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复旦记忆剪影(77数学 沈文海)

复旦记忆剪影

77数学 沈文海

一，入学

初到寝室，正在我站在门口发愣之际，隔壁宿舍里一位比我早一天到达的名叫姚大卫的同学拿着饭盒出门准备去吃饭，见状叫上我一同前往。

回到寝室，其它几位同学都已坐在桌旁，大家彼此尚不熟悉，稍做自我介绍，客气了一番，便没了话题，一时气氛比较尴尬。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桌旁，假模假式地在看书，耳朵却好像竖起来一样听着室内其他几位同学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天。此时一位稚气未脱的名叫李刚的小男孩打开收音机，随着广播里电大英语课老师的领读大声念起来：“……Yes, It is.”，“……Yes, they are.”收音机里的广播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也多少冲淡了当时的叫人不大舒服的气氛。大概第一印象一般都比较深刻吧，直到今天，我在见到这位早已由英俊少年变成肥头大耳的外贸水产公司大老板的李刚时，仍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那个夜晚他的那个“……Yes, they are.”

有了李刚的“……Yes,they are.”，加上大家学英语的热情，最初的陌生感渐渐冲淡，彼此间话开始多起来。正在大家由客气变成初识、由初识变成熟悉，并开始小心翼翼地开一些善意的小玩笑时，班里临时指定的生活委员卢琳璋同学推门进来，十分热情而又熟练地在桌上一一摊开应由我领取的一大堆本月的米票面票粮票肥皂票毛巾票布票糖票以及购物卷和食堂的“肉票”等，凭这些票证可在学校小卖部购买一块肥皂（或一袋洗衣粉）、一条毛巾、一包拳头大小的白砂糖等等。比较稀缺的是其中有一张“暖壶票”，凭此票可以在学校小卖部买一只竹壳暖壶，该种竹壳暖壶比一般的铁壳暖壶便宜约2元钱左右，当时属于紧俏物资，供不应求。全班只有十几张“暖壶票”，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和临时成立的班委会商议后决定优先供应外地同学，令我颇受感动。

第二天上午学校里没有安排，几个上海同学彼此间已相当熟悉，颇具绅士风度地凑在一起，研究着某本高中数学参考书中的某个习题，此时姜叙伦（我寝室的年最长者，后来我们都称他为“老姜”）忽然想起了什么，拿起笔来在纸上边描画边介绍说，据他所知，某个工厂有一个画等边三角形的经验型方法，即：

做一任意三角形，分别以该三角形的三条边为底边，各向外画一个底角为30°的等腰三角形，然后将三个等腰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连线，形成一个新的三角形，则该新的三角形一定是一个等边三角形。

老姜介绍完情况后补充说，该方法在该工厂已应用多年，但其奥理至今无人破解，他也曾试过各种不同情况，结果百试不爽，因无暇证明，现提供出来，供有志者一试。

众人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将题目看仔细后便都各寻一隅，在那里冥思苦想——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众人中只见於崇华（寝室里的次长者，循例后来我们都称他为“老於”）坐在桌边眉头紧蹙，两眼翻白（老於思考问题时喜欢看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右手拿着笔时而在纸上戳戳点点，时而涂涂画画，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吧，只听他猛地一拍桌子，用浓重的上海腔普通话大叫一声：“出来了！”其他几个人将信将疑地望着他，他随即将几个人招呼到跟前，兴奋中略带得意地讲解道：“喏，其实这里的关键是画辅助线，而这条辅助线一般人不大容易想得到，应该在这里，这么画……”

众人听得心悦诚服，曹沅更是边点头边咂着嘴：厉害！厉害！伟大！伟大！果然厉害！果然伟大！

然而当时我不在称颂之列，一则我与老於刚刚认识，对他的智慧和学识不摸底，对他的单刀直入口无摭拦的性格也颇不适应；二来当时我心气尚高，信奉自己的事自己办，自己的题自己算，不愿“拾人牙慧”，既然老於能证得出来，那我也一定能证得出来；同时我给自己规定了时限：不能无限期地拖下去，一定要在午饭前证明出来。

然而事实毕竟是严酷的，午饭时间过去了，午睡时间过去了，晚饭时间也过去了，甚至夜里熄灯时间也到了，我绞尽了脑汁，搜肠刮肚，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但依然没有证明出来。我开始怀疑老於到底证明出来了没有？是真的证明出来了？抑或是在虚张声势？

第二天上午，当我克服了内心的矜持和傲慢，终于看到老於的证明过程时，我彻底服了。我开始对这位身材矮小，面皮较白，永远夹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口型虽小但口齿异常利索，虽有些斤斤计较但心胸十分坦荡，热情洋溢精神饱满而又心直口快的典型上海老二哥（他在寝室里排行老二）刮目相看；而且越到后来越觉得这位老於同学实在是聪明，实在是厉害。

周五下午计算数学教研室组织本专业新生座谈，教研室主任蒋尔雄老师首先介绍了我们专业（计算数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主要研究什么。作为学生的我们主要学什么等等。蒋老师操一口浓烈的浙江奉化口音，严谨而单调地讲了约半个小时，其中诸如“方程”“矩阵”“迭代”“收敛”“空间”“逼近”等等一大堆从未听说过的专业术语名词，灌得我晕头转向，不知所云。根据系里的安排，座谈会后进行了新生注册，大家按先后顺序依次排队登记注册，不论大小，无分男女。我的学号是7718025，位置在全班48名同学中居中偏下，和实际情况差不多。曹沅在注册时遇到点小麻烦，登记的老师将他名字中的“沅”字写成了“三元”，虽很快发现并即刻纠正，但“曹三元”的绰号还是在我们寝室里叫开了，曹沅也因此十分偶然而荣幸地成为我班最早获得绰号的同学之一。

新生欢迎会安排在周六下午，地点在某教学楼阶梯大教室。数学系77级新生共计180余人，黑压压挤得教室水泄不通。环顾四周座位上，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俊的丑的狡黠的憨厚的斯文的粗野的男的女的（当然女生很少，当时数学系里的女生可谓“凤毛麟角”，我们班48名同学中只有7位女生）总之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有一点大家是共同的，那就是大家都满怀希望，满腔热情，满脸放光，满头大汗（屋子里的人实在太多）。讲台前正襟危坐着系里的学校里的各个负责人，一个个面带微笑，和蔼可亲。

欢迎大会开始了，系领导讲话，系党总支领导讲话，系老师代表讲话，在校尚未毕业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代表讲话，新生代表讲话……发言者慷慨激昂，听讲者时而大笑，时而叹息，时而热烈鼓掌，时而低头沉思，会场气氛十分活跃… …

此时，在教室门外，一个脑袋与身材相比至少大一号、秃头锃光瓦亮、满脸皱纹、双眼炯炯有神、衣着朴实、精神烁然的“小老头”在大门的窗户上探头探脑地向教室里张望；系党总支负责人见状立刻跳将起来，抢出门外，满脸堆笑，毕恭毕敬地将“小老头”搀了进来。一些不明就里的同学有些疑惑，互相打听着：“这个小老头是谁呀？”然而很快教室里便响起热烈的震耳欲聋的掌声，几个刚才还互相询问的同学此时彼此交换着会意的眼神：“噢，原来他就是苏步青啊！”

是的，他就是当代中国数学界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才高八斗、桃李成蹊、名满天下的学界泰斗，俗称“南苏北华”的“南苏”，微分几何的创始人苏步青！

套用早几年宣传机构惯用的形容太祖爷神态的形容词来形容此时的苏先生，那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身体非常非常健康”，苏先生“健步”走进教室，向广大学生“频频挥手致意”；我注意到，有一刻，苏先生显然是被同学们发自内心的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感动，眼圈有些微微发红。

掌声终于渐渐平息下来，主持人恭恭敬敬地请苏先生讲话；苏先生也不推辞，站起身来，面向满教室因得瞻天颜而兴奋不已的莘莘学子们，天南地北地侃侃而谈起来。他时而感慨万千地回顾自己几十年的学术生涯，时而满腔悲愤地控诉“四人帮”对自己的残酷迫害，时而津津有味地大谈养生之道，时而引经据典地宣讲自己严谨的治学法则。台下是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二，入学摸底测验

正式开学的第一周是一段非常难过的日子，系里有鉴于从前招收工农兵学员时只重政治不讲知识能力，导致学生入学时水平残缺不全的弊端，决定在正式开始教学进程之前，先对我们这批恢复高考后头一批入学的大学新生做一次摸底考试。考场设在学校大礼堂，同学们彼此之间至少间隔二、三个空座位，以避彼此抄袭之嫌。发下的卷子当然全部是数学考题，而且全部都是初等数学的考题，但依然把我考傻了：我十分拿手且颇为自负的平面几何、三角函数、多项式、一元二次方程以及二元一次方程等，所占比例不大，而我在中学时完全没有学过的排列组合、数学归纳法等，却很有几道大分题。面对着这几道它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它但分数十分不菲的题目，我满脑子一团浆糊，俩眼发直，浑身有劲但不知道怎么使，感觉从来没这么窝囊过，完全被挫折感笼罩着；交卷后我晕晕乎乎，嗓子眼里顶着一团火，灰头土脸地灰溜溜地离开的大礼堂。分数当天就下来了，我总共得了63分，这是我大学四年所有考试成绩中最差的一次，侧面打听一下，班里那几位神秘女郎（我们班48名同学中只有7位女生）所得分数居然都比我高，这使得我那原本已因挫折而分外敏感的自尊心再一次受伤——男生比不过我认了，居然连女生都比不过！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当时心情那叫一个惨哪。

当然，我的成绩不算最差的，而全系最好成绩也没超过90分。新生知识如此畸形，令系领导大吃一惊，这可是积淀了十年的“青年俊才”呀！结果竟如此之差，如此文革再延续十年，又将如何？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于是系里果断决定，暂停预定的正常教学，腾出四周时间来，专门补习必要的初等数学知识。

