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难忘1977（77药学 曾湘平）

难忘1977

77药学 曾湘平

１９７７年夏秋之交，从小道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已是下乡四年的老知青了。我对此将信将疑，喜忧参半。记得１９７２年，由于邓小平复出，风传要恢复高考，允许应届毕业生直接考大学，曾经令我们欣喜若狂。结果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一切终成水月镜花。

然而，这一次无论是真是假，对于象我这种因家庭出身困扰，为前途担忧的知青来说，只能背水一战。我告诫自己，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就要付百分之百的努力。

我从家里找来上学时的课本，开始看书复习。书到用时方知少，这才发现，在校的那几年，因为许多时间用来学工学农学军，特别是政治学习，搞大批判，挖防空洞等等，数理化课本是简而又简、压缩再压缩的省编教材，老师教学时许多章节还只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现在不仅是重拾荒芜了数年的学业，更需要自学补习。

所幸我手里有几本纸张粗糙、又黑又旧的文革前出版的《高中数理化复习资料》。那些是我在学校时从图书馆一大堆废弃的书中找到，又通融了一个友善的图书馆老师借出来的。我从来没有看过它们，却也一直没舍得还回去，也许是冥冥之中料到今后会有用吧？我计划好好读这套书，做完能到手的所有习题。我对自己的自学能力颇为自信，然而，关键是时间。

听说公社大队很多知青已经以各种理由和方式请假回家，有的则不辞而别。和我同在大队医疗室的另一位女知青小张请假回家度周末，就没再回来，惹得大队长桐生气哼哼地叫嚷：“到时候我不给她盖章推荐，看她走不走得了！”这也正是我不敢告假回家复习的主要原因。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后门，大队推荐公社选拔就是关键。这一次，哪怕考试与推荐是九一开，万一大队作梗，我也输不起。再说，正是抢收抢种的大忙季节，医疗室也确实离不开人。我只能不动声色，在完成份内工作的前提下偷偷挤时间看书。

为了从医疗室无穷无尽的琐事中挤出一点时间，我想出一个办法。医疗室顶上有一个储藏中药的小阁楼，低矮不通风，但有一个透光的天窗。我把我的复习资料摆在那里，在无病人来访的情况下，我弯腰钻进去，躲在那里看上一、两页书，或作一两道题。有人来看病或叫出诊时，我依然可以随叫随到不会误事。只是那里闷热难当，呆上十分钟已是大汗淋漓。就这样，每天充其量能“偷”出二、三十分钟。

主要的复习时间是在晚上熄灯后。晚饭后的一段时间，通常是医疗室熙熙攘攘最为繁忙的时候，男女老少都穿梭般前来看病买药问询甚至闲聊，直到每晚十点大队停止水力发电而熄灯。

熄灯后，我才得以摸黑回到自己的小屋，点亮小煤油灯，重振精神开始经营我的“自留地”，直到深夜两三点。也许是受我的老师的影响，中学时我一直喜爱数学，也因为数学只需要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不为其它条件所限制。那段时间，解数学难题是解除困乏的万应灵丹，屡试屡效，因此我每天总把数学题留在最后做。

高中期间我曾因生病住院休学半年，一位乡村中学的数学老师借给我一本手抄的“历届高考数学题”（也不知是真是假），当时虽然看不懂，我花了三天时间没日没夜一字一行全部抄了下来。此时它也派上了用场。

每个月计划供应的煤油很快用光了，蜡烛也买不到，我只好到大队发电站讨来一瓶柴油代替。一点灯，一股股浓烟从灯罩上滚出来，满屋子煤烟味，不知吸入了多少煤焦油致癌物质。第二天早上洗脸时，才发现自己满脸油污，一擦毛巾上漆黑一片。好在那时候不在乎尊容，很少顾得上照照镜子。

农忙期间医疗室内外的忙碌，加之每日加班加点复习应试，我终于不堪负荷，急性化脓性扁桃腺炎又发作了。那几年，每到又忙又累的盛夏“双抢”季节，这个毛病就乘虚而入，喉咙肿痛无法正常进食，每餐只能从邻居大妈家舀一碗米汤喝。我象以往一样双管齐下，试图用抗菌素和中草药把它迅速压下去。说起来有些后怕，那时候我不得不自己给自己注射青霉素，虽然也按常规做“皮肤过敏试验”，然而，万一在皮试或注射时发生小概率的过敏反应，我却无法自救，后果将不堪设想。

