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 三考大学的故事（78管理 庄志毅）

三考大学的故事

78管理庄志毅

1978年．我是这样考上了大学-三考大学的故事。

要说上大学，先要说上小学。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五年级。如果说正规的学习，到此也就打住了。1969年，我参加了军。在上大学前的学校生涯也就结束了。7年时间，我转过4次学校，这可能是常人所不及的。这些学校既有上海、青岛这样的城市学校，也有乡野山村的农村学校。期间生活水平，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反差之大，可能不为多数人所知。

如此的经历，对我最大的好处是有各个阶层的同学，时到今日，朋友中既有贩夫走卒，也有高官鸿儒，皆可谈笑言欢。

小学学习时，益都师范附小的王老师、刘老师、对我帮助最大。有一次，因学习的原因，被刘老师叫去与他同吃同住一周，宿舍是在一个旧的炮楼中。此事说明，一是我当时学习不算好，需要老师严加管教；二是老师确实对学生关心。我们这个老师对犯错的学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叫你去和他同吃住，直至改好为止。我、崔峰等几个同学都有过如此待遇。

文革兴起，作为学生好不高兴，不用上课了。我也随队出去串联，还参加过步行串联，叫做长征。那时，自己觉得是个大人了，能得不行。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只是一个11岁的孩子。

受正规教育太少，使得文化学习有缺憾。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唐诗宋词，只是把毛主席诗词、老三篇背的滚瓜烂熟。每说一句话，大辩论，都把毛的语录、诗词信手拈来。即使后来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也是自诩为：“有知识、没文化”之辈。

初高中正规教育接受的少，考大学就主要靠自学打下底子。因为喜欢看书，当兵时常去书店，又因为学毛选学了不少党史知识，还写大批判稿，算是学了语文和写作，所以侥幸为以后考大学作了准备。

再回到考大学，就考大学我的经历也多了些波折。我考过三次大学。从家庭教育来说，我父母亲对学习很是重视，他们虽然早年参军，但是解放后还是靠自己努力学习，考上了军医大学。我就记得他们对我说的最多的事就是学习、学习。

1973年，我退伍回来准备工作，在等工作时，有了上大学的机会。那时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我已经有了一个退伍军人的身份。其时正是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上来，对工农兵上大学要改造一下，不仅推荐，还要考考文化课。我正好没事，就参加了考试。一是那些考试还是简单，二是我也做了准备，据说我就被华东石油学院录取了，就是现在东营那个中国石油大学。不料，几天后张铁生“交白卷”一闹腾，就把这个结果给推倒重来了。重来就没有我了。就此一别，再考大学就是4年后了。

在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工作了4年多。1977年10月底，我正在比斯开湾备受风浪折磨，忽听见高考改革了的消息。公司给船上发来了电报，船员中要参加高考的可以报名。我马上就报了名。我参加高考并没有经济上的原因，那时我基本工资57.5元/月，出海每日还补助2.5元，每月可有120多元的收入。这水平，那时就是个富翁。因为，一般工人的工资就是34元。我考大学的主要原因是不管考上考不上，我可以回家了，那时我已经两年没休假回家了。

报了名，接下来公司要大家报志愿。那时，什么学校、什么志愿根本搞不懂。和我一起报考的还有两位，小周是机工，报考海运学院的轮机专业，还算靠谱。还有一位大连的电工，他喜欢踢几脚足球，就报了体育学院。现在想想，在船上吃的胖胖的，怎么能考上体育学院？我那时在船上负责接待外国工头之类的，自学了几句英语，那就报了上海外国语学院。

我们公司是在上海，我户口也在上海，所以考试要到上海考试。但是那个航次的目的港是天津。船航行了一个多月，12月多了，船停塘沽锚地。这下不了船，怎么去上海哟？停了一天，海关、边防的联检船终于来了，联检完，我们几个就乘海关的船到了塘沽。

从塘沽到上海，又是一段艰难的历程。塘沽到天津，火车上人多就不说了。好在时间短。到了天津，又去天津西站乘车，那时天津受唐山地震影响，路是破破烂烂、坑坑洼洼，电车几次开着开着就抛锚了。我们紧赶慢赶才赶上了车。车上又是挤得只有立锥之地，我们能上去就算不错了。一路站到泰安，十几个小时，实在顶不住了，就下车在候车室里睡了一阵。觉得缓了缓，再看看时间，我们又抓紧上车，以免误了考试。在车上又站到半夜，到南京了，我们才有了座位。

早上5、6点钟到了公司，公司的人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准考证、文具等，草草吃了点东西，就直奔考场。

现在看来1977年第一次高考的题真是简单。我反正拿了卷子，头也不抬的一通乱答。两天下来也不知结果如何，考完就回家了。终于可以回家了。

那次考的具体分数我一直不知道，不过一定不会太差。在家待了几周，一日接到电报要我去上海复试。这说明初试是可以过关的了。我报的是英语专业，要复试口语。这口语一试，就搞砸了。口语复试是讨论《纪念白求恩》，这白求恩怎么读，我那时真不知道，我就想起电影中外国人说名字那样拿腔拿调的说“白求恩”，主考老师马上纠正道“Bethune”。以后我才回过神儿来，白求恩本来就是英文名Bethune的汉译。这次考大学也就告吹了。

不过，经此一试，反而增强了我考大学的信心。在上次如此窘迫的情况下，我还进入了复试，下一次我一定行。再一次考大学，我的条件很好了。休假在家，全天学习，几乎废寝忘食。

在战略上，因为要考理科，数理化都是自学的，门门都搞好不易。那就报文科，强攻数学。

在战术上，以自学为主，遇到问题再找我的老同学朱海请教（那时他已经是工农兵大学生）。每日和父亲散步就讨论历史。地理我已周游三大洋、四大洲，学起来不太费力。语文政治就看报纸，看复习材料。

考前一个月，我就到了上海熟悉环境。到考试时，基本上就是一切顺利了。这次考得不错，五门课，412分，数学是86、历史、地理都是90多。

如果这次考试有故事的话，故事就在报志愿上。报志愿，我有一位大姐帮忙。这位大姐的丈夫和我在一条船工作，所以她对我很是照顾。大姐69年从上海作为知识青年到了黑龙江农场，后来工农兵上大学上了海运学院，毕业后分到上海我们公司，在教育处工作。就这一番经历，不说是下地狱走一遭，回到天堂，起码也是由人间升到天堂。上海，在她眼里就像天堂一般。大姐在教育处主管高考工作，她力主我报上海的大学。那时，上海考生都不愿意报外地学校，招生办就号召大家报外地学校。我自幼四处游荡对上海、外地没有很深的情节，我就跟她说报北京大学算了。可是这位大姐一定要拯救我，她说：你一定要听我的。于是她就把复旦大学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其他志愿随便排去。我最后的志愿是：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报名志愿，今天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了。

没有去成北京大学，也不知道去了北京大学会不会改变我的命运？不过有一点我敢肯定，在复旦大学的四年，吃的伙食一定比在北京大学要好，可能好很多。我很感激这位大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