这四个礼拜可把我整惨了，那真是名符其实的“恶补”，上午四节课下午三节课满堂灌。下课铃一响，讲课老师放下粉笔，命大家端起课本，翻到某页，然后念出一大串题号，算做课后习题，然后夹起书本扬长而去；剩下的事全靠你自己了。课堂上听不懂的地方想办法搞懂，不会做的习题冥思苦想黔驴技穷之后，找同学问明白。白天完不成晚上接着做，寝室里做不了就在走廊里做。总之谁也不甘落后，谁也不敢落后。当然，如此发愤苦读的结果就是到最后谁也没有落后。四周后再次测试，全系全体基本通过。预期的效果达到了，校方和系里比较满意，这才开始了真正的大学教学。

三，校庆记忆

1978年5月下旬全校举办了规模空前的校庆活动，上午全校开大会，没我们什么事。下午是各系参观日（现在叫开放日），各个系为这次校庆很早便开始精心准备，以期把最得意最值得炫耀的内容一一展示出来。我们这些充满好奇心的新生，期待这一天也已经很久了。

记得那天阳光灿烂，校园沿路的梧桐树枝繁叶茂，阳光穿过树叶照得路面斑斑点点；我漫无目的地这个系那个系转来转去。紧靠数学系主楼（俗称600号）的是当时复旦大学较为出名的光学系，当时该系在校园里最为惹人注目之处，在于系门口安装着几盏光色各异的电灯，白天黑夜一直亮着。我晨起跑步路过该系，黑暗中远远便能看得见光学系灯火通明的大门口，白色的淡绿色的橘黄色的各色强光混杂在一起，十分醒目。这次校庆参观，光学系把二楼的某个大房间临时布置成展览室，里面摆着放着吊着挂着各种各样的电灯，屋子里亮得叫人几乎睁不开眼。我自始至终眯着双眼，听老师讲解各种电光源的特点以及适用范围。待出得门来睁开双眼，觉得走廊里光线怎么这么暗哪。那时不知道保护眼睛，平时戴墨镜之人少而又少，而且如果你平时戴着墨镜出门，很容易被人视为二流子或不务正业的落后青年。

相比较而言，我们数学系的展览没有什么形象类的东西，仅仅在600号某房间里摆放了几排桌子，上面依次整齐陈列着国内外一些著名学术期刊，当然陈列的这些期刊上都有数学系老师在上面发表的论文。从现在的眼光看，这当属最高的学术成就；但当时对于那些初进校门、涉世不深、尚不完全理解学术价值真正含义的大学新生而言，这些满桌子形式呆板死气沉沉的刊物显然不如物理化学生物等系那么有形有色，那么生动而又引人注目。所以600号门前一直冷冷清清，好容易来了几个慕名结伴前来参观的新生，见陈设如此乏味，也往往草草转一圈便匆匆离去；令我们这些600号的门徒很感失落。

印象最深的是生物系。在一间十来平米的试验室里，一位身穿白大褂的中年女老师为我们讲解什么是生物电流。她从墙角边一个笼子里拎出一只又白又胖，样子十分惹人喜爱的兔子，一边捋着兔子身上的毛一边介绍将要当众演示的试验。按照她的介绍，接下来她将在兔子的头盖骨上钻两个洞，插上电线，然后将电线接到安置在试验台边上的示波器上，通过示波器屏幕上电波曲线的变化来演示动物脑电波的存在。该老师进而解释说，由于前来参观的同学多是外系学生，为不使场面过于暴力血腥，她将在实验前给兔子注射麻醉剂，免得试验期间兔子挣扎，给同学们心理造成不良影响，但如此做的后果则是试验效果将大打折扣——平时她们做试验时都是不打麻药的。说完，该老师便左手将兔子按在试验台上，右手拿起早已备好的麻药针，没有任何消毒措施，随随便便地将针头刺进兔子的脖颈处，慢慢将麻药注入兔子的身体。那只兔子挣扎了几下，便一动不动了。老师等了一小会，见兔子已陷入深度昏迷，便拿起剪子和推子，将兔子后脑勺上的毛剃干净，然后用一个精巧的小手摇钻在兔子的后脑勺左右两侧各钻了一个小洞，将一绿一红两根导线小心翼翼地插进这两个小洞里。随后，该老师打开示波器，指着显示屏中间那根平直的淡黄色线说，你看，现在没有任何电流。接着，她把这两根导线接到示波器上，显示屏上那根原本平直的线开始微微发生抖动。老师调整了几个旋钮，显示屏上曲线的抖动幅度变得越来越大。老师边调整旋钮边解释道：由于打了麻药，所以试验只能到这个程度了，否则还可以在兔子身上做一些刺激性试验，以观察不同部位的疼痛在脑电流方面产生的反应。这位中年女老师平易近人、态度和蔼耐心，始终微笑着尽量满足围在周围的诸同学的好奇心，直到大家最后全都心满意足为止。在参观的同学们散去之际，我得空悄悄问老师，这只小兔子还会醒来吗？老师一边收拾器械一边诧异地望着我答道：“不会，它已经死了”。“可脑电波不是……”我傻里傻气地接着问了一句。老师看了一眼示波仪上还在微微波动的曲线，耐心地笑答：“那它也死了。”“死了以后呢？”我还是不甘心，大冒傻气地再次追问。老师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着我，笑而不答，回过头继续收拾试验台上的各种杂物。

出得生物系大楼，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只小兔子在这半个多小时里的悲惨遭遇，并琢磨着老师那神秘微笑背后的答案：她们会把这只受尽摧残奄奄一息大概已经香消玉殒的小兔子怎么样呢？扔了？这么漂亮的小兔子扔在垃圾箱里，和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混在一起，多难看哪；要是我就肯定不会把它随随便便扔掉的，我会找个有花有草有树的地方、最好旁边还有一条清澈的溪水，挖一个方方正正的深坑，仔仔细细把小兔子埋了，旁边还要栽一棵小树苗。但根据这位老师在谈论小兔子生死时那轻松随便的口气，我怀疑她是否有兴致有心情挖坑隆重埋葬小兔子。可不这样她们又会怎么处理这只为了党的科学事业而英勇献身的小兔子的遗体呢？难道……把它吃了？！想到此我心中不寒而慄，她们会怎么吃这只小兔子呢？红烧？清蒸？白斩？还是……天哪！我开始明白什么叫“君子远疱厨”了。

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复旦大学校庆，也是至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四，熄灯令

就我班同学的年龄而言，我当时18岁半，幸属适龄入学。可我们班上年近三十或已经三十岁的老同学就有十来个：班里的钱惠富老哥，1964年原本已考入北大无线电系，因病休学，不幸遭遇文革，于是休学变成了失学，直到十二年后的1977年，才重新考入复旦大学数学系。还有李乐德、姜叙伦、陈强璋、姚大卫、顾大维、桂荣德、邵念慈、李常仁、黄贤本、於崇华、施宜平……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原本在当时都是学校里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由于文革，他们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十年里他们蹉跎坎坷、颠沛流离，或上山下乡，或农垦戍边，或局促于工厂车间一隅，或劳作于阡陌山野之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风霜摧折，早衰蒲柳。在他们内心深处，每个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需要讲述几天几夜才能大致讲完的十年的经历——然而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如果不是文革，他们当年都应当（也能够）上大学。

他们被耽误了整整十年！而这十年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历经蹉跎岁月的他们饱尝失学之苦，深知无知之愚昧，也深感此次入学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们万分珍惜在这大学校园里的分分秒秒……于是他们悬梁刺股，孜孜不倦，彻夜苦读，教室里的灯光时常彻夜不熄。一些老教师见到这久违的勤奋苦读的情景，激动不已，用诗一般的语言赞叹道：“感谢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我们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学校！当年夜间宛如星河般灿烂的教室里的灯光现在又重现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你发自内心地承认这些“老三届”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在学识上能力上智慧上都高出你一大截时，当你面对他们常常不免自惭形秽、心亏气短时，如果你发现他们现在仍在以比你更加刻苦、更加勤奋的方式学习时，你会怎样呢？你会自甘落后、自甘渺小——总而言之自甘堕落吗？当然不能。当时有个时髦的词，叫做“急起直追”；于是很快地，教室里熬夜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一点、二点……真的有人熬通宵了！教室里的灯光竟然真的彻夜不熄了！

校方被感动了，他们毫不吝惜地用当时报纸上最为动情的语式赞美这些发愤苦读的同学们，热情洋溢地称他们是“祖国未来的希望，四个现代化的栋梁！祖国需要你们，党和人民需要你们！”但同时校方也发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他们要神经衰弱的呀！他们要累坏身子的呀！他们要未老先衰的呀！如果他们因读书而搞坏了身体，四个现代化靠谁来实现？三大差别靠谁来消除？祖国统一大业靠谁来完成？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靠谁来解放呢！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靠谁来接班呢？校方觉得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照顾好这些可敬可爱甚至有些不大懂事的“孩子们”，于是在经过慎重研究后，校方做出了一个貌似蛮横，但骨子里却温柔体贴得不得了的“熄灯令”：图书馆晚上9:30’熄灯，教学楼晚上9:40’轰人，10:00’熄灯，为防止学生在宿舍里熬夜，学生宿舍晚上10:40’熄灯。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头一次执行“熄灯令”时的情景：晚上10:40’，当宿舍楼照明电闸当真被拉下时，整个宿舍楼顿时一片漆黑，立时间所有宿舍楼都沸腾起来，有嗷嗷叫的，有拍桌子敲板凳的，有拿着脸盆当锣敲的，也有人掐着嗓子高一声低一声鬼哭狼嚎的，简直乱成了一锅粥。然而纪律就是铁的纪律，所谓“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电闸拉下了，就决不能再合上；大家嚷够了，也闹够了，不得不面对现实，大多数人骂骂咧咧，心有不甘地爬上床去，蒙头睡觉。

世间有矛就有盾，“百密一疏”的情形经常发生；很快便有人发现，虽然宿舍房间里的照明电被断掉了，但走廊里的灯却依然昏暗地亮着；于是那些不甘于或不习惯于早睡的同学，便于宿舍楼熄灯后聪明而又固执地将读书地点由宿舍房间改在了走廊；于是每晚熄灯后，宿舍楼里便响起一片“轰隆轰隆”的声音，那是各宿舍里准备继续读书的同学从寝室里向走廊灯下拖板凳的声音。很快地，走廊几个照明灯的正下方因光线最好，竟成了争抢的宝地，以至一些准备夜读的同学没等熄灯，便将板凳放在走廊灯的正下方，以期先行占领有利位置。

