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四十年 |青春不老——记王中老师二三事（77新闻 罗允和）

青 春 不 老

——记王中老师二三事

77新闻 罗允和

当我们作为高考制度恢复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踌躇满志地跨进复旦新闻系时，并不知王中为和何许人。因此，当宣布王中老师复出任新闻系主任时，我不禁茫然地问同学：“王中？谁是王中？”

那同学摸着脑袋想了一会说：“想起来了，王中就是系资料室里的那个小老头，腿有些跛，见人总是笑嘻嘻的。”

可那时系资料室并不对学生开放，除了那些特别有上进心、特别会钻会磨的同学外，别人是不大进得去的，所以我终于还是不知道王中是何许人。直到1980年的秋季，复出后的王中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了，我这才有幸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记得那天预备铃响过，就听得有人叫：“来了来了，老王中来了！”我从窗户里望出去，只见一个瘦瘦小小的小老头夹在两个护送的大汉当中，走得趔趔趄趄的。他大鼻子细眼，眼神马马虎虎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烟。

走进课堂刚坐定，他就忙着掏烟摸火柴，燃上一支后便笑嘻嘻地看着我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一句接一句地说着，妙趣风生，警句连连，课堂里笑声不绝于耳。就是那些最“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他也能以调侃的语气道来。人说“幽默是力量的表现”，我想，大约只有像王老师那样经过了大苦大难，又大彻大悟了的人，才可能到达这样的境界。

但是，若以为王中老师的大彻大悟是四大皆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爱憎是极分明的，原则性也是极强的。他特别厌恶那些没有品格、爱随风转、爱打棍子，被他斥之为“文妓”或“文丐”的人。他一再希望：新闻系能出一个布鲁诺就是无上的光荣，出一百个姚棍子也是莫大的耻辱。

有一次，系里请了一位早年毕业的学长来讲课。他总结自己的工作经验就是“吃透两头”，即“上头”，就是国家政府的有关方针政策，“下头”，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这与当时的正统理论并无太大的相左之处，只是那位仁兄大约在国家通讯社呆久了些，所以讲课时强调“上头”多了些。话传到王老师那儿却有点走样。那天他来上课，刚坐定就说，我听说某人讲课时说，他当记者只要听上面的就行了，他就是这么当了领导的，“这是什么话！”我破天荒地第一次看到，他脸上没有了笑容。

“没有读者，你报纸办给谁看？都像他那样，‘文革’就会搞第二次，姚棍子还会更多些。我可以断定，像他那样是当不好记者的，更不要说当领导了。”王老师又疾言厉色地说了一大通。

王老师复出后就给我们七七级上过课，因为据他了解，七七级学生经过十年动乱的磨炼，是“很成熟、很有思想”的。他想来和我们“交流思想”。孰不知，成熟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世故，更何况他还是系主任，谁想在他那儿找麻烦。于是，他的课活跃是活跃了，只是从没有人真的和他唇枪舌剑地动真格的。满课堂就见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句接一句地说话。于是他大不满意起来，不住地叨叨：“失望了，我太失望了！久享盛名的七七级学生就是这个样子！思想怎么一点不活跃！”

可是我却一点也不失望，并且上他的课时思想异常地活跃，思路也出奇地开阔。他的思想、观点，对我们这些阅历不深，马列主义哲学、理论修养不高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个绝好的启示。比如他谈到，报纸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寻求共同兴趣的过程；每一个读者的兴趣都是不同的，报纸只有在寻求共同兴趣时才能存在发展。这观点打破了过去一贯强调的“阶级工具论”的一统天下，使我们看到了报纸和新闻的多方面的作用与职能，引发了我们对新闻媒介如何在新时期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思考。

