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忆高考 思复旦(78管理 胡德伟)

2017-06-07|校友走访

忆高考  思复旦

78级管理  胡德伟

 

四十年前的一天,在浙江永康县城中央决定恢复高考的街头喇叭声中,县政府大门口旁边的高墙上贴出了一份醒目的浙江省大专院校招生简章忽如一夜春风来,搅动了沉寂十年的众多学子的心。19771122日,我和众多的考生一起,跨进了久违的考场。十年积下来的考生实在太多了,浙江省县市招生部门不得不先用语文、数学两门基础考试来进行初选。过了一个星期,获悉我的初考成绩是语文93,数学83,语文为全县最高分。1215日、16日,我正式参加了全省统一的1977级高校招生文化考试。

 

满怀希望榜上无名  勉强再战喜进复旦

对初考的成绩我不感到意外,一是自认为当年的学习基础还可以,我是67届高中毕业生,当年小学升初中和初中考高中的成绩分别是本县和金华地区第一名,初中时还曾同时获得过县城中学数学竞赛和作文比赛第一名;二是尽管文革荒废学业十年,但是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之余,我还会偶尔看点闲书,这对原来理科基础较好的我改考文科应该是有利条件。然而,19783月份高校录取名单公布,榜上无名;4月份扩招名单公布,还是榜上无名。那一年的考试成绩没有向考生公开,于是自己想想落选的原因只有一个,总是自己没有发挥好吧。但过了若干年之后,有局内人透露,当时录取对政审还是相当讲究的,特别是那些的流毒未肃清的地区。而我恰恰有一个海外关系(我大姐在1947年由邻居带往上海申新纱厂做童工,1948年该厂分设香港九龙,随厂去港),似乎是要一票否决的。事情是否如此,至今不得而知。但后来想想,就算发挥不够理想,考试成绩低于扩招分数线似乎不太可能。

不管怎样,当时自己受到了很大打击,以至于不久之后传来全国即将进行第二次(1978级)高考的消息,我情绪消沉无动于衷。后来还是在了解内情的亲朋好友再三鼓动之下,勉强上阵再试一次。当时我在公社做报道工作,在大约一个月迎考时间里只能利用工作之余晚上时间临阵磨枪,1978720日至22日,我再次踏入高考考场。这次的考分是向考生公布的,查手头保存的金华地区永康县1978年高校考生情况卡,我的总分是424.3分,分别是:政治82、语文86.5、数学88.8、历史85.5、地理81.5。据县招办的同志说是文科第一名。那时也没有什么高考状元的概念,后来进复旦后有邻县与我同年录取新闻系的高中同学,说他高考成绩410几分,县里说他是地区第一名。

第一志愿填复旦,是县招办的同志鼓动填的,其时全党全国都在拔乱反正,家庭出身、海外关系不再成为影响录取的因素。具体到专业,他们给我参谋报新闻系,我因为当时搞报道工作,深感做这一行时间上太,再说当时全党全国工作都在向以经济工作为中心转移,决定还是报经济系。结果录取到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那时录取名单县里要用大红纸抄写张贴在地处闹市区的县政府门口,永康这一年被复旦大学录取的连我在内共有7人,一时之间传为美谈。但我内心却喜中有忧:妻子孩子都在农村,双方都没有老人照顾,到复旦读本科固然好,但要比读大专迟一年参加工作,意味着生活重担要多压在妻子身上一年。

 

意外的消息:去还是留?

1978106日,3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新生高高兴兴跨进复旦大学大门,到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报到。可是还没有等他们享受到这所高等学府的新鲜感,一个意外的消息把大家一下子从热火扔到冰水之中:因为要恢复上海财经学院,要把复旦大学工业经济教研组的教师连同今年新招收的工业经济专业学生成建制地转到上海财经学院去(后来弄清:工经教研组是文革时原上海财经学院撤并到复旦大学的,把我们这批学生拉过去,是他们与上面讨价还价的结果)。

如果做点务实思考,这样的转校对想将专业学得扎实一些或希望留在上海工作,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可是当年这些佼佼学子奔着名牌大学而来,如今要到上海财经学院这样的非重点大学去,说什么也难以接受。