以上是绝大多数不甘于接受“熄灯令”的限制，仍然要坚持“秉炷夜读”的同学的做法，是一种逆来顺受、息事宁人的做法。当然也有例外，所谓“兔子急了也咬人”，我就见过一次正面对抗“熄灯令”的“冲突”——

“熄灯令”执行约一、两个月后的某晚，我与姚大卫同学在某教室里做作业，九时半许，刺耳的铃声照例地响起，吵得人心烦意乱，拉电闸的老教工照例操着浦东话，一个教室挨着一个教室地驱赶晚自习的学生。听见他的吆喝，大多数同学陆续起身开始收拾书包，准备回宿舍；然而大卫兄却纹丝不动，镇定自若地坐在座位上继续做着作业。教工见有人对他的吆喝没有反应，不禁提高了嗓门，再次大声吆喝起来，并伸手指点着大卫兄道：“喂！侬！侬好走唻！”

凭心而论，那位教工还是蛮负责的，虽然举止不雅，出言也有些不逊，但套用一些人至今常挂在嘴边的话说，“动机还是良好的”。但好的动机未见得会有好的结果；大卫兄此时也许是正被一道难题所困扰，也许刚巧碰到一件或数件烦心之事，总之此时大卫兄的心情十分不好，见教工牛气哄哄地站在门口冲着自己吆五喝六指指点点，大卫兄不禁大怒，厉声对教工喝道：“这么早就熄灯！你们还让不让人学习了！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还有没有个正常的学习环境啊！”

老教工没想到居然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经历过文革浑身是胆的老工人阶级的他岂肯善罢甘休，于是与大卫兄吵将起来，俩人你来我往，声音越来越高，引得不少已经起身离开座位的同学停住脚步，幸灾乐祸地瞧着这一雅一俗的争吵，一些其它教室的同学也寻声在门口探头探脑地观望着。那老教工正吵得兴起，忽然想起还有几个教室没有吆喝到，伟大的使命感责任感使得他暂时放弃了争吵的刺激（工人阶级的使命感责任心就是强），扭头便走，边走还边回过头来，脸红脖子粗地指着大卫兄嚷嚷着，那意思是说：“你休走，我与你慢慢理会。”大卫兄见教工已走，失去了怒火发泄对象，便起身收拾书包，余怒未消地回寝室去了。

不料没过多久，大卫兄又折转回来，手里拿着一把精致的小锁（大概是大卫兄用来锁自己寝室里壁橱的），只见他快步走到电闸箱前，将电闸箱门合上，“咔嚓”一声用那把小锁把箱门锁了起来，然后长出一口气，再次转身回宿舍去了。

大卫兄前脚刚走，老教工后脚就到了。显然他已经履行了自己的神圣职责，将全教学楼所有教室里的学生驱赶一空，现在他准备做完最后一道工序：拉开电闸，锁上箱门，然后就回家好好地休息一下。然而当他来到电闸箱前时却愕然发现，箱门居然已经被锁上了！而且是被一把秀气、精致、小巧玲珑的小锁给锁上的。他先是疑惑，然后恍然，继而勃然大怒，翻身便走，不一会儿又匆匆赶回，手里多了一把大号改锥，只见他咬牙切齿地将改锥插进小锁的锁鼻里，左拧右拽地试图将小锁拧断，无奈小锁委实十分结实，任凭他怎么撬怎么拧，就是不断；教工愈发恼怒，情急之下，他索性将改锥插进箱锁的锁袢里，一咬牙一使劲，只听喀嚓一声，他将整个箱子上的锁袢连带钉子一起撬了下来，然后气喘吁吁地四处寻找着大卫兄。

那教工大概已经发现我与大卫兄是“同伙”，找不着大卫兄，便把撒气的矛头直指向我；只见他一手舞着改锥，一手晃着刚被撬下的连带着小锁的锁袢，趾高气扬地，甚至是得意洋洋地冲着我用浦东话哇啦哇啦地嚷着，大致的意思是说：用这种小锁也能难住我？我是什么人？我什么没见过？……

我见势不妙，落荒而逃……

——就这样，大卫兄损失了一把精致的小锁，其代价是当晚该教学楼的熄灯时间足足推迟了十多分钟。而我们在校的整整四年期间，“熄灯令”一直不折不扣地执行着，直到毕业。

五，图书馆

对于晚自习的同学们来说，最喜欢去的地方当属校图书馆。相对于教室而言，那里非但光线充足，座位舒适宽敞，更有不少期刊可供当场借阅。当然，人们一般最喜欢而且抢着借阅的是那些文学期刊。当时禁锢十年的人们忽然牢门大开，多少新鲜事物令人目不暇接；文学创作上也彻底打破了一个作家一位诗人加八个样板戏的格局，许多湮没十多年二十几年的作家纷纷回归文坛：刘宾雁、王蒙、刘绍棠、陆文夫、张贤亮、邓友梅、汪曾祺、林斤澜、刘克、白桦、叶楠、叶文福、艾青、绿原….等等，这些曾经的大作家大诗人们在饱经沧桑沉寂消磨了十几年之后依然才华横溢，发表的作品依然而且更加光彩夺目，实在是绚丽多彩，令人流连忘返。那时不管文科还是理科，几乎所有学生都喜欢到文科阅览室来，看看这些作家有没有新的作品发表，也看看有没有新的作家异军突起。

文学作品带给人们心灵上精神上的享受，不是做出几道难题所能达到的。所以，虽然阅读文学期刊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做作业的效率，但同学们依然飞蛾扑火一般的向往文科阅览室。七点钟文科阅览室们刚刚开门，早已守候在门口的学生们便一拥而入，占好座位后便飞奔至借阅处，用借书证换得借书牌，然后抢入到一排排排放着各类文学期刊的书架前，取下自己看中的期刊，在借阅处办理完手续，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到座位上，这才打开书包，摊出各类课本作业本文具字典等，慢慢地做一会儿作业，看一会杂志。动作稍微慢一点，那些水平较高的文学期刊便往往被人捷足先登借走了；其中《当代》、《十月》、《收获》、《花城》这几个当时被人们昵称为四大“名旦”的品质最高的文学期刊，绝对是抢手货中的抢手货。当然其它也有不少比较著名的如：《北京文艺》、《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剧本》、《大众电影》等，也是第一时间便肯定会在期刊架上消失的杂志。

阅览室的座位十分有限，进得门来，如果直奔借阅处，则等你借完杂志出来时，座位肯定已被后来同学占满了。因此一般同学们在拥进阅览室后，都是抢先占据座位，然后再行借阅；而占据座位的通常做法是将书包摆在自己所占据座位的桌子上，后来的同学见此座位上已摆有书包，知道此位已被占，便急急赶奔它处，免得稍一犹豫，别的空位也被人占据了。而那些来得更晚一些的同学，进门见到原本空空荡荡的阅览室里转眼间满桌子的书包，往往长叹一声，嘴里不干不净嘀咕着，垂头丧气地离开图书馆，望教室楼找地方自习去了。

阅览室的一座难求，使那些动作稍慢而又心思活络、喜欢取巧的同学们动起了脑筋；他们往往委托同伙中的一位充当志愿者，早早吃完晚饭，带上好几个书包赶赴图书馆，为自己也帮同伙在阅览室占得座位。于是每天晚上阅览室临开门前，都有这么几位讲义气的同学，身背四五个书包，死死守在阅览室门口，开门后拼命往里面冲，抢到一个空桌子前，将肩上的书包啪啪地逐位占好，然后才奔向借阅处，心急火燎地寻找期刊杂志。这种做法很快便受到不少正直同学的非议，认为这是在盗用同学们的道德良知而为自己谋取私利。凭什么这些人可以人不到场，仅凭几个破书包就能占据宝贵的座位？为什么没有人出面管管哪怕劝导一下呢？最可气的是，这些托别人占座位的人，往往很晚才来到阅览室，有时阅览室开门已近一个小时左右，才见他们几个晃晃荡荡地摇摆将进来。若无其事地挪开书包，旁若无人地写作业看杂志。而在此之前的近一个小时里，这些座位则因这几个书包的占据而始终空着，令那些因稍晚到达而没有座位的同学眼见着这几个座位明明空着，却因书包占据而不能就座，不得不怏然离去。然而校方和图书馆方面始终无人出来制止这种下流的做法，而这些人又极不自觉，任凭身旁老师同学们如何白眼相向，只要官方没有明令禁止，他们就依然我行我素，你爱生气是你自己的事，他自己乐得实惠。

我们刚入校的头两年，砖头大小的英汉双解词典十分抢手。记得一次系里通过内部关系搞到几十本英汉双解词典，欲购者十分踊跃，系里矛盾下移，按登记购书人数比例将词典分配到各班，由各班自己掌握。我们班狼多肉少，不得已采取抓阄方式分配这几本书。许多人见大致无望，抓阄前纷纷放弃，最后参与抓阄的人数竟只比书的册数多一人，就是说除一人外，其他人皆可分得此书。那时我们班还没学概率论，不明白概率均等的道理，大家为谁先抓阄很是争执了一番，最后张振跃同学获胜，得意洋洋而又兴冲冲地从帽子里摸出一个纸团，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个“无”字，大家哗地大笑起来，纷纷感谢张振跃为其余各位做了件好事。

