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水流深寄山海
——王峥嵘校友访谈侧记
被采访人：王峥嵘（大理州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复旦大学新闻系87级校友）
采访人：段宇涵（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级博士研究生）
贾玉璇（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级硕士研究生）
王峥嵘校友是复旦大学新闻系87级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云南大理，现任大理州社科联主席，曾在大理州文化局、大理州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大理日报社、大理州文联和文化体育局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和社会经验，回忆起离开复旦园的整整30年光阴，学长用“责任”“三观”和“自由”来总结身上的“复旦烙印”。
“传承的责任亦是时代的责任，需要人才和时间”
谈起印象深刻的三个职业经历，王峥嵘学长最先想到的是在大理州文化局前前后后的13年时光。1991年的中国日新月异，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如火如荼，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渐稳定，谁也不知道即将出台的十年规划对于中国社会将有何种飞跃、对于那一代人又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服从国家的安排，投入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视频连线中王学长把三十年时光的起点一概而过、风轻云淡。
当时国家的就业属于国家的统一分配和双向自由选择阶段，王峥嵘学长回到大理后，利用自身本地人的优势，清楚地定位了工作的方向：“大理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都比较丰富。把大理本地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性发扬光大，进行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谈起以前的工作，王学长的眼中闪着光。据他的回忆，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迎来建州六十周年的时候，大理州文化局承担了新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和对博物馆图书馆这些重新进行的改扩建的艰巨任务，这些重大工程的建设对于未来大理的文化事业发展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唐宋时期一直是云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大理，创造了灿烂的南诏文化和大理国文化。长久以来，从洞经古乐到曲艺经调，从扎染木雕的传统手艺到飞檐翘角的民居，在大理都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这些，都无不有赖于当地文化部门的支持的发展。2010年学长再次回到文化局担任局长，五年后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担任文化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重视，通过加强专项立法保护，制定大理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建立起统一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体系；对四级非遗保护名录、传承人以及传习馆、传习所等项目传习基地进行专项补助，大力鼓励和扶持各类专题博物馆和私人博物馆建设，同时，还加大了人才队伍的培养和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建立专家咨询机制，为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这九年的生涯让他更加意识到：“文化的发展需要时间和人才，不能急功近利，只有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比较好的规划的实施，文化的这些成果才能够逐渐的显示出来。”
“文化的自由亦是奋斗的自由，不分籍贯与过往”
在担任文化局局长前，王峥嵘学长还担任了十个月左右的文联主席，这段经历相较于文化局的十多年时光而言，虽然短暂，但弥足珍贵。在他心中，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个体与大理有容乃大的自由气韵相缠绕，映射出每个在此落脚、扎根、延展的奋斗精神，那是最真实的自由。
自新世纪始，跟随灵魂的自由而定居大理，体验苍山洱海晨昏的四时氤氲和气象万千，成为一批文化人的精神向往。学长回忆道，文联主要负责将书法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作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等艺术协会协调调动起来，而“当时文学艺术界的效益主要靠人才，那时候在大理定居的文化人已经很多了”。面对“当地人”与“外来人”的界限，作为本地人的王峥嵘并不这么看，在文联管理的大理州书法家协会换届时，有个20多岁的优秀的四川籍书法家因为是外地人，被认为不能进入协会里头。但“我定了个调子，不管是不是大理人，只要他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天赋的，就应该进到我们协会里头”。任人唯贤的原则恰恰适应了大理作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古都”的文化氛围，打消了一批批文化青年的后顾之忧，而后来那位书法家不负众望，成为了大理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本地的书法蓬勃发展起来。也正是如此，“好客”一词并没有出现在学长的口中，在他看来，“只有当他们觉得自己在大理是主人而不是外来者的时候，才会更愿意留在这个地方，为生活和梦想奋斗。”
文化发展需要自由环境，个人发展需要自由精神。“实际上好多人对复旦‘自由而无用的灵魂’说法并不十分清楚，我们说的自由是心灵和精神层面的自由。只有精神自由了，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应该争取什么、应该放弃什么。”谈到“自由”这一在许多复旦人的精神标识，王学长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回顾当年物质匮乏的80年代，“我们能够为理想而努力，靠的正是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新闻的三观亦是人生的三观，紧贴社会是不变的道路”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作为科班出身的王学长曾担任大理日报社当副社长，主要负责分管新闻采编业务。2005年，伴随着博客的普及，数字电视、手机媒体、IPTV迅猛发展，网络新闻传播业呈现出的新技术应用不断缩窄着传统报刊行业的生长空间，改革迫在眉睫。他亲自参与报社改版及改革工作，在确定原则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版面内容和功能的划分标准，把四个版扩大到八个版，后四个版主要刊登社会新闻，贴近民众感兴趣的话题和舆论热点。同时，还新建立和恢复、完善了《采访制度》、《策划制度》、《编前会制度》等制度，让稿件采写的方向围绕在群众身边，又在群众中形成舆论引导力。谈到改革成果，王学长很欣慰：“本地的报纸要在本地立足，最根本的在于本地新闻。我们那几年的社会新闻可以说是‘遍地开花’，通过报道社会方方面面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大理日报》在本地的影响力逐渐提升，受到了群众的认可。”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正如王学长所言，“复旦四年的生活，确定了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目前担任州科社联主席的同时，在复旦形成的三观被他带到一个长达近十年的项目——益善基金，这是王峥嵘所在的87级新闻系在班长李同新带领下发起的公益项目，2013年7月，王峥嵘的推荐下，基金会成员在对于下关一中、洱源一中学生情况摸底，对乡村小学实地调研的基础下，初步制定了详细的助学方案，当年就有44名同学志愿加入计划，捐资金额达百万元。后期他们还开展了“薪火计划”“悦读计划”，依靠辅导员制度，通过手机电话、手写书信，与受助学生展开了交流。“四年的时间里我们资助了近200名高中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而且，我们为大理的八个县及陕西人白水县的所有小学建立了图书室，目前，已经投入近二千万的善款。谈起未来的任务，王学长坦言：“未来一段时间最需要最迫切的任务是要把我们的模式能够固定化成为可以复制的经验和做法，并得到更大范围上的推广，让‘团结、服务、牺牲’的复旦精神种子在更大范围、更多地方播撒。”
苍山洱海畔，静水流深，沧笙踏歌。
正如采访的最后，王峥嵘学长寄语当下的年轻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选择的工作务必是自己真心热爱的工作。而做人最根本的前提是有社会责任感，通过自身工作的努力，将学到的东西奉献给社会、为今后社会整体的发展尽一份力，这才是最关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