于是,刚刚相识甚至还没有相识的同学,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开始了一系列行动:

108日上午、下午、晚上,有关同学一起讨论、修改,由我起草了一封长达三页的信,手工复写后分别送(寄)国务院招生办公室、教育部、复旦校党委、上海市委文教组,题目为《这样做符合党中央的招生政策吗?》。信中对学校的做法大家表示强烈的不满,并坚决要求有关领导尽快改变这个决定,在具体陈述了三条有力的理由后,最后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坚决执行党中央和国务院今年的招生政策,留在复旦大学学习;如果工业经济专业非要转到财经学院不可,那么我们宁愿改系改专业。来自16个省市的29位同学在信上签了名,2位上海同学没有签名。

109日上午,经济系党总支副书记(女,名字已记不清)、系副主任兼工经教研组组长严学丰老师、班指导员焦碧芳老师、班主任顾国祥老师来了解工经专业新生情况,并解释转校是录取工作完成后才决定的。

1010日上午,全班同学去复旦校部小楼,并派夏嘉华、管国华、娄超三位同学代表大家上楼向夏征农书记面交签名信。

学校和系里开始重视转校问题,希望进一步听取同学们对解决问题的意见。

1017日上午有关同学在一起商量后,由我执笔又起草了一份致校党委的信《我们的意见》,晚上召集各小组代表通过后,以复旦大学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全体同学的名义署名,由二位同学代表全班在18日交校党委。此信对工业经济专业去留提出四个建议方案:

方案一,是全体同学一致同意的基本方案,就是:要求学校千方百计在复旦保留工业经济专业。

方案二,把工业经济专业改为世界经济专业。

方案三,根据同学意愿转入复旦其他系有关专业。

方案四,由本人提出申请,本校和对方院校同意,转入外地重点大学学习。

最后,希望(学校)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让同学先了解校领导(拟采取)的意见

同学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大约在197810月底,工经专业去还是留的问号尘埃落定:工业经济教研组的教师调回刚恢复办学的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的学生留复旦经济系继续将专业办下去。

取得这样的结果,是同学们的强烈反应在哪一级起了作用,还是校党委、上海市或教育部哪一家做出的决策,当时在高兴之余也未去深究。现在想回去,我们这一届学生有幸赶上当时全国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好年代,有幸遇到象夏征农书记这样民主开明的校领导,应是复旦大学工经专业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

意想不到的是,78级工经专业的保卫战,尽管无心插柳,事实上起了催生学校有关方面正在酝酿和孕育的管理科学系的作用。197912日,复旦举行管理科学报告会,主讲人是复旦大学管理学科创始人、后为管理科学系系主任和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的郑绍濂。郑在报告会上首次透露:校党委已于(1978年)1230日决定复旦设立管理科学系,以经济系78级工经专业(31人)和计算机系77级科学管理专业(12人)为基础,争取今年招生。

 

从经济到管理

    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何时正式成立及是否举行过成立仪式,我等学生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是197913日校长室发文成立管理科学系筹备小组,由郑绍濂、史景星(时任经济系副主任、工经专业负责人)、章伯虎组成。112日上午史老师将我们工经专业的同学召集到经济系资料室,向大家宣布了新系(管理系)建立有关事项。74日,在暑假放假前最后一天下午,管理系领导郑、史、章、夏零(系总支副书记)和工经专业全体同学见面,宣布了下一学期(即二年级)由经济系转到管理系的决定。

此前我们早已风闻,经济系78级政经专业有19位同学报名要求转入管理系,那天,系领导证实,政经专业经批准转入管理系工业经济专业的有8人,其中787人,77级自愿留一级转入1人。这样管理系78级工经专业从二年级起共有39名同学,分别来自全国17个省市,年龄最大的同学出生于1947年,最小的同学出生于1960年,进校时平均年龄为23.9岁。