六，课程回忆

数学分析是当时数学系所有各专业学生头一学期的必修课，连同线性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被称为数学系“老三高”（高等数学的三门必修课），里面最基础的部分便是极限论。记得入学头一学期的五一节过后，大家才从开学后头一个月恶补初等数学基础知识的噩梦中缓过劲来，数学分析课便接踵而至，当头一棒地上起了极限论。极限论的思路方法与我们在中学所学的内容完全两样，毫无任何形象可供想象，完全是抽象思维。域和邻域、单调函数、有界数列和无界数列、数列的收敛、上确界下确界、开区间闭区间、还有一大堆定理和推论，令当时我们许多同学极不适应。尤其是那几个基本定理：区间套定理、致密性定理、完备性定理和掩盖定理，以及这几个定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有趣的是，证明了这四个定理之中的一个，便可循环证出其它三个定理。这种方法是我们以前从未见到过的，既感觉新鲜，也被证明过程的严谨所吸引，为其证明构思的巧妙所叹服。数学（特别是理论数学）就是这样，一旦你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其中是多么的美丽。这种美丽是一种智慧的美，精神之美；绝非那些T台走秀的所谓美女猛男所可比拟。当时参考书不多（其实是出版社来不及印刷出版），于是大家上课拼命记笔记；有的人（如姜叙伦、李乐德、於崇华等）颇善此技，一堂课下来，笔记本上整整齐齐，条理十分清楚。我完全没有记笔记的习惯；况且我的手书颇不灵，一着急字就写得乱七八糟，时间一长连自己都不认识。笨人用笨法，只好上课时将笔记记在草稿纸上，课后再工笔整理。往往一天下来，只整理笔记一项就耗去一两个小时。

如此苦读，学习成绩虽然没有掉队，但整日精神处于高度亢奋状态，终有神经衰弱之时；不出三个月，我便患上了失眠症。时常彻夜无眠，脑子里全是那些定理习题；早晨上课时脑子昏昏沉沉，课堂效果十分不良。初遇此状，十分烦恼，我将有关情况写信告诉了父母，老娘十分着急，来信左叮嘱右安慰地要我千万别着急，一定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必要时到校医院找大夫看看，慢慢调理，会好的，肯定会好的。父亲则将此事当作一件趣闻，附信笑问“你怎么居然也失眠了？”老爹老娘教导指点得都不错，但过于普适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远水不解近渴，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校医院我是下决心坚决不去的，因为我不愿意靠安眠药入睡；当时我笃信物理疗法，相信体力上的疲劳终将使我安眠，于是不论夜里睡眠如何，次日清晨必定早起绕着操场或校园跑步，然数周下来，效果十分有限。后来又陆续尝试过游泳、冷水浴等方法，皆无显效。失眠症似魔鬼一般始终纠缠着我，直到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我和体态壮硕的张乃莹（千万别误会，此系男生）因偶然机会而开始冬泳，失眠方才神奇般地不治而愈了。

说到数学分析，就不能不提《吉米多维奇习题集》，此乃数学分析课公认的经典习题集，所有同学都以做此习题集上的习题为本业，老师授课之余，也常选此书上的习题为课余作业。当时图书馆里几乎借不到此书，因为只要有人归还，马上便会被久久等候的别人借走。此书内收集的习题面广而题精，既有难题，也有简单题。数学系毕业的人，不论后来做什么工作，恐都难忘做出证明题后那种难以言表的快感。一而再再而三，许多人证题证上了瘾，索性捧着这本习题集一道接一道地证明下去，遇到难题，必定冥思苦想，不肯轻言放弃；而一旦证出，则摇头晃脑、志得意满，必欲与同学分享而后快。与现在那些高考复习教材不同，该习题集只有习题而没有标准答案。因此一些同学在痛并快乐着地做习题的同时，将做过的各题的证明或计算过程记录下来，集成册子，以备日后查询。我下铺的黄忠强，就曾将他做过的吉米多维奇习题集的各题恭笔顺序抄录在计算机打印纸上，整整齐齐地装订成册，并在封面上正楷书曰：“习题之真谛所在，欲知者智穷而后启之”。并将其藏之于箱底，轻易不肯示人。

习题有难有易，有的自始至终都是难题，也有的当时是难题，而现在则相对简单。记得上复变函数课时，授课老师范莉莉在一次习题答疑时曾感慨道，我们现在所做的作业或习题，几乎每道题在二十年前都是一篇硕士论文。当时在我们看来，硕士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学位，因此范老师的此话使我们对自己的能力颇为自负。

大学四年时间里，几乎所有课目都配有习题老师，专司批改作业，授课老师则只管留作业。而除政治课外，所有科目的授课老师每次下课前都会留一大长串作业。数学系的作业与中小学数学课作业不同，每道题都需要绞尽脑汁费尽心思去做，而批改过程与做题过程相比毫不轻松，因为各人的思路不同、方法不同，需要认真理解，缜密判断。以这种方式批改，习题老师根本无法按时完成。于是老师们索性将全班同学按人数平均分成A、B、C三个组，每次只改其中一组，剩下两组的同学可找此次被选中批改的那组同学对比答案，并根据批改的情况自己修改自己的作业。久而久之，竟成了惯例，并一直延续到我们毕业。

计算数学专业必修的实习科目之一，是程序设计。那时的编程语言五花八门，我们所学的是ARGLE60，这是一种十分被当时设计者和教授们看好，但实际运用中几无生命力可言的编程语言。对数学系学生而言，掌握一两门编程语言并非难事，倒是期末考试的编程实习，——即：将某个较为简单的数学计算题用计算机语言编程，并由计算机运算出正确结果——这一过程颇费精力。那时数学系600号的二楼东侧是一间计算机房，里面安装着一台国产计算机（俗称719机，大约是1971年9月研制或定型的）。该计算机属第二代晶体管式，体积庞大，娇贵无比。该计算机房乃全600号唯一一间装有空调设备，且昼夜不停运转的场所（要知道，当时就连苏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所住的小洋楼里也未安装空调设施）。该机房分里外二间，里间装载计算机，有专人看守，无特殊情况闲人不得入内。外间为终端室，有一排桌子和几个简易沙发，桌子上安放着几台纸带穿孔机。那时的计算机与现在不同，所有程序和数据全部需要事先穿好的纸带或卡片，然后通过光电设备输入到计算机内，再依照程序指令进行操作。穿纸带可是个磨性子的活儿，纸带上的孔一旦穿上，则基本无法修改，因此过程中不能稍有差错，否则便要面临前功尽弃的悲剧。那时为了一段小小的程序，不知在穿孔机旁坐了多少个下午和晚上。穿孔机数量有限，别的同学都在后面排队等着，心里不免渐渐焦虑。而越焦虑越容易出错，稍一走神，便在纸带上穿出个错码来，此时往往怒火中烧，怨气冲天，偶尔也会迁怒于后面排队的同学。一次我因穿到最后而出错，气不打一处来，冲着后面的同学嚷嚷起来。不料等在后面排队的同学恰巧是石亚玲同学，她毫不客气地将我厉声呵斥了一番。我自知理亏，不敢顶嘴。边上的同学一片哄笑，一位年长男生拿腔拿调地用天津方言调侃了我半天。

编程上机算题有一个好处，打印纸随便拿。那时的计算机没有显示屏和键盘，所有指令操作都是通过拨动控制面板上的一个个开关予以完成的。同样，所有运算结果也只能通过宽行打印机打印出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浪费：运算完成后，只听得机房里面打印机“哐哐哐哐”地一阵响声，不多久，身着白大褂的女老师便从里间出来，手里捧着一大摞打印纸，漫不经心地问道：这是谁的？这时早已等候在外的那位算题同学往往忙不迭上前躬身答道：这是我的。然后喜滋滋地抱着这一摞打印纸回寝室去了。打印纸的纸质好，纸张大，对于穷学生而言用途很多：既可以当草稿纸，也可以包书皮、垫抽屉、糊墙壁、做信纸，甚至剪贴后做成信封。记得黄忠强那本呕血之作“吉米多维奇习题解”，就是在计算机打印纸上工笔楷书，而后装订而成的。个别贪小便宜的同学甚至故意将打印结果排列得稀而又稀，原本一张打印纸便可打印出来的内容，变成需要用5、6张纸方才完成。记得一次一位同学在这方面做得实在过分，竟然用了差不多半箱打印纸。气得机房里的年轻女老师把他狠狠训了一顿，还要记下他的名字。该同学满脸愧色，诺诺而退，以后再也不敢了。

机房下面一楼的同样位置，原本是一间计算数学专用教室，里面一排排双人课桌，每个课桌中间固定着一台手摇计算器。记得上《数值逼近》课时，曾在此教室里实习演算过最佳逼近方法的有效性。同桌的两人共用一台手摇计算器，一个人口念运算步骤，另一人操机运算：按键、查对，然后正着摇几圈、反着摇几圈。教室里一片“哗哗哗”的计算器被摇动时特有的声音，以及同学们的说话声，很有些嘈杂喧闹，与一般教室上课时特有的安静气氛完全不同。也许由于计算机技术发展太快，此类装备已大大落伍的缘故，没等我们这届学生毕业，该教室已改造一新，里面数十台手摇计算器全部搬空，不知去向了。

除授课和完成作业外，系里经常在晚上安排一些讲座，以介绍数学界中的各个领域中大家感兴趣的内容。记得舒五昌老师就曾给我们介绍过“四色定理”、“五色定理”的证明过程，以及“圆规和直尺不能三等分任意平面角”的讲座，严绍宗老师则给我们介绍过泛函分析的基础知识。相比较而言，计算数学教研室的老师好像一个讲座也没举办过，大概是因为计算数学的内容比较冷僻，趣味性不强，难以引起大家特别是外系同学们的兴趣的缘故吧。那时的大学生求知欲甚旺，我们对系里的数学讲座几乎场场必听。舒五昌老师个子瘦小，平时斯斯文文甚至有些萎靡不振的样子，然一上讲台，便顿时如吸足鸦片一般，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妙语迭出。一次讲座中他旁引佐证，讲着讲着竟抛开主题，讲到了有理数和无理数之间的关系。他首先探头询问台下的同学们什么是有理数无理数，接着让同学们举出身边有理数和无理数的例子，然后他用像公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的语气神情告诉大家，虽然我们可以列举出无数个有理数，而无理数经常被用到的只有e和π这两个可怜的怪物，但是！……但是！！……他语气一口比一口加重地渲染道：但是！无理数要比有理数多、得、多！多、得、多！！他见在场同学一脸疑惑的样子，进一步添油加醋道：打个比方，如果说无理数的总和是1的话，那么有理数最多是0！！然后他得意地望着台下的同学们，继续卖关子：至于为什么，等以后你们学了泛函分析就知道了。舒老师的确是个吊胃口的高手，整得我一直记得这次讲座，一直期待着这个疑惑的解答；直到我听了夏道行老师讲授的实变函数，学到了“势”的概念和相关结论，方才恍然大悟。

