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怀念胡裕树先生(78中文 王均熙)

78中文 王均熙

胡裕树先生离开我们，至今已有整整七个年头了。每当我回忆起在复旦大学就读时的往事，胡先生的音容笑貌便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

1978年我考进复旦中文系汉语专业，当时胡先生是中文系主任。汉语语法分为南北两大体系，北方以北大为首，南方以复旦领衔，胡先生则当仁不让地成为南派的领军人物。我一踏进复旦，就听见人们纷纷赞扬胡先生的课上得好。到了大三，我们的课程中有了语法课，同学们一致要求胡先生开课，于是，作为学习委员的我便肩负使命，登门拜访，代表全班同学请求胡先生“出山”。胡先生当时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担任系主任少不了行政工作，还要带研究生，所以已经有几年不开课了。经不住我一再恳求和“软缠硬磨”，胡先生终于答应破例为我们班上一个学期的语法课。同学们听到我带回来的好消息，个个欢呼雀跃。语法课照理说是比较枯燥的，但是胡先生上课时高屋建瓴，旁征博引，言简意赅，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高尚的享受。记得有一次上课前先听北京的一个会议录音，那天天气闷热，录音又不清楚，大家听得昏昏欲睡。胡先生看到这种状况，“啪”的一声关掉了录音机，说：“不听了，我们上课。”“唰唰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接着就开讲。全班同学顿时睡意全消，个个抖擞精神，开始聚精会神地听课。这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至今记忆犹新，原来一个好老师的精彩讲授，可以驱除“瞌睡虫”，比什么其他的方法都灵。

胡先生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但是为人却十分谦和。复旦大学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当然不止胡先生一位。例如张世禄先生，他是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先生在给我们作报告时还提到自己早年读的是张先生的书。1981年我申请赴美读硕士，请张先生写推荐信，张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是他老人家一口答应。当时张先生已八十高龄，写字时手有点颤抖。事毕他颤颤巍巍地把我送到门口，只对我提了一个要求：如果赴美之事成功，出国之前不要忘了告诉他一声。如今不少人互相之间只讲交易，什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你托我办事，就得给好处。和张先生相比，品格上真有天壤之别了！

毕业前夕，我和胡先生在复旦图书馆前合了一张影，照片上的胡先生笑容可掬。这张宝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翻阅相册时，每当看到这张旧照片，心里便涌起阵阵暖意。可惜的是，在我毕业的翌年，胡先生因为健康原因不再带研究生，只有许宝华先生招收音韵学方面的研究生。其实许先生对我印象也挺好(去年有同学从美国回来，许先生设宴招待，还特意邀请我一起出席),可惜那时我对音韵不感兴趣，只能打消再进一步深造的念头。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编写了一部《汉语新词词典》，在交稿之前，我请胡先生写一篇序，胡先生欣然答应。他在序言的最后一段写道：“均熙同志是我的学生，以前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求学期间，就对现代汉语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刻苦钻研，锲而不舍。踏上工作岗位以后，仍一直从事语言研究。他有较好的外文功底，能够作一定的语言比较研究，因此，对新词新语的认识和处理，也就有了独到之处。近十年来，他治学益加勤奋，并能持之以恒。他广泛地搜集各种语言资料，独力完成了这本洋洋大著，实在是难能可贵。忝为他的师长，我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也衷心地希望他今后继续勤于耕耘，并作出新的成绩。”昔日的恩师对我如此厚爱，心中的感激之情和自豪感是不言而喻的。

2001年11月，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贺国伟给我打来电话，说胡先生因病去世了。听到这个噩耗，我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么好的一个老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当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追悼会上瞻仰先生的遗容时，我向先生深深地鞠躬，情不自禁痛哭失声。复旦的很多师生也都泪流满面，和我一样悲痛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