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 我与复旦的三个“缘”(78经济 彭文平)

2017-05-27|校友走访

我与复旦的三个“缘”

七八级经济系:彭文平



第一个“缘”: 77年高考未录取让我有幸成为复旦七八级学生


1977年,已经上山下乡3年的我,在苦苦地等待着招工、征兵,但杳无音信。好在这年金秋,喜从天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得到消息,我的家人和我原来的老师无不兴高采烈,他们都认为我这个曾经在工厂子弟中学年年学习成绩第一的“尖子生”,考上大学易如反掌。父母马上写信给我,要我立即回家报考和复习,准备迎接在冬天举行的高考。


然而,我感到问题多多:知识上,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的,学业已经荒废三年多,而新毕业的高中生那么多,我怎么跟他们竞争?复习上,我手头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怎么办?条件上,我以前就读的子弟中学已经关闭,想找个老师辅导都很难。另外,报考需要本人的标准照片,而我从来没有照过什么标准照,当时我正好理了个光头,去照个标准照肯定像个劳改犯。我回到家就问母亲:家里有没有哥哥或弟弟的标准照,反正我们兄弟非常相像,拿去报考应该没问题。被父母数落了一阵。我只好去照了个像劳改犯的标准照,报了考,报的是理工科。至于复习,我当时毫无头绪,母校中学已关闭,别的中学办补习班只收本校的学生,老师也只辅导本校的学生,我只能自己找资料复习。可是我的中学课本早已作为废纸卖得干干净净。我去找过好几个中学同学要或借,但因为本来无人问津的中学课本,一下子洛阳纸贵,非常稀罕和抢手,最后只有一个不准备参加高考的高中同学找到一本高二上学期语文课本给我。


在基本没有复习资料的情况下,我在家自己复习了半个月,再赶到上山下乡的公社考试地点第一次参加高考。考后我心里没有底,然而出我意料之外,我接到了作为候补人员参加体检的通知,体检后,没有被录取。


在参加七七级高考后,我心里有了谱:第一,录取的人并非都是近几年的高中毕业生,说明我们早几年毕业的高中生有竞争力;第二,我这样参加考试都可以作为候补人员参加体检,说明我认真复习后能考上;第三,我考理工科,主要是物理化学丢分太多,看了七七级高考文科的历史地理卷,我认为自己不复习也能考个50-60分。


七七级是1977年冬天考试,七八级是1978年夏天考试,两次招生相隔半年。我想改为考文科,复习几个月,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与参加七七级高考相比,我的复习资料已经是“鸟枪换炮”了:有自己在新华书店碰巧买到的全国各省七七级考试试卷集,有几本别人参加七七级考试后不用了的中学课本,幸运的是找到一本有答案的中学数学习题集。


于是,我将准备改为考文科的想法告诉父母,由于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开始父母不同意我考文科,幸好,我一个在长沙工作的表哥,是湖南大学毕业生,在长沙一所设计院当工程师,他回家时到我家,听了我的分析和想法,支持我改考文科,并说可以托熟人设法让我上长沙的补习班,不行就在他家复习,设计院有各科专家,可以请他们帮助。于是,父母同意了我考文科。


参加七八级考试后,我自我感觉相当好,不久后听说分数到了县教育局,父母马上请我原来的老师去查看,查看后老师心花怒放,原来我考了个本县文科第一名。老师火速赶到我家报喜,说这在古代,你们家就是出了个秀才!


知道了自己的高考分数,我求稳妥,想第一志愿报湖南师范学院,遭到家人、朋友和原来的老师一致反对。经过协商,我大胆地第一志愿报了复旦大学。半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准备第二天去上山下乡地等待录取通知,这个傍晚,母亲工厂办公室的一个收发员兴高采烈地拿着复旦寄给我母亲的挂号信件,一路快跑,送到我家。原来是复旦的录取老师预料到知识青年会在家等待录取通知书,将录取通知书直接寄到了家中。


我非常庆幸,自己在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了候补录取线而没有被录取,因为即使被大专甚至中专学校录取,作为急于脱离农村的知识青年,我都会去上。那我就和复旦大学无“缘”了。


第二个“缘”:影响我毕业分配去向的是感恩复旦的关照


1978年9月底,我怀着对名牌大学和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憧憬,到复旦报到了。然而,在复旦校园的第一晚,“欢迎”我的是的蚊子,我和家人之前听别人说上海没有蚊子,没有带蚊帐。第二天清晨,我向上海的同学讨教,原来是上海市中心确实没有蚊子,但是郊区有。我没有钱买蚊帐,何况还要布票,我在复旦写的首封家信,除了报平安外就是告急:尽快邮寄蚊帐。好在家里收到信后正巧有人出差来上海,送来了蚊帐。


花花世界的上海和赫赫有名的大学,并非口袋空空的外地学子的圣地。上大学时我已经21周岁,自己没有收入还要家里负担,心中愧疚。复旦给本人没有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比较低的学生发生活补贴,但我家的人均收入刚好超过补贴水平。幸好,复旦还有一条规定,上山下乡年满5年的知识青年考生可以享受补贴,我和另一个同学上山下乡均不到5年,都在申请表中填了5年,并非我们有意作假,而是认为上山下乡已经差不多5年,也应该给我们补贴。班主任有意无意地告诉我们,他审查申请表时,知道我们不满5年,仍然照样上报了,上级不知是没有认真审查还是有意关照我们,批准了申请,大学期间一直给我们发了生活补贴,我们心存感激。


在大学苦读4年,终于毕业了。我们班毕业分配的单位绝大多数很好,60多个同学,除了考上研究生的,50多个同学中,41人分配在上海的党政部门、研究单位、大专院校,还有5人分配在北京的单位。但是,有2个石油工业部的单位,一个是湖北潜江的江汉油田,一个是广东湛江的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属于最不好分配的单位,国家又规定大学要支持石油部门,必须分配人去。有个同学是湖北潜江人,湖北江汉油田非他莫属了。为了解决有人愿意同意分配到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这个单位的问题,班主任和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宿舍的系党总支书记,亲自到宿舍找我谈话,动员我同意去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主要理由是全部同学中我家离那里最近。尽管我内心是想分配到大城市,或者分配回湖南,不过我还是比较痛快地表了态:愿意服从分配!


