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听高中

在上复旦之前，我只知道我的阴历出生日期，1958年农历4月初8 。64年初我5岁，学校扩大招生我开始上学了。那时新生正常入学是在夏季，我们班称乙班，比正常入学（甲班）晚半年。我姐姐是小学教师，教我们班。别的小孩旷课，我不敢。从此养成习惯，上学没有缺过一节课，直到研究生毕业，即使是生病也不例外。1966年我正上3年级，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所以我们班就停留在3年级，一直没有升级。上学就是学习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敲锣打鼓喊口号。一直到了69年，上面通知要普及办学。本来我们公社（乡）有30多个自然村，根据人口、距离划分了几个片区，分片上学，每个片区有小学到初中，高中到县里上。我们西王村属于北片，在滑河屯学校上学。要改为春季入学，9年制，小学、初中、高中5-2-2。各村办小学，几个村合办初中，公社办高中。西王村人少，没有多少学生，仅1-4年级回村，复式班教学（1位老师教多个年级共用1间教室）。那时我还是3年级学生，本该回到西王村上学。由于学生都回本村， 5年级人数很少，就从我们年级甲班选了一部分学生跳过4年级上5年级。并从我们乙班选了4人，我是其中之一。所以我没有回村上复式班，留在滑河屯上5年级。班上同学一般比我大2-3岁，最小同学也比我大1岁。我的算术跳过了小数、分数还好补，但是从此我的语文就一直比较差。

我初中是71届（72年1月）毕业。升高中要考试了，不再像以前仅凭推荐了。参加高中（语文、数学）考试回来，我觉得非常有把握。后来知道我的数学考了满分，所有考生得满分的只有两人。高中开学了，我们村只有一人收到录取通知书，是大队会计的儿子。说是考试后还要加上各村的推荐。我当时感到非常无助、伤心。这时，我父亲就给我讲了许许多多古代关于旁听、窗外偷听上学的故事，诸如凿壁偷光之类。父亲让我去高中旁听，如果不让旁听就在窗外听，再不行就向同学问。学会了知识是自己的，学知识不丢人。每每想起这段教诲，我不免会泪流满面，这不仅仅是一个鼓励，它决定了我的未来。

我父亲上过6年私塾，是我村解放前唯一一个读过书的人，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们村为佃户村，没有地主。我父亲有一个大姐，两个哥哥，父亲排行最小。父亲出生时我爷爷就去世了，家里很穷。姑姑自卖自身，嫁给了一个山东籍的洪姓商人做姨太太，在上海做生意。姑姑在世期间，给奶奶和三个兄弟买房买地，置办家业。家里生活好了起来，所以我父亲还上了6年私塾。到解放时，父亲的大哥一家被划为富农，二哥一家划为中农，我们家是下中农。

说是高中，其实就是前面三年的学生在一片贫瘠的农田里自己搭建的一个“5.7”学校。边种地，边建校舍，边学习。到我上高中时，不用再建校舍，简易的教室已经搭建好了。所谓的教室，里面没有课桌、没有凳子，两边是1尺高的土炕，中间是过道，过道顶端墙上有一块水泥黑板。土炕就是住宿同学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上课将铺盖卷起来，当凳子坐。家住附近走读的同学就坐在炕沿上。号称是“膝盖当桌、地当凳”。至今我可以站着做笔记，功夫就是那时炼成的。这简陋的校舍，倒是为我能够旁听创造了有利条件。否则如果大家都有课桌，我连站立的地方也没有。麻烦的是上课老师，特别是校长（教政治）和班主任（教语文），每节课前都要驱赶我离开，要我不要影响别人上课。不用课桌，我不会影响别的同学，我只需要一席之地，教室地方有的是，不缺我一个人的地方。只是每节课前要浪费大家1、2分钟时间，接受老师们的驱离、警告。校长还常常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我不要再来了。数学老师还是比较喜欢我的，他在赶我时语言就比较轻描淡写，比如“王福成你可以出去了，我们要上课了”之类。每当别的同学回答不出来的问题，数学老师都会让我来回答。让我感到他赶我也是迫于校长压力，反而让我感到了对我的支持。你有千条妙计，我有牢牢主意。我来这里是要上学的，任你怎样驱赶，我不争辩，但就是不离开。好在从来没有肌体上的冲突。我也掌握有校长“开后门”让约20位同学进来的事实，真若那样我也会揭他的老底。同学们之间倒是很友善，不管是课堂学习还是课外活动，甚至晚上休息也都会给我留出一片地方。

