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级哲学学院博士孙巨传：追寻智慧之光，践行圣贤之道
文章来源：2024年复旦大学校友走访活动
走访人：2023级数字医学研究中心博士孙泽轩
孙巨传：复旦大学哲学学院1998级博士。2001年7月复旦毕业后，进入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政府工作。2004年8月开始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浦区政府、连云港市政府研究室、连云港市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连云港分院）工作。曾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
Q1: 您是哪一年进入复旦就读的？选择的哲学学院原因？
我是1998年进复旦的，学的是外国哲学，师从刘放桐先生。我大学本科时读的是工科，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金属材料系（现在是材料学院）。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的哲学家和流派被陆陆续续介绍进来，我零零碎碎地读了一些，大多是一头雾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马鞍山市一家企业工作。工作之余阅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包括刘放桐先生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和复旦大学全增嘏先生主编的《西方哲学史》。1992年9月赴上海交通大学就读“马克思主义原理”专业。有一门课是“现代西方哲学”，主讲老师是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王平博士。现代西方哲学对我而言有着某种神秘的吸引力，犹如另一种话语体系，比如初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如堕五里雾中。至今还记得王老师给我们讲的第一课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主要思想。从王老师的课堂中，我受益匪浅，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有了较大的提升。恰好在此时我读到一本叫《寻找家园》的书，作者尚志英，和王平老师一样也是刘放桐先生的学生。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这本书我前前后后读了很多遍。1994年7月从上海交大毕业后，到南京农业大学工作。当时最大的愿望还是想读个博士。
复旦大学哲学学科全面，中西马哲都有。刘放桐先生编著的《现代西方哲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教科书。这部书启迪了二十世纪80年代、90年代甚至二十一世纪初无数学子的哲学之思。可以说现在的哲学学者和哲学爱好者基本都受益于这部教科书。1997年底，我联系王平老师，汇报想法，希望报考刘放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王老师非常支持，并与上学时班主任刘峰先生一起给我写了推荐信。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98年春天参加考试。幸运的是，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被录取为刘放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
Q2: 您在复旦大学的收获是什么？
入复旦之前，读过几位老师的书。读其书，想见其人。以前想象之中的老师，现在能够坐在课堂里听他们讲课，那种感觉有点超越时空和不真实的意味。还有就是能够与各位同学交流想法，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复旦南区还有一点很有意思，那就是把不同专业学生分散混住，要么一个宿舍，要么左右隔壁就是其他专业的，这样大家都有机会接触到本专业之外的信息。食堂有大圆桌，吃饭时往往就是相互探讨交流的重要时刻，互相启发。那些看上去随性抒发、三言两语的话，往往非常有启发性。复旦三年，不仅哲学专业素养方面获得了极大提升，对其他专业如经济学、管理学也了解到一些。博士论文是关于康德与海德格尔的，之所以写这个选题，就是在读书与交流中，意识到康德的第三批判即《判断力批判》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有着某种深层结构上的相似性。我觉得读康德哲学应该先从这个第三批判开始，而不是通常从第一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读起。
Q3: 您职场上的求职规划是怎样的？过去这些年的职场经验对您的成长有何影响？
谈不上有“规划”。本科毕业后去安徽省马鞍山市工作。1994年7月从交通大学毕业后去了南京农业大学工作。2001年7月从复旦毕业半年后去了山东省济宁市市中区政府工作。2004年8月起到江苏省连云港市工作，先是在新浦区政府，后到连云港市政府研究室，2015年底来现在的单位连云港市社科院（省社科院连云港分院）工作。如果说有什么体会，那就是视野宽了一些，心态平和了一些，因为接触的人和事多了。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虚心以待，总能从他人那里学习到新的东西，“曾益其所不能”。这么多年虽然单位变换了不少，但是有一点一直是坚持的，或者说是习惯使然的，那就是读书与思考。从本科毕业工作后就是一门心思学习思考哲学问题，到山东工作后逐渐有了拓展，涉及经济、公共管理乃至历史等方面。
Q4: 您能分享一些您对于理论如何指导社会管理的看法吗？
2001年后离开高校到地方政府或机关工作，因此主要思考和关注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关注和研究地方发展成了新的重点。这自然就要学习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萨缪尔森、曼昆、罗宾斯等的书是新世纪初我们这些门外汉的热门读物。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有些地方发展得很好，而有些地方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这方面的思考，我认为杨小凯先生的一本书对我影响很大。这本书叫《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这本书从分工合作和交易费用视角解释了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企业生成、经济集聚、城市发展等给予有说服力的推演。
