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77数学同学剪影(77数学 沈文海)

77数学同学剪影

77数学 沈文海

一，吞云吐雾李乐德

入学的头两天，宿舍里的几位室友才熟悉不久，就听本舍善男曹沅介绍，说对面宿舍里有一位上海本届理科高考状元，名叫李乐德，此人才高八斗，文理俱佳，且风流倜傥，卓尔不群；非但本次高考状元信手拈来，十多年前的1963年，就曾在当年的中考中获得全上海中考第一名，可谓名副其实的状元胚子。此次高考夺魁，文汇报曾派人采访，并刊有专访文稿，名动淞沪一带。闻有如此人杰毗邻而居，令我且惊且喜，大有三生有幸之感。数日后经旁人指点得以确认李某其人后，曾数度在远处窥测端详，果然相貌堂堂，气度不凡，实属人中之龙，鸟中之凤。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乐德兄给我的如此辉煌的第一印象，应当主要归结于曹沅事先不无添油加醋的隆重推荐，以及我本人作为尚未成熟的“少男”们所大致都有的“追星”情结。当真正接触到乐德兄，并在日后交往中与之逐渐熟稔后，由电台广播报纸乃至口口相传等诸多信息形成的附着在乐德兄周身上下的层层油彩便陆续脱落，还原成一个亲切和蔼、谈吐幽默的可与之倾谈的老大哥。

乐德兄身高与我相仿，身材匀称，衣着朴素整洁，梳着有条不紊的分头，鼻子上永远架着一副眼镜。而与他的眼镜常相伴随的，是他那夹在右手食指中指间的仿佛永不熄灭的烟卷。课间休息，教室外同学们凑在一起闲聊，常见他自然而然地从兜里掏出一包烟，熟练地弹出一支叼在嘴里，然后掏出火柴点上烟，眯着眼深吸一口，陶醉般地略略憋一下，然后就见原本浓白色的经他肺部过滤后已成淡灰色的烟雾，从他那两只优雅的鼻孔中缓缓冒出，看得出他实在享受这一过程。班上的同学虽大多经历丰富，但吸烟者不多，印象里乐德兄所在寝室只有他一人吸烟，而且他也没有现在社交场合里常有的递烟让烟的习惯，只一人独吸独享。当然，其他同学们的不抽烟并不意味着不会抽，一次小型寝室间闲聊聚会，我也曾见到我们寝室的於崇华兄嘬着嘴，陪着乐德兄一道吞云吐雾。

乐德兄书香门第世家，父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年早逝。祖父系河南籍著名爱国人士，抗战期间曾屡创发明，于缓解大后方燃气紧张状况大有裨益。1949年不愿随国民政府迁住台湾，而于1957年在大陆被打成右派，1962年摘帽，兴奋之余，将位于香港的几处房产全部出售，所得款项扫数捐献国家；其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老人衰年遭逢大乱，于文革初风雨飘摇、孤寂荒凉中过世。乐德兄曾向我讲述其祖父过世时的情景：老人家重病卧床，渐渐不起，弥留间仅长孙乐德一人相陪于侧，回光返照中，老人口噤不能言，急索纸笔，草书数页，行笔越来越缓，越来越慢，乃撒笔而薨。所书数纸字迹潦草，多难辨认，可识者，惟“河南”、“工程”数字而已——老人至死难忘家乡建设之事，令人思之喟然长叹。乐德迫于当时汹汹的社会压力，草葬祖父，大哭一场而已。言至此，乐德兄面露惨色，愧疚之态，不忍直睹。祖父故后，乐德精神苦闷异常，遂始啖烟消愁，其吸烟史盖由此始。据称最难过时，曾创一日吸烟一包半（三十支）的记录。久而久之，乃成为癖，苦闷时吸，得意时亦吸；情绪低落时吸，心情舒畅时亦吸；思索时吸，闲暇时亦吸。一次期末考试，考题大难，我于绞尽脑汁之余，偶见坐于前排右侧的乐德兄双眉紧锁，表情凝重，手里夹着一支轻烟袅袅的香烟。监考老师见状亦未予干涉。考罢我问乐德兄何以在考场上吸烟，乐德兄答曰“考题太难，有点紧张”。

依文革阶级划分理论，乐德兄当属“贵族阶层”，文革中虽蒙大难，然文革后霍然翻身，一时间冠盖来往，出入名流，交游甚广。乐德兄性情中人，雅量高致，风流潇洒。上海电影厂拍摄故事片《好事多磨》，曾借乐德兄家所居别墅楼（岳父陶将军故居）拍摄部分场景。拍摄之余，于家内举办舞会，事后乐德兄曾不无得意地向我吹嘘道：“那个电影里的女主角，兄弟陪她跳了一场。”按，该片女主角，系当红影星龚雪是也，色艺俱佳。

与高层频繁往来，或多或少总有些特殊待遇，最令人羡慕者，乃乐德兄常于周末有机会观看内部电影。其实当时所谓“内部电影”，大多是文革前已公映，但文革中被禁的，当时尚未解禁的诸多国内及外国故事片。记得一次周末，乐德兄获票看了场印度电影《流浪者》，甚为欣赏，我得知后苦苦相缠，求他给我介绍电影剧情。乐德兄被缠不过，乃择日在宿舍楼活动室里给我细细讲了一遍《流浪者》。那是傍晚时分，室内没有开灯，窗外暮色迷茫，树影疏浅，光线渐渐暗淡，乐德兄坐在我的对面，手里夹着颗烟卷，一边喝着茶，一边绘声绘色讲着电影里的拉兹如何如何，丽达如何如何，拉兹的母亲如何如何，丽达的父亲也就是拉兹的生父又如何如何，情节曲折起伏，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那可真是个难忘的傍晚，至今回想起来，仍清晰记得乐德兄当时的语调和神态。

做为数学系的学生，乐德兄的才华并非限于逻辑思维的缜密和推演能力的超强，而且表现在文科——尤其是写文章的文笔和文采方面。入学的头一个学年，学校里曾举办过百科知识竞赛和作文比赛，乐德兄除获得首届全校百科知识竞赛第三名外，又在文科系学生强项的作文比赛中获得第五名。这两次比赛我也都参加了，当然结果名落孙山。我曾将乐德兄获奖第五名的那篇命题作文细细品读过，通篇并无惊人之语和新奇用词，如平时说话一般，给人以平淡、清新和流畅之感，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孙犁、汪曾祺的韵味。

叫人不得不佩服的是，乐德兄体育方面也甚为出色。那时体育课上除规定课程外，老师时常在后半节课安排全班男生踢足球，乐德兄逢场必上，左盘右带，突进射门，跟我们这些未满二十的小伙子一样奔来跑去，得分后一样的欢呼雀跃，手舞足蹈。体育课考核内容有杠上翻滚、引体向上和长跑1500米。乐德兄杠上翻滚的轻松潇洒，令我们这几位比他小十二三岁的小青年惭愧不已。头学期入学初，学校组织新生军训，乐德兄踢正步走队列，匍匐、立正、刺杀、投弹样样精通，连军训教官都赞叹不已，说乐德兄的刺杀动作比他们这些专业当兵的做得还要标准漂亮。

