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下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16届学生毕业典礼在正大体院馆隆重举行。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经院校友姜纬教授为毕业生们做毕业演讲。姜纬教授，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亚瑟·伯恩斯自由竞争企业讲席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常驻学者、哈佛大学法学院公司治理中心资深研究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法律和经济学部资深研究员。她曾是复旦大学历史上唯一的一届少年班的学员, 而后就读于世界经济系，获得经济学本科及硕士学位。2001年姜纬获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哥伦比亚商学院。她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商学院、沃顿商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学执教多个硕士、MBA/EMBA和博士课程，在过去十年中先后五次荣获教学卓越奖。姜纬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聚焦于机构投资者在企业决策和金融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她的研究成果发表于顶尖经济学、金融学、和法学学术期刊，获得数十项最佳论文和杰出研究者奖，并曾担任顶尖学术杂志的主编和副主编。她在演讲中和毕业生们探讨了如何看待成功以及“优渥阶层”的使命观，她期望年轻学子能赋予成功多元的目标，去设计自己的成功。以下为演讲实录：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下午好！当我收到母校的邀请来做毕业典礼主题演讲的时候, 我的兴奋和荣耀感并不亚于1985年收到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一员,我和在座的各位老师们一起分享把新一批毕业生送上人生新旅途的快乐。古人说:“桃李满天下, 何用堂前更种花。”今天是我们喜庆的日子。而对于各位敬爱的家长，我想说的是：恭喜你们把孩子培养成成功上进的青年。同为人父母,我深感在把孩子养大的历程中,每一天都很漫长, 但每一年都很短暂。作为家长, 我们被赋予帮助下一代独立成人的责任，而取得的回报是目睹他们从破壳到飞翔的喜悦。今天是你们接受祝贺的日子, 也是你们在孩子的驾驶舱的执照过期的日子。从现在开始，请你们放手让下一代独自飞行。各位同学，今天的典礼是为你们而设的, 所以重点是谈你们。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毕业演讲邀请，出于好奇心我用谷歌搜索前人的毕业演讲，看看有哪些是最贴切的话题。从搜索结果来看，此类演讲的话题非常集中，基本不外乎三种：一是成功秘笈学，演讲人向听众传授如何复制他的成功。二是使命激励论，演讲人鼓舞听众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三是人生哲学，演讲人总结毕业以来，通常是二十多年中领悟的人生哲理。我无意免俗，也想谈谈这三个话题，但希望能够做到旧瓶装新酒，提供一些新的视角。我们先来谈成功—相信这是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目标。成功复制秘笈一直是畅销书榜上的永久话题。在成功周期越来越短的今天，复制成功的承诺也可以被更加轻易的许下。很多新书的题目都类似于“三十岁前成功必须做的11件事”或者是“一分钟内变成经理”。如果谁在商学院开一门“三年内从创业到独角兽”（也就是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私募公司),那教室一定是座无虚席。我相信经济学专业毕业生应该是在这个问题上最清醒的一族。经济学的最基本前提是稀缺性。成功的本质是稀缺的，稀缺的本质正是进入壁垒。如果成功可以复制，那就意味着没有进入壁垒，于是就会不再稀缺。而如果没有稀缺性，那么边际价值就变成了零，这样的成功不会令你我心驰神往。因此，我无法向经济学人传授如何取得成功。但我可以和大家讨论的是如何看待成功，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反而被讨论得不多。经济学分析通常从假设开始，我们假设你成功了，你会如何解剖你的成功？事实上，在这个起点上我们不需要假设，因为你们是不折不扣的成功者。我来自浙江, 去年全省28万学子参加高考，只有考分最高的万分之八的学生获得可进入复旦的资格。