严绍宗老师膀大腰圆，声音粗犷，外表上怎么看怎么不像是搞数学的。但他却与夏道行老师一样，是陈建功先生的高足；他做的讲座多与函数论有关。一次讲座上，他介绍离散数列的收敛问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公式：

然后他一脸神秘地望着大家问到：这个数列等于几？等了一会儿，见无人应答，他自问自答道：你说它等于1吧，它又等于0,；你说它等于0吧，它又等于1。到底等于什么？又等了一会儿，见实在无人回答，严老师这才抄起板擦将问号擦掉，然后捏着粉笔用力大大地写下了答案：

1/2

见大家困惑不解的样子，严老师笑吟吟地开始用他那粗大的嗓门讲起故事来：一个穷苦之家的两个儿子在老父亲过世后闹分家，家中只有一台闹钟是值钱之物，兄弟俩谁都不愿学雷锋，都坚持要据此钟为己有。——将闹钟一分为二显然不合适，因为如此一来闹钟就成了废品，没有价值了。可闹钟只有一台，怎样同时满足兄弟俩的占有意愿呢？最后村里的长者想出了一个两全齐美的方案：将这台闹钟在兄弟俩的家里轮流放，今天哥哥家明天弟弟家后天再哥哥家，一家放一天，如此一来，皆大欢喜，问题解决了。一台闹钟由两家共同拥有，每家对闹钟的实际占用率当然是1/2啦。所以，这个数列的极限值收敛于“1/2”！见大家一脸似信非信似懂非懂的样子，严老师宽慰大家道：没关系，大家以后慢慢就会理解和明白了。不就是与我们现有的固定思维有差异嘛？不就是初等函数中无法表达嘛？我们现在学的是高等数学，等学到以后的课程时你们自然会理解的。

数学系所在地600号中的611教室是一个可容纳近200人的大教室，除系里的一些大课、大型会议（如全体年级会议）及大型讲座在这里举办外，别的系也常借用该教室办些讲座之类的。记得校学生会就曾借此教室举办过摄影讲座和交响音乐系列讲座，听者爆棚，将611教室挤得水泄不通。那时校园里讲座很多，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一到两个，内容五花八门，从黑格尔到马尔库塞，从徐志摩到庞德，从哥德尔到希尔伯特，从莎士比亚到布莱希特……等等等等，只要你有时间有兴趣，尽可以旁听无阻。记得举办摄影讲座时，我因作业和系团总支之事脱不开身而没有前去，家父知道后惋惜不已，说自己从小就有愿望能系统地学习一下摄影，半生求之而不可得；你现在有了机会却轻易放过，恐怕以后再想听就难了。现在回想起来，家父所言极是；但当时的讲座委实太多了，根本听不过来，时间只有这么多，实在分身乏术，所以只能选择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与所学专业有关的内容，其它就只能忍痛放弃了。而现在看来，所放弃的任何一个讲座都算得上精品。

七，文化生活

记得入校之初，上海滩刚刚解禁由徐玉兰王文娟主演的彩色越剧影片《红楼梦》，许多老戏迷或王、徐的老粉丝们通宵排队买票，电影院场场爆满。有的老人看了一遍再看一遍，仿佛怎么也看不够；一时间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后来《碧玉簪》、《追鱼》等彩色越剧影片也陆续解禁，不少外地同学开始对越剧熟悉起来。对面寝室的陈强璋老哥对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情有独钟，当时的学生很穷，既无录放机更无Walkman、mp3之类的电子设备，想听喜欢的曲子不大容易。因此每当校广播喇叭里播放《梁祝》时，只要不在听课时间，陈兄总要放下手里的东西，侧耳倾听，心旌摇荡陶醉其中。起初我颇为不解，他告诉我说这里面有很多越剧的经典旋律，流传数百年了，有不少江浙一带人文因素在里面，是精华中的精华；听得我半懂不懂。与陈兄同屋的朱大训，系安徽人士，当时迷上黄梅戏女伶严凤英，某日偶得巨星玉照，关起门来细细端详了半个下午。有一次他们宿舍里搞到一张尚未真正解禁的彩色故事片《早春二月》的电影票，陈兄一反平时温文尔雅的常态，几乎是拼死努力方才将这张票抢到手，整得朱大训颇为不快，嘟囔了好一阵。大约一年以后的光景，校大礼堂放映《早春二月》，我看后并未觉得有多么好。事实上，就我当时的素养及欣赏水平而言，较易接受的是诸如《青春之歌》、《冰山上的来客》等带有些浪漫色彩的故事片。像《早春二月》一类艺术性很高的影片，是在我大学毕业五、六年后，方懂得如何欣赏的。

除电影外，3号楼里有一台20吋大小的黑白电视机，供全楼男生暇时观看。该电视一度放在我们寝室对面的一间空房内，后转移到二楼中间正对楼梯口的学生会活动室里。那时电视节目在新闻联播后，主要播放一些电影故事片或剧场演出实况转播，电视连续剧还很新鲜，品种也少。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一部国产的由张连文主演的《敌营十八年》，一部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以及后来的《加里森敢死队》，还有一部北朝鲜的《无名英雄》。用现在的眼光回过头来审视，这些生编硬造的肥皂剧乏味至极；但在当时却着实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眼球。特别是北朝鲜的《无名英雄》，不少同学简直被迷得神魂颠倒，晚饭前就早早把凳子摆到电视机前，以占据有利位置。后到的同学没有座位，便只好站在后面观看。坐凳子的人少，站着的人多，一排挨着一排的，再后到的人便只能踮着脚尖穿过前几排同学脑袋间的缝隙观看了。要想占个好位子，晚饭后便要守在电视机旁，不得离开，否则座位便会被别人占去。而如此做的结果，非但晚自习基本泡汤，而且还需耐着性子看完新闻联播。而一旦新闻联播结束，几个守在电视机旁的同学便急急差人回寝室里报信“开始了开始了”，于是楼道里脚步匆匆，从各个寝室不断跑出人来奔向活动室。学生会活动室面积约有两间寝室大小，空间有限，人最多时曾经出现过屋子里根本装不下，一些同学干脆在门外踩着板凳，从屋门上方的玻璃窗户向里看的情形，屋子里的空气质量别提多糟了，好在大家并不在乎。记得一次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华，在北京某剧场里演出芭蕾舞剧《葛蓓莉亚》，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那天摆放电视的屋子里黑压压的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围着一堆人踮着脚尖抻着脖子向里张望，我们在外面路过的同学只听得屋内仙乐飘飘荡人魂魄，不知里面到底演的什么。

由于能力有限，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在做作业、温习功课、整理课堂笔记，因此我在这大学四年中看电视的次数很少，在校晚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和教学楼里度过的。有时晚自习所在教室距宿舍楼较近，可以清晰听到宿舍楼里电视房中的电视主题曲阵阵飘来，以及同学们看到兴奋处的欢呼声或起哄声，十分馋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广播电台有一个系统介绍古典音乐的节目，长度半个多小时，每晚10点半开始，正好是宿舍楼熄灯的时间。那一阵我几乎天天晚上准时上床，躺在床上听古典音乐介绍；有时功课未完而需要在走廊路灯下继续做作业时，也将收音机带在身上，抽空听一下。该节目内容十分丰富，从莫扎特到贝多芬，从勃拉姆兹到柴可夫斯基，交响乐、序曲、协奏曲、歌剧、舞曲等等，不一而足。那真是音乐的盛宴，我至今对古典音乐的知识，主要是在这个阶段躺在床上从收音机里学来的。初入校时，对古典音乐所识甚浅，只是喜欢听而已。不久不知哪位老兄从原所在单位里搬来一台手提箱般大小的录音机，放在寝室里。记得就是那次校庆的下午，我参观完毕回到寝室，打开老姜床头的收音机，正巧赶上介绍海顿的D大调小号协奏曲，乍闻仙乐，那真是天籁之声。我急忙打开录音机，又是倒磁带又是找揿钮，然后把收音机喇叭对准录音机。如此这般地忙活半天，时间已误，只录得二、三乐章。既便如此，仍十分宝贵；此后的两三周里，中午晚上一有时间就放这段录音，闻者无不称颂，真是百听不厌，直到这台笨重的录音机被重新搬走。而自此以后，由于电台里并不常播此曲，我竟有二十余年未再闻此乐，直至进入二十一世纪。

大学四年，我的收音机一直是1969年我家下放湖南干校前购买的一个巴掌大小的单管晶体管收音机；该收音机靠两节五号电池驱动，即没有喇叭也没有开关，只有一个核桃大小的耳机，靠耳机两根插头的插拔来控制收音机的开关。虽然简单，灵敏度尚可，上海及周边的广播电台差不多都收得到。那时寝室里除了我以外，老姜、李刚和曹沅都有各自的六管或八管晶体管收音机，体积有砖头般大小，声音嘹亮且音质上佳，叫人羡慕。周末没人时，我也曾未经许可，擅自从曹沅或老姜的床头拿出他们的收音机来，打开来听一段广播节目。

除了音乐节目外，广播剧是当时收音机里比较受欢迎的节目。那时广播剧内容十分丰富，有根据时兴小说改编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今夜有暴风雪》，有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天堂里的笑声》、《欧燕妮葛朗台》，有描写大音乐家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也有介绍音乐家的广播剧，因为里面的音乐一般都比较优美，而且曲目很多，差不多等于听了场带解说的音乐会。一次在寝室里听介绍贝多芬生平的广播剧，短短一个小时里，用许多世界名曲把贝多芬的一生串了起来，内容十分简洁生动，到最后讲到贝多芬去世时的凄惨时，气氛被音乐渲染得又崇高又悲惨、又激昂又凄凉，叫人愁肠百转五味杂陈。

