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28日下午，复旦海南校友读书会复旦校友和各界书友齐聚华润大厦B座明亚保险经纪公司海南分公司会议室，再一次共读共享施展大作《枢纽：3000年的中国》。现场参加本次读书会的校友和书友（按报名接龙顺序）：叶向元、赵颖、林怀宇、陈树、舒恋、朱明霞、钟海、何声芬、段曹林、董春、云晴、颜蕾、陈白羽、李赞鹏、何春柳、吴秀玲、林秋子、林云、曾文君，校友郭瑞俊和王红兵非现场参加并送上书面发言。

主持人：叶向元

主分享：赵颖 

欢迎各位校友、书友参加海南复旦校友读书会第十季第6场（总第111期）！

坦率来讲，《枢纽》这本书我个人觉得读起来比较困难。为什么？里面有很多专业名词，并且我过往并未接触，阅读途中需要不断地查找其背景和意思。这本书，我也并没有完全读完，我选取了个人认为最精彩的部分，主要是第一章地理与历史、关于历史大循环的四个章节。考虑部分书友并未读完这本书，我先简要说一下我关于这本书的理解，然后再请主分享来给大家进行深入的分享。

在我看来，本书主要讲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超大规模性，二是体系史观，三是枢纽。

超大规模性方面：其提到中国地域非常广，包括中原、草原、过渡地带，以及我们经常忽视的西域、雪域，还有西南和海洋。这种超大规模性，自明清以来导致中国进入了低级的封闭式的内卷，产生不了工业革命，在加入全球化过程中后变劣势为优势。

体系史观方面：其讲到中国作为轴心文明之一，在其史观里分为了四个时代，也是四轮历史大循环，分别是：1.封建社会，以商周之变为分割，周朝开始产生分封制；2.豪族社会，以周秦之变为分割，变分封制为郡县制；3.古代平民社会，以唐宋之变为分割，平民取代了士族；4.现代平民社会，以古今之变为分割，朝代结束后，到新中国成立，从被迫开放到主动融入全球化。

枢纽的理解方面：其一是全球经贸复合双循环，我国的产业处于连接原材料和制造业的中心，作者还有一本书叫《溢出》，其中提到我国很多产业转移到东南亚是溢出行为，而非转移行为，感兴趣的可以再去阅读。其二是海陆枢纽地位，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是一种文明秩序的缝合者角色。其比较了现代世界秩序中的海洋秩序、大陆秩序、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亚细亚秩序），认为中国儒家伦理下的亚细亚秩序更能代表未来的方向，古代的亚细亚秩序既有分封/郡县制，又有朝贡制，还有以文化输出，而非军事占领的一种秩序。这有别于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秩序，以苏联、俄罗斯为代表的大陆秩序。

作者提到，其在研究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史实，调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我理解作者可能是一种谦虚的表述，建立这一套体系史观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这本书我可能只挖掘了5%都不到的知识，然后如何挖掘剩下95%的知识，交给主分享。

PART.1

   中原中心论

1.摆脱不掉的“中原中心论”

“中原中心论”或者叫“汉中心论”，作者明确提出反对“中原中心论”，但其实我们摆脱不掉。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而是“谁在看”！

只要看的人是“汉本位”，就摆脱不掉“中原中心论”。就好比写《我的回忆录》，不可能以邻居为主，顶多增加一些和邻居的互动。写上“我打邻居的事”，至于“被邻居按在地上摩擦的事”，就不好意思写了，这也是人之常情。台湾作家唐德刚给胡适、李宗仁写回忆录的时候，就发现一个现象：人做过的很多不好的事都会选择性地遗忘，这是我们人类进化出来的适应机制。

作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书中增加了很多中原和北方草原、雪域高原、西域等等的互动，包括打人的与被打的事。作者视野非常开阔，但话说回来，依旧是“中原中心论”。因为你站在中原的位置书写，你只能写成“中原回忆录”。

2.互动中的彼此塑造

从种族、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方面看互动当中的彼此塑造，尤其是交界地带做出的贡献。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就有文化的交融、民族的融合、制度的创新。比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汉化到什么程度？他都不姓拓跋了，改姓元，“元”是“伊始”的意思，拓跋宏是皇帝，他姓元，成为元宏。唐代的元稹、金代的元好问都是北魏皇族拓跋的后裔。

元好问就是那个写出“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的大词人。他是生活在金朝的鲜卑人，蒙古灭金后，他被抓入狱两年，耶律楚材很欣赏他，想让他出来做官，但他拒绝了，选择隐居乡里。这样的一个人，后来居然去见了忽必烈，他劝说忽必烈“以儒治国”，他愿以大儒身份辅佐。忽必烈权衡利弊，选择了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八思巴。

