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包括白国良、符文琪、郝㠭君等在内的800多位复旦师生热血宣告
“祖国，我响应您的号召！”
1950年6月，正值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中国边境受到严重威胁。10月25日，中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
为充实国防建设力量，激发广大青年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爱国主义热情，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决定》发出后，全国各级青年团、学生会、工会迅速响应。12月2日，中央教育部也发出《关于胜利完成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生计划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教育部门、各学校必须协同有关方面，按规定的条件和名额，完成此项招生计划。
上海各高校的青年团员、爱国学生也都立即行动起来响应号召，仅复旦大学踊跃报名者就达800余人，最后经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有学生283人、教员3人，是上海市各高校中入选人数最多的。其中就有白国良、符文琪、郝㠭君等年轻的复旦学子。他们与祖国共命运，用实际行动践行着“服务、团结、牺牲”的复旦精神。
复旦大学师生欢送同学参军参
辗转回国报效祖国
白国良是华侨学生，父系家族在菲律宾，母系家族在印尼，后又移居英国。他家有兄弟姊妹八个，只有他和弟弟是男孩，父母对他寄予厚望，期待着他光耀门庭，继承家业。而刚满18岁的他,在获知祖国解放的消息后，便急于回国读书，准备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绵薄之力。母亲的殷殷相劝，没能挽回他拳拳的报国之心。
1950年9月，白国良与同行的十多个青年学生从印尼坐船走海路回祖国大陆，经几日颠簸后，船经停香港，因附近海域有国民党军队撤退时布下的水雷，轮船不再续航。他们便想下船由陆路去往广州。然而，港英当局不许他们下船，没收了他们的护照，企图强制大家搭原来的轮船返回印尼。白国良他们这十多个爱国青年坚决抵制，展开了机智的斗争，让有亲戚在香港的伙伴悄悄乘小舢板上岸，然后通过香港的《大公报》等进步报刊发送消息，制造舆论攻势。几天后，港英当局终于妥协，允许他们这十多个爱国青年以“押送过境”的形式在香港登陆……
几经辗转，白国良终于来到了上海，却错过了高考时间。市高等教育局体谅海外赤子的热忱，特别批准他进入复旦大学试读，由此，他成为了复旦新闻系的一名插班生，也在随时等待着祖国的号召。
白国良学籍表
“我更爱我的祖国”
1950年11月10日的晚上，这将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师生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夜晚。在子彬院611教室，复旦新闻系反对美帝侵略动员会正在进行着……
会议主席王中教授首先对美帝的本质作了简短而深刻的报告，当他刚说了声“接下来，请各位同学自由发言”时，立刻就有同学走上讲台，开始激动地控诉美帝的暴行……
在群情激愤中，白国良跨上讲台，他先是将自己从印尼历经曲折，终于返回祖国的经历告诉了大家，又揭露了荷兰帝国主义在国外迫害侨胞的行径，接着，他告诉大家帝国主义竟然在无耻造谣，说中国政府强迫学生去参军，因此他妈妈听闻后写信来叫他回去，他强忍着眼中泪水说：“我不能回去，虽然我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更爱我的祖国；我不能回去，我要在这里等待祖国的号召……”每句话、每个字，都激发了每个同学的爱国之情，雷鸣般的掌声在向他致敬。
新闻系参干同学合影（中间长者是陈望道校长）
携笔从戎奔赴朝鲜
不久，白国良即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程。他的岗位，是在志愿军政治部俘虏管理训练处设在鸭绿江南岸平安北道的碧潼战俘营担任翻译。
白国良与他年轻的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坐上一条小船，从水路前往碧潼。此时，他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是一名勇敢的战士，正在踏上保家卫国的光荣旅程。
