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我在三十岁时考大学(77级药学 赵明乡)

我在三十岁时考大学

77级药学系 赵明乡

我是上海的66届高中生，我在读高中时，很努力，平时一点都不敢偷懒，因为我想考上大学。那时候考大学并不容易，录取率大概只有30％左右，考分之外还要考虑家庭出身。我不是出身于红五类，我知道，自已必须考出特别优秀的成绩，才能进入理想的大学。如果考不上呢？那就要被“动员”去新疆种田，说是“动员”，其实是“不去也得去”，没什么好商量。我害怕去新疆，又特别想上大学，所以我读书很努力，一心准备着高考。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中学里乱成一团，很多教我们的老师纷纷被揪出来，掛黑牌子，剃鸳鸯头（剃一半，留一半），挨打挨骂，成了“牛鬼蛇神”，惨不忍睹。我读的那个中学里，很快就有一个老师受不了了，六月上旬，运动刚开始没几天，他就把自己掛在学校里的一棵树上，死了。那时候虽然学期还没有结束，但课是早就停下不上。一开始并没有说那年的高考就要取消，所以我们白天在学校里“运动啰”，也没有人敢看书，怕被人说，但晚上还是悄悄在用功，准备着考试。到了6月18日晩上，我们66届的毕业班同学全部被叫去学校，一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央这才正式宣布，全国高考“暂停”，说是等文革结束后再考。那文革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听有“経验”的人说，过去的这个那个“运动”，一般折腾个三，四个月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天真地以为，大概到10月份就会恢复高考。但让全世界人民都想不到的是，这个“暂停高考”，竟“暂停”了十一年半，一直到“死的死了，抓的抓了”才恢复！
这十多年里我和我的同学们经历了什么呢？我说说我自己的吧。

1967年夏，我们66届高中生都去工厂里干活，很多人去了码头（海港码头或者内河航运码头），铁路等运输部门，这是因为“方海珍”和很多海港码头工人，还有铁道部门的工人都去打派仗，活没人干，甚至外轮来了也没人卸货，总理是真着急了，因为误了工，得真金白银拿外汇去赔人家，那时候国家哪有那么多硬通货啊！再说，上海这个城市如果运输出了问题，也就是“死蟹一只”了。我那时去了铁路，在车辆段，干了快一年的铆工。

1968年初夏，我们又被招回学校重新分配，因为领袖提出了新的号召，“屯垦戊边”，“四个面向”什么的，于是我被分配到崇明农场，算是成了上山下乡的知青，做了三年多农民，在1971年林彪摔死的那时候才调回上海，在华东师大培训4个月，其实主要就是学习中央批林的文件，根本没上什么专业课，就去上海一所中学里当老师。

我做了整整6年的中学老师，教过二届学生，一届是73届，另一届是77届，那时候中学是四年学制。73届有拉练，学工学农，等等，加起来有半年多时间不上课。77届学生比较幸运，就没有这些事了。六年里，我记不得有没有给学生考试测验这种事情，好像从来没有吧！至于学生们学习得怎么样？好在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在，让他们自己去说吧。

1977年初，好像人人忽然都明白过来，学校里的这种现状是必须要改变了！我们学校就把77届学生按照优，中，差重新分班（上海的77届中学生是74年初进的中学，要到78年初才毕业），这并不是我们学校的发明，当时大概全上海的中学都这样做了。分班一般是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我们学校是分出二个尖子班，二个差生班，绝大部分的学生被分在中间班。这样分班，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学生中文化知识上的“贫富”差距太大，再混在一起上课，大家都学不好。但实际上，这种分班也是在为尖子班学生的高考作准备，学校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和教材，拼命加班，加点，加料，提高。虽然那时高考还根本无影无踪，没有人提起，八字没有一撇，但老师们坚信，那一刻一定会来的，只是迟早的事。果然，邓小平最后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做了件顺应民心的好事。

学校里的那二个差生班，学习当然是差到极点，其中的一个班，学生并不是很“坏”的那种，上课也并不捣蛋，仅不过属于脑子不大开窍。而另一个，是把全年级各班最调皮捣蛋闹事的“坏”孩子集中一起，全部是男生，共收了37条“地煞星”好汉，班级俗称“和尚班”。我们学校的领导和我说，“这个班主任的位置，非你莫属”。我想想也是，年级组里其他所有的老师，起码是本科或专科的科班出身，只有我，一个滥竽充数的高中生而已，当然只能去教这样的班级了。