元好问，一个鲜卑贵族，生活在女真统治的金朝，信奉儒家思想，作为大儒，他劝说蒙古人忽必烈“以儒治国”。从元好问身上，能很好地看到这个时期文化的交融、民族的融合。

最后说下制度的融合。辽代的南北面官制度，对北方的游牧民族用北面官制度，对南方燕云十六州的农耕民族用南面官制度。后来香港回归的时候，“一国两制”就是受其启发。我们说交界地带做出的贡献，辽就在交界地带。它统治的区域有游牧、有农耕，有渔猎。

六朝以来，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总结：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精血，注入中华文明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宏，遂能别创空间之世局。

3.帝制的极致——大清

帝制发展到大清的时候达到了极致。大清在制度设计上，皇位继承革新了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重视了正统，但忽视了选择贤能。大清兼顾了两者，他立储但不公示，而是藏在正大光明匾后，这样就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容错，通过观察来随时调整，也避免了大臣的提前站队。

清代的皇子教育也是达到了极致，清代的皇帝没有一个不勤勉的，像明万历帝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情况在清代简直不可想象。清代的官僚制度也达到了极致，既没有藩镇割据，也没有宦官专权。

清代民族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以前政权防北方民族，这个时候不用防了，满人自己就是北方民族。对待蒙古族的方式一个是靠藏传佛教，“一座庙胜过十万兵”，通过藏传佛教寺庙让游牧的人固定下来，危害就没有那么大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联姻，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孝庄皇后。如果这些方式都失效，那就打。

在新疆，清朝也有了一些新的制度设计。比如南疆的伯克制，伯克其实是突厥语，就是这个地方的长官。伯克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伯克不能当阿訇，阿訇也不能当伯克，防止政教合一。

大清时候，民族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制度设计也很好，皇帝也勤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帝制到清代达到了一个极致。

4.三次转变

作者说的三次转变对应着封建社会、豪族社会、古代平民社会。其实就是周制向秦制的转变，豪族社会是其间的过渡。作者自己说写这本书招了很多骂，有一个原因可能和他创新词有关。周制向秦制的转变，也就是封建制向帝制的转变，作者用了“古代平民社会”这个新词。如果不想用帝制社会，更贴切的叫法是臣民社会。“古代平民社会”的叫法会掩盖很多东西，也会弱化帝制或者说弱化专制。

现在都不愿意听专制这个词，但历史上就是这样。说“古代平民社会”的平等倾向，其实不过是“做奴隶的平等”。布衣卿相只是说他平民出身，他当上了宰相，当上了官僚，只是平民出身的官僚和皇帝的结合，而不是平民和帝王的结合。

西方的皇帝、贵族、平民的三级，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中国就是一个两极社会，这边是皇帝，那边是平民。皇帝用平民出身的官僚只是打破了血统论，实现了“平等地做奴隶的自由”。所以鲁迅说“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坐稳了的奴隶，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

在“秦制”下，除了皇帝，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奴隶。所以“古代平民社会”这样的新词没有帮助大家理解问题的实质，反而制造了混乱。创新词不是不行，但它的原则一定是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问题。

1.风从哪边来？

大清已经发展到帝制的极致，但是挑战永远都在，这一次是西方列强的威胁——风从海上来。如果没有西方列强，大清会不会突破王朝寿命300年的魔咒？其实并不会。作者给出的一个解释是人口压力。分摊入亩的税费改革，按照土地来交税，人们就倾向于多生孩子，导致人口增加。人口达到一个极限，危机就爆发了，如流民叛乱等等。

人口压力不能说一点作用没有，但解释力明显不足。老百姓也是理性经济人，他不会不计代价地一直生孩子。现在我们的政策也在鼓励生育，但年轻人就是不肯多生，鼓励也不生，不但不生连婚都不结了。为什么不生？因为成本太高，老百姓也是理性经济人。过去的老百姓也是一样的，他不傻。

而且清末的农民起义跟减租的关系不大，如果是租费太高的话，他会要求减租，但是他不是的。清末的农民起义要求的是免税。王朝后期的官僚和腐败，导致老百姓的税越来越高，高到难以维生的时候就会爆发起义，这才是王朝寿命不到300年的原因。

唐代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对这一现象的很好注解：被蛇咬，人必死无疑。但捕蛇者为什么还要冒险捕蛇？因为交上蛇就可以免税，土地上的东西就可以养活自己和全家了。反之，如果不免税，光凭种地一家人根本活不下去，所以才会冒被咬死的风险去捕蛇。

这个风险已经到了危害生命的程度，陈胜吴广起义也是一样，如果不管怎么样都是死，那还不如拼死一搏。说到底不是人口压力，而是暴政的压力，让王朝逃不脱三百年的宿命。

2.屈辱史观的现实需要

晚清为什么挨打？仅仅是因为落后吗？落后可能只是一个方面，不遵守规则也是一个原因。跟西方签订的条约，因为感觉屈辱，所以明面不敢反抗，但背后各种小动作，各种欺诈，英国觉得跟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按规则来是不行的，后来派来的外交官全是那种特别蛮横特别强硬的人，这就把协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给抹杀了。西方认为对待野蛮，野蛮是唯一听得懂的语言，所以一言不合就开打。