乐德兄性情爽朗，1978年夏季大热，暇时常见他身穿背心，肩膀上搭着条毛巾，脚上趿拉着塑料拖鞋，手里端着脸盆，出得寝室门来，一边慢慢悠悠往水房走，一边引吭高歌，所唱曲目种类繁多，且多属曲调悠扬舒展一类，从五十年代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到六十年代的“美丽的哈瓦那，这里是我的家……”，以及文革年代的“彩灯把蓝色地大海照亮，幸福的喜讯传遍了万里海疆……”，乃至当时四人帮粉碎不久后新出相声里的讽刺歌曲“我为首长唱赞歌呀呦啰喉啰嘿，那个求求首长提拔我呀呦啰喉啰嘿……”兴之所至，随口唱来，回肠荡气，绕梁三日，所谓真名士自风流是也。入学后不久，系里召开新生联欢会，由新任系学生会文艺委员的施宜平主持，乐德兄跟施委员开玩笑，联欢会开始不久便从观众席上站起，起哄架秧子地连声吆喝着要施委员出节目，并指挥其所在寝室众同学一起呐喊：一二三四五，文艺委员跳个舞！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得好着急！……场面甚为热闹。施委员被逼不过，好歹当场唱了支大跃进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方才罢休。事后同宿舍楼道其它班级的同学谈及此，皆感叹“你们计算数学班的同学真团结！”

1979年国家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乐德兄与顾大伟、姚大卫三位老兄一齐报名，并顺利录取，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再过一年半，1981年初与姚大卫同获留学机会，乃远涉重洋，赴美勤工俭学。满打满算，乐德兄在数学系我班就读时间仅一年有半（另一年半时间在读硕士生）。赴美前班里举办欢送会，黑板上的“欢送会”几个大字是由班长老姜和我一起写的。会上老姜鼓动全班要乐德兄表演节目，乐德兄又是作揖又是敬礼，实在无法推脱，于是也唱了支“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了事。

赴美初期，乐德兄与班内同学多有书信往来，我也因对当时批白桦《苦恋》等风潮困惑，去信倾诉。乐德兄曾回一长信，详谈其看法，并讲述其家事，感人至深。惜数十年内屡次搬家，原件不知散落何处，至为可惜。

多年打拼后，乐德兄现已任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时常返国，授业于国内学子。2006年夏季全班于复旦聚会，二十六年后乃再度聚首，有恍如隔世之感，重逢时百感交集，不可名状。当乐德兄得知我这位当年的系团总支常委至今尚未加入共党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笑道：“共产党里还是好人多！”乃飘然而去。

又，2004年因心脏病住院手术，乐德兄从此戒烟。

二，多才多艺姜叙伦

乐德兄虽为人谦和，但从不轻易夸人，更难从他口中听到对某位同学表示敬佩的话；我所听到的唯一的一次，是对与我同寝室的班长姜叙伦。

老姜上海人，生于1949年，整比我年长十岁，当过兵。部队里养成习惯，晨起被子总是叠得方方整整，铺面上一尘不染；与对面上铺李刚被子团做一团、枕头高低不平、床单皱皱巴巴、衣服裤子袜子东一条西一只的邋里邋遢的床铺形成鲜明对比。军训喊操时运气浑厚，字正腔圆，威严凛然，令队列中的众同学悚然惕然；操列中向上级汇报时总是小跑至规定位置，挺胸收腹、朗声报告，然后总要习惯性地举手敬礼。

老姜复员后入上海沪光灯具厂做工，时恰乐德夫人在上海无线电四厂任军代表。按，乐德夫人早乐德兄一年高中毕业，乘文革前末班车就读于哈军工。文革家道中落，幸遇乃父挚友许刚侯世友搭救，入伍避难，后任驻上无四厂军代表。该厂与沪光灯具厂共同参与一与雷达有关的重要军工项目。老姜曾役雷达兵，又善摆弄无线电半导体，而两厂工程师、技术员才疏学浅，难当重任，故老姜渐露头角，扬名业界。项目军代表慧眼识才，擢老姜为项目小头目。乐德夫人即听该军代表所述，又转述乐德。故乐德兄之知老姜，早于七七年高考矣。且当时乐德兄已知老姜，而老姜尚不知乐德兄。曹沅曾亲耳听乐德背地里谈及此事，夸赞老姜“哈聪明（沪语：极聪明）”。

入学后老姜自然而然地当选我班班长，并延续至毕业，同时兼任年级党支部委员。老姜阅历丰富，各种场合皆能应付自如。上述“发展会”“转正会”上他表现得庄重严谨，平时在寝室里却十分平易随和，甚至谐谑嬉笑，幽默诙谐。同寝曹沅的由“曹沅”而成“曹三元”的称谓变化，便是老姜的随口之作。曹兄因此曾数度奋起抗争，奈众人皆认可老姜创意，乃饮恨作罢。

与我连滚带爬苦学，方争得成绩位居全班中游的情况不同，老姜几乎聊着玩着，学习成绩便一直处于全班顶端水平。印象里他的所有科目的期末考试，成绩很少有低于90分的时候。平时傍晚，我等早早吃罢晚饭，一边拎着书包一边用袖子抹着嘴直奔图书馆或教室，常见老姜、於崇华二位老兄在路上，一手端着空饭盒一手拎着暖壶，聊着天迈着方步，悠哉游哉地从食堂慢慢踱回寝室。待我们在图书馆或教室看书看得口干舌燥，借回寝室喝水之机休息一下时，往往见老姜老於二人（有时也有曹沅）在寝室窗前桌旁盘着腿或翘着腿坐着，一边聊天一边做作业。老姜偶尔也去图书馆，但绝大部分时间是去浏览杂志或看小说，极少在图书馆或教室温习功课。上学之初，某老师便在课堂上讲道，虽然数学系学生很多，大部分同学也都很刻苦努力，但以后真正以数学教研为职业者，却肯定是凤毛麟角，在这里天赋是第一位的。毕业时全班留校人数仅五人，老姜位列其首，可见其天赋的非同一般以及被系方的充分认可。

与乐德兄一样，老姜在体育方面也相当出色。年级排球赛，老姜一直是班级队的二传手。其它如杠上运动、跳马、铅球等田径项目，也样样精通。乒乓球打得好，游泳也很不错。几次与他较量，皆不是对手，令我这个比他年少十岁的小青年惭愧不已。只有长跑，是我唯一比他强的保留强项，但1500米长跑冲到终点时，我比他的优势也就是十几米的差距；期末体育课考核，他的长跑依然达标，尽管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毕竟一大把年纪了，跑成这样已属不易。

老姜喜欢开玩笑，且多带“荤腥”。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开放之风尚未盛行，校园内若干大男大女们谈情说爱，往往秘密从事，且多行于夜晚，显得鬼鬼祟祟。被老姜撞见过几次，老姜自然视若无睹，仅回寝室后对众人坏笑曰“今天又碰到几个晒月亮的”。我比较喜欢听音乐，一次周末放学，老姜在寝室里收拾带回家的东西，我打开他的收音机听古典音乐介绍，适介绍到肖邦的钢琴曲《D大调波罗乃兹舞曲》，我正听得津津有味，见老姜收拾停当，拎包出门时没头没脑扔下一句话：（此处略去65字）。老於毕竟与老姜同龄，听出了其中的名堂，在一旁呵呵而笑。

老姜也有严肃的时候；1980年元旦系里举办新年联欢，七八级一群小女生在台上齐唱当时流行正火的台湾校园歌曲《捉泥鳅》，大概是组织者事先安排好的，当台上女生们细声细气地唱道“大哥哥好不好咱们去捉泥鳅？”时，台下一帮邪火中烧的小男生扯着嗓子齐声应答道“好～～！”按现在电视台里综艺节目的行事准则，这种台上台下积极互动，很有利于烘托全场气氛。问题是当时在座者有不少经历近三十年的禁欲主义教育，且全程参与文革狂乱，对打情骂俏很是不屑。那时年轻造反派男女之间表达爱慕之情的语言都很有时代特色：“让我们永远战斗在一起！”反观眼下这种台上小女生清纯的问话和台下小男生们恬不知耻地应答，便实在显得有些不大合时宜。当台上台下又一次展开热烈互动时，老姜终于勃然大怒，“噌”地站起身来，冲着后排那帮嬉皮笑脸的小男生怒目而视，嘴里念叨着“哪里来的这群小流氓！”