推动经济发展，需要正确的理论，其他社会领域建设，也需要理论指导。不管是否意识到，思想总是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我们的行动。思想理论会加快或延误发展，只有正确的或可行的思想理论才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如凯恩斯所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Q5: 您认为未来哲学社会科学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
相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取得的快速进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却相对滞后，这是现实。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滞后，主要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和水平有关。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产生于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纪，正是在这一个时期，西方发生政治革命、工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从社会意义上看，工业革命是社会分工深化现象，由于水平分工的拓展和垂直分工的深化，导致了人的社会合作与分化的剧烈运动，导致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急剧上升。一方面人在社会中的生存越来越高度关联，依赖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分化分层疏远越来越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快速发展，二十世纪所有重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其起源和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城乡二元并列，社会分层较小，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没有展开，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并不是很高，人们关心的更多是现实的物质、生存问题。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得以较快发展，社会矛盾和问题开始凸显，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和对待。因此，相对西方等发展国家，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起步较晚，总体水平不高是有着生产力水平上的制约性原因的。
未来我国社会科学发展需要应对西方社会科学话语挑战，同时要创新社科思维范式，培养大批社科人才。
甲午战败后，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严峻危局，为拯救积贫积弱而又内忧外患的中国，先贤们开始探求救国的“真理”，希望找到可以使得中国再次崛起振兴的“希望之光”。一时间，先进的中国人，无不服膺西方的制度与文化，以为是后发国家的唯一指南。一时间，每当遇到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表意见的时候，西方的理论、话语和模式就成了样板，成了一种教条，学术上“西方中心论”思维较为严重。他们抽象地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一样，可以照抄已有的现成的结论，而没有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没有看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前提性。今天被看作“普世真理”并被推销到全世界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社会自身问题而产生和演变的，有着独特的前提性和关切的现实性。在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中，仍然存在着研究路径的固化、僵化、泛化，存在着自我缺失和创新乏力，因此，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从问题着手，摆脱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设定的固有思维定势，实施理论和学科内涵创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曾经存在一定的“风险”。一次次运动和教训让很多才俊选择了相对“安全”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目前哲学社科领域人才数量相对不足，年轻人才偏少，青黄不接，一些学科可能要出现“断层”问题。
约翰·达尔文在《帖木儿之后》一书中通过分析1400年至今的世界历史，发现那些在古典和后古典时代建立起来的文明国家，即使在被征服之后，还是一定要崛起的，因为他们有着自己曾经辉煌的文明记忆和文明延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方案可以照抄。社会实践的历史性和具体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性和具体性，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具体实践，需要对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给予回答。加快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增强实践指导能力和国际话语权，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树立人民中心的理念，主动回应时代呼声，汲取人类思想精华，探索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路径，才能开创一条繁荣之路。
Q6: 对学弟学妹们，您有什么建议？
珍惜时光。复旦学科齐全，名师荟萃，应珍惜在复旦学习这一段宝贵时光。各种讲座报告可以听听，扩大视野，增长见识。
善于合作。现代分工社会，单枪匹马很难成就大业。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事业发展的高度。
迎难而上。困难和问题的来临，就意味着一次提升或重塑自己的机会。“笋因落箨方成竹，鱼为奔波始化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