包括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知道是因为义和团的事情，但在当时清廷的监狱，对西方外交官的虐杀也是惨不忍睹的。不是说挨打合理，而是要了解事情的全面；不是要被灌输仇恨，而是要恨得清清楚楚。屈辱史观也许是一种好用的民气，但也有可能走向失控的极端民族主义。

3.当代史的缺失

很多现当代历史问题的悬置，不讨论、不反思，仅仅作为历史的禁区。这样的悬置会让很多解释缺乏直接的因果，然后再放在一个宏大的背景下去讨论，结果因果链条太长，解释力变弱。

就像我问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是什么原因？你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错吗？不错！但这是正确的废话，因为它没有解释力。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如果环境不允许，宁愿空置，也不要去强行解释。

1.超大规模经济体

这本书叫《枢纽——3000年的中国》，但作者写枢纽其实是基于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他讲到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供应链网络都是在30年内发生的。作者解释枢纽不是中心，不是说我们现在厉害了，成为中心了。他说的枢纽是8字中间小环，我们在中间，上边是西方发达国家，下边是非洲等不发达国家。

我们这个枢纽是怎么形成的？因为我们是超大规模经济体，有供应链网络——从乡镇企业到产业园、再到东南亚被整合成一个东南亚经济圈，我们成为世界的代工厂，在这个意义上说枢纽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规模的优势、体制的优势：规模的优势，大有大的好处，比如说资源的丰富，调配资源的便捷等等；制度的优势，如果不做价值判断，确实有优势，比如说我们的土地公有，可以先城市化，再工业化，这一点在印度就做不到。

2.冲突何来？

现在的冲突何来，为什么别人要和我们脱钩，仅仅是经济原因吗？显然并非如此。

还有价值观的原因，我们对别国生活方式的破坏。比如说法国，人家到点就下班了，你偏要搞24小时通宵营业，人家自然拼不过你。澳大利亚也是，他们说中国人不看歌剧、不看电影、不消费，天天那么勤劳，天天加班，当然竞争不过。

法国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度，你要加班，人家也不好说，本国企业工人拼不过就去罢工，搞得法国当局去找中国当地的商会商量：能不能劝一下你们的人不要那么勤劳？给本地人留口饭吃？勤劳没错，但会形成倒逼机制，破坏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本来人家到点下班，生活悠闲，结果让你给卷起来了。

制度方面的原因，比如秦老师提到的“低人权优势”。去年有个新闻，某企业在巴西建厂，结果巴西新闻报道说发现了一个奴隶工厂。原因是工人的生活环境——十几个人住一个宿舍，只有一个卫生间，这在他们看来是妥妥的奴隶工厂，但在我们这里实在是太司空见惯了。  

书中最后增补了“未来秩序导论”，写到了区块链和比特币。其实比特币的流行和暗网的关系很大，暗网给比特币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应用场景。作者后来又讲到元宇宙，那时AI还没有发展起来，否则书中一定会出现人工智能的话题。这真是无所不包的一本书，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视野与野心。

作者最后说：“从这些角度看，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重重危机与困境，有可能是未来秩序生成前夜的系列阵痛，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些阵痛究竟会有多久，就像我们也不知道真正的未来会有多么绚烂。”

我想说的是：果真如此吗？如何确定未来一定是绚烂的？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希特勒当年去考奥地利维也纳艺术学院，考了第二名，结果学院只录取一个。没走上艺术道路的希特勒从此逆袭，从落榜美术生到元首，直到二战发生……当年艺术学院的第一名压力山大，他说我欠世界一个道歉——如果我不考第一名，希特勒去学美术，是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会发生？

余华在《文城》里问：到底是怎样的终点，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萨特答：没有通往幸福的路，因为幸福本身就是路。

不管未来怎样，珍惜当下，珍惜我们在一起认真探讨、努力追寻的——此时此刻！

朱明霞

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近几年世界局势动荡，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关税战及科技博弈，2020—2023年的新冠疫情，2022年以来的俄乌战争，中东紧张局势（伊朗－以色列冲突，巴基斯坦－印度冲突），全球经济下行等多重危机叠加，让世界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也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焦虑和不安，但看完施展先生的巨著——《枢纽，3000年的中国》这本书后，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着信心，对世界因为有中国的存在充满信心。为何这么说呢？

回顾中国5000年的历史，我们经历了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元明清，是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1.儒家文化——人礼之道，修身治国

春秋时期，我们秉承“礼战”规则：“不重伤，不擒二毛”，意思是不伤害已受伤的敌人，不俘虏白发老人；开战必须“师出有名”；“不鼓不成列”，即敌方未列阵完毕不得进攻；“不逐北，服则舍之”意思是不追击溃逃之敌，敌方认输则停止战争，这是儒家所尊奉的仪礼秩序，是一种自生秩序，在这种秩序下，只有贵族君子可以参加战争。礼战对战争人道化的探索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反观现如今的俄乌战、中东混战，为战争中无数无辜生命的逝去感到心痛，却又因个体力量的渺小感到无能为力。历史告诉我们，只为一己私欲的战争是流氓国家的战争，师出无名非正义之战，注定将以失败告终。

