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伯成：做一生“求学”与“耕耘”的复旦人

1956年，21岁的尹伯成考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这是他“初进复旦”。五年后本科毕业，分配到苏州丝绸工业学院任教。一年后学院调整下马，他调到苏州市五中。1963年春，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尹伯成一考不中，次年再考，终于进了复旦，师从吴斐丹教授读经济学说史专业研究生。这是他“二进复旦”；后来，因“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尹伯成重回苏州市五中工作。1978年春，研究生制度再次恢复，尹伯成的老同学洪远朋、周建平给他“通风报信”，时任系主任的张薰华教授也鼎力支持，已经虚年龄43的尹伯成因此“三进复旦”，再次回到经济系学习，攻读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研究生。

1980年，尹伯成研究生提前毕业，正式留在复旦经济系任教。作为“文革”后全国第一个毕业的研究生，这一消息还登上了当时的《解放日报》《文汇报》。“从此后，我再没有离开过复旦。”尹伯成说。

1985年，尹伯成任副教授，同年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成立博士点，开始招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方向的博士生。1991年，为适应教学和科研发展的需要，经济学院对教学和科研机构做了进一步的调整，尹伯成担任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93年起，他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指导方向为外国经济思想史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同年5月，任经济系系主任。

无论在当初经济学系还是后来的经济学院，尹伯成始终坚持“求学”和“耕耘”。在复旦经济学院读书与工作期间，复旦的老教授们为人处世、治学教学的谦逊和认真深深影响了他。他记得，经济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蒋学模教授指导他修改文章时叮嘱他，写文章要深入浅出，不懂的东西千万不要写，自己弄懂的东西也要用别人能看得懂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我一直记得蒋老师的话。”尹伯成在之后编写教材以及给学生上课时，都要求先自己理解，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我达不到这些老先生们的高度。”尹伯成诚恳地说，“我学问没有他们高，做人也够不上他们那样的高风亮节，但我始终想以他们为榜样，向他们学习。”有一次，杨福家校长要他代表博士生老师讲几句话。讲了后杨校长说，“刚才尹老师说做人做事做学问首先是做人这句话很对”。

尹伯成将精力倾注在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教学工作上，出版了《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西方经济学说史》等教材，其中《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两本书，被国内许多高校财经管理类专业师生所欢迎，广为流传，每年发行数万册，从而为我国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做出了一定贡献。

他也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早在1985年，尹伯成与人一起公开著文提出应率先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市场（见《复旦学报》1985年第2期上《我国现阶段建立证券交易所问题初探》），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港报也及时加以报道。后来，他又在肯定股市作用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投机，多次发文揭示过度投机的危害，主张监管和规范市场。

“我记得当时经常在尹老师的家里讨论学术问题，尹老师谈起学术问题时严肃认真。但在学术问题之余，又非常开朗健谈，跟学生打成一片。”尹伯成的学生、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康宁回忆道。学生眼里的尹教授待人真诚、做事认真。“我做事情喜欢一步一个脚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与尹伯成老师交谈，能够感受到先生身上几十年如一日的严谨，有自己的态度和坚持。”

1994年，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成立，尹伯成担任该研究中心的首任主任，虽非他主业，也是心血不减，撰写了大量研究房地产经济的文章，指出我国楼市目前供给计划性和需求市场性的严重不对称，提出需建立长效机制、减少反反复复的临时调控。“我一直是坚决反对炒房的！”谈及国家社会的发展，尹伯成不自觉又带上了那股年轻人的冲劲儿。

2001年，尹伯成正式退休，但学院返聘他继续工作，直到2008年最后一批博士生毕业为止。

退休后，尹伯成继续在教学岗位上发挥余热多年，在其他岗位也没有完全停止工作。他继续担任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多次参加研究会的年会，并到一些高校进行学术交流，做学术报告，并继续从事科研活动，包括完成一些课题，编写出版教材，发表一些论文等。2005年他步入70高龄后，修改出版的教材和著作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简明教程》第六、七、八、九、十版，《现代西方经济学习题指南》第六、七、八、九、十版，《西方经济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第一、二、三版，《西方经济学说史简明教程》（科学出版社）第一、二版等。此外，他还担任《辞海》第五、六版的外国经济学说史部分的分科主编。