暑假过后，校长和班主任就没有再为难我，显然我被学校认可了。第二年（1973）开学，教育回潮，各个公社的高中都集中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去上学。全县有三所高中，我们上二中，离家18里路。县里高中条件要比公社里好多了，住处与教室是分开的，而且有桌椅。

回乡务农

我73届高中毕业，毕业时我还不满16岁。我二哥大我6岁，性格比较外向，学习也比较好，什么都会尝试，什么也都敢干。河南人多地少，历史上灾荒年有闯关东、下山西赖于生存的传统。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二哥16岁时就一个人跑到陕西宝鸡风阁岭车站附近的山上给人伐木挣钱。两年前，他也高中毕业回到了村里当农民。他什么都想争取，想入团、想入党、想参军、想当工人、想被推荐上大学。屡试屡败，但从不气馁。而我，小的时候活泼话多，二哥屡屡失败的经历，我看在眼里。我从高中起就变得不爱讲话了，我看到了我的将来。但是，每每思想上也不免随之波动。记得刚毕业的那一年冬天征兵，我也报名想参军。来带兵的人看中了我，名额有限，村里这一关我过不了。那时，农业技术员、电工、农机手、记工（分）员等等有技术含量和轻松一点儿的活儿肯定没有我的份儿。我入团是在上复旦以后的事了。我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靠体力吃饭的农民。我身高只有1米66，体重108斤，但是我可以背180斤重的（粮食）麻袋。用人力车（当地叫排子车）拉煤，我可以从180里之外的煤矿，将 1100斤煤在两天之内自己拉回家。锄地我可以左右姿势互换，比大多数人都干活快。

虽然现实生活让我看不到这一丝希望在什么地方，然而冥冥之中我总觉得我不会永远呆在这里。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我相信总会有出头的那一天。想学知识，但那时正值文革期间，本来农村就没有什么读书人，也没有什么书籍。我家收藏有我舅舅家的祖传医书，也在“破四旧”时抄走了，现今家里只保留了一套父亲的《康熙字典》。除了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连毛泽东诗词都很难搞到。像古诗词、数、理、化、自然、地理、历史就更无处可寻。我上学期间从小学三年级（67年）开始到高一（72年）之间基本就没有课本，有的也是三机一泵（柴油机、电动机、拖拉机和水泵）之类的实用教材。我大哥大我17岁，1959年我1岁时上完民中（初中）就参军到了北京。期间他想上大学，曾带回家一本文革前出版的福建省高中代数习题解答。我二哥上高中时，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本福建省高中几何习题解答，与大哥那本代数是一套。那时，没有报纸，家中也没有收音机。这两本书成了我在农闲、阴雨天消磨时间的伴侣。

一晃，在农村4年就要过去了。1977年深秋，记得天气已经转冷，水已经开始结冰茬儿了，应该是10月底11月初，我到村东头的一个水坑里刷鞋。正好，坑对岸邻村（滑河屯）的一位叫傅生华的小学老师站在那儿。他对着我喊：“福成，报纸已经登了，恢复高考了，你听说了吗？”滑河屯是我上小学和初中的学校，这位老师虽然没有教过我，但与我挺熟。随后，我到他家看了报纸上的消息，确认无误。这时离高考时间只有40天了。回到家，我跟二哥和父母讲了。我二哥那时已经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当时不知道结了婚也可以报考，因为以前只要已婚，当兵、招工基本就没有了可能，自然地就认为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了。就这样，二哥错过了和我一样上大学的机会。

报名高考

我们村，那时称大队，有三个生产队，近500人。虽然高中生每年就几个，但10年下来应该还是有一些适龄青年的。不过要么已当兵，要么已成工人，剩下几个像我二哥那样的也已结婚，或失去信心、或认为已没机会。结果参加补习考试的也只有5、6个人。我们结伴来到18里外原来我们毕业的高中（内黄二中），参加了学校举办的辅导补习班。因为在校的学生还在上课，学校无力解决来参加补习学生的吃饭、住宿问题。学校也没有大礼堂、食堂之类大一点儿的房间可以做临时教室。补习生的食宿都自己解决，补习也就在露天进行。但是学校让伙房保证供应开水，像我这样远路来的都自带干粮，学校让伙房帮助蒸热。学校每位老师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兼宿舍。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夫妻，他们的一间办公室兼宿舍就成了三位来补习同学的晚上住宿之处。这三位同学因为常常要向我请教问题，我晚上也就与他们挤在了一起，两个人挤在一个单人床铺上，两个人窝在一张办公桌上。