2.道家文化——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顺应自然，以柔克刚，追求精神自由，追求“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少私寡欲。而早期西方国家从霍布斯“丛林法则”到达尔文“进化论”，鼓励竞争和征服，所以他们的崛起是通过霸权、侵略扩张获得。

3.法家文化——以法治国，权术势结合

如：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通过政治革新、制度统一和文化整合，实现了多维度的大一统格局，以法家统一中国，统一了政治体制、文字货币、度量衡、交通标准等，但严刑峻法导致速亡。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的是，世界需要制定统一的制度和法律来约束每一个人，讲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断地完善制度，规训欲望，以实现公平、公正的大一统国际环境。

“天子不再是一家之私主，而是四海之共主，所承载的不再是一姓之兴衰，而是天下之运数”，“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为世界谋大同根植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人们常说一个人格局的高低决定他能走多远，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已经将中国置身于世界当中，打开世界视野，成为超越中华民族主义的现代国家。从世界历史的普遍主义格局去思考问题，类似春秋之际的列国秩序，视自己为仿若周天子的国际共主，成为世界的担纲者，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明确各国社会分工，维护全球和平、公平的自由贸易环境，实现各国互惠互利，拉动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全人类共产主义。

世界从未静止于混乱，而是在裂痕中孕育新秩序。当下的动荡期，既是旧体系承压的阵痛，也是新力量崛起的窗口。对国家而言方向比努力更重要，我们热爱和平，拒绝战争，历史告诉我们，霸权侵略是不断循环的，带血的资本注定不长久，唯有在和平中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新的科技革命爆发，国家间通力合作，自由贸易，互惠互利，方可长治久安！

云晴

写作线索及我的一些关注点

《枢纽》这本书的一个重点，我认为是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方法论来分析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意识的发展状况；并借助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概念，对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讨论，在这个过程中重复考虑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是一个借助哲学理论框架来分析历史的独特写法。我们比较习惯用“意识形态+资源和制度安排”理解历史秩序，而秩序的变更更多的是军事、制度或资源上的危机所致，从这些关键影响因素中找关联关系，我们构建对历史的观念，在结合事件形成解释的方法。而这本书的语境中，“秩序”我理解很多时候所指的是“精神秩序”。秩序变化的诱因更多的是“精神危机”——这和上述的理解框架有着巨大的差异。

作者认为理论化的讨论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把现实的问题打通并说明白，不得不进入非常理论化的讨论，只有借助这些高度理论化的辩论，才能把所有问题整合在统一的逻辑系统之内。本书借助“林肯论辩”的借喻说明了这样写法的原因：“林肯论辩”来自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的前夕，总统林肯与政敌道格拉斯有过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论辩，这些论辩中所调用的理论资源是非常理论化的，经常会调用各种古希腊罗马的、宗教哲学的理论概念来展开讨论。但是这所有的理论辩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黑奴的权利，州和联邦之间的关系，美利坚合众国的道德根基何在，人的权利应该被如何理解。而所有的这些现实问题，最底层的问题关注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他的精神根基何在，实际上这与“何谓中国”的问题相类似，他们在问的正是“美国究竟是谁”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才能给这个国家在对内找到国家精神凝聚力，让大家找到某种普遍观念接受的政治秩序安排，以及在对外找准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走向一种更加有建设性的方向。

我们可以从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定义中看到，他分析的主体就是所谓的“普遍精神”，而“历史”是外化——或者附加物：“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体系的演化史。普遍精神的现实化过程，便是这个多元体系不停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政治存在形式的过程，其寻找过程会通过战争、贸易乃至移民等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要想理解本书，需要更换一下视角，从哲学而非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举一个例子，“欲望”是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在非哲学语境下，我们通常会将“帝国的欲望”理解成为类似扩张的雄心，这种雄心不仅体现在领土的扩张上，更体现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争夺等等。因此，后续跟着这个语汇之后，我们就自然地会开始理解军事能力的分析、影响军事能力的资源设计安排，以及军事成功后配套的政治治理思想和治理框架（这就是历史学的写法了）。而在黑格尔的语境中：……“自我意识就是欲望”，欲望是真正属于人本身的能动因素。……自我意识的阶段，主体虽然是向往自由的，但是却不能达到自由，因此，意识必须向最高的理性发展。在理性的阶段，意识已经返回到自身，并认识到自身……这样的表述，不仅描述了欲望本身，更为欲望中发展出理性做好了铺垫。这样的关系，可以用作者对历史发展进程中“彼此对抗的欲望主体‘建立秩序’之后，构建起某种普遍理想来‘吸收掉各种特殊性’”表述来对应。（这就是历史哲学的写法）。从这个例子我们就能看到，如果无法把握语境中作者希望读者真正理解的词汇，作者表达的意思就会和读者领会的意思产生巨大的鸿沟，很多精妙的意义也沦为纸面上的意思而无法被读者真正理解。