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是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管理人才的需求,经教育部批准,以经济系、数学系、计算机科学系等部分教研室为师资,以计算机科学系1977级科学管理专业、经济系1978级工业经济专业学生为基础建立的。这个当时全校最小的系,却有多项复旦之:它是复旦有史以来第一个横跨文理的系科,是高考录取平均分数分别居全校文理科专业之首的系科,是全国最早恢复高校招生的管理系科,大约也是复旦全校女生最少(只有2名)的系科。而作为该系主体的78级工业经济(当时曾改称为经济管理)专业,则恐怕是复旦大学与兄弟单位发生教学关系最多的专业。到二年级为止,至少已有11个外系和兄弟院校的教师为该专业授课,它们是:政经系、世经系、历史系、哲学系、外语系、数学系、化学系、物理系、计算机系、上海纺织工业局、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后来还有上海财经学院和国家专利局上海分局等);为该专业做过讲座的有:上海市计委、市委党校、上海社科院、中国人民银行、市统计局、市环境保护局、上海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市建委等部门单位。

如果说我们拿着管理系的阅览证在校图书馆文科阅览室和理科阅览室畅通无阻,吸引了那些(纯)文科生和理科生羡慕的目光;那么,管理系刚成立那几年,在参加学校以系为单位的活动时往往就亏了,特别是校运动会,走入场式那么稀松的一拨队伍,简直惨不忍睹。好在几年之后,管理系很快成长壮大,1985年又率先以管理系为班底组建了复旦第一个学院——管理学院。到2005年我们回校庆祝管院成立20周年,它已成为复旦大学最大和实力最强的学院,拥有两座独立的办公大楼,设有8个系、17个跨学科研究中心(所)、3个实验室、1个高级经理培训部和1个管理咨询公司。想想当年我们在校时蜗居在计算机大楼一、二层的管理系办公室,不禁感慨万千。

管理科学系成立引起校内外不少人士关注。但开始时许多人往往将管理科学系说成科学管理系,为此,我在设在校园南京路的系黑板报上写了一篇《小议管理科学科学管理》,有为管理系正名之意。早在工经专业还在经济系时,系里办有一个刊物《经济学争鸣》,鼓励同学大胆发表争鸣文章,面向全国有经济系和经济刊物的高校、社科院有关研究所、知名经济学家、经济报刊、本校领导和校内各系发行。主编是78级政经专业研究生梁伟坚,编委有77级政经专业本科生史正富等,本人也忝列其中。梁伟坚来自香港,在当时思想自然比我们更开放,他那里常有一些港澳出版的刊物,如《争鸣》一类,寄到后我们争相借来一睹为快。史正富是从部队考到复旦来的,在校园常着军装,颇为醒目,难以想像几十年后的他竟然成为名列胡润百富榜中的富豪学者,据说现在是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同时为某投资集团董事长。1979年下半年开学后,由于学校新成立了管理科学系和世界经济系,《经济学争鸣》从1979年第3期起改由政经、世经、管理三个系合办。该期发了我的一篇管理系郑绍濂主任访问记:《崭新的学科——管理科学系》,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坐下之后,话题很快转到为什么要办这样一个系上来。郑老师简单介绍了当前经济战线上特别是经济管理上的状况后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些具备一定经济学理论的管理干部,并不懂得经济管理的办法,更不用说掌握数学、计算机等现代化的管理技术了;而在这些方面比较精通的人呢,却往往不具备经济方面的知识。经济建设突飞猛进,需要一大批既有管理思想(不光是经济学的思想,还要有控制论的思想),又掌握现代管理技术的经济管理干部,形势发展很快哪……’他接着告诉我们,最早提出这个设想的,还是现在的(上海)市计委主任、当时市委文教方面的负责人陈锦华同志,他在77年中央提出经济管理的问题后,就指示我们对这方面做一些调查研究,后来马洪同志(注:时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知道后也很支持。‘我们是边筹备边工作’,郑老师说,‘在马洪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在宝钢办过一个科长以上干部参加的现代化企业管理讲座,同时,系里一些教师还参加了企业改革调查、市计委经济管理方面的一些工作。现在,系内成立了经济管理、会计统计、技术经济、数量经济、管理信息等教学组,还参加了上海市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协会、企业管理协会和中国数量经济研究会。”