除注射青霉素外，我还生服有清热解毒抗菌作用的凤尾草。通常将长在潮湿阴暗处的凤尾草采来洗净，用手掌用力揉搓出汁，再将草含在口中，将汁液徐徐咽下。以往这种联合用药对我效果不错，这一次却不灵了。第三天晚上，我的体温上升到三十九度七，人烧得迷迷糊糊，喉咙撕裂般疼痛。整个晚上起起落落，喝光了热水瓶里的最后一滴水，又从水缸里舀凉水喝。次日凌晨发现尿色如血，尿液浑浊，尿量减少，脚髁处还有些水肿。自知大事不妙。，我不得不向大队请假回家治病休息。

我支撑着搭乘长途汽车回到家，母亲一看我的样子大惊失色，慌忙陪我上医院。医生的化验和诊断证实了我的担忧，扁桃腺炎并发急性肾小球性肾炎，尿中大量的蛋白与红血球，医生建议我住院，改用强力霉素治疗。我犹豫再三，没有同意。一则担心常规的抗菌素治疗效果不好而拖得时间太长，特别是对肾脏病变不利；二则也怕住院闹得风声太大，万一有人挑剔我身体有病而影响将来可能的考试上学机会。

由《中草药手册》得来的知识和赤脚医生的经验，我心里有了一个主意。考虑到扁桃腺炎症已开始消退，主要矛盾转为肾小球性肾炎，我决定试用据称有良好抗菌利尿作用的鱼腥草。我请哥哥立即从乡间田湾处采来一篮鲜鱼腥草，开始煎药。这种草腥臭难闻，煎后尤甚，我每日三次，憋着气喝下一大碗鱼腥草汤。凭肉眼观察每次尿液质和量的变化，自觉效果不错，第三天到医院复查，果然出乎意料的好，尿中的阳性指征（蛋白质，血细胞）大幅度减少。继续服用几天后，尿液完全转阴，我继而改看一位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服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为了彻底解除后顾之忧，我到地区医院做了扁桃体切除术。

在那几近一个月的生病治疗期间，我忧心如焚。疾病的可能不良预后及其对自己前途的影响，对我造成的极大精神压力，只有我自己清楚，我不敢向任何人倾诉，免得给亲人添忧，让他人有机可乘。肾脏疾病令许多医生大惊失色摇头叹息，所幸我的肾脏并发症恢复良好，没有留下任何后患，多年以后，有的医生不相信我真的有过这个病史。许多年来，我一直想好好研究一下这种救我于危难的“鱼腥草”。

扁桃腺手术后恢复顺利。三、四天后，我还无法正常进食，只能喝一些蛋汤之类，我不顾母亲的劝阻，匆匆赶回了大队，用米汤稀粥再滋养了几天。我既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得了肾炎，避免在关键时刻有人节外生枝；也不愿让队里干部认为我“小病大养”，借故不回队工作。我四年来的不懈努力，在这方土地上撒下的汗水，数月来为复习应考付出的心血，断不可功亏一篑。

返队后不久，大约在十月中下旬，中央正式宣布了改革高校招生和恢复高考的通知，考试时间定在十二月初。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这个姗姗来迟却终于来临的机会，是我们最大的福音。

开始考试报名和填报志愿。我明白，家里人都希望我万无一失跳出“农门”，宁愿我低就，哪怕是上中专。也难怪，我家中兄妹四人，三人下了乡，稍稍得福一点的妹妹留城待业做临时工。多年来，妈妈为子女就业操碎了心。我能万无一失地回城上学就是全家最大的愿望。

连向来对我看好的我的数学老师陈老师也劝我填报志愿时实际一些，报冷门一些的学校，因为我的母校文革前有过年升学率为零的不光彩历史。我心里不肯过分低就，多年来的等待和努力，总得奋力拼搏一试锋芒。此时一位上海知青对我吹嘘她的医生母亲所了解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我也就报写其作为我的第一志愿。另一方面，我也不敢好高骛远，只选报了大大小小的几所医学院，自以为作为赤脚医生有一定优势。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为自己不曾尝试过此生最心仪的清华北大而略感遗憾。