也就是说, 你们曾经为了一个胜算不到千分之一的小概率事件，孜孜不倦努力十余载。所以你们永远不要因为希望渺小而放弃。到目前为止，你们是同龄人中的极端成功者。如果你反思一下你为什么成功, 你会如何做答? 大家的答案不外乎是能力，努力, 和运气，只是每个人对三者加以的权数不同而已。心理学家的在世界各地调查普遍发现很少有人将自己的成功归结于运气。但是我想说的是, 事实上，你到目前为止的成功都可以归结于你拥有的某些优越条件,或者说某种运气。在你们这个年龄,我曾经毫不犹豫地认为,我自己100% 靠实力进了复旦的大门,然后靠实力入围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项目。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也是这样想的。那么, 我们杀出重围进入名校的实力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是两项: 一是吸收抽象知识的能力, 二是世界一流的刷题技术。于是我意识到,生逢其时其地是多大的幸运。往远的说，在上古狩猎采集的年代, 我们的刷题绝技远不如身手矫健来的重要。往近的说，即使在同一年代，若是我在美国长大，以同样的学习成绩恐怕无法被注重整体能力指标的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院录取。在2015年,全美国有8名棒球投手具有把球仍出每小时100英哩（或161公里）以上速度的绝技,他们是明星,万人迷,年收入在2,000 至4,000万美元之间。同样的人才若是生在美式棒球不流行的国度和年代（比如说中国1953-83年美式棒球被禁的年代），就很可能只是一个路人甲。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能力超群的时候, 也要同时认识到你所具备的能力恰好在当今当地具有很高的市场赋值。这就是你享受的优越条件，或是运气。后来我开始反思, 我为什么比常人努力? 促成我反思的是一段小插曲。15年前刚到纽约时,我发现新潮白领阶层的标识之一就是穿着露露柠檬，拎着印着鼓舞人心的话语的袋子，比如“每天做一件让自己惊讶的事情”，在去瑜伽馆的路上，或是刚从那儿回来。作为新来追潮者，我也把自己装扮成那个样子报了瑜伽班。不过我很快发现, 我是班上最差的那10% 的学生。于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做学渣的感觉，脑海里泛起那些古训, 比如笨鸟先飞,磨杵成针, 但都无法激发我努力提高的意愿。我退出了这场竞争，虽然在休闲时间我还是常常把自己装扮成貌似在去瑜伽馆的路上，或是刚从那儿回来，但瑜伽只是一场自己对自己的友谊赛。然后我问我自己，我是一个天生努力的人吗？答案可以是“是”也可以是“不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人比常人更努力只会有两个原因：一是努力的边际收益高于寻常，也就是说你特别在意努力预期会带来的成果，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上进心。二是努力的边际成本低于常人，这是因为个人爱好和能力正好与工作性质匹配良好，于是不容易疲乏厌倦。我之所以持久地努力着, 是因为在我成长的环境中,努力时不时产生阶段性成果，而这些阶段性成果在关键的时刻都得到了赞许, 欣赏和回报, 让我保持着上进心，为我继续努力加油充电。 在座的各位都是努力上进青年的代表,但如果你们都是和我一样的凡人,那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能够长时间无条件努力的,我们都在无时不刻地寻求正能量，而正是依靠这些正能量的反馈我们才得以继续努力。如果你进入这样一种正反馈过程，那你又拥有了一项有利条件。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才能和努力并不能确保一条通往成功的康庄大道。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采取依据才华和成就而非家世提拔人才的国家，远在公元前2世纪就开始实行这样的制度，而这种制度一直到17世纪启蒙运动才传播到欧洲。才能和努力只有在选贤举能的社会制度中才能发挥作用，让人们依此上位晋阶。目前这种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广泛更成功。一方面，我们要珍惜并极力维护这种制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成功所需要的才能和努力不仅是美德，也是禀赋。认识到成功中的禀赋要素，你会对成功所带来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把成功基本归功于个人美德这一说法有不同的理解。因为这些有利条件,你们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顶尖学府,并且即将步入社会。