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烨:离开复旦十年,是我与社会和解的十年

2016-06-08|校友记忆
文/邵烨02级法学院校友,毕业10年《奇葩说》不知从何时起火到不行,以至于有朋友来问,“你以前是不是也打过辩论的”?这倒给了我一个契机,回忆当年辩台上的挥斥方遒。若要我选一样所谓“复旦信物”,只能是辩论赛用来题词的文摘卡。回首复旦往事,不知觉间,离开复旦辩论已十年。离开复旦已十年。初识复旦,是电视播的辩论赛,1993年复旦折桂狮城。自那时起就特别仰慕二辩季翔,玉树临风。后来时常练习、模仿他中气十足的反问,“难道法律中就没有道德观念吗”。季翔和严嘉都来自法学院,所以当时特别心仪复旦法学院。之后高考得偿所愿,再后来和季翔竟还做了同事。机缘巧合,是为后话。大学四年代表法学院和复旦参加了各项辩论赛事,印象深刻的是和小伙伴们在福州击败黄执中领衔的世新大学夺冠。之后有幸忝任演讲与口才协会第16任会长,至今很庆幸协会在我辈同仁手上传承、发扬。大学四年,文摘卡成了日常道具,记录了训练、比赛、准备的日日夜夜。王沪宁老师曾经说,“在辩论里体会‘复旦精神’”。深以为然。辩论——对话题的钻研、学习、反思和论辩——正暗合“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校训,也印证老校歌里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咏叹。大家可能都理解,辩论是知识装备的过程,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辩论还是人格修炼的过程。尤其在这里,我们被独特的校风熏陶,重情怀、重格调、重眼界,辩论活动就和望道路上高大的梧桐、王德峰吐着烟圈有关“美是如何可能的” 诘问、双子楼前草坪上奔跑的孩童、相辉堂后墙满壁的爬山虎一起滋养着我们,使我们成为人格完善的成年人。离开复旦十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一方面,成家立业,娶妻生娃,按部就班,人生道路平平无奇,家庭生活其乐融融;另一方面,在精神上,却时有挫折、迷茫和惊心动魄。这十年,若下一个彻底的定义,是我与社会和解的十年。面对社会,青涩少年很难被接纳。社会有自己的规则、线条和道理,当然有时也不怎么讲道理。在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人际关系和利益链条里,别人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成熟老练、融会贯通的处事体系,有的剑走偏锋有的穷凶极恶,这让“学院派”的我手足无措,难免叹息“衣食之中无道心”。恰似有人在耳边叨念,纵使高洁如莲,也不可避免地要堕入庸俗。庆幸的是,复旦教给学子知识以外的理性、眼界以及对情怀和格调的保持,因而,我们可以拒绝同化但跟踪观察,可以保留意见但继续合作,可以控制距离但融洽合群,可以争取利害但不因小失大,可以自重自爱但不夜郎自大。同时,我也很感谢律师这份工作,让我领略到社会的各方面,有光鲜亮丽和时代的未来,也有阴影深处潜藏的焦躁不安和黑暗。律师从没有高大上的“何以琛”,不接地气,寸步难行。换个维度,近距离且保持距离地观察各色人群,才能了解社会、了解人心;埋头亲手多做些实事,才能走进社会、走近人心。另外,我还很感谢父母和妻子,对我的迟钝与倔强给予包容,让我有身心安放的静谧处所。复旦生涯,教会我抬起头做人;社会十年,教会我弯下腰做事。这社会生活的门道,我愚钝地花了十年才摸到,但所幸,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还能收拾好志向、守护好理想。感谢复旦教给我的有用之用,感谢复旦教给我的无用之用。毕业十年,有些复旦的回忆已变得不真切,有些回忆则日益鲜活,比如辩论赛上从四辨队友处传来的文摘卡上写的提示文字带给我的鼓舞,比如同学老师对理性的分享、对智识的分享、对世界的反思。如电影放映,流转回溯。毕业十年,我们离开复旦十年,又或许,我们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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