接踵而来，听说公社中学允许自己的毕业生返校复习一个月。我对复习班本身兴趣不大，只想拥有一些复习时间。此时农忙已过，我以低调而轻淡的口气问大队钟书记，我也想请十天半个月假复习一下，考一次试一试。钟书记一向对我印象不错，此时稍加考虑便答应了，只叮嘱我考试一完就立即返队，医疗站离不开人。也许支书想，不让你考你也是不安心，不如让你去，若考不上，你也就安心了。我要的正是这个效果。

我终于赢得了最后二十天的时间，回到家中全力以赴复习应考，作最后的冲刺。我总觉得，这个苦苦等待的机会，一旦错失，难有第二次。虽然我在中学时一贯要算是好学生，但我所在的学校却是当时的山区末流学校，现在要在全省全国范围内竞争，我会不会“小巫见大巫”呢？

因此我丝毫不敢掉以轻心。那些最后冲刺的日子是亢奋而充实的。我把时间表排得满满的，力图全面复习无一遗漏，不敢让任何一个科目或章节拉后腿，因为每一科每一分都对我很重要。考前几天，我从朋友处得到一套数学考试模拟题，跃跃欲试做了几套，颇为得心应手。自觉万事俱备，东风劲吹。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日，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踏进了日夜向往的高考考场。那年的考试规模盛大，集结了自１９６６到１９７７年十二年的中学毕业生。考场如战场，尤其对一个知青来说，是决命运的地方。然而，第一堂数学我感到出师不利。也许由于异常激动亢奋的心情，虽然数学是我最有兴趣自以为准备最充分的科目，却未能考出最佳水平。一迈出考场，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些不该犯的错误而深感遗憾。

有趣的是，这堂数学考试中自始至终陆陆续续有人离场，我在忙碌答卷中曾感到惊诧，人家怎么答得那么快？后来才得知，普遍反映那年江西的数学考题难度较大，那堂考试有几乎三分之一的人交了白卷。下午的考试人数骤减，考场元气大伤。记得事后县医院的一位医生朋友问我，数学考得怎么样？我说，考得不好，大概６０－７０分吧。他惊异地睁大眼睛说，问了不少考生，这还是第一次听人说能及格。也难怪，十二年来第一次重开考场，象赶集一样，人人有权利有兴趣来看一看，试一试高考滋味，但不见得个个作了充分准备。

没有时间懊恼数学的失利，我认真总结考场的经验教训，决心更认真对付后面的科目，争取数学损失它科补。在后来的考试中，我觉得比较心定气和发挥自如，没有大的遗憾。还记得，那次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难忘的时刻”。虽然中学时从北大毕业的语文老师一直欣赏我的作文，这次作文考试自我感觉亦不错，然而，考虑到评判官的不同喜好，我只给自己作了最保守的估计。后来听地区招生办公室的老师透露，由于总体分数都比较低，我仍然得到当年全地区考生第二名的成绩。当然那只是道听途说，那年的分数始终没有公布，对我至今是个谜。

高考结束次日，我如约赶回大队，等待我的是桐大队长的冷面孔。虽然我请假复习应考征得了大队钟书记的同意，然而桐队长却对我丢下医疗室不管，离队复习考试大为不满。这时他将和钟书记之间的新旧矛盾都迁怒于我，我的日子不太好过。等待结果的日子是一种熬煎。尤其令人担心的是，万一没考上，第二年要想获准再考恐怕都很难。我忧心忡忡。

１９７８年来临。冬季农闲，病人亦少，元旦我请了两天假回家，也为了到县城听听消息。晚饭后，我一头扎进了电影院，准备连看两场电影，以解我的文化饥渴，也算是近两三年来少有的闲情逸致。两场电影之间的休场时间，我徘徊在影院外，巧遇公社教育办公室的罗主任。他告诉我：“这几天电话不通，又没人去你大队那边捎信，我们没法通知你。你高考上了分数线，周二到县医院参加体检。我们公社就你一个呢。” 听说罗主任的儿子也参加了考试，我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也能听出他口气中的冷淡。他转身走后，我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哪里还有心思看什么电影，一口气跑回家向妈妈报喜去了。