有人将你们这样的群体称为专业人士或是白领金领, 也有人用中上产阶级这个词, 而我想用的是“优渥群体”。优渥一词,源自《诗·小雅》：“益之以霡霖，既优既渥”。意为境遇优越,如雨水充足。我恳请大家原谅我在此次演讲中夹入唯一一个英语单词。英语中与优渥对应的词则是“privileged”。大多数中文出版物将privileged翻译成特权者，这是一种可以原谅的误解。虽然和我们通常理解的特权性质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不妨把特权解释为特殊的优越处境和条件。那么,优渥群体有哪些特权？我可以列出一长串，最重要的包括：第一, 有一份事业是你们的计划而不是梦想。也许你对此觉得理所当然，但相对于整个群体而言,这无疑是一种特权。第二, 世界上的消费品制造商和服务商都在追逐迎合以及引导你们的意愿，从苹果到滴滴出行,它们想方设法知道你们的消费偏好。你的各种模糊愿望已经物化为某个产品或是移动应用程序。甚至古老的大机构都在改变内部规则以迎合“世纪一代”雇员的工作态度和风格。这也是你的特权。第三, 你们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你们知道健康和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差异，如果愿意，你们可以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请牢记这一特权，不管人生多么匆忙，不管成功将你带往何处，都别忘了多陪家人, 还有多吃绿叶蔬菜。最重要的是,社会会倾听你们的呼声，如果你们中的一员遭遇不幸，尤其是如果涉及可能的不公对待的话,这会在一夜之间成为重大新闻。这是你最重要的特权：作为社会上最具良好教育的群体，你们的言行, 你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很快就会成为社会主流思潮。如果你们希望社会进步, 请按照你期待向往的价值观生活, 而不是去迎合固化现有的思潮。我们谈完了成功学，接下来就是使命论。希望你们可以好好享受所拥有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更希望你们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第一, 既然你有幸获得成功，那么成功同时也要求你更加努力。我年青时曾以为努力工作是为了将来可以摆脱需要努力工作的束缚。而今天的事实是努力工作为给你带来的是需要你更努力去争取的机会。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内曼曾做过一个研究提问，什么样的人很少有时间享受常人之快乐，而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必须解决之问题上并因此而压力重重？答案是“成功人士”！这和100多年前《唐顿庄园》的年代，楼下劳作楼上悠闲的情况正好相反。所以选贤举能的制度也是能者多劳的制度。当你们被赋予更重要的工作和责任的时候请坦然处之，因为这不仅是取得成功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成功给你的奖励。第二，如果我们坚持选贤举能的基本制度,那结果必然是不均等的。均等结果是一种美好愿望，但历史上所有以寻求绝对均等为目标的努力和尝试无一不以惨败而告终。我们可以放弃均等，但要永远坚持平等，也就是人和人在人格上和法规前的平等，和追求个人繁荣的权利的平等。当你已经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请不要进一步将有利条件转化为超越规则的特权。2009年,一位加里福尼亚州的亿万富翁在田纳西州孟非斯市医院进行了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这位富翁不辞远行,是因为捐赠脏器移植在美国是一个非常严格而透明的过程，每一副捐赠脏器的来源和去向都是公开信息, 有据可查。加州等待移植的队是全国最长的,田纳西州的队最短。法规并不阻止人们多处排队,但要求是接受移植者必须证明有在接到通知后6小时内到达医院报到的能力。这事实上给了私人飞机阶层在全国排队的特权。这位亿万富翁在接受手术的时候仅有几个星期的预期寿命，但他仰仗他的有利条件赢得了两年多的生命延续，并在这其间发明了人见人爱的ipad。这位富翁就是乔布斯。他享用他的有利条件而延续生命带来了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发明, 而在伦理上是有争议的。但在我看来这一体制和乔布斯的个人行为至少捍卫了特权阶层不越规的底线。第三, 我们必须认识到, 选贤举能的社会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做到了相对的平等, 但并没有带来人才形成上的平等。