77年10月，上海的报纸登了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现在知道是77年10月21日），我读后，虽然发现自己也在可以报考之列，可是我最初的反应是无动于衷，感到那事好象已经太遥远，和自己毫不相关，我中学毕业十多年，都已经30岁，早就不做那夢了。一个多星期后，学校里有一个也是崇明农场出身的老师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考。他说全校有十几二十个崇明老师，除了他之外，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考。我被他一鼓动，就像是戏文“思凡”里小尼姑的角色，竟动了心，毕竟当年也是实在太想读大学了。这样“春心蕩漾”了二天，终于把持不住，鼓足勇气去和领导支部书记说，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领导先批准才行。

领导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走了，谁来填你这只坑？你也不想想，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考上了，我那能会放你走呢？还是安心本职工作吧。”他说的是大实话，那年代，领导和单位掌握生杀大权，调动工作绝对是他们说了才算。我于是只好死心，决定回到古佛青灯旁，不再去夢什么想。

到了11月8日（我非常清楚记得这日子），领导来找我，说当初劝你不要考，现在上面有文件下来，各级组织不能阻挠符合条件的考生报名参加考试，他说他不想违背政策，所以来问我，究竟还考不考。真是奇怪，我心中的死灰居然霎那间又复燃了，就说，“那我考吧”。领导其实也是个好人，但从他的角度，当然想要留住我，于是乎，真正是“威逼利诱”全用上了。领导对我说，他刚刚找了另一个想考的老师谈话（就是一开始叫我和他一起考的那个），那位老师现在决定不考了，因为他打过入党申请报告，党支部会很快考虑和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如果他考走了，他过去要求入党的一切努力就要从头来过。那年代，争取入党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那是要积极表现，接受考验很多年哩！我明白，那位老师在“党票”和“上大学”之间，他选择了“党票”。这位领导同时跟我摆明：现在如果你还要考的话，那学校里就是你一个人考了，你应该想一想，万一你考不上，全校的师生都会知道，这样的话今后你会很尴尬很难堪。如果你不考呢，党支部也会认真考虑你的组织问题，他一定就会很快安排我去听党课。

我当时心里有点犯嘀咕，我想入党的标准对我高不可攀，我好像还没有想到过要入党啊？我就对领导说：“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吧”。领导无奈地说：“11月6号是报名截止日期，今天已经过了二天，这样，我给你半小时，你马上填好报名表格给我，我正好要去区里开会，大概还是能把你的申请表格递进去”。我于是立即填表格，却不知道填什么志愿（那时可以填三个），前几天那张介绍大学里各系和专业信息的报纸，早就被扔掉了。结果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帮我随便选了三个，其中就包括上医药学系。其实当时同事们都要我填上医医疗系，我说我害怕解剖死人，这才选了药学系。填的三个学校和专业，天地良心，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毫不相干的那种。谁知道就是这一霎那的事情，却定了我的终生饭碗。有时候，人生的道路真的就是在几秒钟里决定，一勾一划之间的事儿！

离开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复习，高中里读过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我每天还要上班上课。但我们老高三的底子毕竟厚，我高中时代的努力居然没白化，虽然毕业十几年了，拾起来也快。后面的事情就是进考场，体检，录取。象是做梦一样，我还真的能在30岁时考上大学！我在社会上晃荡了十来年，做过工人，农民，老师后，1978初，又要回炉再去做学生了。

那时，我做“差生班”的班主任也快有一年的时间，平时与这班学生“说，教，训，打，闹”，红脸白脸的，不管怎样，毕竟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临走的时候，这个班的同学自发地筹集了几块钱，给我买了一个军绿色的书包，一个铅笔盒，里面有钢笔，铅笔和一切文具，还有一本装璜精美的日记本子，全班同学很郑重地交给我，他们跟我说，他们上了“四人帮”的当，从小就没好好学文化，现在刚刚明白，但已经太晚了。他们真情地嘱咐我，叫我进大学后好好学习，今后可以为四化建设出力气。

大学四年，毕业后又留校做了近一年助教，一直伴随着我，帮助我，督促我，让我能完成我的学业和工作的，就是这一套我的学生送给我的宝贵的书包和文具。

恢复高考四十年复旦校友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