体检后回到大队，得知按常规由大队干部群众评议鉴定的初步政审已通过。虽然获得大家诸多好评，听说桐队长还是尖锐地说，她不安心在农村。这一点令我有些担心，但转念一想，倒也释然。有哪个考生安心在农村呢？

几天后，听说已参加体检的人数离额定的招生名额相差甚远，省里调底了分数线，产生了第二批体检人选。同队的小张有幸进入第二批，我真心为她高兴，同时也为自己感到欣慰，我的考分应比调整后的分数线高出一定程度。因而，我的成绩对于录取应该不成问题了，现在关键是最后的政审，这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不成问题，对我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二十年来，我们一家被笼罩在父亲右派问题的阴影之下，我对政审的担心与日俱增。

在体检之后的等待中又过去约半个月，不再有复习的繁忙与艰辛，表面悠闲自得平静如水的生活掩盖着我内心深深的焦虑。

春节将临，乡亲们忙着准备过年，村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医疗室里倒显得冷冷清清了。那是个晴朗的冬日下午，看看没有病人来访，我挑了箩筐，抽空上山去捡一些干柴供烧饭用。对于我这一口之家的小锅小灶，松针松果和干树枝就是我最好的燃料。我来到离村子二三里路之外的松树林里，一边捡柴火一边享受着冬日暖洋洋的太阳，时不时抬头望望附近悠悠哉哉吃草的牛群和懒洋洋地骑在牛背上的牧童。

忽然，远处有孩子叽叽喳喳地叫我的名字，抬眼一望，令我惊讶不已的是，在几个放牛娃的后面，竞跟着我的大哥！大哥急匆匆地赶来告诉我，上午他打电话给朋友，由公社总机中转时，早已认识他的总机员顺便告诉他：“公社教育办公室有事要通知你妹妹，可那边的电话线路不通，已经耽搁好几天了。听说很紧急，是为考大学的事，你自己设法通知她一下吧，否则就耽误了。”大哥一听，事关重大，立即骑自行车赶了二十几里路前来。见我不在医疗室，就由邻居孩子引路，马不停蹄地一直找到山里来了。

总算又有消息了！虽然还不知道是喜是忧。我怔怔地望着手里抓着的一把松针，悲喜交加，当年卖老母鸡的范进得知“中举”的消息，恐怕就是这种心情吧？

我一刻不敢耽搁，立即与大哥一起下山。冬令日短，下得山来，已是夕阳西下。没有别的途径，大哥立即用自行车载着我往公社赶，又是二十多里地。想想大哥那时身体并不太好，这样超负荷往返奔波，一定把他累坏了。那一阵，全家人都在为我的事或喜或忧或忙或累。

到达公社已是晚上八点多，一问教育办公室罗主任，原来是县教育局通知我前去。我们只得又匆匆忙忙往县城赶。一路上疲累不堪，我不由得叹息：“如果我是罗主任的儿子，或县里公社任一位领导干部的子弟，他们早就想方设法派专人去通知了！”不过，我还得感谢命运感谢我的亲人，也许上天在冥冥之中保护我，使我没有因耽搁而失去这次机会。后来听说，本县另一个煤矿工人考生和我情况相似，就是因为政审时不知因何缘故领导没有及时通知他，坐失良机遗恨终身。那时候这类事情一旦发生，区区小百姓如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一口气赶到县里，已是晚上十点多，所幸县教育局经管此事的胡老师就住在单位，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说，看你的名字，我还以为是个男生呢。据胡老师说，当时各招生院校正陆续在江西的高考选拔中心（余江县？）挑选学生。因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对我有兴趣的某所大学要对我作进一步政审，要求我写一份材料，表明我和我父亲划清界限的态度，并要求我所在公社为我的现实表现签署意见和盖章。胡老师关切地说：“我等了你几天，这已经是最后的时间，再不抓紧，就要坐失良机啦！”