人才的形成和个人成长过程中享受的家庭熏陶，教育资源和社会人脉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且这种相关性在你们这一代身上远强于我们这一代。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的15年间, 大陆中国学生的群体在人数上迅猛增长的同时却在构成上日趋单一，从社会各阶层的大拼盘变成基本单一的城市中上产俱乐部。这个挑战是世界性的。过去十年间, 美国总体收入增长的近半的被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领。如今，社会各界达成的共识是，改变如此缺乏包容的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那么，如何实现包容多数的共享式经济增长? 一是拥抱打破固有壁垒的技术，二是靠制度的设计和执行。科技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是将社会阶层扁平化的最有效工具，信息的共享打破了原有财富和权威的垄断。比如，时钟是17世纪中叶发明的，但一直到两百年后才成为中产阶级的家居用品。而智能手机在发明后不到五年之内就全面普及。并且，智能手机对低收入国家民众生活的改变远远超过高收入国家。在电信交通金融基础设施极端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通过手机了解市场信息，实现交易结算，享受基本的银行服务，并且绕过原有体制中腐败性的盘剥。通过手机技术为低收入人口提供私人汇款和支付带来的实际收益远远超过慈善援助。所以像小米和InnJoo这样的将智能手机在短时期内将成本降至大众水平的公司，他们的成功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和商业性的，更是对社会共容式发展的极大贡献。人们常说, 教育资源的不公分配是导致未来不公平的最重要的原因。那么, 颠覆性的创新技术让教育资源也可以实现极大程度的非排它共享。比如, 我在芝加哥大学时曾有幸上了布斯商学院考克伦教授的《资产定价理论》一课。如今他的这门“镇校”之课成了慕课公开课，全世界的金融学术爱好者都可以从世界上最棒的老师那儿聆听教诲。依托技术进步，优渥阶层在制度设计和维护上有着不可脱卸的责任。学习金融的人都知道，如果仅少数人在证券市场上占有优势地位，反而不利于利益的最大化，包括这少数人的长久利益。比如说，信息先知现象如果过于突出, 整个金融交易市场就可能会萎缩，以至于有绝对优势的人也无法获取大幅度的收益。这就是1932年前美国股票市场面临的问题。1933年美国迎来了证监会和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限制少数投资者利用非公开信息获利。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法》后来成为许多其它国家证券市场管制的范本。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第一届证监会主席，约瑟夫·肯尼迪，恰恰是一个在前十多年通过内幕交易和价格操纵大获其利的银行家，而他在证监会的开创性工作名垂青史。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对自己的优势做出的严格的约束，貌似牺牲了短期利益，但从此各路资本涌入，美国证券市场成为全世界的领头羊。市场的流动性和基本的公平理性让大众可以把这一市场作为理财投资和为退休储蓄的最重要途径。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依然是最成功的金融市场的最大受益者，但只有共赢才能长久。所以各位作为一名公民，作为一个决策者，请牢记在技术的选择上，在制度的设计上需要包含尽可能的多数，寻求最大面的共赢。学习经济学并不能帮助你预测未来，也不能帮助你选择股票，经济学家在预测人民币该涨还是跌上的准确率与随机选择无异。但经济学最大的用处是教会你抵御那些无视经济学基本规律的思潮和建议，只要你们牢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最不该犯的决策错误。最后我想说，请大家为成功确立一个自己的定义。成功的目标越是多元化，我们越是可能有更多的人生赢家。经济学教育我们理性行为是达到效用极大化，而效用是由我们自己定义的。我不会说金钱不重要，因为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事实上，我在大学毕业时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底线就是任何理想追求都必须建立在个人经济独立之上。正是如此，我才觉得自己幸运，因为此后在我所做的重要的决策中，包括职业选择，金钱恰恰都不是决定性因素。我相信，你们也都会拥有这样的幸运，来设计自己的成功。谢谢大家。 来源：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