其实老姜很少大喜大怒，对煽情的文艺作品一般持冷眼旁观态度，既不追捧，也不排斥。印象里很少见老姜意气风发慷慨激昂过。一次联欢会上，我班老三届同学高宝煜用浑厚的男中音慷慨激昂地朗诵了诗人叶文福的名作《将军，不能这样做》，台下掌声四起，叫好声响成一片，老姜只坐在那里呵呵地乐。要知道该诗颇具感染力，在当时风靡一时，闻者极少不为之所动。平时老姜对那些激越澎湃的交响乐也很少表现出兴趣，倒是对因四人帮倒台而才恢复不久的上海滑稽戏赞不绝口。一次周末电视里现场实况转播滑稽戏《满意不满意》，老姜看得乐不可支，返校后在寝室里仍跟大家边学边聊，十分罕见。

一些对上海带有偏见的人总说上海人胆小自私，斤斤计较；此实属一叶障目，事实上上海人十分仗义执言。一次我们在数学系600号上课，课间休息时大家在楼外闲聊。当时物理二系（高能物理系）的一群男生正在600号旁边的大草坪里踢足球，我们在草坪边上看得饶有兴味，恰巧一位莽汉（好像还是我的北京同乡）在对方队员夹击下气喘吁吁地盘带球经过我们面前，一不留神，他脚底下的球滚到我面前，我乘兴给了一脚（其实按规则该球已属出界），将球踢回场内。不料那位老兄勃然大怒，冲到我面前当胸给了我一拳，嘴里骂道：“你胡踢什么！”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身边的老姜已经站出来挡在我的面前，对那位莽汉厉声喝道：“你为什么打人！你凭什么打人！”老於老王以及其他七八个男生一齐涌过来，将那位莽汉团团围住，齐声斥责。那位莽汉左右招架，面露惧色，连连后退。倒是我此时反应过来，自忖自己也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忙上前劝开众人，算是化解了一场可能的纠纷。事后我班肥仔张乃莹埋怨我太软弱，认为我应当学普希金莱蒙托夫拉萨尔等名家，与该莽汉决斗，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寝室里毕竟人口密度大，一两天下来地上就落满纸屑灰尘。我经常在寝室里扫地。而扫地前的洒水，我一般习惯于先将清水含入口中，在嘴里左漱右漱一番，然后将满口水“噗”地喷到地上，如此做既漱了口，喷到地上的水也比较均匀。然此举遭到不少室友的反对，尤以医学世家的曹沅为甚，认为是极不卫生，且令人腻味的举止。曹沅曾因此数度当场制止我的“喷水”举动，耐着性子告诫我打扫寝室卫生固然是好的，但是不“喷水”就更好了，泼水洒水浇水滴水淋水怎么样都行，就是别“喷水”，求你了，千万别再喷水了。此时老姜总是站出来，一面半真半假地嘲笑曹沅的“卫生僻”，一面自己动手在地上洒一些水，然后从有点尴尬的我手里拿过扫把来，三下两下把寝室地板扫干净。

年龄大的本地同学，平时学习时看不出其优势所在，然一旦组织活动，特别是校园以外的活动，需要动员学校以外的资源时，他们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1981年秋天班里组织四年来唯一的一次全班秋游，老姜凭借自己在沪光灯具厂的关系，借来了面包车，拉着全班四十几位男女生到郊区南翔玩了一整天。记得那是个阴天，还下着些许秋雨。临近毕业，又身临晚秋，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感伤（至少我本人有一点），因此玩得不太尽兴，但毕竟午饭大家吃了顿享誉江南的当地名吃“南翔包子”；当属不虚此行。据说眼下在上海城隍庙饭馆里点此品，需5、6元一枚，穷学生肯定是吃不起的。

毕业前夕，力学专业前任班长慈力远罹病去世，老姜与系学生会等出面办理了慈力远的丧事，全年级几乎所有同学悉数参加，颇尽哀荣。这是我平生头一次参加一个熟人的葬礼，印象极深，且对老姜等老同学们的操办能力至为敬佩。日后我的一些处世办事方法，多是回忆当年老姜等如何筹划操办，摘剪化裁而成。

1989年深秋，我陪夫人到南方数城访学，首站来到上海，我借机拜访了阔别数年的老姜和老於，（此处略去25字）。此后不久的九十年代初，老姜以四十余岁的高龄，毅然抛却经营十年的基业，携全家赴美，重开生活。二十年来，老姜清心灭寂，至今在一家软件公司里做着一名普通的程序员。

三，天妒英才於崇华

对於崇华的印象源自于入学不久、开课之前的一次系里组织的座谈会。主持座谈会的老师十分常规地启发大家畅谈入学感想，许多年长同学也十分常规且程式化地谈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衷心感激，声调平缓、内容也较为乏味，我躲在后排低头听着，渐渐有点昏昏欲睡。然而一个发言者将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从发言内容得知，此人入学前在东北建设兵团工作八九年，属资格甚老的兵团战士。他以十分轻松的语气描述了当时在兵团里劳动的艰苦、生活的乏味以及精神上的苦闷，谈到了当时对前途的迷茫和悲观；尤其谈到了1973年的大学招生考试：该同学参加了当年兵团所在地黑龙江省的招生考试，且在全省名列前茅。然“白卷先生”张铁生的一封信，致四人帮如获至宝、呐喊鼓噪，于是纠左变成了反右，招生考试成绩变成了考察报考者劳动状态的试金石：按照当时的逻辑，劳动人民平时都是辛勤劳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无时间复习功课，因此考试成绩肯定不佳。而反过来说，考试成绩优秀者肯定占用了大量平时工作时间以复习功课，因此肯定影响了平时的正常工作，由此说明该考生平时劳动态度肯定有问题。按照当时的理论，劳动态度有问题者其思想肯定有问题，而思想有问题的人是无论如何不能培养的——至少要等到他思想转变之后，而思想转变将会表现在其平时劳动的认真积极，而劳动积极认真在此时此地又具体体现为考试成绩的不好。所以，我们无产阶级大学要录取和培养的是考试成绩不好的人，而不是相反。于是该省革委会决定，凡参与考试且名列前茅者，无论其在单位表现如何，此次招生皆不予录取。蒙此大挫，该同学心如死灰，由此在兵团里得过且过，打发无聊时光。于是抽烟喝酒、聊天打牌、偷鸡摸狗、装病偷懒，无所不涉，无所不精。该同学遣词诙谐、且伶牙俐齿，将如此一桩悲惨遭遇说得如滑稽戏和单口相声一般，与会者被逗得一阵阵哈哈大笑。我听得津津有味，待扭头注视发言者时，才发现他就是同寝室的老二哥於崇华。

老於1952年出生，在寝室里排行第二，年龄仅次于老姜；而且他俩在寝室里也恰巧睡上下铺，老姜居上，老於在下。俩人同为上海人，年龄又相仿，晚上在寝室里做作业时经常一问一答叽叽咕咕地满嘴上海话。我虽长在北京，究竟是上海人，上海话虽然说不利索，但听还是听得懂的，他们之间聊的不光是作业和学习方面的事，天南地北什么都聊。外表看，老於身形偏矮而尚属匀称，面色偏白，总是戴一副深度眼镜，两眼有神，然摘取眼镜后双眼似散去魂魄般地了无生气。唇周围胡须稀疏而口型颇小，老姜经常笑话他的小口，说如此小口，吃北京炸酱面将十分吃亏，因为口小仅容面条嘬入，所沾炸酱会被口唇拦在四周，老於听罢也不生气。老姜又曾称老於“雪白小粉嫩”，黄忠强不解沪语而欲知其何意，遍访沪籍同学，乃从某沪籍同学处得知“大概是一种小馄饨”，老於闻之大笑。

