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我的大学(78中文 王均熙)

要是有人问我,这辈子觉得哪段日子最快乐,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读大学。打倒“四人帮”，“十年动乱”宣告结束，邓小平同志复出，中国终于走上了康庄大道，而恢复高考，则使我们这些“老三届”成了第一批受惠者。一个在街道生产组呆了五年之久的人,转眼间步入接受高等教育的殿堂,那种“一步登天”的翻身感,没有在社会最底层长时期待过的人,是根本无法体味的。1978年10月6日,是我去复旦大学报到的日子。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走进学校的大门，面对庄严肃穆的教学大楼，充满喜庆气氛的美丽校园和接待新生的师生们的热情笑脸,内心的喜悦,激动,兴奋,自豪,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真有点“百感交集”的味道。我知道，我们已告别苦难的过去，未来的全新生活,从此开始了!

在我入学的几年里，校园里的学习气氛十分浓厚，人人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学习机会。学习生活也很有规律，每天一早按时起床，排队做操，白天上课，课后锻炼身体，晚上自习。我喜欢打网球，当时大学里没有网球场,毗邻4号楼的留学生楼前有一块大草坪，倒是打网球的好地方。但是外国留学生也是这块“风水宝地”的常客，那些欧美女留学生穿着大胆暴露，一条三角裤外套一件勉强遮住屁股的男式衬衫，就敢满校园乱跑。他们经常男男女女一起躺在草坪上，互相打闹，动作亲昵，我们把球打飞了，落到他们身边，都不敢过去拣，只能远远地打招呼，请他们把球扔回来。每天晚上，大家都去图书馆或教室自习，整个校园灯火通明。莘莘学子个个勤奋，人人用功，根本不用别人督促，只怕自己落人之后。图书馆的座位最为抢手，所以我们总是在晚饭前先去占好位置，放个书包或一两本参考书什么的，表示此座位已经有人，别人不得“觊觎”。夜里十点，学生宿舍拉闸熄灯，准时睡觉，不准熬夜。中文系有个外地学生特别用功，夜里自己点上蜡烛，躲在蚊帐里苦读，结果因疲劳过度睡着了，引起火灾，把被褥全烧光了，后来大家纷纷捐资捐物，帮他渡过难关。我学的是汉语专业，全班十五人，两个女生，还有两个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小伙子，他们俩是旁听生，连普通话都讲不利索，让他们和我们一起上专业课，真是难为他们了。汉语专业的一些课目比较枯燥艰深，但那时我们是“大旱奉甘霖”，并没有“厌学”之感。我是班里的“老大哥”(同学们都叫我“老王”)，录取的考分最高，所以大家选举我当学习委员，没想到一当就是四年，每次改选，想推让也让不了。毕业多年后，班里的“老二”夏剑钦找我“平反”，他告诉我，当年他怕超龄被取消考试资格，所以隐瞒了真实年龄，其实他比我大一岁。四年里“屈居”老二，真是委屈他了。

我们的班主任钱凤官老师是以前的工农兵研究生，为人谦和诚恳，和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时常组织我们全班去校外看话剧或其他演出，而每次事先去文化局联系或去剧场购票等任务，便落到我头上。当然，这是钱老师对我的信任，又是为全班同学效劳，我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佩带着名牌大学的校徽，全班坐上学校专门接送的大巴，从车上鱼贯而下的时候，迎接人们羡慕的目光，一种“天之骄子”的优越感油然而生。那时的大学生们都很珍爱校徽，因为它表示了一种身份，一份荣耀。可是我却丢失了两次，那都是在挤公车的时候不慎弄丢的。当我下车后发现胸前空荡荡时，心中的懊恼沮丧可想而知。当是的大学生有一种“特权”，那就是可以观赏当时尚未公映的“内部电影”，有些片子还只对中文系的学生开放。记得有一次校内的电视放映室放《教父》，其他系的学生探听到消息，纷纷前来“找关系”，“走后门”，门口挤了很多人。其实里面已人满为患，再没有插足之地了。现在，这类外国影片满大街都是，没人稀罕，花几块钱买张盗版影碟，什么都有了。

