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400余名教职工和医务工作者响应党中央号召，举家西迁重庆，于1956年10月创建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为中国高等医学教育事业和西部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迁，成为复旦上医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也为重医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复旦上医先驱放弃大上海优渥富足的生活，白手起家创建重庆医科大学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伟大的“西迁精神”，铸就了复旦上医与重医的血脉联系。这段历史和“西迁精神”是复旦与重庆、重医共同拥有的珍贵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
在重医建校65周年之际，让我们跟随笔者的著述，走近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郑伟如——这位跨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迥然不同时代的复旦医者，不懈勤勉，两地从医，用自己的一生为时人纾解病痛疾苦无数，也为后辈留下了熠熠闪光的学术与精神财富。
感恩，铭记！
建设重庆医学院的复旦上医先驱者
至亲早逝，立志从医
郑伟如的家族世代居于上海老城西门附近，郑家祖上世代读书、为官，家中治学氛围浓厚。
然而当郑伟如三岁时，父亲郑增禧就患结核病撒手人寰；还没到他成年，哥哥和姐姐相继因结核病和白喉去世；家族里还有其他几位亲属也因病凋零……一些现代人已不太熟悉的急慢性传染病，在那个医学不发达的年代却是普罗大众冷酷无情的“杀手”。
虽然自幼丧父，但郑伟如得到了祖母徐氏全心全意的宠爱和栽培。他一路“跳级”，从上海敬业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由于父亲早逝，兄姐早夭，家族一直受疾病阴影的困扰，年轻的郑伟如就立下志向，要走学医从医、悬壶济世之路。为此，他一度拜了上海一位著名中医汤先生为师，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医教育远未成体系，他虽有满腔热情，却也没有办法进行系统的学习。
志向既立，岂能半途而废！1932年，郑伟如改考了由颜福庆教授创办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医本科。在这所学府里，郑伟如终于如愿以偿，系统地学习了西医。毕业后，他到当时国民政府卫生署主办的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成为了中国最早期的一批西医外科医师之一。
颠沛流离，矢志不渝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西迁，中央医院也随之向内陆大转移。即便千里迢迢地辗转腾挪，医院也依然避不开战火的蹂躏。
1940年初，日寇的飞机突然空袭了贵阳中央医院。当时郑伟如正在工作，只听得剧烈的爆炸声传来，房屋轰然坍塌，他也猝不及防地被埋在了瓦砾之中。不幸中的万幸，郑伟如性命无碍，但盆骨骨折，一条腿动弹不得。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伤势缠绵难愈，他饱受折磨达一年之久，也被迫离开了外科岗位，转做内科工作。后来他的腿就一直有些不便，晚年时更严重。
战火纷飞中，坏消息接踵而至。1941年6月，郑伟如的祖母徐氏因脑卒中在上海溘然去世。收到电报后，郑伟如心急如焚，想立刻回上海奔丧，送敬爱的祖母最后一程。然而，彼时上海已是沦陷区，与大后方的贵阳交通隔绝，要想返沪，千难万难！最终郑伟如拖着伤腿，从贵阳经都匀、独山子、桂林、衡阳、株洲、金华、芜湖、南京……曲折迂回，日夜兼程，硬是花了3个月时间，于同年8月抵达上海。后来他向孙辈回忆说：“那时候，鞋都不知穿烂了多少双！”
直到这次返沪，郑伟如才知道，家已经面目全非，祖屋在日寇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荡然无存，一片萧条中。郑伟如上有老母，下有妻儿，如何维持全家老小的生计，成了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
起初，郑伟如受邀到同学顾恺时教授之父所创办的南洋（私立）医院工作，担任总驻院医师。不久后，顾恺时当上了上海市立第四医院院长，邀请郑伟如担任其医务主任。到了1946年，经由原母校老院长朱恒璧教授的推荐，郑伟如进入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红十字会医院，从事临床内科教学工作。红十字会医院就是现在华山医院的前身，他在那里工作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
