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岳群：引“数”入“文”，探索实践，谋求经济学科的改革转型

1965年从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十四年的施岳群，每当谈起复旦大学经济学科的发展时，他总会想起1977年时，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讨论。以后经济学科的发展，走上了一条“引数学入文科”（以下简称：引“数”入“文”），探索实践，谋求改革、转型的道路。其情其景，历历在目。

1952年起，我国大学的经济学课程体系设置，全盘照搬了苏联经济学专业的教学模式，课程以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为主，并学习古典经济学、中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等课程，同时取消了经济数学课程。当时经济数量分析的学习，仅仅限于会计学、统计学原理等课程。直到1977年前，我国大学经济学系的学生几乎没有接受过数量分析方面的严格训练。

正是在上述办学背景下，在复旦预科文科班两年学习过程中，经历了偏重于语文、史地和社会科学训练的施岳群，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进入大学以后，看书、听课、记笔记、写文章等比同龄人学习得更顺利一些。

1965年大学毕业后，有幸留校任教。无论在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还是在管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如何寻找到经济学的创新点和发展路径，是他一直留意思考的问题。

“但这个问题在我大学毕业后十年里，并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施岳群说，“我还发觉，想要持续提升教学和研究的深度，总好像存在着隐形的‘软肋’和‘瓶颈’，难以前行。”

1975年苏联经济学家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关部门要求院系里同事们介绍其人其事，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没听说过康托罗维奇，这位苏联经济学家获得诺奖了，我们竟然一无所知。”施岳群既十分沮丧、又十分错愕地说回忆道。

正当我们“无从下手”地寻找康托罗维奇资料的时候，数学系谷超豪教授一语道醒。他介绍道，康托罗维奇是一位学术造诣极高的经济数学家，早在1939年就出版了《生产组织与计划的数学方法》的经济数学著作，他一身致力于线性规划的研究、推广和应用，探讨了怎样最优地利用各种有限资源和编制国民经济最优计划等问题，在数学和经济学研究及应用工作方面皆有突出的贡献。

“康托罗维奇”之问，让施岳群惊醒，自己专门从事了数年的苏联经济学研究工作，但却从未了解过如此一位卓有贡献的苏联经济学家。“这件事，令我羞愧难言！”施岳群心痛不已。

他在工作中愈发感觉到，盲区的存在，或许是传统方法和固有观念上出现了问题。在查阅苏联经济文献资料的时候，他发现，难以完全读懂苏联经济学文章的真正原因，不是俄语水平不够，而是对经济问题分析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数学模型陌生。

还好，在复旦预科文科班两年学习过程中，施岳群不仅较好地接受了文科素养训练，也没有放弃数理知识的学习。他还经常翻阅《大众科学》等科普书刊，涉猎理科知识。

特别是，当时他争取到了班里只有3个名额可以参加的“复旦大学无线电报务运动员训练班”，班主任老师给予了他热烈的支持。在将近两年课余时间里，施岳群学习到了不少无线电、通信和军事方面的知识，最后还成了该国防运动项目的二级运动员。在大学五年里，施岳群又尽量多听校园里的科普讲座，“虽然有些内容有些似懂非懂，但是报告者的渊博的知识面，科学的视野，研究的方法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拨乱反正的1977年，讨论经济学本科专业教学方案中课程设置时，有一位老师说，1952年前，经济学系的学生是要学习数学的。也有老师指出，经济工作越做越细，不仅要有定性分析，而且要有定量分析，数学还是要学习的。

回忆起上述讨论，施岳群说：“或许因为我有过被数学‘将军’的挫折，又或许因为我还有一些数理基础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就欣然吸收了开设数学课程的意见。”

之后，施岳群参与制定了1977和1978级经济学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增设了高等数学课程。这两届同学，是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进入了大学，迎接他们的培养方案已经开始有了变革。

当时我国经济学的观点论证非常考验言语推演和逻辑描述，业内学术交流讨论往往会以新闻文章和论坛辩论的方式开展，施岳群遗憾地说：“正是由于缺少了长期的数学训练，经济学者们的数理素养和敏感度都不太强。”

“所以之后，我和一批教授和学者们就开始呼吁经济学数理化的重要性，希望在本科阶段重新开设数学基础课，拾起经济学所必需的理科素养。”施岳群说，“当然一开始，也有一些老师持不同意见，但凡事需要沟通嘛，国外经济学者能做到的，中国经济学者也肯定能做到。”

1978年迎来改革开放春风，新一代大学生重新入学，一切有了很大转机。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中外密切地往来交流，中国经济学课程体系开始“打开门来搞建设”，培养计划也迎来转型浪潮。

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志记载，当时经济学系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及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对过去一个相当长时期基本上不变的教学计划适时作了重大改革。

“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又要注意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既要加强基础经济学理论，又要掌握应用经济学知识；既要发挥定性分析的优势，又要学会定量分析的方法；既要改革教材与课堂教学，又要进行校外实习与社会经济调查的原则精神。”四组“既要、又要”打开了经济学转型之门。

“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本科生重新要开始学微积分，之后又要学概率论等课程，”施岳群开了个玩笑，“微积分可真难啊，教授们上数学课的时候，我经常坐在最后一排来旁听，抓头挠耳听不懂那是常有之事。”

按照施岳群的话来讲，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学生，不仅要对政治经济学烂熟于心，也要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了如指掌。“什么是边际效应？什么是乘数效应？税收效果如何准确地衡量？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极为关键，想要对中国经济本身了解认识得更清楚，就得用好数学这个工具。”施岳群语重心长地说。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当时打响了全国高校的第一炮。“高考文理兼招，必修数理课程，，国际化课程教学培养，与当代实际问题相结合的专题课等等”都是出现在20世纪最后二十年新变化。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毕业生中，现已有近二十位海外顶尖大学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取得了教职，且不少是终身教授的职称。”施岳群说，“这说明我们当时所坚定的引‘数’入‘文’的措施，是卓有成效的，我也为他们感到骄傲。”

施岳群说，“我始终记得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他在回忆录里也写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需求的变化，生产知识人的知识结构需要不断调整、更新，才具有应对新挑战的后劲。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出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融合的趋势，进入21世纪，这样的未来趋势有增无减”。

而经济学院一路创新的脚步定然新世纪之初愈发有力。世纪之交时，经济学院继续坚定“比较分析、实事求是、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培养深刻思考意识。2006年，经济学院独创了经济学数理经济方向，次年数理经济方向就成为了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并在之后获得了上海市教学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学科交叉的新尝试，进一步融合了数学活力和经济学魅力。

探索实践，是施岳群一生所恪守的四字箴言。从1960年到新世纪，施岳群始终与中国经济同行，他一代的经济学者身上凝结着中国发展的缩影。回望在校经历，施岳群说，“我很荣幸，我当时能够和学院里的一批中国最具远见同仁学者们一起，致力于‘引数入文’的新转型。”转型之后，经济学院的“发展引擎”已经燃起，施岳群期待，未来的学科建设能永葆创新活力，助力时代大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