入学不久，我就参加了两门学科的免修考试，全部通过。遗憾的是那时没有实行“学分制”，否则的话，我恐怕不用四年就可以提前毕业了。值得一提的是那次面向全校的公共外语免修考试，厚厚的两大叠试卷，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根本容不得你从容思考。把闭卷部分做完交上去，才可以拿到开卷部分，开卷考的内容就是“英译中”和“中译英”。如果你要不断地查词典，那也是根本来不及的。我的成绩是78分，中文系第一名，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79 分，只比我多一分，可见试题难度之高。通过免修考，并不等于我在大学期间就不想读外语了，我向校领导提出申请，后来学校为我们这些通过免修考试的学生专门开了一个英语班，类似中学里的“提高班”，教材比公共外语要深，老师在课堂上也从不说中文。中国的教授讲英语，我能听个八九不离十，但是偶尔请外国老师来上课，或者和外国留学生交谈，他们的语速快，发音、语调都有些不同，我能听懂一半就非常不错了。我的好朋友周炳揆先生在美国生活多年，他告诉我，中国人学英语是按照国际音标发音的，其实外国人说话时并不按照国际音标，所以没有在国外生活过几年的人，听外国人说话有点困难。我马上联想到外国人学汉语的情况，他们学汉语是按照汉语拼音发音的，其实中国人说普通话的时候，也并不严格遵循汉语拼音的发音，例如中国人说“哪儿去”这句话，是不会规规矩矩按照这三个字的汉语拼音来说的。王志文在电视剧中说这句台词的时候，那个“去”字离qù的发音相差甚远。那时我们在课堂上听情景对话的录音，有个别的句子翻来覆去放也听不清，最后老师把书面材料发给我们，再回过头去听那个句子，仍然对不上号。我想，外国人听王志文说的“哪儿去”，恐怕也会碰到同样的情况。说起和外国留学生交谈，我想起一件趣事。我曾自学过几年法语，有一次我问一个法国留学生，法语中的名词硬性规定阴性或阳性，怎么没有规律可循？不料他不作正面回答，立即反问我，中文里的量词也很奇怪，马说一匹，牛说一头，有什么道理呢？反应之快，令人吃惊。假如这段对话发生在外交场合，堪称流芳之佳话。后来我又去国际政治系当旁听生，教国政系专业英语的胡炳坤教授在学期初用英语和我交谈了一次，了解我的英语现状。到了学期末，他又找我谈了一次，问我每天有多少时间花在学习英语上,我的回答含糊其词。事实上，我的课余时间几乎全部用于阅读汉语专业的参考书，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也就限于在课堂上听听他的课而已。胡老师显得很失望，他告诉我，当初我刚进他班的时候，英语水平在全班名列前茅，但一个学期过去，我大大退步，很多同学如今已经超越我了。我听了有点失落，又有点惭愧，隐隐地也觉得有点对不起胡老师的器重和期望。

大一时，教中文系公共英语的小方老师是以前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他为人挺好，热情，开朗，总是笑容满面，英语也还行，至少发音挺标准。但不知为什么，文学班的同学就是不喜欢他。我们汉语班仅十五人，文学班有七八十人，人多势众。他们到系里反映，要求换老师，甚至提出让我取代小方，请学校发我津贴，也真够荒唐的，复旦大学哪有这种规矩和先例啊！后来我应同学们的要求,曾利用课余时间为大家上过几次英语辅导课 ,不过那不是正式开课,来听课的人都是自愿的。有一次校学生会主席吴悦也来听我的课，还认真地做笔记，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吴悦主持学生会工作期间，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会举办的大学生摄影作品展和书法作品展，我都送去了作品，后来我的一幅摄影作品还刊登在校刊上。