肩负使命，奔赴重庆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新的工作任务接踵而来。此时年近四十的郑伟如，已成为医疗界的中流砥柱之一，他的个人工作轨迹也与新中国的建设征程不断相交，重叠延伸。
1949年，他在上海跟随医疗队参加血吸虫病防治，荣立三等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又随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总队赴朝工作，担任十一医疗大队大队长，多次荣立战功，至1951年结束任务南返。
1951年郑伟如（二排左六）结束抗美援朝第十一医疗大队任务，南返欢送留影
1955年，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规划大会（十二年）”，上海医学卫生系统派了两名代表参会，郑伟如便是其中之一。
1956年，为加快推动我国大西南地区医学人才的培养，国务院决定，将上海医学院的骨干力量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留守上海；另一部分前往内蒙古呼和浩特，支援建设内蒙古医学院；再有一部分前往重庆，筹建重庆医学院，由钱惪教授担任院长主持筹建工作，郑伟如也作为筹委会成员，成为首批调任重庆的五个人之一，并晋升为教授。
上海第一医学院普通内科教研组联欢晚会合影（二排左七：钱悳，二排右三：郑伟如，二排右二：吴茂娥）
钱惪是江苏人，与郑伟如是校友和多年同事。1927年，钱惪所就读的江苏医科大学预科毕业班并入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他本人于1932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上海同仁医院、南京中央医院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和郑伟如一同经历了医院内迁的曲折，甚至妻子弟妹等亲属惨遭日军杀害。几年后，郑伟如为祖母奔丧而返回上海的时候，他正在重庆参加组建重庆中央医院，后受一家基金资助赴美深造，1945年抗战结束后回国，在上海医学院担任内科教授及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
受命筹建重庆医学院，搭建赴渝班子之际，钱惪想到了自己欣赏有加的郑伟如。在大约半个世纪后的2000年，钱惪亲口对郑伟如长子郑守瑾说：“西迁重庆时名单上没有他（郑伟如）的名字，是我要伟如来的，我没有得力助手做不成事情。你父亲有真才实学，有学问，就是不会与人交往……”
一接到要去重庆的任务，郑伟如没有犹豫，马上着手处理上海的房屋和家具，稳定优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要一一放弃。当时，郑伟如一家住在小桃园街40弄及复兴中路1360弄北门（南门淮海中路1273弄）的新康花园。新康花园是原美国总领馆的宿舍，解放后成为了上海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宿舍，居住着表演艺术家赵丹、越剧泰斗袁雪芬等名人，还有不少著名的医学界人士。以郑伟如的资质，这套房屋本来可以一直居住下去。不过这房子的租金不菲，当时郑伟如的工资是160元，而房租每月就要75元。考虑到自己和家人即将远赴重庆，不知何年何月会重回上海，郑伟如义无反顾地交掉了这套房子的居住权，家具什物也都一一处理完毕。
结束了这些家事，郑伟如再度挥别家乡上海，从长江逆流而上奔赴山城。此时距离上一次战火中的被迫内迁，已经过去了近20年，同样的路途迢递，却是截然不同的心情——虽然满怀对家乡的不舍，但新的建设重任又点燃了他骨子里的满腔热血。
在前前后后数百名上海医学院教授专家、医护人员和家属们的内迁支持下，草创的重庆医学院，在一片田野和荒地上渐渐成形。自此，郑伟如开启了在重庆半个多世纪的教书育人和救死扶伤，在学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间留下了勤奋的身影和毕生的心血。
惠泽病患，垂范后人
在重庆医学院最初的建造工程完成后，郑伟如返回上海，将家人也接到了重庆，从此扎根山城。
1970年暑假，郑伟如（后排左一）与其子郑守瑾（左二）、媳沈碧如（后排右二）一家于重庆医学院合影
换了一个“战场”，郑伟如依然秉持着他的谦和与严谨，继续从事医学教育及化学因素疾病方面的实验研究。作为内科肾脏病专家、职业病学专家，他主要参与撰写了我国第一部《实用内科学》（1952年版、1960年版），这本书成为众多医学生必读的教材；著有《职业病》一书；与钱惪教授共同主编《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1981年版、1987年版）；受国家卫生部委托，负责制定了酚中毒诊断和治疗标准；发表相关医学论文数十篇。
1960年，昆明钢铁厂发生集体中毒事件，郑伟如被紧急调往当地参加抢救，奋战20多天。之后，他和其他主要参加救援的医务人员一起获得国家表彰，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设宴款待。