“郑绍濂老师拿出了一份教学计划讨论稿,他让我们看了稿子,解释说:你们现在的专业和财经学院、工科院校及综合性大学部门经济专业都有所不同。”

关于“培养方向”,“郑绍濂老师回答:你们出去后主要是到综合经济部门搞管理工作,此外,也可以到管理科学研究部门及从事高等学校经济管理教学。”

对于我们问到的一个问题:“郑老师,我们这个系究竟算文科还是理科?”郑老师的回答是:“比方说一个人,他父亲姓李,母亲姓张,你说他一定要姓什么?!”大笑之余,我们深深感受到郑主任希望我们努力把文理各科知识有机地融合起来的殷切苦心。

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宣传管理系,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浅议我校政经、世经、管理三系的结合与交叉》,原拟放《经济学争鸣》第5期发,后因刊物第4期出刊后于1980618日停刊,未刊登。刊物停刊的原因,是因为梁伟坚拟离校回港,抑或还有其他什么情况,因时间久远已记不清楚。

 

情系复旦管理系

复旦管理系是当年复旦在全国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走在高校现代化前列的产物,是在该系学习和深造的同学的骄傲。然而她毕竟是一个新建的、与众不同的系,无论是外界对她的了解,还是她自己的成长,包括系科定位、课程设计、教材选用和编写、与系外校外相关部门的合作乃至作为管理科学这一需要文理紧密合作融合的实施,都有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过程。好在管理系最早的两个专业7778级学生学习勤奋,特别是工经专业的同学思想活跃,被号称为最会提意见的班级,崭新的管理系在系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呵护下开拓前进。

本人似乎也属会提意见一族。不说平时寝室的卧谈会、也不说同学之间或偶遇教师或系领导时的口头交谈,自己正经八百以书面文字向系校领导上书手头有稿可查的就至少有三次,分别是:《对工业经济专业教学的若干意见和建议》(199733日);《就管理系成立半年多给系领导的信》(1980122日);《三年来的回顾和对本系的展望》(1981729日)。相对于79年、80年这两次,81年的回顾与展望意见更全面完整一些,这里多说几句。

三年来的回顾说到78级工经专业进校以后经历的几次转折,致使系里在教学安排上存在一些问题:课程安排不够紧凑;部分教材比较单薄、内容陈旧;文科方面的课程考试不能以长篇大论为评分标准,应有利于培养简明扼要的文字素养和朴实明快的工作作风;理科方面的教学应适合经济管理专业需要,深浅适度。

关于文理定位,三年来同学们对教学上的意见牵涉到管理系的归属(文科或理科)和专业定位问题。当时系里已有四个专业,实际上包括了文(经济管理)、理(科学管理)两类,学校一度笼统将管理系一刀切归属理科,建议还是确定为文理跨类为好。以此为定位,根据本系培养目标,结合自己学习体会,对管理系文、理专业共同的基础课和不同的专业课设置提出了具体建议。

对本系的展望提了四个方面:管理系成立至今已初具规模,需要一个相对稳定时期,要抓好文、理专业同时招生,充实提高教师队伍,改善自身管理。借鉴这几年的教学实践,编写几种有复旦管理专业特色的基础教材,以利促进教学和提高在全国同类专业中的地位。加强与外系外单位的交流,包括形成与校内政经、世经、数学、计算机等系科的紧密合作,邀请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和经济界管理界知名人士来校报告、座谈,加强与校外在报刊图书教材、资料信息等方面的交流,等。改善系资料室的工作。