敌机在漆黑的夜空中盘旋呼啸，为缓解紧张情绪，领队开玩笑地说：“别说话，敌人的飞机听到了可是要扔炸弹的噢！”虽然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一句戏言，可也真就没有人说话，他们一起安静地紧紧挤坐着，狭小的船舱里充满了同舟共济的气氛……经过长途奔波，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碧潼的战俘营。
在这里，志愿军将“联合国军”战俘集中收容管理。这是中国人首次收容美英等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俘。俘管处的志愿军干部们深知，他们担负的是一项同新中国外交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特殊使命，这是不同寻常的军队政治工作。他们认为战俘营不该是俘虏受虐待的监狱和集中营，而应该是战俘们学习改造的特别学校。由此，志愿军俘管处严格执行中国人民军队宽待俘虏的一贯政策，尽力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使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碧潼得以充分体现。
没有挥舞的皮鞭，没有凶恶的狼犬，也没有蛛网密布的铁丝网，恰恰相反，这里只有善意的微笑和握手……一切都使从前线押送来的战俘们深感惊讶；同时，也让一个个初来乍到的大学生志愿者们充满了疑惑，“难道这里不是战俘营吗? ”
当美英战俘们看到这些个子比自己矮上一截，身着宽宽大大志愿军军服的年轻人时，都大声地发出“Boys！Boys！Child soldiers ”（男孩！娃娃兵……）的喊叫，望着好奇的战俘们，白国良心底涌起莫名的激动，“啊！自己即将做的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发挥自己的英语专长，成为东西方交流沟通的使者，不断地增加我们的朋友，减少我们的敌人，化敌为友… ”。
在鸭绿江南岸
志愿军俘管处军官大队收容的大多是美英等国的军官战俘，他们几乎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些人还是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他们虽然成了俘虏，可平日的举止却依然保持着军官的威仪和风度。然而，他们最怕遇到飞机盲目轰炸与空袭，一旦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尖利的呼啸声，求生的本能往往令他们惊慌失措。
一日，白国良正与军官战俘们召开学习讨论会，突然几架敌机超低空飞来，防空警报骤然响起，军官战俘们顿时乱作一团，四散躲藏起来，见此，他立刻站上一块高地，用英语高喊：“你们的军官风度哪里去了？原地卧倒，禁止奔跑！听从指挥！”战俘们闻言，稍稍镇定，白国良便迅速与志愿军干部们一起，组织战俘们往就近的防空设施疏散。空袭警报解除后，军官战俘们钻出防空洞，当他们走过白国良身前，纷纷伸出大拇指，连声夸赞：“了不起，大无畏！”
志愿军俘管处有一条对战俘们保密的纪律：“遇敌空袭，俘管干部应临危不乱、坚定沉着地按防空要求办，若先于俘虏进防空洞者，以逃兵论处。”在这非常的战争时期，这条内部纪律等同于严肃法令，令出必行。俘管处的每一名工作人员都懂得它的分量，也明白自己肩负的特殊责任，谁也不会违反！
每次遇到敌机轰炸，俘管干部们总是不顾自身的安危，镇定自若地出现在战俘们的面前，这样的形象化成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当战俘们再次遇到空袭时，逐渐变得镇静了些，不再丧魂落魄地四处奔逃，因而也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伤亡。
一次“笑”的打赌
与白国良同往碧潼战俘营的，还有几位年轻的女大学生。家境富裕的18岁女孩符文琪，赴朝鲜之前也在复旦大学读书，是文学院教育系二年级女生。到达碧潼那天,她们都穿着和男生相同的军装，把头发束在军帽里,看上去就像男孩子。对她们而言，碧潼战俘营的一切与大城市截然不同，她们在碧潼开启了新的人生历练……
正值青春芳华的符文琪，是个很喜欢笑的女生。原先在复旦读书时，就是校园里的快乐“开心果”。每天无论是体育锻炼、唱歌跳舞还是读书学习，她都是乐呵呵的，年轻的脸庞整天笑意盈盈。
符文琪学生保证书
自从她到了志愿军部队后，笑得更多，也更响亮了。她在从朝鲜前线给在学校的同学来信中写道：“我们这里不单学习紧张，工作也很紧张。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十二点左右，早上五点左右就要起身了，常常忙得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苦吗？一点也不！精神上是挺愉快的。举一个例子说吧，我们的团长说：‘符文琪同志最喜欢笑了。’另外一个同志听到后就跟我打起赌来，他说假如我能保持一天不笑，他就请我吃一只鸡，假如笑了，那么就由我请他。结果呢，当然是我输了！”