老於健谈，常滔滔不绝，语欢四座。曾自述于东北插队期间窃鸡趣事：每行动前，众知青必先探路径，勘定某位平时行为不端的“贪”下中农之鸡窝，后排兵布阵，各司其能。老於技属食物链高端的厨师，每次只任烹饪一职。而窃鸡者皆身怀绝技，能于夜间须臾内将鸡强揽入怀而毫无声息，撤退迅速且不留足迹。一旦鸡“取”到手，屠宰拔毛自有手脚灵便之人担当。收拾停当后，老於乃欣然下厨，蒸炸煎煮，不一而足，众人大快朵颐后将鸡毛鸡骨一并沉入屋后河中灭迹，然乃洗漱上床，酣然入睡。众室友闻之戏称老於为“偷鸡贼”，於乃正色曰：此替天行道也！按：贫下中农中亦分三六九等，老於等专拣放刁耍滑且对众知青坑蒙拐骗之徒窃之，对中厚良善者则敬而远之。

老於脑袋极灵，很少被习题难倒。思考问题时精神高度集中，双眼发直，嘴中念念有词，对周围的一切毫无反应，仿佛灵魂出窍。待其回过神来，多半问题已想清楚。而且，老於古汉语修养颇佳，唐诗宋词元曲明文以及四大名著等等，信口道来，如数家珍。老於亦熟知很多典故，兴致高时大家经常在一起天南地北聊天，老於老姜往往是聊天的核心。记得一次聊起对联，他说出一个绝对：上联是“鳅短鳝长鳗有耳一串无鳞”，下联是“龜方鳖圆蟹无头三圆有盖”。并给我们详细讲了一番该对联的典故出处以及其绝妙之处。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后，我几次暇时偶查这些年出版的“对联大全”、“对联集锦”等书，皆无此联。可见其冷僻和不为人知。此外，老於对西方古典文学也颇多涉猎。他曾给我和李刚两位小老弟讲过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梗概，说来惭愧，我俩是从他嘴里方才了解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以及若干喜剧的，此前只听说过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

老於做人认真，性情直爽、心直口快。他喜欢打桥牌，曾和老王组对参加过系学生会举办的数学系桥牌赛。赛程过半，俩人成绩不错；却在下一轮与七八级数学专业队比赛时，因对方叫牌违规，但裁判裁定对方无违规行为，老於老王不肯迁就对方的小动作和裁判的和稀泥，愤然退出比赛。我当时虽也属比赛组织人员，但不在现场。当我得知此事赶到时，二人已扬长而去，木已成舟。我事后曾在熄灯前借大家洗漱闲聊之际在寝室里央求他俩继续参赛，奈何他俩宁折不弯，坚决不肯回头，遂作罢。其实照他俩的实力，夺冠不敢说，取得名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实在可惜。

老於生逢乱世，大好年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中虚耗近十年，对四人帮痛恨至深，亦对邓小平颇多感戴。1979年春节，老於在北京其叔家渡节，有幸参加驻京部队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春节联欢会，座位居中靠前。联欢会开幕前，华国锋等党政一干人马悉数到场，在老於所在座位的前数排就座，观看演出。老於眼望华主席背影，近在咫尺，几援臂可探，难免激动万分，当晚浮想联翩，彻夜难眠。事后曾坦言，当时有满腹感慨，欲向领袖们倾诉，惜不可遂也。

毕业时老於投考蒋尔雄师的硕士生，为班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中举之人，继而博士生；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系常务副主任，才华尽展。惜于2000年横遭车祸，骤然辞世。闻此至痛至悲，叹天妒英才，何至于此！

老姜与老於交情至深，闻老於过世，悲痛之余，撰一文以记之；读之感慨万千。

记：

余生也晚，得与众兄同窗四载，实平生大幸也。今仅择三兄，略记于上。俟日后文债遍偿，当沐浴焚香，一一续之。

另，附叙伦兄、乐德兄各一文于后，读者可知余言非虚。

附1：

姜叙伦：崇华永在

获悉崇华车祸的噩耗，我一下子闷得说不出话来。真难想象他就这么走了，这个集老年人的博学，中年人的干练，青年人的热情和孩子般率直于一身的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这个多年和我一起学习工作，一起聊天斗嘴的朋友兄弟。

大学四年，我和他在学生宿舍一张双层床占了上下铺。由于是文革十年后首届经过高考入校的大学生，班上同学的有着大跨度的年龄分布。有十五岁的跳级高中毕业生，也有超过三十岁(我们戏称为十五“公岁”)的老三届。但象崇华那样的六九届的却很少，因为他读中学时正逢最乱的文革初期，所以受到的中等教育几乎是空白。等到中学“毕业”，又被“一片红”的大潮卷到农村插队，一呆就是八年，很难在高考中与别人竞争。所以当我们知道崇华在高考预考中数学获黑河地区第一，而最后又摘取了复旦计算数学专业在黑龙江省的唯一名额时，便不免对他刮目相看了。要知道在黑龙江有多少上海知青，包括大量受过正规中学教育的六六、六七届老高中生，在盯着这个上海名校的位子呢。而崇华，这个出自普通家庭的人，在漫长的农村繁重劳动之余，一本又一本地啃完了所有的中学教材和一些大学教材。没有任何可以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迹象，没有实验条件，没人辅导，只有对知识的渴望和对生活的热爱，支撑着他那顽强的攻读，造就了他最终的脱颖而出。每当我们聊起他这过五关斩六将的高考经历时，他总说到，事后获知计算数学在黑龙江只有一个招生名额时“真有些后怕”，该有多少有水平而无运气的人在竞争这个名额时被挡在了门外。只是在我们这个“额角头高”的人的聊天圈子里，听不到他们的感想罢了。

进了复旦，他的学习自然更是如鱼得水，从优异的本科学习，到以高分考上研究生，再升博士生，留校任教，直至当上教授，一路上高歌猛进。可以说，在他工作的每一个领域都留有他探索的成果。我离开复旦近十年，对他近来学术方面的具体情况不大有机会听到，但一次检索美国数学会的《数学评论》，顺便查了查崇华的，发现有十篇论文列在他的名下。在雅虎中文搜索器上键入於崇华，也可查到十多条与他有关的网页。从他所写的计算数学著作和高等数学基础教材，到他负责和参与的基金科研项目和博士后站等等，展现了他的工作的一个侧面。如果考虑到这是在他担负着大量行政工作的同时完成的成果，你就更会感叹这位从插队的乡村一步一步走来的数学博士的过人之处了。

於崇华的社会工作才能，开始并不为我们所知。刚进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折射吧，绝大多数的班级干部，都由被班上称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老三届高中生所包揽。然而崇华是闲不住的，大到班级活动的出谋划策，小到帮外地同学介绍裁缝做条裤子，都能听到他的大喉咙的声音。后来成立年级学生会时，他已头角初露，被选为委员，之后一发而不可收，读研究生时当上了系研究生会主席，又兼了复旦集邮协会会长什么的，在圈子里小有名气起来。我简直想用“上窜下跳”来形容他做社会工作的劲头。比如办个复旦邮展，他又是出点子搞发动，又是自已做专题展品，又是请苏校长谢校长帮忙题字做邮品，真不知他哪来的三头六臂，在做这些的同时还保持优秀的专业学习成绩的。留校工作以后，他当过一个年级的学生政治指导员（这是个很多搞业务的人避之不及的职务）。后来系里又跟他商量，请他出任系办公室副主任。(我到现在也搞不懂为什么要让一个博士毕业生管办公室，还是个副的。不过崇华倒是卷起袖子就干，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从此他的嗓门又响到了学校的各个有关办公室。由于他的豪爽和热心，朋友交得很快，不久就熟门熟路起来，于是很多人办事碰到冷面孔时，就要找崇华帮忙疏通。因为历史上众所周知的原因，数学系的事常常不大好办。人际关系要拿捏得准，一碗水端平，很不容易。崇华倒不大在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几年办公室坐下来，口碑居然不错，也真难为他了。至于我离开复旦后他又当上了数学系的大管家常务副系主任，就更不用提了。