这本书的分析对象（主体）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精神”，而历史的现实，则是这种精神的“外化”。黑格尔把精神看作不依赖于个人主观意识的、绝对的宇宙实体，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基础，支配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的绝对真理。他认为，这种精神实体能够自己运动的、积极追求和实现一定目的的东西，即“主体”。它不是直接现成真理，而是一种运动，在运动中展示它的本性，表现它的内容，实现它的绝对真理。在这样的语境下，作者将中国历史的进程线索描述如下：从精神的汪洋恣肆中发展出普遍的理想→普遍的理想外化为一个特殊的现实（即外化为一个现实的中原帝国）→特殊的现实自我超越为一个普遍的现实→进入下一轮，在更高一阶的层次上重复循环。而中国进入“伦理－官僚”世界后，陷入困局无法自拔，此时西方思想的刺激导致新的精神自觉从而形成新的课题。这是一个“正、反、合”及螺旋上升的框架。

既然本书的讨论对象有点像是“历史的本体”（多元化体系的普遍精神形成以及外化成为现实的过程），那么“普遍精神”就是本书非常核心的概念。换句话说，这是这本书第一版时的起点和出发点。我所读的第一版作者并没有提及当前形势，因此针对全球治理秩序作者还提到Pax Americanas（来源于拉丁文“pax romana”。罗马帝国再没有陷入长时间内战，境内相对安宁。罗马达到繁盛顶点。罗马帝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自身的极限。这一时期，它的经济、文化、军事、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奥古斯都时代人才辈出，如名传后世的维吉尔、奥维德、李维等。世人称此时段为罗马和平），这一定程度上和作者所提到的普遍精神相呼应。作者的论述是“在今天看来，似乎历史已经做出裁定，就西方文明对世界秩序的意义而言，欧洲负责勾勒未来美景，美国负责当下保护……美国的普世主义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假性，需要欧洲为普世主义正名；欧洲的普世主义有着某种意义上的虚幻性，需要美国为其撑腰”。

而当前的世界局势，我们还能称为Pax Americanas吗？普遍精神是否合适，如果这个立足点不再合适，那么本书的论证是否面临新的挑战？

最后还是提一下书中存在许多引起不同理解的词汇：“枢纽”，作者的理解是中介，而不是中心。“轴心”也不应该因为二战的缘故带有太多其他的意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想说的是“普世主义的观念系统”，用书中的语言来说，就是普遍性的信仰。

段曹林

我怎么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

中国有可能成为作者论证和期待的那个样子，但以前不好说，现在还不是。原因有二：一、秩序是由力量决定的。经济、思想、制度、科技之类软实力重要，军事等硬实力同样重要。二、地位是靠实力说话的。中美博弈、俄乌冲突、中东乱局，谁看起来更有话语权和影响力？

我心目中中国在当今和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定位，不应该是仅仅担负连接、运转、辐射作用的“枢纽”，更应该是乾坤在手的“中枢”、运筹帷幄的“主脑”。世界秩序不等于海洋、陆地二元，而是多元复合体，具有超大规模性，就像3000年以来的中国。这两个特性，形塑了“世界的中国”，也造就了“中国的世界”。既揭示了中国历史演变的深刻根源和基本样貌，又概括了当今全球发展需要面对的核心难题。从顶层设计和治理策略来说，我更希望咱们首先立足自身，管好自家的事情，平衡、协调好中心和边缘、不同地理经济文化板块的共同发展，边疆地区、民族地区、东中西部地区等步调一致，行稳致远，朝着中国梦和中华文明复兴迈进；其次要放眼世界，贡献责任担当和成功经验，把“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的愿景一步步变成现实，致力于构建多元文明共存、包容性发展的新天下秩序。

郭瑞俊（书面分享）

从世界看中国：《枢纽》中的三千年文明体系

施展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以宏大的问题意识劈开历史的重峦——“何谓中国”？他抛弃了传统的中原本位或草原本位的单一视角，将中国视为一个由中原、草原、西域、雪域、海洋、西南等多个亚区域构成的互动体系。这些地理空间在三千年的碰撞与融合中，形成了一套超越局部而自成一体的历史逻辑。施展独创性地提出，中国的本质在于其“超大规模性”——不仅是地理与人口的规模，更是文明结构的内在张力与整合能力。这一洞见直接解锁了中国从周代封建到清帝国、从近代沉沦到当代崛起的复杂历史密码。

施展的历史分析框架革新了传统史观。他将中国分解为六大互动单元：中原农耕文明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与官僚制度；草原游牧力量注入动态的军事活力；西域作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雪域高原构成精神信仰的高地；西南山地保留多元族群生态；而海洋地带则孕育了外向型经济与移民网络。这些区域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战争、贸易、移民和宗教传播持续互动。例如，秦汉道路网贯通中原与边疆，使分散的“九州”凝聚为帝国肌体，而蒙古帝国更以铁骑串联起草原与海洋，首次将欧亚大陆整合为统一市场。