当时，各类结核病还是困扰广大患者的常见疾病。重庆有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发明了一种叫“骨结核散”的中药制剂，据说对治疗骨结核病有效，被广泛应用。郑伟如是肾脏病专家，他在接诊病人的时候问诊非常细致，时间一长，就发现了一个蹊跷的现象：不少患上肾衰竭的病人，都自述曾患过骨结核病，服用过“骨结核散”。郑伟如觉得其中或许有名堂，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求证。要证实“骨结核散”与肾衰竭的发生有因果关系，必须提取肾衰死亡的病人的肾脏组织进行检验，而当时要说服家属同意尸检是殊为不易的。为了早日抓住致病“元凶”，避免更多人受害，郑伟如苦口婆心地去劝说家属，艰难地获得一次次尸检的机会。
有一次，郑伟如大孙女郑延川的好友的一名亲友也因这种病症去世，大孙女也帮着去做对方家属的思想工作。经过艰苦的取证和严密的论证，郑伟如确定“骨结核散”中有导致肾衰的成分。然而，由于“骨结核散”当时已是相当有名的药物，论文的发表变得阻力重重。但郑伟如坚持着：“我不管你们怎么看待，我就是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情况，不再走上死亡的道路。”在他的努力下，这款暗藏杀机的药物终于被揭露出来，郑伟如以另一种方式“挽救”了芸芸众生。
郑伟如不但在医术上潜心钻研，而且对病人侠骨仁心，资助贫困患者的事情数不胜数。在重庆与他同住的大孙女郑延川念小学六年级时，有一次忘带钥匙，去医院找他，看见一个病人正在结账处伤心落泪。原来这是郑伟如的一个肾结核病人，来自农村，家境贫困，出院付费时发现还缺五元多，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郑伟如出来问明情况后，二话不说从包里取出钱包，帮他补上了这笔费用。这个病人后来一直记着“郑教授”的恩情，几乎每年都带土特产来看望他，直到多年后去世，老婆孩子还特意来了一次。
有时候，也有病人慕名而来，直接跑到郑伟如家门口求助。郑伟如的孙子郑延海记得，有一年假期去重庆爷爷家小住，就遇到了登门的病人，爷爷从不拒之门外，而是客气地迎进来，为他们听诊，仔细询问病情，再开出必要的检查。这些求助者往往很贫穷，爷爷给他们看完病以后，还自掏腰包给他们买返程车票……他的仁心仁术和乐善好施，给晚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郑伟如一生淡泊名利。“文革”期间，他家中财物被抄，落实政策时因原物散失无法发还，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政策一次性补偿了3000多元，这在当时可谓是“巨款”了。但他转手就把这笔钱全都捐献给了福利事业，分文不留。上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普调工资的机会，郑伟如是内科主任，按理能上调级别，但他看到科室里有个同事没能上调，就把机会让给了他。有孙辈很不理解，问：“级别是关系到待遇的，您完全可以把上调级别后增加的工资拿来帮助别人，为什么连级别都要让给他呢？”他只淡淡地说：“人家也不容易，就给人家吧。”
博学多才，好学不倦，也是郑伟如令后辈仰视的风范。直到现在，孙子孙女们还是经常膜拜地谈论着他的“绝技”：可以双手并用在黑板上画人体解剖图；可以把很长的化学分子式一口气写出；精通英语、德语、日语，孩子们拿着字典去考他，完全考不倒。甚至在七十多岁退休后自学起了世界语，孙子郑延海去探望他时，发现他深夜两点还在学习……
“我再穷再苦，也要让你们接受高等教育。”郑伟如自己酷爱读书，也对子女的教育毫不放松。在他的影响下，三个儿女中，长子和女儿同样考了医科，成为白衣天使；次子从军，转业后成为一名教师。据大孙女郑延川回忆，爷爷一直希望后辈中继续有人学医，治病救人。他曾说：“学医很辛苦，学的东西很多，出成果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只要你一直在学习，这个职业可以从事一辈子。”郑延川果然后来当了一名眼科医生，还引导自己的女儿也学了医，成为郑家的第四代医生。
六十年代的重庆，郑伟如与孙女合影
郑伟如在心爱的工作岗位上直到古稀之年才退休。晚年的他，依然保持了不爱说话、喜欢闷头看书的习惯，甚至九十多岁还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由于常年用眼过度，他后来患上了眼底出血，导致视力丧失。但最后的那些年，他还是离不开书报，让大孙女下班回家就给他读《参考消息》，细细地听，每个版面讲了什么都认真记忆。
2008年11月26日晚间，郑伟如以98岁高龄安然离世。将近百年的人生历程里，他先是因心忧家人的病痛而毅然投身医学，再是为普天下的病人而刻苦钻研医学，进而为更多医学人才的培养而谆谆传承医学，始终满怀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对人民的真情。在那个时代，恬淡谦和如他，并无盛名传诸人口；但他的学识、品行和为祖国医学事业的忘我付出，无不深深印刻在后人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