崇华并不是那种只知道工作和学习的书呆子。相反，他的兴趣极为广泛。众所周知的自然是他所擅长的集邮和烹调了。关于集邮后面还会详细谈到，而在烹调方面，他是一个小有名声的美食家。不仅点菜品味既有实践经验又能理论分析，而且下厨掌勺也是一把好手。我们同寝室的人，特别是家在外地的同学，都是他精美手艺和热情好客的受惠者。除此之外，文学、经济、历史等等，甚至服装、跳舞，他都有相当的涉入。他多次在校里和系里的百科知识、文学知识竞赛中获奖。记得在大学二年级时，他以类似骈体文的风格写了一张呼吁严惩在教学楼偷窃行为的大字报贴在大食堂门口，读者无不为其深厚的古文功底而叹服。他又是社会上较早弄股票的人之一，到九二年股市大热之时早已是行家里手。言谈中不时嘣出一些股市术语来，什么高点吃进谓之“套牢”，低点错失买进机会叫做“踏空”，“散户看大户，大户看机构”，“抢起跑线”等等，听者颇受启蒙。面对那时的非理性股市，常听他感叹道：现在股市被不懂股市的人搞得懂股票的人也搞勿懂了。当然后来他当了常务副系主任后，没空老是去盯股市了，大概“坏了不少‘分’”。

崇华在集邮上的造谐，应该可以排在他的数学成果之后列第二位。其实，他集邮起步也差不多是在文革后集邮复苏的同时。他的特点一是对很多新事物兴趣极浓，二是一但上手便全身心地投入，迅速达到制高点。这在集邮上更为典型。我们最早意识到他的集邮特长是突然在刚复刊的集邮杂志上看到一篇他写的豆腐干文章。不久，上海市在工人文化宫举办文革后的首届邮展，崇华送去了自已的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专题，得了奖。我去看过那个展览。崇华的展品也没什么特别珍稀的邮票。但题材选得不错，编排也很流畅，可见他的集邮已经上了品位，而不是在撒银子了。那上面的说明文字虽是我们熟悉的方头楞脑的“於体”，但粗看时会有一种是哪个书法高手的作品的感觉，看得出他在制作时十分用心。获奖当是实至名归。在读研究生时，他和复旦邮协的其他人一起筹办了复旦大学首届邮展，他送展的一个全面介绍集邮知识的专题，是邮展上最吸引人的展品之一。大小邮品，如数家珍，一一道来，极为详尽。临末的一节的标题是“谨防‘花纸头’”，告诫不要收集一种称为“花纸头”的伪邮品。仿佛对数年后假货泛滥神州上下已有一种预感似的，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记得在大学毕业离校前夕，我们寝室的七个同学买了瓜子茶点，在宿舍里开了一个话别会。畅叙友情，共展宏图。因为崇华是我们寝室唯一考上研究生的，我们其他六人对此深表祝贺，送的就是一本集邮本。我们在上面留言道：

新票出不止，邮本莫嫌多。

知识亦如此，愿君永探索。

现在听来好象有点好笑，那时崇华的豪言壮语是“让我们在计算数学学术会上再见！”当时把学术会议看得很神圣。而几年之后，参加学术会议，对崇华和很多别的同学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了。

甚至崇华的恋爱婚姻也起于邮缘。因为我曾和崇华同寝室，而我妻子后来和崇华夫人方栩在读研究生时又正好同寝室，很多人以为他俩的婚姻是我们介绍的，其实不然。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有人热心想撮合这一对，曾以交流邮品名义让他俩见过面，尚在若隐若现阶段。我妻与方栩那时同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她工作的医院与方栩所在的华山医院也同属一医系统，故而有些认识，获知此事后对我说起过是否要添柴加温、呐喊助威。我对做媒一类事情历来不热心，又觉得崇华有点恃才，女孩要能被他看中并不容易，而他的天马行空般的谈吐，恐怕也难以为一些女性所喜欢，因此按兵未动。我在毕业不久结婚，请了班上在沪的一些同学来新房玩玩。我们大学四年中常常在宿舍里玩笑斗嘴，我多有捉弄同学之罪孽。好不容易逮着了报复的机会，崇华理所当然地成为刁难新娘活动的主力。结果新娘被逼急了，脱口说出要“请华山医院的同事”来帮忙还击。崇华倒是马上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后我一回学校，他便当着弟兄们的面（也不找个僻静场合“私了”），问我“华山医院”所指为何。探知水情后随即开始大肆行动。相同的性格(两人都是热情豪放，滔滔不绝)，相同的经历(都在黑龙江插过队)，相同的爱好(集邮等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自然很快。以至一次在研究生的集体场合，崇华竟然在叫一位名为方向的同学时大叫方栩，引得众人窃笑不止。时不多久，“轻舟已过万重山”，论起婚嫁来了。他俩八四年国庆结婚，作为男女双方的好友，循着“邮本莫嫌少”的原则，我们送的礼物又是一本集邮册。记得那天去新房，他们接过礼品，急急打开，看到扉页上没写东西，崇华略嫌失望地说，原想看看老姜写了些什么。其实，我是想写些什么的。开始拟了两句：“集邮结友，通信同心。”借谐音对仗，且有他们以邮为缘的背景，开始觉得尚可。但对于“通信”两字，又感到踌蹰：他俩都在上海，你来我去的并不用靠通信。一时又想不出别的脱俗的句子，便交了白卷。未料这竟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一个遗憾了。

然而，他俩的通信总还是有的，也许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邮品。至少我看到过一封崇华给方栩的信皮，那就是他在复旦邮展中展出的一个猪年生肖邮票自制实寄首日封。明目张胆地写着大字“方栩收”。我不知道崇华有画画的才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崇华不具有画画的才能。但是看到那信封上他自画的那个人见人爱的卡通猪，你一定会感染到他对邮品的感情，和对收信人的更深的感情。

崇华真是一个集精明与天真于一身的人，当你听他讲数学解题、行政管理、股市经纶，不会不佩服他观察的敏感和思维的缜密，而当你在公共汽车上看着他丝毫不顾周围大众的目光而扯着大嗓门谈论恋爱经，又会觉得他实在太孩子气，该出口时就出口，不该出口时也出口。不过我想这实在也是他的一种自信。（此处略去97个字）。还有一件事，学校里不知什么部门提出了要数学系“培养XX个李大潜式的专家”的目标。崇华对这模式化的人才培养目标略有微词。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他哇哇地说：“李大潜当然是十分出色，但怎么可能都成李大潜呢？也不该都是李大潜吧。我於崇华就成不了李大潜。”然后，又嘣出一句：“不过李大潜也成不了於崇华。”