这一空间结构对应着施展提出的“历史精神现象学”。他在绪论中阐明，中国历史是一部精神自我实现的史诗：从周代的“天命”伦理，到秦汉“大一统”的政治自觉，再到宋明“内圣之学”的深化，最终抵达现代“普遍人民”的平等理念。每一次精神跃升，都是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的回应。如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意图弥合胡汉裂痕，却因忽视草原部落利益而失败；而宇文泰立足关中，创“府兵制”融合鲜卑武力和汉族士族，反为隋唐混一胡汉奠定根基。这种精神演进非线性的进步，而是在农耕定居性与游牧机动性的矛盾中辩证前行。

施展对多民族共同塑造中国的论述，与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形成跨时空对话。杉山正明颠覆“唐宋变革”主线，将辽、西夏、金、元视为10——14世纪东亚史的真正主角。他笔下的契丹帝国首创“一国两制”：以汉制治理幽云十六州，以部落制统御草原，形成“农牧合一”的二元国家模型。这与施展的“超大规模性”理论共振——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制度创新，使中国得以突破汉人农业文明的边界。

两书共同指出了一个被遮蔽的真相：元朝并非“中断”中华正统，而是首次将雪域高原、草原、西南山地与农耕区纳入同一政治体。杉山正明强调，蒙古的“兀鲁斯”（Ulus）概念打破族群壁垒，以柔性统治整合多元文化；施展则指出，元朝通过藏传佛教统合雪域、用行省制管理中原，构建了“体系化的国家经营”。此后的清帝国进一步深化此道，将满、蒙、汉、回、藏五大地缘板块熔铸为“五族共和”的现代中国雏形。二人虽路径不同——杉山从草原向内看，施展从体系向外延——但都证明“大中华”是胡汉共筑的命运共同体。

《枢纽》的全球史视野，呼应了许倬云、葛兆光等学者对研究范式转型的呼吁。许倬云在《天下格局》中疾呼：需以“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的大历史观，审视中国文明的独特基因。他认为，中国精耕农业的稳定性、安土重迁的文化心理、人际网络中的责任伦理，构成其超稳定结构的根基。施展则从物质基础跃至文明比较：他剖析中国在“轴心时代”选择的内在超越之路——孔子“修己安人”的伦理秩序，迥异于一神教的排他性信仰，这使中国更易接纳多元共存的世界体系。

葛兆光的“从周边看中国”理论，为施展提供方法论启示。他在《宅兹中国》中主张，利用日本、朝鲜、越南的汉文史料反观自身，能破解“中国中心主义”迷思。施展将此化为实践：西域商队传播的不只是货物，更有祆教、景教与佛教思想；蒙古西征打开欧亚技术交流通道，火药与印刷术重塑西方文明；而晚明白银资本网络，将中国卷入全球贸易漩涡。中国从未孤立存在，其每一次转型——无论是佛教本土化还是社会主义革命——皆在与世界的碰撞中淬炼成形。

结语

施展的《枢纽：3000年的中国》以惊人的野心重构中国叙事，将三千年历史熔铸为一部“体系史”。其视野之宏阔令人叹服——从欧亚草原的游牧铁骑到印度洋的季风商路，从藏传佛教的政教合一到南洋华人的离散网络，施展以惊人的资料整合能力，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拉铁摩尔的边疆学说、日本东洋史学派的草原研究熔于一炉，构建起兼具地缘政治学、经济学与精神史维度的独特历史哲学。这种跨学科、跨文明的宏大叙事，既超越了许倬云对文化特质的静态分析，也拓展了杉山正明的动态草原视角，更将葛兆光“从周边看中国”的方法论推向了学术实践。

然而，这部试图“一举定鼎”的巨著，亦因体系初创的仓促显露裂痕。其以“超大规模性”统摄三千年历史的解释框架，在微观层面常显力不从心：西南山地各族的差异化生存策略被简化为“缓冲带”功能，明清海洋势力的能动性湮没于“大陆性帝国”的总体论述。更重要的是，过度欧化的学术表达形成了认知屏障——诸如“历史哲学的现象学自觉”“精神实体的辩证运动”等黑格尔式话语，使鲜活的历史经验沦为抽象概念的注脚。这种语言选择，既疏离了中文读者的理解惯性，亦在无意识中复刻了其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话语范式。

更值得深思的是其学术中立与入世功利心之间的冲突。施展在最后疾呼“中国要做新世界的枢纽”，将历史研究直接嫁接于大国崛起战略的论证。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固然为了突破书斋史学的局限，却也导致某种目的论的历史裁剪——例如对清朝“多元帝国治理”的过度褒扬，弱化了殖民扩张中的暴力性；对当代中国“超大规模性优势”的乐观断言，亦未充分回应生态危机与地缘冲突的严峻挑战。当历史哲学被转化为国家叙事的理论基石，其批判性与反思性难免褪色。