功课繁重，加上七九年秋季开学后不久，我极其偶然地以等额选举方式被选为新一届系团总支常委，课余的杂事多了不少，因此待在寝室里与室友们聊天听收音机广播的机会越来越少。那时解禁的东西越来越多，电台里除了广播世界名曲、戏曲话剧和曲艺节目外，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也开始热播起来，那时只要一到中午的“评书联播”时间，大街小巷地不论走到哪里，到处都能听到刘女士略带东北口音的白活“……上回书说到岳元帅……”即便在公共汽车上，我也遇到过有人打开砖头大小的收音机，举在耳边满脸得意地听评书，颇有炫富的嫌疑。此外，邓丽君的歌曲如印度洋海啸一般，不知不觉中横扫上海滩，只要有录放机的地方，差不多百分之七八十都在放邓丽君的歌曲，大学里自然也不例外。中午或晚上的休息时间，宿舍楼里总有一两个寝室里传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小城故事》、《独上西楼》等邓小姐那缠绵悱恻圆润中略带些气声唱法的歌声，一些男生只听得清旋律听不大明白歌词，情急之下到处设法打听，询问谁那里有邓丽君的某首歌曲的歌词。一旦得知，如获至宝，跑去恭笔抄录在精美笔记本上，供暇时反复玩味。

就我来说，从当时起直到现在，对邓丽君的歌曲都不十分欣赏，这并非因为我自命清高，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已。与其到处找歌词找录音带，更喜欢去图书馆借两本小说读读。那时解禁的世界名著已陆续刊印发行出来，多得令人目不暇接。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科夫、普希金、肖洛霍夫、……，法国的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莫泊桑、……，美国的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英国的哈代、狄更斯、勃朗第姐妹，还有德国的，西班牙的，波兰的，日本的……，每个作家只选一本小说，就够你读好一阵子的了。最初见到这么多名著，好像一个被关在黑屋里饿了十年的人，忽然屋门大开，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令他惊叹不止不说，餐餐都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的大餐，只要他不怕撑死，想怎么吃就可以怎么吃。记得初识LYC不久，一次开会，我俩坐在会场后面的人堆里，你一句我一句地在纸上笔谈。他知道我比较喜欢读文学作品，于是在我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了整整一页的书名。当时会议的内容虽十分乏味，但L桑十分遵守会场纪律，嘴里一句话不说，只是在笔记本上一个书名一个书名地写，写完一个停一下，看看我的表情，我若点头表示读过或听说过，他便颌首赞许，接着往下写。我若对写出的书名一脸惘然，他便面带神秘微笑，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用笔在书名下点几点，接着再往下写。里面的外国名著我虽多数未读，但大抵有所耳闻；然国内的许多作家，如巴金的《毁灭》、艾芜的《南行记》、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萧红的《生死场》、庐隐的《地上的乐园》等等，则是我当时从未听说过。满满一页书名中，只有不到1/10我读过，剩下的至少有1/3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我因而甚感惭愧，也大为惊诧L桑阅读之深涉猎之广，彻底被镇住了：老三届的人果然厉害。此类情况后来在李乐德、老姜和老於那里也曾再度发生过，不过那时我已经对这群老哥哥们拜服得五体投地，对他们学识之高素养之深已一点都不觉奇怪，因此也就没有了惊异之感。惭愧的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书单里的一些书我仍未读过。

大学四年，尤其是头两年里，图书馆里世界名著陆续进货，借阅厅卡片盒里崭新的甚至散着油墨香气的新书卡几乎每周都有，只要你有兴致有耐心不时去那里翻查。有大约两到三个学期的时间，每当上午第三节课下课而第四节无课时，我不像一般同学那样急急回寝室拿上饭盒直奔食堂去排队打好菜，而是顺道弯一下，来到校图书馆借阅厅里，趁着中午闭馆前人少的机会，快速查阅一下文学类图书的卡片盒，看看里面有没有新书出现。这里有些小诀窍，新卡片一般色泽较白质地新硬，埋在一堆已长年被人翻得又黄又软得陈旧卡片里比较醒目。拉出卡片盒后，用眼睛扫一下，很容易发现这些新卡片，然后直接把它们找出来就可以了。用这种方法扫查一遍卡片盒，其实用不了多少时间。当然，此法须是建立在先前已将这些卡片盒全部细细地一张一张查看过的基础上，方可奏效。我也因此颇以首批借阅者身份借到过一些名著，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雨果的《笑面人》、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集等文学作品，还有其它如《贝利自传》、《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法国大革命》等颇带有些文学色彩的非文学类作品。待我将书带回寝室，一般马上便有人前来预订，要我读完后先不要还，而是将书转借给他——这种顺水人情我还是十分乐意做的。于是时常地，有同学在寝室走廊里与我碰面，会一脸笑容语气温柔甚至略带讨好地轻声问我：“那本……看完了吗？还剩多少？看完了千万别忘了告诉我……别，别，我自己来取……谢谢！谢谢”。那一段时间里，中午饭后躺在床上看小说，晚上熄灯后躺在床上听音乐，生活十分充实。早年在北京四十四中（7）班的这几年，练就了我快速阅读的本事，再长的长篇小说，两周时间怎么也看完了。然而当我读完将书借给预订的同学后，则往往要等上一倍以上的时间，方才可能将原书还回我的手里。旧书不还，新书就没法借。我于是经常跑到这些同学那里，这下子变成我或满脸微笑或小心翼翼（当然也有心急火燎的时候），委婉敦促甚至央求那些因阅读速度较慢而长时间扣住我的借书不还的同学尽快还书。黄世仁反过来哀求杨白劳，当时我就已经有深刻体验了。

八,桥牌

那时桥牌比较盛行，几位桥牌爱好者往往拉开寝室门朝对门吆喝一声，于是或是对面寝室的过来，或是我们寝室的过去，双方各出二人凑成一桌，便三黑桃四草花地叫起牌来。记得一次，我在教室晚自习结束后回到寝室，见对面宿舍里的陈强璋老哥正在我们寝室里的牌桌旁捶胸顿足地懊恼不已，原来他受邀与同寝宋伟铭搭档来我寝室应战，酣战中抓到一手十二张黑桃，这是把可稳稳打成大满贯的牌，陈兄大喜之余，欲细细体验一把叫牌叫至大满贯而又最终打成大满贯的快感，于是起叫一黑桃。不料下家宋伟铭却未能及时领会其抬叫的用意，随随便便“Pass”过去，我室两位挑战者见势不妙，赶紧随之“Pass”了事，于是这把稳拿大满贯的牌只打成了一黑桃。按陈兄的说法，这样的好牌一辈子未见得能遇到几次，真真所谓的“千载难逢”，而如此的“千载难逢”却因对家的疏忽而白白浪费掉，未能功德圆满，实在令陈兄痛心疾首，喟然长叹。

桥牌打到一定程度，总要冲出寝室，走向年级、全系乃至学校。几个寝室之间桥牌打熟了，配对也默契了，便渐渐开始向其它班级挑战，再后来战火逐渐蔓延到其它年级。记得系学生会和团委曾组织过若干次全系桥牌赛，333室派出老於和王元生参加。老於和老王在兴趣上颇有相通之处；入学不久，一次老於无意间窥见老王的集邮册，大感意外。按，老於六十年代曾是发烧友级的集邮爱好者，因文革插队兵团而作罢。数年前已被淡忘的爱好，竟在大学校园里被同寝同学重新勾起，何止喜出望外，两人旋即坐在老王的床沿上热谈起来，大有他乡故知相识恨晚之感。老於由此重燃集邮热情（或曰重新发烧起来），且经久不熄。我等外地同学每获家书，老於必索邮票。毕业后不久，老於赴京出差，访老王不见。於悟其所在，乃径往老王家附近邮局，果然遥见老王默立于邮局门口，手捧集邮册低头翻阅，静待爱好者上前与之攀谈兑换。於乃蹑足至王侧，猛击其背。王愕而回首，见老於，乃执手大笑，此实佳话也。老於后竟在集邮上颇有成就，乃至在校举办集邮专题讲座，并兼职校集邮协会。

我打桥牌的水平始终处在三缺一时的替补位置，大学四年，桥牌水平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高；平时最多就是与黄忠强打打双人桥牌（俗称“蜜月桥牌”）而已，对集邮则更无兴趣。相比较而言，在围棋方面稍有长进，但也仅限于业余档次，与我的学习成绩相仿，在班里属中等偏上水平，与学校里的高手则根本无法过招。记得化学系我们这届同学中有位名叫周莼的女生，入学前曾是上海市围棋队队员。该女生长得矮墩墩圆滚滚的，特别有意思。我曾撺掇中文系一位围棋高手与周女生下了一盘异性巅峰对决，好像还是周女生最终获胜，此事盛传一时。

除了桥牌围棋外，比较轻松不费脑子的要算是象棋和军棋，而其中又以军棋最不费力。因为军棋毕竟不需要像围棋桥牌那样的深度计算，而且规则又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没有了大官和炸弹，你就只有等死了。因此下军棋属于消遣一类的活动，大家并不真把它当回事。但既便如此，还是有个把有心人在其上花功夫的。时间一长，寝室里那副军棋所有棋子的背部特征渐渐被黄忠强记得清清楚楚，无论你如何绞尽脑汁排兵布阵，只要是与该老兄对阵，莫名其妙地，你的师长就被他的军长吃了，你的军长就被他的司令吃了，而你的司令刚一露头，又被他的炸弹炸死了。总之，这位黄桑能在不经意间不露声色地把你杀得大败，而且败得你根本无从总结经验东山再起。当然，黄桑也有输棋的时候，但一般都是输给前来宿舍嘘寒问暖的班主任或辅导老师的手里。寝室里其它同学最初不知其中奥妙，只当是黄桑精于此技。后来偶然窥得其记识棋子的秘诀，方才大呼上当。曹沅更是忿忿不平，连称“实在骇然听闻”。

