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经济学家、享局级离休干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余开祥教授，于2017年2月1日2点50分在上海市曙光医院病逝，享年95岁。余开祥教授曾立遗愿，后事一切从简，不作遗体告别。
2017年3月25日下午1：30-6：00，余开祥教授追思会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801会议室庄重举行。
余开祥教授的遗孀陈俊翕教授、余开祥教授长子余子雷先生和其他亲属、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原上海社联党组书记王邦佐教授、原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所长伍贻康教授、原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张幼文教授、复旦大学老干部党总支书记周振汉教授、复旦大学校老干部处处长邵瑜、复旦大学外联处处长潘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副书记尹晨和蔡晓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军梅，以及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老师们出席了追思会。余开祥教授的弟子汪新芽、戚克栴、徐子望、张后奇、辛强等，以及余开祥教授生前的几十位好友和同事出席了追思会。
追思会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党支部书记、副所长沈国兵教授主持。追思会开始前，与会者全体默哀一分钟。默哀毕，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向余开祥先生家属陈俊翕教授敬献了鲜花。
刘承功副书记代表学校致辞。在介绍了余先生的生平之后，他指出，我们缅怀余开祥教授，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忠诚，学习他精益求精的学术研究精神，学习他教书育人的高尚师德，学习他淡泊名利、谨严笃实的高尚人格。刘承功副书记指出，余先生的一生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知识分子爱国敬业、忠诚奉献的一生，他在革命、建设和学术生涯中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宝贵财富。追随余先生和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给我们开辟的道路，继续发展世界经济学科、投身复旦大学“双一流”建设，正是对余先生最好的纪念和追悼。
在刘承功副书记致辞之后，追思会进入发言环节。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教授率先发言。他指出，余先生在文革期间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始终是以德抱怨，努力维护好复旦大学这支教师队伍。今天参加追思会，既是对余先生的送行，也是对他的怀念。程书记表示，要追随他，学习他，一辈子以他为榜样，走好自己的人生；要做一个像余先生一样的人，一个优秀的学者，一个优秀的党员，一个优秀的干部。
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在发言时追忆到，每次见到余先生，余先生都会聊到两件事，一是身体很重要，二是希望世界经济研究所有更好的发展。张院长希望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各位校友，都来支持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世界经济研究所依然能够成为在国内外有着巨大影响的金字招牌，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告慰余先生，我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这是从学院来讲，也是从个人来讲，对余先生最好的纪念。
复旦大学老干部党总支书记周振汉教授在发言时追忆到在余先生担任世经所所长期间，凡是世界经济研究所有什么事情，余先生都来到办公室，都是很谦虚的、用商量的语气来讲话，一点也没有我是所长或者我是权威人士的做派，始终是抱着平等的心态来讨论工作，使大家如沐春风。余先生为了能够更好地坚持学习、坚持做贡献，对自己的身体健康很重视，每天到老干部活动室来来锻炼，将近二十年，天天坚持。周振汉教授说，我永远记住余老师的一句话，那就是，“我们永远不要忘掉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原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伍贻康教授在发言时提到，余老师是老革命、地下党，做学问、为人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他一点都没有领导威严的架子，也不摆老资格，对年轻人全力扶持和托举。余先生给我们的印象，做工作是三个“实”，就是务实、踏实、扎实。他的思想是开明、开放和开拓的。余老师是中国欧洲一体化研究和教学的奠基人、开拓者。没有余老师对小辈的支持，就没有我在之后的欧洲一体化研究，更没有复旦在全国的欧洲一体化的地位，没有复旦世经所牵头在全国建立欧洲研究学会。没有余老师的引路、栽培和很好的培养，应该说没有我的今天，更没有今天复旦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地位。
原上海社科院世经所所长张幼文教授在发言时提到，余老师是我们国家、我们上海、我们复旦的世界经济研究的一个代表，一个开拓者。余先生是我们世界经济专业的一个“财富”。在中国的欧洲研究，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研究方面，余老师是开拓者。我们对世界经济区域化、一体化这些理解，最初的这些启蒙性的知识，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从余老师等前辈当中得到的。余老师等前辈当年做国别研究为我们国家的世界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础，没有当时他们所打下的基础，我们国家的世界经济研究不可能走到今天。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李幼芬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说，复旦国政系、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是马列主义教研室、政治学系。1953年到1964年，马列主义教研室和政治学系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有很多人到后来都成长为学术骨干和领导。而余开祥同志在那段时间担任政治学系副主任，与当时的系主任一道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奠定了复旦政治学的人才和干部基础。
原上海社联党组书记王邦佐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指出，余老师是一位形象高大、品德高尚的学者，他党性强、立场稳，对事业充满着信心。文革期间，他惨遭毒打，仍然是乐观、开朗。余老师的学问博大精深，富有开放性。余老师为人低调，做事严实，不夸张，不张扬，不争名争利，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对余老师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点点滴滴的接触过程当中所获得的。
复旦大学经济系原系主任尹伯成教授用“三低”来概括印象中的余老师。第一个“低”，说话低声，从来都是和风细雨，低声细气，平易近人。第二个“低”，生活低碳，简单朴素。余先生在年纪不小的时候，动过一个大手术，后来居然还能到95岁高龄，我觉得跟他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大有关系。第三个“低”，做人低调。他是我们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实际奠基人，也是我们经济学的一个老前辈，还是一个老革命，但他从来不以老革命、老领导、老前辈自居。