《枢纽》如同一座尚未完工的青铜巨鼎：它以磅礴的想象力熔铸了文明基因的多重合金，却在匆忙冷却定型前留下了粗糙的浇铸接口。这部著作的伟大与局限皆源于同一种野心——它既以“从世界看中国”的恢弘视角重绘了文明坐标，又因急于让历史“入世”而弱化了思想的超越性。或许正如施展所言，中国始终在“大陆性”与“海洋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张力中寻找平衡。而这部未完成的体系之书本身，恰恰成为这种精神困境的当代映照：当学者既想照亮历史迷宫的本质，又想成为指引现实航程的灯塔，其手中的火把便不得不在求真与实用间摇曳不定、忽明忽暗。

王红兵（书面分享）

院落里的中国：从《枢纽》看桃李春风的 

文化破局

我既带着地产人的焦虑——我们与绿城合作的海口桃李春风项目，是海南第一个江南中式合院大盘，却在行业寒冬中步履维艰；也带着读书人的欣喜——施展老师的《枢纽》，给了我们破局的智慧钥匙。

第一盏灯：文明在院子里活着

施展老师说，中国超大规模文明能延续三千年，靠的不是钢筋水泥，而是文化认同的韧性，就像书中描述的：“科举让寒门士子跨越山河入朝为官，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从江南蔓延到滇南——这都是文化符号的征服”。

我们桃李春风项目的实践：在海南烈日暴雨下造江南院子，曾被认为“违背气候规律”。但当看到东北业主在合院栽下故乡带来的丁香花，我忽然懂了施展说的“空间可征服，文化可迁移”。

第二盏灯：冲突催生新生

书中精妙之处，是把中国看作“农耕、草原、海洋文明的角力场”：草原骑兵逼迫中原王朝修长城，却意外促成茶叶与战马的贸易；海洋文明冲击传统秩序，却激活了岭南的开放基因。

项目困境的转机：当现代旅居需求冲击传统合院形制，我们没有死守“纯正江南风”：

用火山岩垫高地基防潮，保留白墙黛瓦的魂；

用宽大檐廊替代狭窄游廊，让热带暴雨成为可观赏的“水帘画卷”。这恰似施展说的：“真正的传统，是解决问题的智慧。”

第三盏灯：枢纽在连接中生成

施展预言海南自贸港将是“数字时代的文明玄关”。最启发我的是这句话：“枢纽的价值不在体量，而在降低连接成本。”

我们桃李春风的行动：把总价近千万的合院，通过海南首创的“现房分期支付”拆解：

30%首付签约时付

40%在工匠雕琢月梁斗拱时付

30%交付时结清，让东坡笔下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成为当代人触手可及的生活方式。

1. 深挖文明的根系

不再简单复制马头墙，而要重现院落里的中国精神：

在合院开设“宋式四雅”体验馆，用一杯点茶连接千年风雅；

请黎族绣娘驻场，把黄道婆改良的纺织机放在青砖黛瓦间——让江南与海岛在织机上对话。

2. 编织产业的网络

施展说“枢纽要整合多元体系”，我们正把院子变成资源对接器：

向东连接博鳌乐城：将术后康养客群引入合院禅修空间

向南对接东南亚：在侨商回乡季办“南洋家宴”，用娘惹菜唤醒乡愁

向地下要效益：利用政策允许的地下空间，建造恒温恒湿的沉香窖

3. 升级代建的灵魂

与绿城合作的代建模式，正从“盖房子”转向“传文脉”：

2020年前我们只埋头建造，2022年后已侧重运营、社群，2025年将输出《海南院子营造白皮书》——技术上把火山岩防潮技术、热带版合院模数，变成可复制的文化基因，生活上打造诗意栖居，塑造良序社会。

读《枢纽》最深切的感悟，是施展老师那句：“所有伟大的存在，都是过去与未来的中介。”

桃李春风项目于我们：

不仅是地产项目，更是中华文明在热带岛屿的韧性实验；

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为漂泊的现代人重建精神原乡，是自贸港时代的文化枢纽建设；

当业主在槟榔树下抚琴，在火山岩墙根品鹧鸪茶时——每个瓦当都在重述椽檩衔接的智慧，每个院子都成为文明演进的微缩景观，成了流动的文明枢纽。

这或许就是当代地产人的历史使命。

谢谢各位！期待听到大家的真知灼见。

孙瑜

回应与延伸

有书友提到对施展写作风格的疑问，认为他的论述有时难以理解。这里需要明确一点：《枢纽》不是传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历史哲学作品。施展在序言中强调，他并未提出新的史实，而是试图建立一个框架，将已知的历史事实串联起来，形成新的认知范式。这种研究方法类似于科学领域的“范式转换”——就像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同样的天文数据在不同范式下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施展将中国历史置于“体系史”的框架中，关注中原、草原、高原、海洋等多元体系的互动与互构，而非单一的中原叙事。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看到“何为中国”这一问题的全新答案。  

