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清晨，在苏州接到母校邵仁厚老师电话，告知季大姐去世了，问我能否去参加告别仪式。这让我愕然并万分愧疚——我这重庆校友会会长当的！
随即致电季大姐外孙女徐瑶博士（也是校友），方知季大姐生前有嘱：不扰旁人。
于是，一众在渝的复旦校友，就都做了旁人……
可是，季大姐在我心中，从来都不是旁人啊！
手边没有季大姐的单人照。图片是从2005年6月5日复旦百年校庆重庆分会场的合影中截取的。左起：曹越华学长、季丽丽学长、王松美学长。
季大姐是复旦校友对季丽丽学长的尊称。若百度，除了她2005年获得复旦大学杰出校友奖的报道，没有更多信息。
生活里的季大姐是默然平凡的，一如邻家大姐。
季大姐1949年毕业于复旦社会学系，印象中她是随西南服务团来到重庆的。我1985年从毕业分配来重庆时，重庆复旦校友会刚成立（前身是由李应铨、季丽丽夫妻等校友发起的“复旦大学校史研究会”，人员主要由川渝两地老校友组成），她也刚从重庆仪表局退休，是重庆复旦校友会的秘书长。虽然人称大姐，她却是众多老学长中的年轻人——当时校友会里恢复高考后的新生代屈指可数。
复旦学子人才济济，母校为何要将杰出校友奖颁发给平凡的季大姐呢？
2005年9月20日上午，在复旦大学第九届世界校友联谊会上，校长王生洪将一张特殊的证书“2004年度校长奖——杰出校友奖”，颁给年近八旬的老校友季丽丽。
这个平凡的复旦校友，为母校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情：由于她的努力，几度险些“消失”的复旦重庆北碚校区得以保存、保护，成为重庆市级文物单位；由于她的贡献，复旦百年历史没有“断层”。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后，复旦大学自上海西迁，辗转五千里，于1938年2月择址于重庆北碚东阳镇夏坝，设有五院二十二系及两个专修科，师生2400余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大旗，积极开展各项救亡运动，使复旦成为大后方坚强的民主堡垒。在北碚时期，复旦大学还正式由一所私立大学转为国立大学。1946年复旦大学迁回上海。
1938年至1945年北碚的复旦校史，在复旦百年中占据重要地位。
1949年后，北碚校区一直是重庆当地的一家蚕种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缺乏经费，原来校园内“登辉堂”、“图书馆”等建筑破旧，几乎倒塌。当时季丽丽的丈夫李应铨校友在市农业局任领导。夫妻俩共同努力，为老校区筹集了资金，修复保留了那批记载历史的老建筑。
1997年，重庆设直辖市，因行政隶属关系出现变化，蚕种场的上级主管部门打算收回北碚土地，要求所属的文物保护单位迁移。老校区再度面临“消失”。季丽丽又联合校友多方奔走，在重庆市、北碚区两级政府的共同支持下，复旦北碚校区遗址才得以保存下来。
复旦大学旧址现有保存完整的两部份：
一是登辉堂，为复旦大学西迁后新建的第一幢小礼堂，以老校长李登辉之名命名，是当时复旦标志性建筑。
二是孙寒冰墓，位于登辉堂右后侧，孙教授时任复旦大学教务长、法学院院长，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就投身入爱国运动，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1940年5月27日，在日机轰炸北碚时，寒冰教授也不幸遇难，时年37岁。
1987年4月建立“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址”纪念碑，由周谷城题书碑名，背面碑文为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手书。
1987年12月11日，北碚区人民政府将寒冰教授墓从夏坝后山，迁至登辉堂右后侧，新建墓园，由周谷城题书碑文，铭刻了《孙寒冰教授墓志》和《迁墓记》。
我与季大姐相识，是在1985年秋重庆校友会的聚会上。她向我一一介绍在渝的老学长：全家十口九个复旦人的齐锡珍大姐、远征军幸存翻译官曹越华、倾力为蒙冤校友平反昭雪的法院王旭院长、热心社会办学的余洁茀大姐、老新闻人游仲文……
那时的重庆校友会正致力梳理抗战时期的校史资料，没有经费也没有活动场地，借了市41中学（重庆复旦中学）一件狭小的办公室，与“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合署办公。因为近便，刚到重庆举目无亲的我就常去帮忙，听他们讲种种掌故，感受他们非比寻常的母校情怀。
1995年5月，第四届复旦大学校友世界联谊会在重庆召开，我被增补为重庆校友会副秘书长参与服务工作。两年后，经前任会长赖炳福建议并由季丽丽大姐、王松美大姐推举，我接任了重庆校友会会长工作。而季大姐，则一直担任秘书长到新千年后（众所周知，秘书长从来都是社团组织的灵魂人物）。
从季大姐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她的善良、她的敬业、她的谦逊、她的无私，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与季大姐的最后一面，是2005年在上海参加百年校庆期间；与季大姐的最后一次通话，也已有好几年。她说“我外孙女也从复旦毕业了，让她多参加校友会活动，为大家做点事吧”。
北碚复旦大学旧址纪念馆内，镌刻着于佑任当年书写的校训。
没能送别季大姐，是我的一大憾事。
好在，校友门的心中，都有一座叫做“复旦精神”的丰碑。我已将季大姐的名字深深的刻在了上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