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结婚、生娃、考大学：我的1977年（77药学 陈纪岳）

结婚、生娃、考大学：我的1977年

陈纪岳（药学77）

1977年，对我来说是及其不平凡的一年。结婚了，当爸爸了，上大学了，人生的重大事件，都浓缩在1977年。

今年1月，是我和夫人喜结良缘的40周年，我和一帮高中的铁哥们，隆重地举办一个庆贺“红宝石婚”的聚会。风雨同舟四十年，相依相伴到永远，感慨万千。今年10月，又将是我女儿40周岁，9月，是我外孙女10周岁。2017年，喜事连连，再加上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

我算是最老的“老三届”了，1968年8月，带头离开了上海，开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生活不算坎坷，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各大城市都有大量知青到了那里，“屯垦戍边”，热闹非凡。我干了二年农活，后来就当了中学老师，并认识了夫人。1974年，我作为“特困家庭”子女返回上海，并在街道办事处工作，直到1977年。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了高考制度，当时的我还是“坚决拥护”的，革命接班人要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要在“大风大浪中产生”。那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将给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渴望上大学一直成为摆脱不了的梦，希望能从事科技教育工作，成为一生的追求。在下乡的日子里，我种过“试验田”、试制过“920农药”，把上海的蔬菜种子带到了黑龙江……。回城以后的街道工作我很不喜欢，也不是我的长处，但工作别无选择。有一次，我到中科院植物所去联系工作，突然被植物所的实验室深深吸引住了，这不就是我向往的工作吗！何时我也能从事科学研究呢？

1972年，毛主席的一句“大学还是要办的”话，开始了特殊形式的招生，然而对于“老高三”的我，已经超出了招生的年龄限制，与我无缘。我中学的一位校领导告诉我，早在1966年时，学校已经决定把我送往苏联去留学，只因文革而停止。我在中学是学俄语的，典型的“五分加绵羊”，学生党员，成绩优异。然而大学梦直到1977年才真正圆了。

1977年秋天，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相信我们每个同学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故事。开始传来的消息，有25岁的年龄限制，我很扫兴；后来允许所有“老三届”都有机会报考，这使我欣喜若狂。我向往大学生活，渴望改变我的工作。就这样，我找出了还未丢弃的高中教科书，数理化样样都在，认真地复习起来了。

对于我们重点中学毕业的老高三，复习并不困难，只是需要一点时间。我可以讲的一点故事是，我是抱着女儿看书复习的。由于上班不允许请假，女儿又出生不久，很忙人。我记得常常是一边抱着孩子，一边翻动桌上的书，女儿陪着爸爸考大学。有一次单位值班到晚上10点回来，上楼恰好要给孩子换尿布，结果忘了下面的自行车还未锁，丢了。

高考的考题似乎不难，但做起来很慢，毕竟相隔12年未做过卷子，书写时显得有点笨拙，时间不觉充裕。考完后总的感觉还可以，所有的题都做完了。可惜，当年我们高考成绩未公布，至今是个谜。我还到校档案馆查过，可惜没有上海考生的成绩记录。

每个考生必须有单位提供的现实表现材料，我知道单位对我的评价很不错。街道办事处专门为我召开的“群众座谈会”，我虽不再场，但1个多小时的一个接一个发言，我在隔壁隐隐约约听到都是好话。后来，上医大参加招生的老师告诉我：“你是我招来的，一看材料我们就不放了。”我猜想，入学时我被指定为临时班长，一定与这份材料有关。没想到现在成为“终身班长”，好多同学还是称呼我班长，其实我更喜欢直呼其名。

上大学了，好开心哦，认识了药学77（1）真诚的同学和朋友。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造就了一代“77、78级”人才，他们中，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骨干，时代的精英，令我佩服。我也很喜爱“教书育人”的崇高岗位，愿意为其默默奉献，直到退休，这就是我的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