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我的高考（77数学 曹沅）

我的高考

77数学曹沅

时下流行用数字说话，今天有点心血来潮，也来时髦一把。

到了1977年10月，我已在奉贤县齐贤公社插队了3个多月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无助，迷茫彷徨的时期，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乏味生活，让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

10月21日，报上登了可以考大学的消息，报道称“今年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未婚。[1]”但还有一条是“要注意招收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届高中毕业生。[1]”

我们是1966年进小学，1977年中学毕业的，典型的文革一代学生，基本上就没正经读过书，能竞争过“老三届”吗？然而强烈的要逃离农村的愿望使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拼一下，于是马上找出带到农村的书籍看起来。可是这没有用，因为这些书对高考作用不大，最多起个增加知识面的效果，要认真备考还是需要专门的复习资料和大段的复习时间才行。

那时的人胆子很小，也不敢去请假，生怕一个“要抓革命促生产”把你给噎回来，况且我当时的户口在农村，将来考试也在当地，万一不许我报名怎么办？在极度的焦虑和徘徊的几天后，突然看到阿姨和姐姐来了，她们已与当地领导交涉过了，来带我回上海复习考大学。我很惊喜且有点好奇她们是怎么做到的，只见阿姨手里拿着一张盖了红图章的“通知”，说“这是四新中学的通知，让你回去复习考大学，是伊妹妹送来的。”姐姐在旁补充道：“是侬同学陈伊湄送来格。”原来阿姨是一直将“湄”误为“妹”了，所以有时也称陈伊妹妹的。听到这些我真的非常感动，陈同学的当时处境并不比我好，同样身陷在所谓的“广阔天地”里艰难挣扎，在这种情形下还能为同学送这样的通知，足见她的人品和为人。

回到家里以后，立刻投入到近乎疯狂的复习之中，只要是号称与高考有关的东西统统收集起来，没日没夜地看书做题，到处参加复习讲座，每天按考试时间做模拟试卷，做完订正，全部试卷做完了就再重复做，重复订正，也不管有没有用，就是病急乱投医了。

我们的考场设在齐贤公社的齐贤中学内，报名时又出了状况。奉贤县的中学生毕业时发的是“高中毕业证书”，而我们市区同学发的是“中学毕业证书”，当地招生办以此为由拒绝我们报名，声称要拿出高中毕业证书来才能报名。同去报名的一批同学气坏了，有几位市二中学的同学更提出要和当地的学生来比一比。大家一起闹到南桥的县招生办，很快有了结论：可以报名，而且明确了我们76届就是应届高中毕业生。

幸好奉贤离市区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在那几十天里我就是常常拎着一个大旅行袋来回奔走，袋内装的都是复习资料和一些干粮，吃饭、睡觉的时间都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内。说起来惭愧，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雄心壮志，也不是什么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其实很简单、心酸和伤感，或者还有点庸俗：就是想回家，想回上海和家里亲人在一起是我拼命奋斗的唯一源泉。

可能是那张通知的作用以及我平时的劳动表现还过得去，当地人对我的态度还是相当友好的，见面时会说：“小曹，阿是要去考大学了是伐？”或者议论：“格个囡看上去读书谢好格拉。”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2月10日，距离10月21日正好50天。12月11日，我与全国570万考生一样，坐进了中断了11年的高考考场，希望通过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两天的高考结束了，我心力交瘁，浑身都软了，生了一场病，正是在病中突然意识到1977年12月11日竟是我19岁的生日！也许是太投入了，当时竟然完全忘记了，这恐怕对于有人夸我记性不错也是一个讽刺。另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19年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轮回，因为，每过19年的生日的阳历与阴历与原出生日是相同的。每念及此，我不禁深深地敬畏上苍在冥冥之中的力量，也许这就是——命运。

整整38年过去了，又经过了两个“轮回”，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上，我已五十有七，站在“老年人”的门槛前平静地回首这段经历，那场高考也正好站在我已走过的人生时间段的三分之一处，默默地看着我，仿佛要对我诉说那些我从未遗忘的故事……

曹沅 写于 2015年12月11日

参考文献

[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1129/12/4836034_7337336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