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生病了，战友们悉心照顾；有思想顾虑，首长们交心恳谈；出现情绪波动，同志们关切安慰。身处这样的集体，还有什么会让人感到不快乐呢？
郑重写下《决心书》
志愿军设在碧潼的战俘营虽不处于战争前线，可美军的飞机每天依然会来轰炸五六次。每当符文琪看到在天空中盘旋的敌机，想到它们只要再飞过去一点，就侵入了自己祖国的领空，而且还会在祖国的领土上投炸弹，心里就涌起无比的愤恨，但恨又有什么用呢？
一天，符文琪在参加完志愿军的政治学习会后，收获很多，于是她提笔郑重地写下了六百多字的《抗美援朝决心书》。她说：“同志们，恨有什么用呢，我坚决要化愤怒为力量，为替死难的同胞复仇，我决不放松我们的工作与学习，学习的时候多花一份力，在教育美俘的工作上就多一分成就，这一分成就可能就是将来美国土地上一颗活的原子弹，而这一颗原子弹就会要更多战争贩子的命。”是的，这写自战地的决心书，其意义远比从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获得的更多，也更为深刻。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自从白国良决定奔赴朝鲜前线起，为不让深爱自己的家人亲友担心，他就瞒着所有的海外亲人，开始编写记录“美好校园生活”的平安家信，然后托一位在杭州的亲戚转寄，居然连续隐瞒了三年。直至朝鲜停战，他胜利返回祖国后，才把在志愿军俘管处参与战俘管理工作的真相原原本本告知家人，使海外的父母亲友唏嘘不已。
17岁的上海姑娘郝㠭君，入朝前也就读于复旦大学,是学校外语系二年级女生。她身材娇小但志向远大，觉得加入志愿军保家卫国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对于女儿的决定，身为学校教师的父母双亲给予了理解与支持，他们没有阻止她的参军行动。郝㠭君深为通情达理的爸爸妈妈感到骄傲。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家书是战士与家人联络亲情的唯一纽带，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郝㠭君来到朝鲜后，她将爸爸妈妈寄来的每一封信都当成是珍贵的纪念物，细细编号后小心地保存起来。相比于白国良的“伪造家信”，她每次回家信，总是写得很长，把战俘营里发生的点滴趣事一一告知爸妈，与亲人们一同分享喜悦与欢乐。
郝㠭君的毕业证（左）和招生报名表（右）
停战消息的“复读机”
1951年7月1日，中朝军队高层发出复电,同意和美方举行停战谈判。消息传到碧潼，战俘们欢呼雀跃，这意味着劳师远征的他们可以回到家乡同亲人团聚了。
作为复旦外语系学生的郝㠭君，理解战俘们渴望了解停战谈判进展的迫切心愿，但对充满政治和军事专业术语的谈判消息缺乏正确翻译的自信，于是她想出了一个办法：每天晚上先把从收音机中听到的谈判新闻简明扼要地记录下来，随后翻成专业英语，接着反复背诵，直至熟烂于心。第二天，遇到战俘打听情况后就一字不差地背诵一遍，像一部“复读机”，反复“播放”,一刻不停。战俘们听后纷纷向她举起大拇指，表示谢意。
激越飞扬的青春之歌
“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跨过鸭绿江，卫国保家乡……”这首激昂的歌，唱出了特殊岁月里年轻人的心声。来到碧潼的女生们都喜欢唱这首歌，每次唱起，总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志愿军紧急征调的这批英语翻译人才中有多名是符文琪、郝㠭君这样平均年龄仅19岁的女大学生，她们大多有着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家中的长辈们总是谆谆教导她们要热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
这些平时在家娇生惯养的“金枝玉叶”，到朝鲜战场后，能吃得了苦，经受得住战火考验吗？
从来到碧潼战俘营的那天开始，白国良、符文琪、郝㠭君与他们的同伴就用行动回答了人们的疑虑。他们特意从香港买来英文书籍和杂志，为战俘们建立了一个图书馆。他们注意到一些战俘喜欢乐器时，就专程到上海采购了一批西洋乐器，如萨克斯管、吉他、钢琴等。他们从中国国内运来红、白、蓝等颜色的运动服，在战俘营里举办了“战俘奥运会”。他们还在战俘营里开设了英语广播站，每天定时播报时事新闻和娱乐节目。而站岗放哨，挖防空洞，搬运粮食，执行各种特勤任务，这每一件事，这些青年学子也做得丝毫不逊于他人。
志愿军战俘营中的年轻学子们，以满腔的爱国赤诚，在烽火连天的抗美援朝战场上，谱写了一曲激越飞扬的青春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