那年，高考题是各省市自己拟题，科目包括语文、政治、数学和理化（物理和化学）4门，各占100分。为此，我为自己规定了复习策略。因为高中毕业后，我得益于手头的那两本福建省高中习题解答，我的数学水平基本没有随着时间下降，所以只是快速过一遍内容，以背公式为主。政治的复习内容包括基本知识和时事政治。政治老师就是补习基础知识，有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方面的。所以我决定政治方面的复习就是记笔记，留待回到家报名后集中突击。上学时，我的语文一直不好，作文总是C，所以作文完全放弃。剩下的复习时间就集中补习物理、化学和语文知识。

一个月的复习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往届生是回到所在地的公社（乡）里报名。老师为我们将回到各自乡里报名做了最后的鼓动，一位数学老师的话为我指明了我上复旦的路。那位老师讲，你们不要迷信那些大城市的考生，要相信自己，相信你们也能上北大、清华、南开、厦门、复旦、同济、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等名牌学校。在老师所列的这些名校中，北大、清华如雷贯耳不敢问津，南开、厦门、同济在小说、电影上也时有耳闻，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地名学校似乎也有印象，只是从没有听说过复旦。当时我就在想，既然我没有听说过复旦，相信知道的人也不多，可能报考的人也就会少。既然老师说复旦是一个好学校，我就暗暗将复旦作为了我的第一报考志愿。那年河南招生学校没有几个，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最好的学校就是郑州大学，估计每一个考生都会报。临散前，同学们互相交流有关高考情况信息。我从一位同学那里获得了一个政治复习提纲，实际上就是几十个问题。我把问题抄了下来。发现除了基础知识部分，时事政治问题的答案就在华国锋主席的一篇讲话里。回到家，到大队部找来一份人民日报，华国锋主席的讲话几乎占满了4个版面。报完名后，花了3天时间，全给背了下来。

我们公社没有照相馆，到河北省魏县回龙镇上拍了准考证照片。当时报名比较简单，农村没有户口本，直接到报名处填表就行了。下中农出身，政审也不成问题（当年还要政审，据说好多考生因为政审而被拒之门外）。当时最担心的是考试加推荐，因为只要有名额限制，一有推荐，村里的这一关就过不了。报名需要县级医院的体检证明，体检时护士非要说我的嗅觉有问题，原因是她弄了一瓶硫酸让我们闻，我讲不出是什么。为什么不弄瓶醋？之前谁见过硫酸呀？！这个插曲虽然没有影响我高考，但让我耿耿于怀。记得报名时就要填志愿，3个大学，3个专科。我第一志愿报了复旦大学应用数学专业，第二志愿郑州大学，第三志愿焦作矿院，3个专科就是农、林、牧之类。我还选择了报考志愿服从分配，“服从分配”的选择决定了我能成为一名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原子核物理专业的学生。我至今认为，我能进入复旦大学物理二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习，最大限度地开发了我的智慧和能力，为我能有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我自信不足，我的第一志愿从没有敢给任何人讲，对外讲的就是郑州大学。

考试时间到了，考试是在公社里的一个大礼堂兼戏园进行的。其实就是空间比较大，里边有一排排的水泥观众座位。水泥座位就是我们的考场课桌，一人拿一块砖头当座位。几百名考生都面向后方，戏园后排比前排高。考场鸦雀无声，监考老师来回轻轻走动，气氛既紧张又庄严。记得第一天上午考语文，语文知识部分，马马虎虎，与平时水平没有多大出入。作文本来就不好，一半时间过去了还动不了笔，题目好像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之类，最后胡乱交卷。这个结果在预料之中，情绪还好。下午政治考试，比较顺手，基础知识内容很少，大都是时事政治。考前背诵华国锋的讲话内容的策略完全对路。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没有时间完成所有题目，作答了大部分题目。中午出来大家都在交流考题及答案，而我连题目都没有记住。只记得最后临交卷前还没有答完的一道解析几何题，会做但没有时间。非常地沮丧。也有考生放弃了参加下午的考试，估计是交了白卷。下午进行理化考试，虽然成绩不会太好，发挥还算正常。会的题目都有信心地作了解答，不会的题目都是没有学过的内容。复习也没多大用，除非有很多时间现学补习。