这不是我组织观念有多强、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我想到了:在入学时发补贴的事情上,复旦关照过我,我知恩图报吧。当然,我表态时没有提及此事,既然入学时复旦在发补贴的事情上关照我,是心照不宣的;现在我的感恩,也只能是无言的。


第三个“缘”:决定我职业生涯的是复旦的金字招牌


1982年7月,我惜别同学,较早离开复旦,乘火车先回家乡。在家时,我考虑石油单位都在偏僻之地,立即写信给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人事部,告之我已经被分配到他们单位,8月底前报到,请他们告诉详细地址及交通方式。单位人事部以最快的速度、最诚恳的态度给我回了信,表示非常欢迎我,告诉我指挥部基地就在湛江市郊,“交通方便”,并详细介绍了具体交通方式。


我8月底到单位报到,第一印象就是交通不便。下了火车,乘公共汽车需转一次车;下了公共汽车,要步行大约一公里路才能到渡口过湛江海湾;过海湾要乘人车混杂的轮渡,轮渡大约一个小时一班,赶上还好,没有赶上就眼睁睁望着轮渡开走,等下一班吧。过了海湾,到指挥部办公楼还有2公里,单位交通车上下班时间才有,自己走吧!这使我这个在上海生活了4年的人,感到回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年代。我感慨万千:高中毕业后我上山下乡,锣鼓喧天送上汽车,公社领导亲自指挥迎接和安排,大队领导亲自带领我们回大队并亲自安排我们的衣食住行;名牌大学毕业后我又到了一个地处农村的单位工作,无依无靠,心中的凉意,油然而生。


我提着行李一路走一路思考,怎么被分配到这样的单位?当然,复旦分配我到这个单位有自己感恩的因素,作为男子汉我必须对复旦无怨无悔,自己应该适应这个单位,实在适应不了再想办法调回湖南或其他地方。


报到后,我问同事,在这个单位工作好不好调出?回答是进了石油部门就永远别想调走了;我抱怨单位交通不便,同事说在石油系统这已经是交通很方便了。


当时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已经是一个有上万职工、20几个基层单位的正厅级大企业,当年国家分配了400多个大专院校毕业生到指挥部,以至于招待所人满为患,等待安排的人要住到5公里外的坡头镇的破烂旅馆。我被安排到指挥部干部学校,人事部叫我自己去干部学校报到,我以为干部学校应该是学校的样子,走到后才知道:干部学校办公在一个单身楼的4楼,教室是竹子作墙茅草作顶的“茅草棚”。


一年后,我们干部学校更名为党校,与广东省委党校合作,开办由经济管理专业中专班。按照规定,办中专班必须有相应的教师队伍,党校的老师明显不够,调进了几个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但是,调进的老师主要是教文史类的,讲经济类的课还是只有我一个老师,中专班开办起来了,我讲授政治经济学、企业管理、市场学、科学社会主义4门课,每星期的课多达20多节。


然而,过了一年,党校却调走了两个老师:一个是原来费了好大力气才调进的、有中级职称的中文老师,调入后他讲课水平倒可以,就是为他老婆的工作岗位、住房、奖金待遇等问题和领导吵闹,不解决就不讲课;另外一个是和我同时来的哲学专业毕业生,他认为自己工作能力强,对提拔别人当副校长很不服气,常常与领导对着干。党校领导没有办法,只好放他们走。


原来我听信进了石油部门就永远别想调走,事实上党校在教师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放别人走了,我自然有调走的想法。当时我才结婚,爱人在家乡工作,我名正言顺以照顾夫妻关系的理由申请调离。我和爱人与湖南的有关单位联系,有几个单位同意我调入,其中湖南省委党校经济系让我去试讲过一堂课,试讲后当场答应调入,要我尽快办理调动手续;并告诉我,他们系有个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系进修一年的指标,如果我及时调入,可以派我到复旦进修,进修回到湖南省委党校就主讲世界经济学,同时可以攻读研究生,可以出教材。我要求调去湖南省委党校,可是我的人事档案在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单位不同意我调出,卡住我的人事档案,我调不走。我找党校领导、人事部领导,据理力争,但党校和人事部领导相互踢皮球。最后,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告诉我,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兼党校校长发话了:“不能放走彭老师这个名牌大学毕业的老师走,必须留住复旦大学毕业生这块金字招牌,哪怕是彭老师赖着不讲课都不能放”。


指挥部领导为了留住我,专门给了我一个调入配偶的指标,说这是给名牌大学毕业生、单位骨干的特殊照顾。当时指挥部公开的明文规定是结婚20年以上才能排队解决夫妻分居问题,而我这个进单位才两年多、结婚才一年多的老师就有了调入配偶的指标,年底,我爱人就调来了,我打消了调走的念头,兢兢业业做党校的骨干教师。后来党校撤消了,我一直在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后更名为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公司)基层单位和机关工作。回顾半生,是复旦毕业生这块金字招牌,决定了我的职业生涯。





恢复高考四十年复旦校友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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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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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十年,我都干了些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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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外这些年

我不能忘记的老师/同学

我在篮球队/排球队的那些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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