九,观球

大学生容易激动，尤其遇到令人兴奋的事情。1981年世界排球锦标赛和世界杯足球预选赛，中国女排在这一年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举国欢腾，复旦校园里也不例外。记得最后一场比赛是中国女排对日本女排，那是个星期天，父亲恰巧在沪出差，当晚乘火车返回北京，傍晚在我舅舅家吃晚饭。舅舅家新近买了一台14寸的彩电，一家人一边吃饭一边观看比赛，前两局中国队2:0领先。按照现场解说员宋世雄的分析，无论后面结果如何，即便算小分，中国队也稳获冠军了。父亲要赶火车，匆匆吃罢饭便起身离去，我把父亲一直送上火车。在乘公交车返回舅舅家的路上，沿途不时听到路旁店铺或住家里传出一阵阵欢呼声或叹息声，心中颇觉诧异：难道比赛还没有打完？待回到舅舅家时发现：比赛果然仍在进行，而且比分已被日本队追成2:2平。这下子气氛紧张了，如果这场比赛真的被日本反败为胜，中国队即便靠小分计算赢得冠军，又有什么意思？那时无论大街小巷，大概所有能放下手里事情的人，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围在电视机或收音机旁观看比赛或听讲解，我当然也不例外；直到最后比赛结束，中国队第五局战胜日本队，赢得本场比赛，以全胜战绩获得冠军，方才动身返回校园。

我进得校门时，校园里已经沸腾开来，一群兴奋得团团转的男女生们陆续聚集到校门口前，又蹿又蹦地不知怎么办才好。有人提议出去游行，马上获得广泛响应，于是这群足有四五百人的年轻人涌出校门，漫无目的地一边走一边嗷嗷叫，我也被裹挟于其中。走着走着，有人发现此路恰巧通往比邻的同济大学，于是大家随即确定了前行的目标，嚷着叫着来到同济大学校门口，见大门紧闭，有激动者便开始用力乓乓地拍打大门。其实同济大学校园里早已乱作一团，不多时便见大门徐徐打开，一群同样兴奋的男女学生涌将出来，与校门外的队伍汇合在一起，稍作犹豫，便一齐奔向江湾五角场，一路狂喊口号，也不管此举是否扰民。蹦着跳着喊着叫着地又唱又闹，大家基本上都喊劈了嗓子，闹得精疲力竭。直到后半夜，方才返回寝室，爬上床铺睡觉。

目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足球战绩的人都知道，那时的中国足球一点都不含糊，如李宙哲、李富胜等球星，连当时的球王贝利都赞不绝口。1981年踢世界杯亚太区小组预选赛，中国队场场硬仗，颇有可圈点之处。与科威特那场比赛尤为精彩：上半场中场时，中国队刚进一球，没过一分钟，就被裁判黑哨判罚点球。当时电视前的诸同学们刚刚被中国队进球刺激得跳起来大呼小叫，被这个黑哨吹得如兜头一盆冷水，那叫一个愤怒哇，一些岁数大些的同学坐在原处摇头叹息，不少年轻同学则跳起来指着电视破口大骂，还有个别同学激愤得控制不住自己，四下找棍子要砸电视。然而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必进的点球，竟被中国队门将李富胜神奇般地扑了出来！这下子，看到这一场面的所有人都跳起来了，不可能不跳起来，太激动太刺激了！李富胜简直太伟大了！大家拼命嚷着喊着，发狂般地跺着地板，不如此不足以发泄心中的兴奋。几位同学激动地高呼“李富胜万岁！”引得大家随声附和。待到比赛结束，中国队获胜时，熄灯时间已过，校园里一片漆黑，只有路灯闪着昏黄的灯光。黑暗中只听得男生宿舍楼里嗷嗷地叫成一片，有人用手使劲拍着桌子；有人边叫边敲打着茶缸饭盆和洗脚盆；有人觉得不过瘾，举起盛满开水的暖壶来从宿舍楼窗口摔将下去，听着暖壶重重落地时发出的“嘭”的响声，大家“嗷”地一片欢呼；也有个把人兴奋到神志不清，将自己床铺上的褥子点着，用拖把棍挑着伸出窗外，一边叫着笑着，一边看着高高低低的火苗带着阵阵黑烟随风飘来飘去，引来周围宿舍楼里男生们的一片叫好声；真是热闹极了。

十，板报风波

复旦大学的板报当时在校园里堪称一景，各系的板报在校园内一条东西向马路旁一字排开，由于板报所在地刚好位于宿舍到食堂（或由宿舍到教室）的途中，因此几乎人人都能及时看到。各系几乎都把各自的板报视为本系的门面，无不倾力打造，于是板报不仅更新频度很快，而且内容新颖，版面生动美观，其中尤以中文系等文科系的板报水平最高，十分吸引人。记得有一期中文系的板报上登了一首诗，头两句是：“姑娘，抬起眼睛来，不要躲避我热切的目光，……”（抱歉，原文记不太清，大概如此吧）；实在惭愧的很，在此以前大多数人受的是禁欲主义教育，特别是理科同学中一些年纪较小的同学，从没有读过这类“爱情诗”，一些人当时读完此诗甚为惶惑甚至愤怒，觉得乌七八糟简直看不下去。而中文系同学却自我感觉甚好，照样我行我素地出他们的版面和内容都经常翻新的板报。于是有一天，在中文系内部开完对《伤痕》的作品讨论会，并将研讨会的内容整理完毕后，负责宣传的同学将研讨会的内容摘要登在了新一期中文系的板报上。

摘要的具体内容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回忆起当时看罢的感觉来，觉得还是比较衷肯的，不是那种杀气腾腾的大批判形式；当然里面有不少对作品艺术手法方面的品评和建议，但基本上是善意的。虽然如此，还是引来了理科一群仁人志士们的怒火。

第二天中午，在中文系那期板报旁边的砖墙上，出现了一张小字报，署名是物理系某宿舍全体同学；小字报以《伤痕》的捍卫者自居，对板报上所载对《伤痕》的批评进行了猛烈的痛斥，并对批评者表示了极大的蔑视，称其为“无聊的文人骚客”。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须知当时在校学生中有相当多数是“老三届”以及稍晚的，大批判大字报对他们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加之这些人当时正值三十岁左右的壮年，谁肯受这个窝囊气？于是中文系以闪电般的速度，于当日傍晚便更新了板报，新板报就物理系某宿舍小字报的内容逐一进行了驳斥，并义正词严地宣布物理系某宿舍的同学并不能代表迫切希望文艺界能重新拥有一个良好和煦的批评氛围的人民大众。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那是因为秀才遇见的是“兵”，眼下秀才遇见了物理系，可就不是“有理说不清”，而是“得理不让人”了。物理系同学做个试验，写个论文，还是可以的，可要讲耍笔杆子口角论战，当然不是中文系的对手。面对中文系条理清晰、文字流畅、声情并茂的反驳，物理系众生哑口无言，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简直就是没脾气。于是中文系的反驳板报端端正正地在那里挂了一个晚上加次日一个上午；次日上午整个学校都在窃窃私语，议论中文系如何如何，物理系如何如何，还有人四处打听，物理系某宿舍里住的都有哪些人，怎么没动静了，等等。物理系那些参与者更是因窝囊而恼怒，一股无名之火在肚子里转来转去，早已打通任督二脉，而且越转越旺。

第二天中午下课，众同学熙熙攘攘地从教室出来奔向宿舍和食堂，路过板报栏，见昨日中文系的反驳板报仍赫然矗立，带着“文人骚客”特有的气质望着每一个过路的同学，特别是物理系的同学。我没学过心理学，无法猜测当时物理系同学的心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气得要死了。

“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只见一位物理系的男生口中骂道：“他妈的这个东西怎么还在这儿搁着！”随即分开众人，从地下拣起一块破布，三步并做两步走到中文系板报前，用手里的破布去那板报上一通乱抹，把板报涂了个乱七八糟，然后丢掉破布，拍拍双手，心满意足地扬长而去。

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位老兄并不是物理系某宿舍的同学（当然他是物理系的），只是一个“见义勇为”者；可中文系的斗士们不这么看，他们认定这就是物理系某宿舍同学的进一步挑衅：讲理不过，开始诉诸武力了！中文系那些论口才技压群雄、论拳脚也身手不凡的“文人骚客”们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在此事件发生后不到一小时，中文系新的板报又出来了。这期板报比较简单，只有一幅漫画和一篇编者按，漫画上一位武夫，手持大刀，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书“物理系某宿舍”，口中骂道：“文人骚客，吃俺一刀”，恶狠狠将对面一位鸠形鹄面，手拿书有“中文系”纸条的戴眼镜的大烟鬼一般的人的脑袋一刀砍下。那个被砍下来的脑袋的表情十分无辜，一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的倒霉样子。编者按就不那么客气了，文中对物理系某宿舍同学的“卑劣行经”表示强烈抗议，要求其公开赔礼道歉，并声称倘不如此，中文系全体同学将奉陪到底；说实话，“卑劣行经”、“强烈抗议”等字眼，在此以前我还只是从报纸上外交部对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外交照会上才看到过，现在才明白，原来这些字眼也可以用在这些地方！

硝烟开始弥漫了，战火差不离点燃了，双方架势也拉开了，一场好戏即将开演。饱尝寒窗之苦的同学们都在引颈翘望，半是幸灾乐祸半是莫名兴奋地期待着这场混战的开始和发展。可惜世事难料，客观事物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也许是物理系某宿舍同学认为那位“见义勇为”者的“过激”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吧，也许是物理系的诸位不屑再与这些“文人骚客”浪费口舌吧，也许是经过这番口角，物理系诸公已感觉身心疲惫吧，总之自此事一出，物理系各位除偶尔在底下发发牢骚，满腹愤懑地做些解释外，从此再也不吱声了，倒是旁观者有不少人看不下去，纷纷站出来搭腔，有帮物理系的，有帮中文系的，大家一律用小字报形式你来我往，中文系板报边的砖墙都被小字报糊满了。记得於崇华（我寝室里的老二哥）也以“数学系一同学”的署名贴了一张小字报，文中在帮物理系某宿舍同学的行为做了符合实际的解释后，以息事宁人的口吻劝双方不要做这种无谓的争斗，云云。

毕竟吵架者少，看热闹的多，吵架吵到后来也觉得筋疲力尽，索然无味了，小字报开头还挺多，后来慢慢渐少，最后只剩下那些旧的，已被人看过多少遍的小字报了，在一次大扫除后，这些小字报被一扫而光。