两天的高考结束了。77年河南招生名额仅有不到1万人（后来又扩招了少许），而考生预计有近百万（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比这个少，据说是70万，好像是被政审卡下的），那才真是百里挑一呀。预料之中的弱项语文考试结果，以及原来非常有信心的数学没有能答完题，让我为能否考上大学完全失去了信心。那时大家管本科、专科都叫大学，上了什么学都会心满意足地。当时正是征兵季节，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武装部（相当于现在公安局的派出所），找到武装部长，要求参军。

读者可能会疑惑我怎么会越过村里直接到公社管招兵的武装部。这里有一个故事。在农村，夏天正是农闲的季节，是“抓革命”的时间。77年夏天，公社里要在全公社各个村组织召开巡回批判大会。批判的对象就是从各个村推选上来的地富反坏分子。我们村里基本都是王姓，外姓只有3家，两家也都是亲戚，还有一位外姓人家姓闫，贫农。因为他家里穷，年前在集体庄稼地里偷棉花被逮着了，这次就被送到公社巡回批斗。批斗会还需要各村派批判员跟随，大队支书就找到了我。平时好事轮不着，但这种得罪人的事没有人愿意干，而且这位闫姓大爷就住我们家对门。我虽然也知道利害，但是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白天一个村一个村巡回批斗，晚上我们就住在公社大礼堂，也就是后来高考的那个大礼堂。我们批判员有补助，可以到公社食堂买饭吃，批判对象要自己家里送饭。我们村离住处有8里路，天天送饭很困难，我就会每天多买两个馒头悄悄地塞给这位闫大爷。我们批判员有时还兼职“杠子队”。杠子队据说是从上海工人纠察队学来的，目的就是起震慑作用。一人一个“纠察” 红袖章，一根棍子，还有安全帽。一天晚上，一个村里（周庄）打群架，电话打到公社武装部。得到通知，我和另外一个批判员，带上袖章，扛上棍子，第一时间跑步到达现场。其他人都耍滑迟到或根本就没到。这次行动为武装部长留下了深刻印象。

回到本文，武装部长让我回到村里报名。我也就坦诚讲，村里这一关我通不过，所以直接到您这儿来了。也讲了我参加了高考的事，只是成绩不理想。武装部长爽快地答应可以让我当兵，但也提了一个条件。就是如果我万一高考被录取了，我必须答应放弃上学去当兵。凭心而论，这个条件还算公平。只是，我还不能为我没有看到结果的高考成绩做出这样的承诺，只好答应回去想想。

通知录取

春节刚过的一天晚上，聚在村里曾一起参加高考的伙伴家里玩。家里派邻居家的小孩来找我，要我赶快回家，说是收到我考上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了。我以为是在开玩笑，没有理睬，继续玩。过了不久，我父亲摸黑亲自来喊我，看来是真的。我问是哪个学校，我父亲说是复旦大学。通知是滑河屯那位告诉我恢复高考的傅老师送来的。当时还纳闷为什么通知没有直接送到村里，却送到滑河屯小学里。这时和我一起参加高考的两位同学就感到奇怪了，问我你第一志愿不是郑州大学吗，怎么会被复旦录取？我只好回答说我选了服从分配。然而，这时我心中立马又产生了一个没有讲出来的疑问：会不会是录取出错，误发的通知书？

第二天，我们当地就出现了大新闻。说是我放了一颗卫星，考上大学了，还是名牌大学。滑河屯有位在县里工作的人员，那年到安阳地区高招办工作。据说我的通知书是他亲自带回来的，并交给了滑河屯学校。那年，分数是保密的，高考成绩是不公布的。想问一下我到底考了多少分，没能如愿。据他讲，那年我们县的理化平均考试成绩只有2分，数学平均成绩7分。那年我们县被重点学校录取的有4位，其他3位分别是武汉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时间，我成了当地到处都受欢迎的人了。我们村里有一位在县里教育局当局长，因为要办理迁移手续，我骑车（45里路）来到县城，找到了这位局长。本来都是同村，还是本家，这时就显得特别亲切，带我到县各个局办公室转了一圈。来到公社粮油站转粮油关系，我找到站长，站长也是热情万分。农村户口，办粮油关系就是自己背上自己家里的粮食到粮站换成全国粮票，并出具定量证明。我们村当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天3两粮食，到夏粮季节还只有约4个月时间，总共也只能兑换三、四十斤全国粮票。而我带来有100多斤粮食，想都换成全国粮票。站长二话没讲，就全给换了。换全国粮票是要带油料的，因为我不知道而没带（那时的定量是每人每年半两），站长也没有为难，一切方便。