他还谈到，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在于它自身的矛盾运动，但这自身不是指报社内的从业人员，而是传播者（报纸）与受众（读者）间的矛盾。讲究读者需要，是解决矛盾、发展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手段。谈到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他认为，这规律是由新闻与其所存在的客观世界的关系所决定的，是客观条件下的必然，而不是人的主观动机。新闻学就必须把新闻事业与社会存在结合起来考察，才能发现规律。他的这些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新闻的观点，为我们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视角。总之，他的课教会了我用自己的脑袋去思考，去生活，令我在以后的岁月中受益无穷。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那以后王老师再没有上过公开课。不久我们就迎来了毕业。出于对文学的爱好，毕业时我选择了一家文学的专业报社。但我不知，该报在初创时因为没有经验，政策观念也不强，很不恰当地点了一些作家的名，曾在文艺界引起一片哗然。王老师素来对乱打棍子厌恶之至，因此临别前我去辞行，一听我要去的是这家报社，他便愀然作色，不快地问：“你怎么会要去那个报？”

不知就里的我满不在意地说：“因为喜欢文学呀。”

王老师这才有些释然，便把其中那些过节讲给我听，并谆谆告诫：“你到了那里一定要好自为之，切不可乱舞棒子，乱打棍子。这样是永远办不好报纸的，也永远不会得人心。”看到他那少见的严肃，我便知道，日后如不听劝告，不遵教诲，那我就再也没有资格叫他一声“老师”了。

那年岁末，副刊部的一位女同仁奉命去约王老师的稿。我与她是中学同学，为着这昔日的同学情分，加上毕业近一年了，也想回母校看望老师和同学，便自告奋勇地陪她一同前往。

这位女同仁是报社内公认的最能干漂亮的女编辑，王老师见到我们情绪也自然是格外地好，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还摸出老家捎来的点心糖饽饽，拿把长镊子在盒子里翻着，找着，夹出一块最大的给女士，小一点的给我，自己只拾了一些碎渣渣。

可是高兴归高兴，一提到写稿他就摇头，一会说年纪大了懒怠动笔，一会又说对我们的报纸不了解，不知怎么写。这当然都是实话，但是我知道，最主要的还是过去的那个“前因”。

在路上我就和女同仁交过底，这时便不谋而合地打开窗户说亮话。我们先检讨以前的做法确实不该，再诉苦，说这样做实实在在是出于无知，以为这样做是捍卫了真理。能干的女同仁这时充分展示了她的语言才干，她说：像王老师这样的新闻大家若能多多关心我们，那当初就不会发生这样令人不快的遗憾了，而以后我们的报纸也能越办越好。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经不得我们软磨硬缠，王老师最后终于答应，让我们回去后把报纸寄给他，让他看了再说。我们自然快快地照办不误，于是不多久便大喜过望地收到了他的大稿和亲笔信。信中他说，我们的报纸有了不小的变化，没有什么棍子味了，与传说的也不一样了。

又过了不久，春节到了，我们相约去给王老师拜年。见到我们，他显得比上次更高兴，见面就规定一定要吃过晚饭才许走，并且当即招呼家中的保姆去准备。说到他的大作，他哈哈大笑起来，对那位女同仁说：“我是写着逗你玩的。你们大老远地跑来了，不能白走一趟。谁知你们就发了。”

“有人说您是在骂我们呢。”

“怎么会骂你们呢。用得着我来骂吗？报纸是办给大家看的，好不好自有公论，大家会发言，用不着我来骂。”他笑眯眯地漫不经意地说。“心中正则眸子瞭，我要说的在那篇文章中都说了。”他又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们得寸进尺，请他再给我们写文章。不想，这次他却极爽快地一口答应：“我正有个题目想写，叫《新编三国演义》。”

他笑嘻嘻地扫了我们一眼，就绘声绘色地说道：“话说刘备三请诸葛亮，将他请下卧龙冈，封他做了丞相。别人尤可，唯独那张飞心中不乐，吃起醋来。心想，那诸葛又不会统兵，又不能打仗，凭什么爬到我的头上，连我都管了起来，这刘大哥好不念兄弟情分也。这一日，刘备宴请众人，那张飞便扭扭捏捏地走将出来，在宴前唱道……”

王老师笑嘻嘻地，真的拉长声音唱起来：“想俺老张，一杆长矛把威名扬。跟随大哥你，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不料想，今日里，却似那落毛的凤凰不如鸡的样。平白地受辖制，满肚窝囊，气煞俺老张。呀呀啐！”