1978年冬，社会上掀起了“跳舞热”，波及到大学校园。不过大学里开始跳的是集体舞，有一次学校组织我们去参加在青年宫(即“大世界”)举行的大学生联欢晚会，下午先在校门口的大草坪上操练。我抬头仰望着矗立在校门前的巨大的毛泽东全身雕像，感慨万千，真不知道他老人家看到我们这些年轻人围着他“群魔乱舞”，心中作何感想。除了舞会，大学里的其他文娱活动也很丰富，学校组织了话剧团等学生团体，还经常邀请交响乐团、轻音乐团等文艺团体以及外校的大学生来校演出，宋怀强他们的三人演唱组(两男一女)，新颖别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9年春，报纸上宣传“社会主义民主”，学校邀请一些“民主人士”作报告。大学生景晓东的报告讲述了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的亲身经历，他的那首针对“四人帮”的诗“扬眉剑出鞘”，当时脍炙人口。陈荒煤的报告内容丰富，生动有趣，他提到文革中的一件荒唐的往事，毛泽东曾说“荒煤，荒煤，就让他去北大荒挖煤吧”，这本来是一句戏言，不料下面的人当作“圣旨”，真的开始为他办理调动手续，他差点就被发配到北大荒去了。王若望也来过，不过他的报告内容空洞，格调也不高，他说前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解放后一直整他，是因为他们俩抢同一个女人，后来老毛干预，俩人都落了空。把政治斗争归因于男女间的争风吃醋，也太不严肃了。所以，当会议主持人宣布休息十分钟时，台下的听众“哗啦”走了一大半。学校发动学生给学校工作提意见，学生反映伙食差，澡堂挤，要求夏征农书记到学生食堂吃一次饭，到学生澡堂洗一次澡。后来夏书记答复，吃饭可以，澡堂就不去了。那些提意见的人也真是，让堂堂党委书记在学生面前脱得赤条条，成何体统！

1980年10月21日，法国总统德斯坦访问复旦，他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希望听到大学生呼喊他的名字。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在一次大会上生气地说，学生在背后直呼他的名字，毫无礼貌，“你们不叫我苏校长，也该叫我苏教授吧”。我想，这也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吧。我还作为学生代表，接待过新加坡的大学生代表团。新加坡通行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但是新加坡人说的英语实在不敢恭维，而且简直有点“可怕”，说他们“蛮音鴂舌”，毫不为过。

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中文系主任朱东润教授在一起散步，朱东老教导我，读大学主要不是靠听老师讲课，大学为学生创造的是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研究学术的一种氛围，老师仅仅是领路人。我想这就是“师傅领进门，学艺靠自身”的道理吧。不过大学老师的授课也不乏精彩。给我们上“中共党史”的老师，讲述了许多教材上不会记载的鲜为人知的史实，听后令人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对中共党史有了更为真实深刻的了解。给我们上“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老师，每次上课讲述完教材上的内容后，便开始详述他自己亲手调查、收集的材料。给我们上“古代汉语”的严修老师，在期末的学生民意测验中，获得百分之百的好评。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学问和人品的双重肯定。

大二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次下乡劳动锻炼，其劳动强度，比起我高中时差远了，轻松多了。我是炊事班班长，每天变着法子给同学们做好吃的。记得有一次晚上烧菜饭，青菜是自留地里刚摘下来的，米是问老乡买的新米，这样的菜饭，即使没肉，也美味无比。晚饭后，我朝锅里倒了点水，想把锅巴泡一泡，第二天煮泡饭。不料第二天一早掀起锅盖，全馊了！回校后，我们炊事班还被学校评为先进集体呢。

大四的时候，我们班去青浦做了为期十天的方言调查。请来当地的老中青三代人，他们发音(按照我们准备的材料朗读),我们在一旁录音和记音。在调查中发现了很有趣的语言现象，老一代都是土音，中年一代开始发生变化，而到了年轻一代，则完全向普通话靠拢了，真是泾渭分明，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期间，我们曾去镇上的一家饭店吃饭，一盆“青鱼甩水”，吃得北京来的女生李小玲不肯放下筷子，回来后还一直念念不忘。每次她用普通话说“甩水”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总觉得滑稽，因为上海话不是这样发音的。李小玲对上海的奶油蛋糕也情有独钟，一次暑假前夕，曾想买一个带回北京。幸好售货员规劝，否则的话，命运就像我的那锅泡饭了。

恢复高考四十年复旦校友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