至于书中某些术语（如“士族”“豪族”“平民”）的争议，我认为不必过度纠结。施展用这些概念指代社会结构的中间层或皇权直达基层的状态，重点在于揭示中国从封建到郡县、从贵族到平民社会的转型逻辑，而非精确界定每个词汇的学术定义。  

有书友提到民族主义视角下的历史解读，比如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屈辱史”叙事。施展的框架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历史是互构的。

1. 从“被动挨打”到“互动改造” 

中国近代的遭遇，固然有外部侵略的残酷性，但同时也是中国突破“内卷锁死”的契机。例如：甲午战争后，清廷才真正意识到“国家”概念（此前南洋、北洋水师甚至分属不同派系）；八国联军侵华后，清廷发现西方列强并非要推翻其统治，而是要求开放贸易，这反而延续了清帝国的存续。施展提醒我们：苦难的价值在于不被浪费。近代中国的苦难催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但也需警惕陷入悲情叙事，忽略中国与世界互构的复杂性。  

2. 民族主义的双刃剑

以德国为例：拿破仑战争后，分散的德意志邦国通过文化符号（如格林童话中的“汉斯”形象）凝聚成统一国家，但极端民族主义最终将其推向纳粹的深渊。今天的全球秩序同样面临民粹主义（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的挑战，而施展呼吁的是一种普遍主义视角，中国在崛起后需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而各个大国也应继续保持全球化的视角，而非退回地缘政治的格子中。  

施展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超大规模性”的双重作用：一是锁死效应，清代封闭经济下，人口过剩导致内卷，抑制技术革命；二是解锁优势，开放后，庞大人口转化为劳动力优势，但需先完成政治整合。中国共产党通过阶级理论（超越民族，团结“被压迫者”）实现了空前的社会动员，为改革开放奠定基础。这种整合使中国能够：集中资源发展工业；通过土改释放土地潜力；建立直达基层的治理体系，为后来的供应链网络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使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体现为：一是专业化与弹性，无数中小企业分工协作，动态重组，形成效率与弹性兼备的网络；二是“溢出”而非“转移”，东南亚的制造业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半成品供给，证明中国优势难以简单替代。  

针对“本书太难读”的反馈，我想分享几点心得： 

1.主动跨越舒适区：读舒适区外的书，如同健身需突破疲劳阈值。施展的理科思维（北航背景）确实增加了阅读难度，但正是这种挑战能拓展认知。  

2.先理解，再批判：批评前需完整把握作者观点。例如，有书友质疑“平民社会”的定义，但若忽略施展的整体框架（皇权－平民直达与财政集权的关系），讨论易流于表面。  

3.多元视角并存：秦晖的截面式研究与施展的体系史范式并无高下之分，如同登山可乘缆车观全景，亦可徒步细察局部。黄仁宇的“大历史”也曾被学界质疑，但时间证明了其价值。  

施展的野心不仅是解释过去，更是为未来秩序提供思考。当今世界面临三重空间的割裂：政治空间（民族国家）、经济空间（全球供应链）、数字空间（元宇宙、区块链）。传统秩序（如WTO、联合国）已难以适配，而中国的超大规模性与历史经验，使其有机会成为新秩序的构建者——但前提是超越民族主义，承担与实力匹配的国际责任。读《枢纽》，不仅是读历史，更是参与一场从历史哲学到人类共同未来的思辨。施展的努力是可贵的，未必能被最终认同，甚至付诸实施，但正如他所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国家和社会需要学者们做出西西弗斯式的努力。

总结

叶向元

今天大家的讨论非常充分！于我来说，本书整体而言是肯定多于批评。《枢纽》就像是一篇很好的论文，把对中国3000年历史的研究做了一个专题，并且用自己的逻辑进行了重新架构，让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在这套理论之下有相应的位置，从这一点而言他做很好。正如部分书友所言，本书文字表达相对拗口、论述“升维”而非“降维”等，这确实是美中不足。如果把本书理解为一个学术研究的结项报告，那可能无所谓，但作为一本商业书来看，其核心目的是要让读者能理解，而不是曲高和寡。不管怎么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知识储备、对同一事情的看法等均有不同的观点，此乃人之常情。

今天也有书友提到了如何阅读的方法，这也是我自参加读书会以来的思考。读一本书，对我有帮助、有提升就够了，在提升之后，能够把这些认知转化为自己的行为和决策，这就更好了。例如，我们今天讨论《枢纽》、讨论中国3000年历史、讨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讨论完之后要干什么？这才是我们每个人应该给自己的一个回答，并且每个人的回答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生。我把阅读当作是和优秀作者的一种对话，去看作者所看到的，然后内化成自己的，这就是我在这本书以及读书会里面最大的收获。我会持续地去践行我的读书方法，也希望大家能有自己的收获，与君共勉！

今天的读书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鸣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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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何声芬

◆文字：林怀宇

◆校对： 陈 瑜

◆美编：郭秀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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