和崇华最后一次相见，是一年多前我回沪探亲，他邀我和班上一些老同学去他家吃饭。他已不大再有时间亲自下厨弄菜了，那天尝试了一项新服务：在家自设饭局，请服务公司派厨师携菜上门烹制，价格介于自已操办与饭馆开席之间，又可不受饭馆营业时间的限制。大家吃得尽兴，也聊得尽兴。崇华听厨师说自已儿子功课不错，将来想考复旦生物系，热心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厨师，以便日后提供谘询。那天赴宴我出门略迟，又低估了行程距离，晚了十分钟。我一进他家门，别人马上揭发说崇华刚才发过牢骚：“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倒来了。”于是哄堂大笑。崇华连忙抵赖，否认说过后半句。我说起前几年在美当助教时手头留有美国的高等数学教材，崇华正在新编高等数学教科书，对此有兴趣，我便答应以后有方便时带给他。回美后倒是有老同学来过，只是老美的硬皮书重如砖头，而他们访问团还要辗转多处，我不好意思加重他人的负担，想想还是再等下次机会，把准备好的书又收了回去。谁竟会料到，不该走的居然走了，再也不会有这机会了，再也不会有了。实在无法想象，这个世界怎么容不下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人。难道是他的大功率高密度输出，已经提前把生命的能量完全用光了吗？他不是学术界的泰斗，但他在计算数学研究和高等数学教育的领地，踏踏实实地留下了自已的印迹。他不是完美无缺的圣人，但他的顽强进取，他的朝气蓬勃，会使你感到他无处不在。当你想上进时，可以从他身上感受到一些激励；当你想偷懒时，只要他在身边，你可以绝对放心地把所有的杂事都丢给他而不用担心听到怨言。我十分庆幸此生和他相识，我万分痛心他的英年早逝。仅献上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文字，希望能折射他那生命之光之万一。

崇华永在！

附2：

从复旦七七级的校园生活说起

——为庆祝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在数学科学学院的讲话

李乐德 教授

尊敬的洪院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值此复旦百年校庆，很高兴能重新回到复旦，特别感谢洪院长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聊一聊。我这人不太会说话，不信，你们可以问我老婆。（众笑）她叫张绮，我们认识47年了，是小学同学。（众笑）在这里也提醒同学们找对象时候注意，认识时间长，有好处也有坏处。认识久了，了解多、心灵相通，却也没有隐私了。比如我老婆经常对人说我小学时候的老师评语，每次都有八个字：“坐立不正，口齿不清”。（众笑）今天上午见了秦绍德书记、周鲁卫副校长，我们是上海中学的同学，又是都复旦的校友。又同当年复旦的同班同学朱大训、曹沅在校园内转转看了一下，感慨良多。许多地方都还是原样子，我们特意又去了本部第三宿舍，在门口拍了照，面对狐疑的目光，只好给女生们解释这原是男生宿舍，我们当年在这里住过。（众笑）感慨的原因还有，故园依旧，数学楼、相辉堂等建筑都没变，只是有些当年熟悉的师长、同学已不在了，他们当中有敬爱的谢希德老校长，俞文鮆（鱼此）老师，我的中学同学、复华公司陈苏阳总经理，我的复旦同班同学於崇华教授。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对复旦的第一个一百年有过重大贡献。此时此刻，我特别怀念他们，他们虽死犹生，虽死犹荣。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的第一届学生。那年高考在77年11月份，78年初进校，一晃二十八年过去了。回想起来，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我们又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学生。我想回顾一下我们在校时的生活和感受。在座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希望展望未来，不喜欢回忆过去。就象每次我给我儿子讲述过去都这样开头：“When I was at your age, …”，他则回敬以：“Here youare again！”。（众笑）年轻人不愿意听大人怀旧。不过，我以为听听还是有好处，古话说：“以史为鉴”，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并不只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把以后的事做好，还是为了将来。

为什么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而我们是一批特殊的学生呢？首先是同学们年龄差异大，记得我们班最大的32岁，最小的15岁。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本来六六年就应该考大学的，高考志愿都填了，填的是清华。填报清华有家庭原因，我父亲是清华经济系毕业的；祖父原是北大预科，后来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在留美学生预备班（清华前身）学习过，因此也可以算是是清华的。但那年高考没来得及举行，文革就开始了，高考也被取消。听说不用考试了，当时心里高兴呐，就象同学们现在听老师宣布说考试取消了一样，再会考试也不喜欢考试呀。（众笑）于是就上街游行，那时候游行很时兴，好事坏事都上街游行，这一游行，11年的高考就都没有了。到77年我三十岁了，家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父、父亲都不在了，我从66年开始，闹了两年“革命”，当了将近十年的工人，还坐了8个月牢，当年坐牢的地方上海市公安局现在好象成了安全局。在此期间，我结了婚，也有了儿子，儿子是76年10月出生的。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恢复高考，自己很犹豫，年纪已经这么大了，到底还要不要考呢。最后还是老婆拿的主意，她说：“我看那个李乐德也就念书行。”言下之意，别的都不行。（众笑）所以找老婆很重要，要长得好，又要人品好，贤惠、厚道，除此之外，还要聪明。（众笑）准备报名了，报什么学校呢，当时想到清华，但老婆孩子都有了，去北京，离家远不方便。这时祖父、父亲都不在了，因此也就不管他们了。（众笑）所以文革对我有一个“好处”：没有文革，我就上不了复旦。虽然清华很多项排名都在复旦之前，但我还是以为复旦最好。清华好，我不知道，复旦好，我知道，是亲身体会。我不相信，哪一个大学能有比复旦更好的老师、同学。在我眼里，没有一所学校能超过自己母校的，能进复旦是我一生最幸运的事之一。还有一件幸运事就是找了个好老婆。（众笑）记得七七年的高考不是全国统考，而是分区考的，上海试区共考两天，四门课，语文，数学，物理和化学合为一门，还有政治。因为那年高考是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由小平同志拍板决定的，比较仓促，从报名到考试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中学时的教科书，又在文革当中卖掉了，只好从朋友那儿借，利用业余时间匆匆地复习了一下。要说准备充分，那完全不可能，这就主要看中学的底子和个人的记性了。好处有两个，一是没什么压力，二是十一月考试天气凉快。结果，我数学考了100分，语文考了96分，物理和化学考了99分，政治考了93分，（众人惊叹）以上海试区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复旦。

我们进复旦的时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乱”，（当时的流行词叫做“拨乱反正”），变化多，没有成规，一会儿一个新东西，一会儿一个新政策，中学没毕业可以考大学，大学没毕业可以考研究生。“乱”一方面带来问题，另一方面也给我们这批“老三届”带来渴望已久的机会。二是“兴奋”，这兴奋不仅仅是通常的来自新鲜感的那种“兴奋”，能进复旦七七级的人，多少在“知识无用”时代都还能自己努力学点东西，或者说都有些探索科学和自然的嗜好。四人帮一倒，突然发觉这个“革命”与自己的嗜好居然变成了一回事，于是振奋是自然而来了，大有“恭逢盛世”之感，跃跃欲试，想要一展拳脚。

复旦生活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同学们的学风非常好，非常刻苦用功。我们那一届同学考上大学不容易，考进复旦更不容易，能在累积十一年的高中毕业生当中“颖脱而出”，除了努力，就是运气了，所以同学们都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那时，总有一种紧迫感，象是想把过去浪费的时间都给补回来。我小学是在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初中在五十一中学（现为位育中学），高中在上中，一直都是好学生，但从来没有象到复旦之后那么用功过。现在说“时间就是金钱”，那时我们的感觉是“时间就是知识”。记得我们学习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晚上十点宿舍要熄灯，名义上是为了保证学生休息、健康，实际上很少有同学按时上床的。晚上一熄灯，大家就开始各找门路，继续学习，有的用手电，有的利用路灯，可惜那时萤火虫不多见，否则“囊萤夜读”的故事一定会重演。文革当中，国家、民族和我们个人都浪费了很多时间，希望能补回来。从国家、民族来说，是为了“四个现代化”，虽然那时我们并不了解“四个现代化”的真正含义，但还是把这当作一个目标，所以我们那一代学生还是有理想的。从我个人来说，三十岁才上大学，心里挺着急，总想多学点，学快点。