复旦大学经济系徐桂华教授在发言时，动情地回忆了与余老师相处的“三件事”：与先生在世经所“创所”阶段亲密共事；在《解放日报》社工作15年之后，被余老师“挖”回复旦；受余老师所托，恢复《世界经济文汇》和《世界经济情况》两本期刊。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戴炳然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说，受文革影响，自己在过而立之年之际，被余先生招到世经所。余老师是自己从事欧洲一体化研究的领路人，在自己对发展前途迷茫之际，余先生“多读书、勤思考”的叮嘱，为自己指明了道路。自己正是通过“多读书、勤思考”，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至今仍感恩余先生的指点。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邹根宝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说，余老师非常关心学生。余先生经常到学生宿舍走访，了解学生学习状态。余先生也欢迎学生到他家里做客，记得有一次到余老师家交流研究心得，余老师的小女儿爬在先生头上，先生也不介意，感觉那是满满的父爱。余老师白手起家“创所”，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无冕之王”，率领到家艰苦创业，是“帅才”。余老师阅读广泛，是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领域的“百科全书”。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唐朱昌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说，先生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先生是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奠基者，居功之伟。先生曾为青年教师解决两地分居和住房问题到处奔波。先生是老革命、地下党，却从不向学校和学院提要求。先生不顾高龄，多次向学校和学院为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发展建言，对世界经济研究所是满满的呵护。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陈建安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说，攻读研究生时，余老师说，不要老认为自己水平差，要对自己有自信，言语间对晚辈是满满的鼓励。先生从不批评学生，而是循循善诱。先生也曾善意提醒晚辈，有些话，“可以想，但不可以讲”。
复旦大学历史系原系主任余子道教授在追忆余老师时说，余老师是复旦历史上具有很高声望的学者，曾在多个重要时期担任复旦大学多个重要岗位的领导人。他是建国后复旦肃反工作的领导人，是建国后复旦的工会领导人，是复旦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人，也是复旦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创立者之一。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党委书记刘季平教授在发言时指出，在和余老师不多的接触当中，最大的感触就是余老师淡泊名利，有了好的成绩，他也是尽量把荣誉让给别人。刘书记印象深刻的是，在复旦国际政治系建系和运行当中，余先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各种场合，包括在复旦国际政治系建系50周年座谈会上，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的贡献。
余老师的弟子汪新芽女士在回忆恩师时提到，在硕士论文开题的那段时间，我见识了余老师的严谨治学态度，整整开题到立论、到论文的大纲，前前后后我改了七八稿，余老师一直不满意，让我有一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但余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他指导我说“你文字功底好，但是写论文是另外一回事，你在化学系的时候你是做实验，记录数据，记录一个事实，但我们学文科的更多重要的是一个逻辑、推理和怎样立论”。这个过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对于我以后对于事物的综合判断，进行深入的研究工作等，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二十五年和余老师的点点滴滴，给我留下了涓涓溪流一样的、但深刻的影响。我也已经人到中年了，我想未来的路还是漫长的，他的谆谆教导还会伴随我一直走下去。
余老师的弟子徐子望在忆及恩师时说，世界经济研究所和世界经济研究是先生一生最挂念的。自己念研究生时，余老师为挽留他在国内继续深造，陪他在相辉堂前面走了两个小时，讲世界经济研究的重要性。后来出国深造回国后，每次碰到余先生，余先生仍然都跟他谈世界经济的变化、国家的发展，鼓励他为国家多做贡献。
余老师的弟子戚克旃在忆及恩师时说，先生对学生既严也宽，一方面从未降低对学生的要求，在学问上督促学生积极钻研，另一方面又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从先生身上得到的人生体会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成绩，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健康。先生的经历对后辈给出了四个人生建议：心态要好；锻炼身体；老有所乐；老有所思。
世经所1987级研究生张后奇在追思会上动情地说，作为学生我们特别敬仰先辈余开祥老师当年创办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时秉持的开放、多元、包容的办所思想。我们是1987-1990年那段特殊时期在复旦学习的，余先生作为一个老革命，更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对党忠诚、对学生负责，指导我们按时完成学业、完成论文和落实工作。余老师当年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创所”，又带领世经所在改革开放年代长足发展。今天国家富强了，更开放了，我们不能忘却余开祥老师一生无悔的事业，更祝复旦大学世经所越办越好！
校友辛强先生在发言时说，余老师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辈，春节期间听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世经所所庆时，我曾见过余老师，当时两位同学一起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唱的时候还放了我们所里的背景，一幕幕显示包括余先生在内的所里前辈艰辛“创所”的情景。这首歌唱哭了在场很多同学，我想这首歌，有一丝伤感，但更多的是温馨。今天参加追思活动，一方面是向余老师表达哀思，另一方面是向他学习，希望能够把我们世经所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余老师的长子余学雷在发言中答谢学校、学院、世经所的领导和老师们对余老师的关心、对家里的慰问，感谢大家出席余老师的追思会。大家在追思会上的发言，更丰富了后辈对父亲的了解。父亲曾对自己有一个评价，就是“乐于平凡”，这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石磊教授在最后发言时说，余先生身上有四种品德特别值得晚辈学习，那就是独立人格、既不唯书也不唯上、大局观和国家意识。
出席追思会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和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老师有郑寅、黄亚钧、孙立坚、强永昌、丁纯、罗秀妹、胡荣花、罗长远、李志远、樊海潮等。
出席追思会的复旦大学国政系老师还有潘玲娣、孙关宏、樊勇明、李元茂、祝启秀、朱桂英、童彭庆、宋元寅等。
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追思会的郑励志教授、甘当善教授、史家定教授、施岳群教授、张润森教授、杨宇光教授等也撰写了追思文章，收录于《余开祥教授追思文集》。
（此文由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罗长远教授根据速记员的纪录整理而成，篇幅所限，作了压缩，未经发言者一一核对。）
来源：经济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