上书意见当年作为大学生可说百无禁忌,对改进专业教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现在想想,有些地方可能触及了系里在办系方针上的数理派务实派之争,因而尽管有的意见校系领导或教师感到有道理,真正要落实却不容易,文理融合一下子难以实现,反倒由于两派的主张都有道理而导致文理教学各自得到加强,学生的学习任务加重。另外有一件对当时毕业后同学的工作安排、特别是进入单位后选拔使用有影响的事是,管理系对学生党员发展工作与经济系相比似乎不够重视(其中是否有对工业经济专业这批学生太会提意见的影响?),对此,同学们毕业离校后有系领导(给有关同学写信)自责:系总支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有缺点,在今年(注:指1982年)年初我就在总支会议上提出,要积极帮助毕业班中够条件入党的同志解决组织问题。这既是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也是从政治上对同志的关心。但孤掌难鸣,我的意见并未引起总支其他同志的重视与支持。当然,我绝不是表白自己,推卸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未尽到应尽的责任。同样,让务实派的老师和系领导感到抱憾和不满的,是对于亟需充实经济管理专业师资的管理系,78级工业经济(经济管理)毕业同学留校当教师的数量太少了(仅3名)。毕业两年多后一次我在管院成立前夕回母校,碰到有关系领导、班主任和几位老师,谈及此事都深有感触。回来后忍不住又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为了办好管理系,充分发挥其文理结合的优势,进而办好未来的复旦管理学院,本人不揣冒昧提出几点建议。其中第一条是校领导争取市里支持,从分配到外地或外单位、本人愿意回校任教的82届工经专业毕业生中调一部分回系,充实经济管理师资。并一厢情愿推荐了管国华、娄超、倪峻、夏嘉华、徐明稚等自认为合适的人选。

复旦校园四年生活对工经班的同学是难以忘怀的。毕业前夕最后一个学期,我和娄超、庄西山等几位同学筹划制作一本毕业纪念册,让班里每位同学互相留下美好的记录和祝愿。于是商定由我起草前言、校··专业简介、编写系领导和主要任课教师及特聘教师名单,由庄西山负责纪念册设计、所有文字汇总和联系印制。任课教师的职称是我和娄超到有关各系逐个核对,最后送系里审查定稿,前言初稿拟好后由班长管国华最后润色改定。各项文字和内页设计准备完毕已是19826月份,611日我与庄西山去校印刷厂联系印刷,621日去印刷厂装订,71日将纪念册切好发给同学。

这本《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毕业纪念册(1978—1982)》的前言,有同学至今还念念不忘:

“这是历史。她记载着一个奋斗的集体,如何从四面聚合,又怎样向天下撒播;从步入学海,告别昔日坎坷,到踏上征程,负起时代重责;弹指四载,却重辟人生长河!

这是硕果。她蕴含了求知的艰辛,事业的开拓,灵魂的洗礼,人生的探索。打开她,奉献在你眼前的,是同窗的勉励,校友的祝贺,师长的期望,复旦的嘱托。

这是泉源。她将三十九颗诚挚的心汇合,青春,力量,友谊,欢乐,一切都可以由此上溯。带上她,不分天南海北,不管岁月流逝,永远伴随你进取,拼搏。”

 

2017.6.6



恢复高考四十年复旦校友征稿

尊敬的复旦77/78级校友:

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928日我们将在美丽的复旦园欢迎您重归母校。为了更好地回顾历史,我们现在诚邀您参与我们的“恢复高考四十周年” 征文活动。您可以从以下题目中选择,也可以自拟主题,所有来稿我们会发布在复旦大学校友网“校友来稿”栏目。

投稿邮箱:fdxyh@fudan.edu.cn

1,您可以从如下主题中选择您感兴趣的(可多选)或者自拟主题:

1977年的复旦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英语系/中文系/生物系/医学院/计算机/经济系/外文系/微电子/药学院/新闻系/哲学系/管理系/核科学系…..都在学些啥?

为什么复旦人喜欢去黄山浪?

高考改变命运

在复旦最难忘的几件事

复旦对我的一生影响

这四十年,我都干了些啥

中国腾飞的见证者

我在国外这些年

我不能忘记的老师/同学

我在篮球队/排球队的那些日子

…….

2,您也可以把自己原来创作过的/老师同学创作的和复旦有关的回忆文章(诗歌)发送给我们。

3,所有投稿者将获赠复旦精美校园礼包一份。


恢复高考四十年校友来稿汇总:


http://www.fudan.org.cn/site/fddxxyw/xyh/item/?id=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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