有，一阵又不见了。注资多少占比多少，我没有核实。但我知道，离职是真的。继《东方早报》和澎湃新闻之后，邱兵开始他的第三次创业，时年四十有八。他的团队正在集结，先头部队已经投入研发，黎叔的借款也先行到位，如果天遂人愿，不久的将来，在新闻视频领域，我们会看到与众不同的一个新产品，就像澎湃在新闻客户端所做的那样。在微信里，我给邱兵发了简单的四个字：创业成功！今年是我们步入大学校园30周年，那就把你的创业启航仪式办成复旦8613入校30年的聚会吧。
但有一个同学，一个邱兵最惦记的人，Z同学，估计是不会来的。在邱兵笔下，那段历史是这样的：“1986年冬天的时候我们最喜欢挤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叫‘大家沙龙’的酒吧里，抽着劣质香烟谈论弗洛伊德和萨特，其实我压根不知道萨特是法国人还是日本人。我在酒吧里的唯一目的是因为心仪的女孩在那里勤工俭学做服务生，我每天叫上一杯咖啡，忍受着周围的烟雾缭绕、以及关于政治和人文精神的激烈争论，等待她在忙碌之余偶尔的一瞥，甚至连一瞥都没有。……幸运的是，这里每天晚上都循环播放一盘卡带，叫《最好的Simon & Garfunkel》，有一回买单的时候我充满哲理地对她讲：‘人生就像一场拳赛。’她说：‘我觉得你应该再锻炼一下你的手臂再上场。’ ”在大家沙龙做服务生的Z同学是邱兵——那个时候他的外号叫丘八——心目中的林黛玉，一个秀气纤细的上海姑娘。她毕业后不久去了美国，从此再无音讯，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同学们也没有能帮邱兵找到过她。“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上海做媒体。在这座后来被称为魔都的城市里我继续听着《The boxer》开始了拳击生涯，直拳、摆拳、钩拳、上钩拳，不一而足，遗憾的是输多胜少。……我对面的拳手永远都是同样的一个，一个名叫‘现实’的壮汉。……2014年我们把The Paper-澎湃新闻推上线时，感觉裁判已经数到‘9’了，这群传统媒体人又晃晃悠悠站了起来，说：‘我还行。还能打。还能发声。’ ”
这段回忆，看得出澎湃新闻对邱兵的意义，也看得出他内心深处对新闻的坚持。邱兵是家中的老小，1986年的夏天，当他离开重庆巴县的山路，在朝天门码头和他的母亲告别时，他说：“我要当一个好记者。”这种气质一直都存在，但它是在《东方早报》的某个时点上才被极大地触发，从此绽放，而且再也放不下。以我的理解，这个时点是2008年9月11日，一个叫简光洲的记者采写的《甘肃14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在《东方早报》发表，这是国内第一篇明确点出“三鹿”名字的报道。当晚，“三鹿”发布召回声明。邱兵下决心刊登简光洲的报道是不容易的。不仅是因为当时三鹿奶粉在国内市场的份额差不多有18%，是“神七”航天员的指定专用奶，更是因为在以规范平稳著称的上海媒体界，跨地区的舆论监督报道是不多的，能震动全国的监督报道更少。但正如《新闻记者》杂志副总编刘鹏的评价：“如果没有这篇报道，三聚氰胺奶粉问题最终肯定也会被公之于众，因为真相不可能永远被掩藏。然而，迟到的曝光、迟来的正义，可能会让更多婴儿受到伤害，这也是《东方早报》‘三鹿报道’的意义所在。”形势比人强。市场从来都是最好的老师。在报道三聚氰胺奶粉问题之后，《东方早报》真正找到了“魂”，一种强大的社会影响力的来源。澎湃新闻上线时所作的关于周永康案的深度报道，不过是这种气质和逻辑的延伸而已。
我们这一代的媒体人，1980年代进大学的媒体人，拜时代的因缘际会之所赐，有不少进入到所谓“市场化媒体”——其实这是一个很含混的概念，大致是说，它们不在原有的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的序列里，而要靠订阅、零售、广告等等市场化方式生存与发展，其主要代表是都市报、晚报、财经报，最早的发端是1990年代中期的《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南方都市报》等等。在21世纪，这个系列里增添了两个光荣的名字：北京的《新京报》和上海的《东方早报》。我们这代媒体人也常常会被贴上“理想主义”的标签，而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我们身上可能有某些气质确实打上了80年代的烙印，但作为年轻学子刚入媒体时，从校对、见习记者和助理编辑做起，更多也只是饭碗和工作，顶多是敬业而已。曾经一纸风行的《南方周末》1984年创刊时更像一张娱乐性报纸，也是在后来才慢慢转型为社会性报纸，最后是在90年代末成为一张追求“真实、真情、真理”、“正义、爱心、良知”的新闻性报纸。就像《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致辞”中写到的，“当你面对蒙冤无助的弱者，当你面对专横跋扈的恶人，当你面对足以影响人们一生的社会不公，你就明白正义需要多少代价，正义需要多少勇气。”