这次风波就这么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十一，食物篇

刚入校时，学校食堂是个令大部分学子失望的地方：伙食品种单调、管理僵化、服务态度恶劣等等；不断有学生因此而小打小闹地提抗议贴标语。而到我们临毕业的前夕，食堂经营状况较之三年前已大为改观，非但伙食种类大大增加，管理方式也大为改观。除早餐的上门销售服务外，在晚自习熄灯前后，还在食堂颇有创意地开办了“夜宵”营业时间。一次晚自习结束后，我被同学拉着前去看热闹，见食堂里灯火通明，售饭窗口十分拥挤，阳春面、大排面、肉馄饨、荠菜馄饨、小笼包子、生煎馒头、大饼油条……等等，那些上海市面上开始恢复的传统小吃，此地几乎样样全有。在窗口买好夜宵的同学肩上背着书包，手里端着热腾腾的食品，高声招呼着同伴找位子一同进餐，十分热闹。记得那一阵几乎每个学期都要举办一次上海高校厨艺比赛，参赛的都是各高校食堂的顶级厨师，复旦大学很做过几次主赛场。比赛过程我们当然看不到，但赛后参赛作品琳琅满目摆满一食堂，令路过的同学看得俩眼发直，垂涎欲滴。

食堂的改善仅仅为学生们伙食的改善提供了外在的可能，而要真正落到实处，学生口袋里必须有足够的钞票才行。与食堂饭菜种类逐渐增加的同时，饭菜的价格也在暗暗上涨。刚入校时一份大排肉0.18元，到大四时已涨到0.45元了。渐渐地，我的每月20元的生活费标准开始有些入不敷出，不得不事事精打细算，并出现过为攒钱买书，不得已以馒头和臭豆腐充做午饭的情形。于是自1981年始，父亲将我每月的生活费标准调高到30元/月，使得我在生活方面窘相渐露的局面稍有改观。

我是寝室里早晨起床较早的人。既然起来的较早，那么打开水以及帮助起床较晚的同学带早饭便成为我的一项约定俗成的生活内容。校园里的开水房紧靠学生食堂，便于学生就餐时顺便打开水。往往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之间，待我跑完步并洗漱完毕后，手腕上套着装着饭盆勺子的饭兜，两只手各抓着两个竹壳暖壶，用脚勾开寝室的门，回身冲着寝室里吆喝一声：“谁要带？”，此时与老姜对面临窗双层铺上铺的李刚，老姜的下铺老於，以及我的下铺黄忠强，有时王元生也在内，便从蚊帐里探出头来，睡眼惺忪哼哼唧唧地应道：“我二两”（一个馒头）“我四两（”两个馒头）……我听罢出得门来，再用脚将寝室门勾上，然后奔赴食堂；回来时手腕上挂着的饭兜鼓鼓囊囊，里面除了原有的饭盆和勺子外，还装着三四个馒头，这是给寝室里的同伴们带的。刚入学时，食堂里早餐的内容十分有限，既没有上海特色小吃如粢饭米糕等，也没有馄饨豆浆阳春面，甚至连大饼油条都没有，仅有简单的稀饭馒头以及一些大众咸菜。尽管如此，毕竟比在寝室里空口馒头就白开水来得强一些；所以我还是始终如一地一直坚持在食堂吃早饭，而寝室里那几位喜欢睡懒觉的同学，为晚起床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早饭吃得匆匆忙忙没滋没味的。那时每个寝室都要选一位同学当“室长”，以负责本寝室的日常生活杂事。333室的室长在实行了短暂的轮流坐庄后，到我这里便就此卡住，几位室友热情洋溢地称赞我“众望所归”；几句好话哄得我心花怒放，一口答应“愿为弟兄们效劳”；于是我自此至大学毕业，差不多当了四年的“室长”，除了收发作业本、代领粮票购物卷、打扫卫生等杂事外，自然也包括天天早上给弟兄们带馒头。

不过，随着学校食堂经营理念及方式的改变，睡懒觉学生的早饭问题逐渐得到根本解决。到我们临毕业的那个学年，校食堂在延长早饭营业时间、增加早饭的花样品种之余，干脆在上午把满载各种早点的餐车推到各教学楼门口，专为那些早上来不及吃早饭的同学在课间提供早点。比较有特色的是：早餐车所卖早点非但收取食堂的饭菜票，也收取普通的人民币。这对于那些早起匆忙忘带食堂饭菜票的同学来说，的确方便了许多（从这点也可看出上海人经营头脑的活络）。所以每天上午头两节课，一到课间休息时间，校园里几个主教学楼外的早餐车旁便围满了男的女的胖的瘦的一个个嗷嗷待哺的众位莘莘学子，大家争先恐后地交钱，以期早些将早饭抢到手中，吞进肚子里。有些同学晚来一步，没等交钱下节课的上课铃就已响起，此时便只有收起钱，咽着口水懊丧地嘀咕几句，扭头奔回教室继续上课。一转眼的功夫，原本嘈杂喧闹的教学楼门口变得冷冷清清，几位早餐车的师傅也由刚才的紧张忙碌中闲下心来，一边数着钱，一边彼此聊着闲话，等待着下课铃的再度响起。有时有的早餐车会在教学楼门口一直待到将近十一点，那已经差不多是午饭的开饭时间了。

生活上，寝室里的上海同学老姜、老於和曹沅，没少帮助我们这四位外地同学。入学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食堂里的伙食水平十分有限，中午下课晚了，食堂售饭窗口内经常什么像样点的菜都没有，那时就只能克服一下了。好在比起文革中吃的苦，这点事实在算不得什么，我就曾经以两个馒头就四块臭豆腐解决过一顿午饭。老於见状，时常在周日晚上返校时从家里带来一些酱菜，供室内同学分享。不过他带来的多是些老上海特色菜，如“酒醉蟹”、“冬菜炒黄泥螺”之类的菜中极品，我们四个外地土老帽实在无法欣赏个中仙味，皆敬而远之。老於诧异之余惋惜道：嘎嚎切咯么斯，挡泥光阿乏啃宋口咯（上海话：‘这么好吃的东西，打耳光也不肯松口的’）。曹沅闻听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等待机会，看准老於吃黄泥螺的时候，上去拼命打他耳光，看他松不松口。某年寒假，寝室里的老王因温习功课而没有回京，年三十傍晚，老姜特意从家里带来煮熟而又沥干了的馄饨，以及一些年货，在宿舍里陪老王聊了半天，直到掌灯时分方才离去。

大学四年，每到秋天重阳节前后，我们333室全体弟兄都要到老姜家里吃螃蟹。当时上海的住房十分紧张，老姜年届三十，仍与父母一道住在一幢怎么看怎么像办公楼的楼里。楼内每家止一间方方正正绝对像办公室的房间，既无厨房更无厕所，各家都把做饭用的炉子摆在门外，将油盐酱醋以及案板菜刀等炊事用具放在屋门内侧，烧饭时一会儿半勺盐一会儿一勺酱油地里里外外地来回跑。屋内床与生活区以及床与床之间皆用布帘相隔，显得比较拥挤。吃螃蟹的当天，老姜事先将父母支走，然后与早早赶到的老於和曹沅一道刷螃蟹捆螃蟹蒸螃蟹，择菜洗菜切菜炒菜，同时里里外外打扫房间，待我们四位外地同学从学校里优哉游哉地来到老姜家，房间已收拾得整整齐齐，餐桌上碗筷早已摆好，螃蟹在屋门外的蜂窝煤炉子上蒸得香气四溢，三位上海同胞身上系着围裙，胳膊上戴着袖套，嘴里叽里咕噜地满嘴上海话，前前后后忙作一团。见我们几个晃晃悠悠地爬上楼来，嘴里的上海话顿时改成了普通话，招呼大家喝水的喝水，吃糖的吃糖，上厕所的上厕所。然后陆续就座，老姜打开酒瓶，给老於、老王及黄忠强等岁数稍大的同学斟满黄酒（我和李刚两位“小孩子”只有喝开水的资格），然后端上蒸熟的大螃蟹，大家热热闹闹地吃将起来。那时物资匮乏，聚餐一次比得上现在的过年。

记得333室最后一次聚餐是在1981年年底前后，当时已入隆冬，天气阴霾，阴风飒飒，全寝室众位弟兄在著名素菜馆“功德林”吃了一顿。老姜和老於精心操办，几乎把“功德林”里的名菜差不多悉数点来，可印象里大家吃得并不甚满意。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大概在于菜中的“鸡鸭鱼肉”全是用面筋、豆腐干、豆腐丝以及豆腐块经佐料加工做成的，而且价格不菲，在我们这些饿狼般的男生看来，实在不如吃真的鸡鸭鱼肉来得划算。至于菜肴的粗细、味道的咸淡鲜糙，倒在其次。毕业后数年，我读到了陆文夫先生发表的中篇小说《美食家》，方知菜肴中学问大大地有；可惜的是再无机会品尝由二位师兄精心选择搭配的上海名肴了，而类似于“功德林”这样的全素斋，自此次后至今三十年，也再也没有涉足其门。

恢复高考四十年复旦校友征稿

尊敬的复旦77/78级校友：

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9月28日我们将在美丽的复旦园欢迎您重归母校。为了更好地回顾历史，我们现在诚邀您参与我们的“恢复高考四十周年”征文活动。您可以从以下题目中选择，也可以自拟主题，所有来稿我们会发布在复旦大学校友网“校友来稿”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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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可以从如下主题中选择您感兴趣的（可多选）或者自拟主题：

1977年的复旦物理系/数学系/化学系/英语系/中文系/生物系/医学院/计算机/经济系/外文系/微电子/药学院/新闻系/哲学系/管理系/核科学系…..都在学些啥？

为什么复旦人喜欢去黄山浪？

高考改变命运

在复旦最难忘的几件事

复旦对我的一生影响

这四十年，我都干了些啥

中国腾飞的见证者

我在国外这些年

我不能忘记的老师/同学

我在篮球队/排球队的那些日子

…….

2,您也可以把自己原来创作过的/老师同学创作的和复旦有关的回忆文章(诗歌）发送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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