我回到家，连夜赶写材料。说来可悲，父亲右派早已“摘帽”，父母早已离婚，近二十年来我和父亲未曾见过面，没有通过音信，还不足以说明划清界限吗？好在我对写这类材料并不陌生，只是这一次我更加逐句斟酌慎之又慎。次日早晨八点，我赶到县教育局把材料交给胡老师过目。他认可之后，要我立即到公社去签署意见和盖章。他让我骑上他的自行车去，“越快越好！一路小心！”我从来不是一个好骑车手，很少骑长途车，这时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心急如火却又小心翼翼地上路了。

谢天谢地，负责教育的公社主任正好在。没费多大周折，主任给我签署了不错的意见，还热情地表示希望我考上，为公社争光。我连声感谢公社的培养和再教育。那些年我确实非常努力，除了做好赤脚医生的本职工作外，还常给公社和县广播站写写稿子，在公社也略为人知。此外，当时在高考这个新生事物上，各个公社也有竞争心理，如果没有象教育办公室罗主任那种自己亲属落榜的尴尬，公社干部还是希望有人考上为公社争面子。我拿着签好的报告，回城的路上略略松了一口气。

紧赶慢赶回到县教育局，胡老师接过签好的材料，说：“我现在马上去邮局，先发电报告诉那边，同时用加急挂号信寄出。但愿没有误事。”当时国内尚没有传真通讯，这就是最快捷的办法了。有幸碰上教师出身的胡老师负责此事，他给予我的由衷的关切和热情的帮助使我终生感激。

当天下午，我又赶回大队。其后的等待，更是度日如年。事情到这一步并不意味着政审过关。我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多年来，从自己家人和别人身上，我已见多见惯因政审而节外生枝，被拒之招生招工的门外。等待的时日愈长，我对政审的结果就愈担忧。

腊月二十九，我动身回家过春节，心里异常烦躁不安，没有感到一丝喜气。晚上，妈妈在单位为节日值班守夜，我陪同她说话到午夜三点。我说，这次考试我已尽了最大努力，考分看来也不错。如果这次落选，说明是政审不过关。春节过后我想暂时不回大队，我要到省里甚至北京去问一问，象我这样的青年，应该怎么办？如果考分不够，我可以来年更努力。若是由于我父亲的“右派”问题而政审不过关，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表现都是徒然。我的出路在哪里？母亲听了只能默然叹息。

第二天大年三十夜。上午八点多，我仍在酣睡。妈妈气喘吁吁从办公室一路跑回来，满脸喜气地喊着进了门：“胡老师打电话来，说录取通知书来了，叫你自己上他那儿去取！”“什么？哪个学校？”我一咕噜坐起来，忙问。妈妈说：“只顾高兴，哪里还记得问？！”我一个翻身下床穿衣，用毛巾擦了一把脸，就直往县教育局奔。

胡老师喜笑颜开地迎着我，递给我一张“上海第一医学院”的通知书。他笑盈盈地说：“所有的录取通知书都要等到年后才发。你好事多磨难，知道你一定很焦急，我提前第一个通知你，好让你过个喜庆年！”胡老师又告诉我：“地区派驻在省招生办的老师说，让你今年过年一定要多放几挂鞭炮，你的事好险哟！”据说最初选上我的是复旦大学数学系，他们在要求我的政审材料却迟迟等不来的情况下，就放弃了。对我同样有兴趣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招生老师，却在即将放弃我而返程上海的最后一刻，收到了胡老师发出的电报和随之而到的政审材料，因而录取了我。而这正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也许这就叫“缘”吧？有趣的是，许多年后，我的母校竟然并入了复旦大学，成为“复旦大学药学院”。如此辗转一番，我竟又成了复旦校友。

谢过胡老师，我象离弦之箭一样冲回家，大哥已在门口燃放起千响鞭炮迎接。这一年的春节是在阳历二月七日，这个春节我家自然放了最多的鞭炮，我也有生以来见到母亲脸上最灿烂的笑容。

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常常魂牵梦萦，频频回头顾盼那个难忘的时刻，那段流逝的光阴，那青春的脚印，汗水和泪水。

（作者现为澳大利亚国家卫生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