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两张高考准考证(78药学 鲍景奇)

两张高考准考证

药78-1班 鲍景奇

每个人一生中总要经历大小各种考试, 诸如升学考，高考，职称考等等。对我而言，最令人难以忘怀则是十年动乱以后于1977年底恢复的高校招生考试。我有幸参加了这两场考试，记得当时是从广播中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刚听到这个消息心中这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次考试没有所谓的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猫腻，考试有可能相对公平，也是我返回上海的一次机会。忧的是恐怕自己过不了政审关，我的一个叔叔文革前是上海格致中学高材生，当时被明确告知不能报考理工类大学，只能报外地的医农类院校。原因就是家庭出身是地主。其次是担心自己数理基础太差，加上加上距离12月10日的高考已不足二个月的时间。但不管有多少困难，这样的机会不能错过。

我是个67届初中毕业生，实际念了不到两年的初中。从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的学校就停课闹革命，然后就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我在1969年3月3日从上海徐汇区59中学到黑龙江嫩江县七星泡农场，开始了知青生活。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们家被一分为三，我在黑龙江，我母亲所在的上海市卫生学校全校支边到云南楚雄，父亲在带着两个妹妹和奶奶在上海。三年后我的左腿在一次冬季伐木中被拖拉机撞断，采得病退，转到云南我母亲所在的楚雄州卫生学校。在那里有机会念了个中专药剂班，两年后分配到地处昆明市郊区的云南省工人疗养院药房工作。 记得报名非常简单，本人提出申请单位证明就行了。因为所有的要求都公开登载当时的云南日报上，第一次做到了报名不需要领导批准。后来也接到父亲的来信和母亲的电话询问我的报名情况。记得当时全院只有门房传达室有一部公用电话，传达室的人接到我妈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后，打开扩音器对着麦克风吼道，鲍景奇，有个楚雄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请赶快来传达室接电话。于是整个单位包括食堂，宿舍，行政楼都从高音喇叭中听到了我的消息。

另外一个难题是缺乏复习资料，这一点上父亲的帮助起到了决定性的支持作用。父亲有理科的功底，退休前是上海机电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他托亲朋好友不仅找到了以前旧版的数理教材和数理化自学丛书，而且还针对我的具体情况，帮我整理了数理复习的提纲。同时每周都会通过印刷品邮寄给我新的复习资料。我那时候是医院药房和团支部的负责人，除了日常工作之外还要定期出版医院的大批判专栏。白天尽快完成本职工作外，晚上在通宵达旦开始复习。当时数学物理是我的短板，初中代数中对因式分解，一元二次方程略知一二。所以我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数学物理的复习上。白天这是抽空死记硬背政治术语，名词解释，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写作范文。这样的节奏显然会影响到我的日常工作。我记得当时的院长把我找去狠狠的训了我一顿。直接了当的对我说，如果再这样的话，即使你高考被录取，我们也会把你撸下来。

当时地方上的情况仍然是文革遗风盛行，他们不愿意看到你靠自身的能力，通过公平竞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当时的考试是定在12月10日。考前半个月要填写报考志愿。我填的是上海化工学院的抗菌素制药，和四川医学院的药学。考试是在昆明市西山区的一所小学中进行的。当时我的原则是，拿到试题先易后难，选择题用排除法，不会做的留到最后在蒙一下，总之尽量不留空白。考后的感觉是数学物理二门有不少根本不会做。考试过后约一个半月，通知我去体检。当时心里十分高兴，猜测应该是过了最低分数线才有体检的资格吧。想不到体检过后渺无音讯，究竟是政审不合格，还是体检有问题，托人打听也是泥牛入海 。就在这时收到了录取通知昆明师范学院理科师资班。这个录取通知又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在七八年，大规模的知青返城高潮已经开始。我和家里商量后决定放弃这次机会，七月份再考一次。这是有点赌一把的决定，考的好固然好，考不好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作为一个当年的上海知青，回上海念书的愿望是这一决定的原始动力。 有了第一次考试打底，第二次考试倒不是那么紧张，发挥也正常。那一年巳改成全国统一命题。考完一个月以后发榜公布分数，我的总分是335.5分，其中数学考的最低，只有44.5分。但正是这难能可贵的是44.5分，使得总分过了本科最低录取线。从而被那年来云南招生的上海第一医学院药学专业录取。 1978年的金秋10月，我终于从云贵高原回到上海，从哪儿开始了我的四年大学本科生活。我的人生从这个拐点走向新的道路。

我一直收藏者这两张弥足珍贵的准考证, 它见证了那一段拨乱反正的历史。正是那一年的高考，你才能真正将个人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取决于你的父母，你的家庭背景，你的领导对你的喜恶。也正是那一年的高考，我才能回到上海念书，园了我的大学梦，成为少数知青的幸运者。而当年同去黑龙江的小伙伴们在以后的经济改革大潮中承受着社会变革带来的强烈冲击。他们的坎坷历程才是大多数知青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药78-1班 鲍景奇 -2017年7月4日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