王老师一曲唱罢，我们全笑得几乎岔了气。那时正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但阻力不小，王老师的小品无疑是具有极大的针对性和讽刺性的。我们一边乐，一边连连催他：“太妙了!您可一定要写啊！写好了就给我们。”

可惜，后来王老师到底还是没有写，于是我只能在这里凭记忆把这个小品记下来，以飨读者诸公。舛错之处难免，还望作者与列位读者海涵。

那天还谈到了邓丽君的歌。他说：“邓丽君的歌听听怕什么，哪里就会亡党亡国了？我们有些人就是那么脆弱，对自己没有信心，只要感到外来的东西影响大了些，就害怕得不得了。这是软弱的表现，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有些人谈到民主自由也害怕，总要和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其实，‘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当年入党，出生入死干革命，不就是为了自由民主，为了解放吗？这样的好东西，这样崇高的目标，我们无产阶级为什么不要，为什么要白白地让给资产阶级呢？好像只有他们才讲自由民主似的。”

那天尽兴而归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本来我们约好，来年再去给王老师拜年，不想那位女同事不久就沉疴不起，到第二年年底便谢世了，年仅34岁。从同学处得知，那段时间王老师的身体也不好，两腿已经几乎不能行走了。我正为是否要把这消息告诉他而为难时，不想却接到了他的电话。

“您都知道了？”听到他那悲凉的声音，我不无惊讶地问。

“唉，没想到，这么快。”他的声音听来格外沉重苍凉。“那天你去不去？”他又问。

“您也要去？”我大吃一惊，“别了吧？这么远的路。有事我代您办。”

“事情是要你办的……最后一次了，总要再看看她，送送她的……路远不要紧，我可以叫车……”他的声音越说越低，喃喃地似梦呓。

“就这么说定了，那天你在门口等我们。”最后他似惊醒过来似的，提高了一点声音。

那天，王老师是由跟他念博士的我的一个同学陪来的。两年不见，老师的须发全白了，无人搀架就寸步难行，只是脸色看起来却白润了些。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破例让小车一直开到了通往灵堂的路口，我们架着他走了好半天才走到灵堂门口。我代他送了一只花圈，挽带上写着“献给晶晶小友 王中哀献”。晶晶是逝者的名字，他曾在信中对她说：“你的名字很好听，如果姓‘亮’就更好了。”可如今，这名字只能在他的心中闪亮了。

我们是最后进去向逝者告别的。逝者静静地躺在灵床上，周身布满了鲜花。她一生爱美，最喜欢的就是鲜花。经过病魔的折磨，她除了脸色略憔悴外似乎并无大改变。王老师在我们的搀扶下，颤巍巍地向她行礼，几次停步端详遗容，久久不忍离去，哀戚之容令人难以卒睹。

逝者的双亲对王老师的到来大为感动。神情肃然的父亲恭敬地说：“感谢王老师亲临吊唁，晶晶在天之灵一定会十分感激的。”泣不成声的母亲握着王老师的手，呜咽了半天才说出了“感谢”二字。

回去的路上，王老师半天没作声，临上车前才喃喃道：“又少了一个，又少了一个小朋友。我们老的不死，小的倒先去了，还有什么意思……”他的神色颓丧极了。对这肺腑之言，我们一时间都无以为劝。

望着远去的小车，我在心中默默地祝祷：“多保重，老师！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永远消失的。不是吗？晶晶虽然去了，可她却永远活在了我们的心里……”

附记

王中老师是山东高密人，1937年肄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山东解放区《农民报》、《鲁中日报》、《大众日报》的编辑主任、总编，新华社山东总分社主任。建国后历任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副教务长、新闻系主任，复旦大学分校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成员等职。

1956年，王老师拟出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但未等他的新闻理念成熟，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反右”便开始了，他成了当时上海新闻界的头号大右派，整整受了二十多年罪，落下了腿上的残疾。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撤销错误结论。

王中老师是新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杂文尤其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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