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恕：求学求真，日进日新

1980年8月，时年34岁的陈伟恕收到了来自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此前在新疆16年“屯垦戍边”的艰苦磨砺中，他早已于基层练就一身好本领，磨砺出昂扬不屈的人格精神。

1979年春，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创建。这给予陈伟恕极强的吸引力，成为他报考研究生的首选目标。同时，他也分别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发来的研究人员聘书。最终，他选择重返家乡上海，在结束了16年的边陲生活和基层银行实践后，他进入复旦校园，向理论与教学进军。

1983年7月，陈伟恕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硕士，后续留校任教10年。“复旦改变我的人生，（我）对母校有一种割舍不下的情愫。”陈伟恕说。

入校后，陈伟恕攻读西方货币银行专业方向。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此专业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硕士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曾任经济学院院长的陈观烈教授。

导师给陈伟恕的第一印象不是他“想象中的严肃高冷”，而是和蔼可亲。当陈伟恕初次到导师家中拜访时，陈观烈教授笑眯眯地对风尘仆仆的陈伟恕打趣道：“你怎么连胡子也没刮呀？”得知陈伟恕离开远在新疆的妻儿、独自来沪求学时，他还特地关心问候，想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这份初印象的温煦和善，使陈伟恕深受触动。

临近毕业时，陈观烈教授因身体原因住院，却依然牵挂着他的毕业论文。陈伟恕始终记得这幅画面：“病床上的陈观烈老师面色潮红，汗珠不停从额头滴下，目光却聚焦在手中捧着的学生论文手稿上。只见他用铅笔对我文稿作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有十几条之多，包括遣词造句都一一斟酌，甚至细到咬文嚼字，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德高自为师，身正崇为范。”这是陈伟恕对恩师的由衷感叹。

在校园内，令陈伟恕难以忘怀的，还有共同求学、奋斗的同侪之情。复旦研究生宿舍四号楼是陈伟恕居住的宿舍。恢复高考招生后，复旦最早招收的两批、近百位文科研究生就集中在此居住。这批人中，走出了各大学、研究所里的著名教授、学术大家。如今，可以排出一个响当当的名单：葛剑雄、周振鹤、李良荣、陈伟恕、程天权、丁学良、秦绍德……

陈伟恕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感受：“当年，这批穷学生把自己嘲作‘老鼠掉进了米缸里’。他们从天南海北的穷乡僻壤来到了著名学府中读研，在书的海洋里遨游，抓住青春的尾巴，抓紧一切时间，在课堂、图书馆、资料室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当时复旦的食堂少，到了饭点，往往要排长队。他们嫌排队费时间，常常等到食堂将要关门时冲进去，拿上饭食匆匆离开。有时，陈伟恕早上买几只馒头，中午在图书馆里倒一杯白开水，对付过去。等到傍晚回到宿舍，常常饿得前胸贴后背。

然而，尽管腹中饥饿，晚上大家总要热情地讨论一天学习所得。更有甚者，舍友间就一个话题各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深夜里，争论声不时响起，其他宿舍有人大吼“别吵了！明天再争论，先睡觉”，引来大家一片哄笑。楼里安静了一阵，新的争论声又猛地响起。这是独属于青年学子的青春之声。

陈伟恕感慨地说：“当年读研究生时，我们都是三十出头的人，青春的最后几年，我们基本上就在图书馆、资料室里度过的。用‘抓紧一切时间’来概括当年读书的情景绝不是夸张之词。”研究生3年时间里，陈伟恕读过多少书已记不清，但对手抄的资料印象很深。单是为了写硕士论文，他就抄了5万字左右的资料和读书笔记。毕业后，陈伟恕留校成为教授西方金融理论的青年教师。十年教学生涯里，他时刻牢记前辈教授的殷切期望，对教学事业从不懈怠，深受学生喜爱。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已席卷全国。上海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同样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陈伟恕回忆：“当时，留校仅1年的我与1977级经济系刚毕业2年的朱民、1979级世界经济系刚毕业1年的王战，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如火如荼，我们想谋划和筹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旨在教研体制外相对灵活地对当时紧迫的城市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如今看来，这项建议不可不谓切中时弊。然而，受时代、历史发展所限，学校层面不免产生疑问：三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能成吗？学校相关部门对此召开了座谈会，讨论气氛热烈，但最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最终无果。

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洪文达教授也参与了这场座谈会，对结果很不满。他拍案而起，坚定地说：“这是中国的大潮，我愿意给青年人站台，我来当主任，你们当副主任。”然而，这项提议最终仍未通过。缺公章、办公用地，还有各项手续都亟待完成。于是，洪文达教授决定直接向时任校党委林克书记汇报。

一周后，在校党委书记林克的家中，洪文达教授和陈伟恕、王战在座，朱民向林克书记作了关于筹建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工作汇报。汇报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在探讨中，烟头已经堆积成小山。最后，林克书记徐缓而坚定地表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复旦也要改革、也要变革。青年们主动关心和参与改革的大事，应该予以大力支持。”

六周后，他们得到了“关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成立的批复”。1984年12月18日，我国第一个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为主题的高校经济研究中心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正式成立。陈伟恕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负责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并迅速成长为国内学术界研究世界经济和金融经济的知名青年学者。

1987年，陈伟恕被破格提拔为世界经济学系副主任。1990年8月，复旦大学决定发展金融学科，他不负众望，主持创办国际金融系并担任系主任。作为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陈伟恕一面从事教学，一面投身于改革开放理论研究。

1984年春，陈伟恕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24条建议，不久后收到加盖公章的回复：“您的建议书已在中央领导同志间传阅，谢谢您的意见”。年中，陈伟恕又接到来自北京的会议通知，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等几家媒体发起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议题的中青年学者理论研讨会。

陈伟恕负责主持第一组综合组的讨论。会议中，西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生张维迎（现为北京大学教授）主张放开价格，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学者田源主张以“调”为主，“调”派与“放”派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陈伟恕在小组讨论基础之上，总结提出了自己对我国物价政策的观点：调放结合，以放为主。这一观点成为会议上报领导的内参主题，是中国物价政策“双轨制”最早的理论依据之一。在这次会议上，陈伟恕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中青年专家教授，还提出了许多可供高层参考的新观点。于1984年9月初召开的这次会议后来被称作“莫干山会议”，已成为民间自发讨论国家大事的开局会议。

会后，时任上海市长汪道涵了解到相关情况，多次找陈伟恕等学者商议上海就业、物价、经济产业等事关上海发展全局的经济问题。陈伟恕回忆：“汪老在那次会后陆续召集我们去谈，除了我，还有孙恒之、陈申申、陈琦伟、朱小华、王战、王新奎等，都成为汪老经常召见的一批青年学者。就这样，我们通过复旦大学的智库型研究中心，通过一系列会议影响，与市委、市政府建立了稳定的联系，又逐步扩大到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甚至全国的范围。” 时至今日，上海市委、市政府与专家教授“议政对话”的良好风气沿袭至今。以陈伟恕为代表的这批青年学者，在上海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惟其真粹，惟其独特。”这是陈伟恕的本色。对这位横跨学界、商界的大家而言，他既是求真务实的耕耘者、奋斗者，又是锐意创新的开拓者、先驱者。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惟“真”人、“新”人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