复旦的好学风，还体现在友好互助的同学关系上。一个同学有困难，大家都会尽力相助，生活上，学习上都是如此。记得我们一间寝室两边放四张双人床，睡七个同学，留一张床放行李。我们寝室的“七君子”有两个“老”字辈，我和陈强璋，是“老三届”，因而被称为“兄”，叫“强璋兄”、“乐德兄”。有四个“小”字辈，小肖（圣佑）；小徐（安宁）；小刘（继峰），还有大训。可能大训在四人当中年龄最大，或是看上去老成，因而始终没有形成“小朱”的称呼。还有宋伟铭，介于“老”、“小”之间。大家处得非常好、非常融洽。那时没有饮水器或瓶装水，用开水要提着热水瓶去复旦“老虎灶”（锅炉房）打热水，我就记得自己从来没打过热水，室友们每次都先帮我拿去打好了。（众笑）直到现在想起来还很惭愧。那时我们的校园生活很清苦，伙食很差，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子游戏，只有很少几部可看的电影。最大的乐趣就是晚上熄了灯，又不想念书，于是“七君子”躺在床上吹牛聊天，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奇闻掌故、诗词书画，无所不谈。在清苦的条件下，感到生活很愉快、很充实，其实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平等、友好、互助的同学关系。

这里，我还想特别提一提复旦的老师。复旦数学系的老师对教学非常认真，这是多年来，从苏步青老校长到谷超豪教授到李大潜老师言传身教形成的好作风。我们那一届有四个班，数学一班、二班，力学班，还有我们计算数学班。第一年，基础课四个班是一起上的，一、两百人，在阶梯教室上课。记得是何成奇老师教我们分析，张国梁老师教我们几何，李元熹、高坤敏老师教我们代数。他们不仅课上得好，而且作风民主，下课之后常到我们宿舍来，征求学生意见，回答学生问题。他们不仅传授了知识，而且还給我们上了学术生涯的启蒙课，那就是“独立思考”和“勇于提问”，这些使我一辈子受用不尽。那时我总是担心，自己三十岁才开始学数学，能否学得好，我曾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李大潜老师和俞文鮆（鱼此）老师。他们跟我谈了很多，还给我讲了德国数学家魏思特拉斯的故事：“魏氏四十岁才开始学数学，之前一直在中学教体育，后来在数学分析方面作出了很多贡献。你比他早了十年，没问题。”他们的谈话给了我很大鼓励，特别是我到美国之后，成了班上最老的博士生，更是常常想起他们的话。我感到，复旦的老师特别爱才，他们把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当作自己的天职。79年我决定报考吴立德老师的研究生，吴老师知道后很高兴，在考试之前给了我许多帮助。第一天考数学分析，记得那年数学分析考题特别难，我只做了70分的题，30分没做，心里紧张，就去吴老师那里汇报考试情况。他让我考题写下来，那时记性好，我把做了的题目和答案都回忆出来了。他安慰我说：“不要紧，我看能及格，下面好好考。”第二天考代数，吴老师正好要出差去北京。临走之前，他特地赶到考场看我的考试情况，一会儿过来看看我做的情况，一会儿又过来看看，直到我基本做完才放心地走了。结果，我分析考了69分，代数考了99分。二十多年过去了，复旦老师，对我的爱护、期望之情，我永志难忘。

我想老师们来听我报告，是同我一起怀旧，但是大多数同学不是来怀旧的，而是想学点什么窍门。前两天，我在报上看到，有人在上海学校里推销“入学宝典”，据说照着去练，就能进入好的中学。有的同学来可能是想看看李老师有没有什么“做学问宝典”，或者是“出国宝典”，最好是有“赚钱宝典”。成功有没有诀窍？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没有诀窍吧，我不好交代，同学都想学些窍门。说有诀窍吧，那就是说，听完我的报告，懂得了诀窍，在座的每一位都能成功。这与事实不符。从基本的层面来说，没有诀窍。做学问，是老老实实的事。学问做好了，一定是用功，“工夫不负有心人”。要专心，要多动脑筋，多花时间，多流汗。我一向以为自己智力中上，主要是靠用功。有时一个研究项目开了头，一、两个月做不出东西来，怎么办？什么时候叫停？我的体验是“再坚持一下”。别人做一个月，我做两个月。别人做两个月，我做三个月。说不定，在最后一个月，就做出来了。大家可能听说过吴启迪，同济大学第一位民选女校长，现在是教育部副部长。她初中和我在一个学校，同张绮一个班，关系很好。那时学校各种竞赛很多，吴启迪的名次总是在我前面。有一次我考了第三名，以为这次可以超过吴启迪了，结果她考了第二名，（众笑）还是在我前面。所以我一直以为她特别聪明。前年，吴启迪的大儿子江枫结婚，要我做证婚人，我就对江枫说：“你妈妈要我做证婚人，我不敢不做，我最怕你妈妈了。”他听后说：“李叔叔，你又不是我爸爸，怎么也怕我妈妈？”（众笑）我就告诉他中学时候竞赛的事，江枫说：“听妈妈说，你是上海高考状元，那不是第一名吗？”我说：“那是因为你妈没参加那次考试。”（众笑）后来我又对吴启迪爱人江上舟说起自己的看法，上舟说：“我倒没觉得吴启迪特别聪明，不过她特别专心。”可见，做事专心很重要，是成功的第一个必要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那时候做学问，分心的事情少，容易专心。现在就不一样了，分心的事情多，如果你们在种种诱惑之下，还能做好学问，那就更值得骄傲。

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世界上的事情都有开始，难得的是能善始善终。究其原因，不能坚持、不能持之以恒是一个，但很多时候是开头没开好，有些事根本不该去做。所以，单是用功还不行，还要找到自己的努力方向，朝着正确方向去下工夫。这里有两条非常重要，第一，就是要有开拓精神，或者说创新精神。在学术上，就是要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对任何问题都要问“为什么”，不满足于任何未经证实的答案，不断用新观点、新方法去解决实际当中出现的新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用现代商业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在市场和企业中，敢于创新，敢于担风险，出奇制胜，走出新路子。第二，无论你的专业是什么，数理化也好，文学也好，艺术也好，都要有点商业头脑。去年七月，我在成都举行的《管理科学论坛》作过一次报告，讲做学术论文怎么选题。其中我提出了判断一个好题目的五条标准，前三条是：

（1）你一定要觉得你的问题有趣而又重要，否则你就不会有激情，不会投入。

（2）你一定要有能力解决问题。假如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起码你能做些什么，部分解决问题。

（3）除了你自己，还有人也认为你的问题很重要，假如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更好。

其实这三条对做任何事都适用。如果你自己都不认为这事很重要，那就很勉强，更不用说身心投入，全力以赴了。第二条是说要“量力而行”，对自己的长处、能力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太好高鹜远，也不会成功。第三条，你的成功要得到旁人的承认，社会的承认。你做得再好，别人不承认，也只能是“曲高和寡”，“孤芳自赏”。这一条看上去很功利主义，但现实是如此。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总认为科学是客观真理，来不得半点虚假。其实所谓真理是人对外界的正确认识，既然是人的认识，就有教育的问题，宣传的问题，推广的问题。拿学术研究来说，我们出了成果，写成文章，希望能发表，如果编辑、审稿人都不认可，就发表不了。所以首先是向同行们推销自己的成果，特别是要争取自己领域的权威们的赞同。接下来，还有向更广大的群众“行销”的问题。总之，在现代社会搞艺术，搞科学，没有一点商业头脑不行。