理想主义者不是天生的，也许只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报道境遇时，坚持了底线而已。那个底线，不只是媒体报道的底线，也是人的底线。只要经历过哪怕一次，对如何办市场化媒体，就通了。《南方都市报》的创办人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1985级，1993、1994年我给他写稿时，他还是《南方日报》文艺部“海风”版的编辑，兴趣全在文化和体育上。《南方都市报》刚创办的时候也有很多风花雪月，代表性的报道是戴安娜王妃的车祸悲剧。但是，也有一个时刻，它开始从成功的报纸迈向伟大的报纸。那就是2003年4月25日发表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案的报道者之一陈锋是我的老乡，他那时刚去《南方都市报》不久，报社也刚刚成立深度报道组，他在“西祠胡同”的讨论版和一些媒体人聊天时，正好有个孙志刚同学的同学在里面，把线索发在讨论版里。“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好做。我刚到深度报道组，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线索，就把线索报上去。主任说没有问题，可以去采访，线索来源是这样的。”
谁都知道涉及公检法的案件很多，但能做出来很不容易，因为很难深入公检法控制的场所调查、拿到确凿证据。陈锋最后的报道写得特别克制，开头是：“孙志刚，男，今年27岁，刚从大学毕业两年。“2003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在其后的3天中，他经历了此前不曾去过的3个地方：广州黄村街派出所、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和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这3天，在这3个地方，孙志刚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现在已经不能告诉我们了。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
“孙志刚的意外死亡令他的家人好友、同学老师都不胜悲伤，在他们眼中：孙志刚是一个很好的人，很有才华，有些偏激，有些固执。孙的弟弟说，‘他社会经验不多，就是学习和干工作，比较喜欢讲大道理。’“孙志刚的同班同学李小玲说，搞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孙志刚很有自己的想法，不过遇事爱争，曾经与她因为一点小事辩论过很久。“孙志刚死亡后，他的父亲和弟弟从湖北黄冈穷困的家乡赶来，翻出了孙生前遗物让记者看，里面有很多获奖证书。‘他是我们家乡出的第一个大学生。’不过，现在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 ”
“北京这些日子风风雨雨，天空没有想象中那么澄澈。但是，天安门依然巍峨耸立，长安街依然车水马龙，香山的红叶还是如期而至，潭柘寺的钟声还是照样悠扬。时间伟大得无法遏止，该来的总归要来。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千年古都的沉静。历史开始了。“知识分子的良心，从来就是奠定报业大厦的基石；知识分子的风骨，从来就是支撑报业大厦的脊梁。历史上的京报如此，新京报也理应如此。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看护，对理性的呼唤，对权力的制衡，对本真的逼近，对美好的追求，对公义的捍卫，对丑恶的鞭挞——这是媒体的普世价值和终极价值，也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所倡导的价值，那就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5月20日清晨，我在离家不远的一条小河边跑步，一边跑，一边带着耳机听音乐，是韩红唱的《那些花儿》。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媒体的身影和媒体人的身影，包括我家乡的《大河报》。1997年8月25日，当时还叫《大河文化报》，在倒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前一天晚上，郑州发生的一起恶性交通事故：白色皇冠拖着被撞伤者狂逃，众出租车司机怀着满腔义愤猛追，而肇事者，曾任郑州市公安局二七分局局长、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20年了，有多少媒体和媒体人，在捍卫着我们社会中一些最最基本的底线价值。今天，他们在哪里呢？太阳每天都在升起。太阳照在有梦想者的脸上，也照在每个人的心底。 转载自：微信公共号“秦朔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