记得复旦大学的的入学日期是2月份的最后两天。我要到安阳站乘火车去上海。当时是冬天，身上穿着棉袄、棉裤。除了要带一床被褥，也就两件单衣要带。我将被褥、衣服装入一个麻袋中，以便托运。父亲选了出门的黄道吉日，我就乘汽车来到家住安阳郊区的姐姐家。我姐夫是退伍军人，说就这点儿行李，不用托运了。帮我把被褥打成了一个行军背包，衣服往军用挎包一装，好了。他还将他的上海牌手表送给了我，说是上学是需要知道时间的。

我是两天入学报到日期的第二天到达上海火车站的，学校接新生的车将我们一行新生从火车站接到4号楼下面小买部旁边的报到处。我颤颤兢兢，居然在新生中找到了我的名字，从收到通知书我就开始担心的疑虑算是解除了。接着，我的粮食定量标准难坏了新生接待人员。新生入学的粮食定量标准是按迁入地标准来定的。我迁来的定量是每天3两，折合每月9斤。学校新生的粮食定量最高是40多斤，最低是24斤，没法对接。几位接待人员进行了短暂研究，最后就给了我24斤/月的定量标准。

报到完毕，指导员贺勉宏老师就将我带到了2号楼的213宿舍。宿舍有4张上下铺的双人床。我们宿舍我到之前已有5位同学报到，有3位上海籍同学。下铺已满，我选了一个上铺。另一位河北籍的同学到得比我晚。同学们非常热心，特别是上海同学，对我这些农村来的同学更是关心有加，感到倍加温暖。大家互相讲笑话、故事、考试经历，太兴奋了。过了几天，指导员带领大家注册。指导员还给我们这些农村同学定了最高的助学金标准，伙食费16元，生活补贴费5元，书籍、学杂费全免。常常听到同学们抱怨学校食堂的伙食不好，为此还有同学写大字报，而我觉得学校的伙食已经是非常非常地好了。吃住不愁，还有经济补助，非常满足。

放飞人生

开始上课了，我的第一个发现就是，复旦的老师一个比一个厉害。最让我惊呀的就是数学课的老师，就连习题课的老师也都是个个了不得。一次，我们的习题课老师，证明了数学习题集上的答案是错的，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不觉暗暗庆幸，辛亏学校帮我把报考志愿的数学专业换成了原子核物理。否则，我要是真学了数学，那我可有的苦要吃了。

我一直想弄清楚我的高考分数。指导员贺勉宏老师和我们同学住同一个楼，住201房间。等与贺勉宏老师混熟之后，一天我约了几位同学敲开了指导员的门。最终知道，77年复旦在河南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是250分。而我的高考成绩正好就是250分，政治80分左右，数学60出头，理化、语文各50多分。这个结果，不仅让我彻底消除我被错收的疑虑，更是让我感到我是多么地幸运！如果不是因为背诵华主席的讲话而拉高政治课成绩；如果不是听了辅导老师那番鼓励的话报考复旦；如果我选择了当兵，毕竟那个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如果，… …

如果不是40年前的恢复高考，我可能就走不出西王村。复旦是我人生走向正途的地方，是我以后人生之路的起点。从此，我开始了靠自己的努力来把握我的未来之路的旅程。

【作者简介】 王福成，77核物理专业，学号7720021，1958年5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内黄县田氏乡西王村。1964年上小学，1970年2月上初中，1972年2月上高中，1974年2月回乡务农。1982.2-1985.5，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现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中微子质量测量实验室硕士研究生，导师孙汉城，毕业后留原实验室工作。1985.9-1989.1，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理论核物理博士研究生，导师胡济民。1989.5-1990.7，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托卡马克等离子体实验室工作。1990年9月出国，现就职于美国波士顿JEOL US A，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