从文化意义上说，所谓“开拓精神”、“商业精神”都是我们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在复旦建校之前，我们的先辈就开始学西方，五四时代，又提出“打倒孔家店”，从西方请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学了一百多年，总算学出了今天的大成果。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无所用，应该丢进垃圾桶了呢？不对。我的看法是，物质文明的发展要靠西方文化，但是要保持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百姓和谐，建设积极向上的精神文明，还要靠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现在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经初具成就，正确继承和运用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人、国家和民族、乃至世界都非常有好处。举个例子，说起孔夫子，人们总是先想到“仁、义、礼、智、信”，常常忘了孔夫子说的一个“度”字。他对“度”字的解释是：“过犹不及”，“过头”跟“不到”差不多，多跟少差不多。所谓“中庸之道”，“中”就是有“度”，“无过无不及”（moderation）；“庸”就是常理（common sense）。有时我真以为孔夫子应当成为一个数学家，我们数学上的优化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度”的问题，或权衡的问题，权衡“过”和“不及”的利弊，假如没有权衡，优化问题也没意思了。

由“度”字引出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很多，我首先想到的是节俭。“君子固穷”，“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是此意。当然“君子固穷”的“穷”是指环境艰苦，并非仅仅是没钱才叫“穷”。最近听说复旦得了一个“冠军”，在上海市高校的调查中，复旦学生的平均月消费额最高，这样的冠军要不得。谈点我自己的故事。我和《鹿鼎记》里韦小宝的第五个老婆曾柔是同乡，（众笑）祖籍河南济源。但是祖父年轻时候就从河南出来了，去美国留学，回国后又搞实业，赚了不少钱；我父亲是教授，也是留美归来的，所以我从小也算一个“少爷”。文革当中，父亲、祖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记得我刚开始工作，每月拿三十六元，二十元寄给姐姐，她还在西安交大念书，十元给母亲家里开销，只剩六元自己用。那时我在上钢十厂运输队当装卸工，跟着卡车跑，午饭经常在外面吃。我最常吃的“菜单”是：四两米饭八分钱，一碗黄豆汤八分钱，规定外出吃饭补贴一角七分，所以我每次吃饭还能赚一分钱。（众笑）花钱多并不光荣。有一份调查显示，如今的城市青年收入，31.3%用于饮食，12.1%用于购买化妆品或服装，10.9%用在娱乐上，用于学习的只有4.3%。看来，在城市青年当中消费主义十分风行。为什么我们的传统文化崇尚节俭？首先，财富的积累是节俭的结果。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隔壁邻居的百万富翁”（The Millionaire Next Door），书中用许多实例和统计数据说明，真正有钱的不是那些住豪华房，开奔驰车的人，不是那些会赚钱、但更会花钱的人，而是那些会赚钱、又节俭的人，很可能就是你的不起眼的隔壁邻居。其次，过度消费、浪费资源，是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举个例子，1997年我以台湾大学顾问身份访问台北，做课程评估。三天工作完了，台大陈校长在台北最贵的餐馆（馥园）请客，一道菜上来象上海的素鸡，长长圆圆一大块，颜色、味道也象，就对张绮说：“这素鸡味道还不错呀。”她马上制止我说：“别出洋相了，这是鲍鱼。”你看，最贵的鲍鱼味道只比素鸡略好一点。后来我看报导，南非、澳洲的鲍鱼因为滥捕，已近灭绝，而港台吃掉了90%的鲍鱼。鱼翅也一样，1995年我在香港科技大学访问，到的第二天，鲨鱼咬死了两名在附近清水湾游泳的人，于是报纸头条大字标题说：“Sharks Seek Revenge”。因为当时香港是鱼翅最大的进口地。现在中国大陆鱼翅、鲍鱼的消费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港台，同样要担心自然的“报复”了。消费多了是不是一定就更快乐呢？未必。快乐发乎本心并不与消费有必然联系。这里我不是在提倡节欲主义，不要大家去享受人生，而是说享受要有个“度”，量入为出，有长远观点，作保守预算。我们学西方发展市场经济，高消费带动需求，带动经济的发展，还有“超前消费”的意识，但是不能过了头，过了“度”，譬如，“超前消费”超过了预期收入，不仅个人财务会出问题，整个经济都会出问题。一个消费主义成风的社会是没有出息的社会，一个消费主义成风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度”反映在人际关系上，《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发而皆中节之谓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讲的是处世为人要有爱心，要为他人着想，“和为贵”，在学校就是同学关系。我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们的校园里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不平等的现象，歧视的现象，看不起农村来的同学，看不起经济条件差的同学，在有些学校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了。今年一月，在北京，吴启迪同我谈起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这种由地域、种族、门第、财产的差别而来的歧视是人性弱点当中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年轻人更不能有这个毛病。由于地域、种族、门第、财产的差别造成偏见，一部分同学比较合得来，与另一部分同学不太合得来，永远都会有，并不奇怪。解决的办法，第一是要有包容精神，允许不同观点存在，就是北大蔡元培校长说的“兼容并蓄”；第二是警惕不要把偏见变成歧视，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前面我提到我们七七级的同学关系好，平等、友好、互助。有同学可能以为，我们那时，大家都没有钱，很平等，所以关系容易搞好。其实不然，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文革之前，学生们的经济条件一样差距很大，有的家庭穷，有的家庭富。不过，那时更大的不平等是在政治上，看家庭出身，工农子弟、干部子女就高人一头，知识分子家庭差一些，地、富、反、坏、右就是“黑五类”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这“血统论”推到了极端，那时的口号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其实在青少年时代，我的自信心一直很差，文革当中更是消沉。没过多久，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运动“触及”了几乎每个阶层的“灵魂”：许多老工人变成了“保皇派”，老干部变成了“走资派”，好党员变成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几乎所有的青年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于是对偏见和歧视特别反感，这恐怕是造成我们七七级同学关系比较好的原因之一。我总是想，是不是一定要经受了不公正才会变得公正？是不是一定要受到了歧视才会变得不歧视呢？

我想顺便谈谈中、西文化对“人权”的不同看法，两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西方文化传统强调个人主义，通过立法保障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西方的“人权”观念是从个人出发，也可以说以“我”为中心。我们的文化传统则强调群体，譬如孔夫子说的“五伦”– “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要求每个人都要爱护和善待旁人，尊重别人的人权。譬如，君主要体恤、善待臣民，臣民要拥护、支持君主；父母爱护子女，子女孝顺父母，等等。所以我们文化传统所说的“人权”是要求尊重他人的人权，这才是真的以“人”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假如大家都能善待领导、下属、亲人、朋友，那么每个人的权利就能得到最好的保证。我认为，我们文化传统所说的“人权”才是最大的人权，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文明延绵不断、中华民族统一和谐的原因之一。所以，不要一说“人权”，就以为是西方国家的专利。

从教育的根本目标来看，我们希望每一个同学将来都能为人正派、诚实，待人宽容、厚道，处事公正、合理，这些都是在现代社会里成功的必要条件，怎样和同学相处是对你们年轻人的第一次考验。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在大学期间多结交朋友，建立关系网，对今后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耶鲁大学出了很多人才，也出了不少总统，现任总统George, W. Bush在耶鲁大学念了四年本科，平均成绩是C，却花了很多时间搞party，交了一千多个朋友，这些朋友对他后来的事业大有帮助（现任驻华大使雷德Randt就是其中一个）。客观一点看问题，同学之间关系不好，双方都有一定责任，譬如，城市的同学看不起农村的同学，农村的同学可能也看不惯城市的同学，所以要形成“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同学关系，大家都要努力。但是正如孔子说的那样：“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城市来的同学、经济条件好的同学，负有更大的责任，要作更大的努力。

回想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曲折又幸运，前三十年是极端理想的年代，之后就逐渐转向实用主义。丘吉尔说过，如果一个人二十岁时没有理想，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就是没有心肝；但是如果到四十岁还不变得保守、变得实际一点，那就是没有脑子。其实，年轻时有理想，经历多了就变得保守，并不难做到，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难的是，在人生的任何时期，都能又有心肝、又有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